对电影《白鹿原》剧本改编的探讨

许海潮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1)

长篇小说《白鹿原》自从1993年发表以来，就引起广泛关注。这部小说将民族史和家族史融为一体，小说中人物形象复杂，历史感厚重，在同类作品中别具一格，成为当代文学中的杰出代表。自小说《白鹿原》被改编成秦腔、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之后，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呼声日益强烈。[1]电影《白鹿原》已经公映了一段时间，但对于其展开的讨论却并未停歇，褒贬不一下足见小说《白鹿原》的巨大影响力。《白鹿原》电影剧本的改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部巨著中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因此，对小说《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剧本进行思考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对于挖掘《白鹿原》深刻内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素材取舍

电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全景式故事，《白鹿原》中的素材量是巨大的，依靠电影来进行全部表达是不能实现的。[3]因此，对于素材的取舍就是《白鹿原》电影剧本的改编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素材的选取上本着“取精华，去糟粕”的原则，尽可能地保留有代表性、典型的材料，并服从于电影文学的需要。同时，材料还需具有直观性，是可以拍摄的。电影作为一种视觉媒体，对于色彩基调的确立十分重要。在传统思维中，对于农村题材的把握通常运用黄色基调，从而给人一种质朴、厚重之感。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中对于红色的运用则极具突破性，一下子将狂野、跳动的氛围射入观众的心里。小说《白鹿原》有“民族秘史”之称呼，[4]着眼于其故事性质，是沉重而严肃的，因此在视觉表现上考虑更多采用以蓝、黑、青为主的冷色调。小说《白鹿原》中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旧社会的农村，那时黑暗势力彼此勾结，穷苦人民的生活是十分艰辛的，如同《故乡》中描写的中年闰土那样，麻木、辛苦地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中闪亮色彩的出现是十分有限的，诸如偶然一些喜庆事情的发生，也是在乐境中对于哀情的进一步凸显。

二 人物选取

小说《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剧本的过程中，对于人物的选取十分重要。鹿子霖、白嘉轩是白鹿村的人物代表，能否成功塑造他们应是《白鹿原》电影剧本成败的关键，且应更加留意在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女性。

田小娥是小说《白鹿原》中所刻画的重要人物，她一方面积极参与农民协会，一方面又相约帮凶，一时勇敢炽热地追求爱情，一时又甘于堕落任人宰割。在田小娥的身上集合了决绝与温顺、邪恶与善良、淫荡与纯情、复仇与隐忍、懦弱与狂野等诸多矛盾，这些因素共同构成她复杂的性格特点。由此对于田小娥角色的刻画将直接关系到《白鹿原》电影剧本所具备的审美价值。[5]电影剧本中对于田小娥角色的处理，应力求多侧面、多角度、全方面，在浓墨重彩中对原著本意进行准确、如实地表达。

小说《白鹿原》中的“黑娃”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出于对剧情连贯紧凑的考虑可将其删除，虽然黑娃有着飘摇动荡、起伏坎坷的经历，最后也认祖归宗，但他的故事脉络和性格发展规律十分密切，散落于整篇小说中，相比于白鹿原上的斗争，黑娃就显得十分渺小。对于黑娃的描写，陈忠实先生精心策划、煞费苦心，其就像人类的血管一样，在小说中的存在十分关键。最后，黑娃浪子回头、迷途知返，能够受到人们的同情，但出于对电影矛盾集中要求的考虑，白孝文相较黑娃更具典型，[6]从性质上来讲，两者存在一定的重复性，故可将黑娃这一人物删除。这样，许多盘根错节的故事、情节就省去了，田小娥人物的命运、故事更具合理性，且能够对白、鹿两个家族的争斗及白鹿原上各色的斗争、拆毁、建设、运动作更为深刻的表现。

三 叙述角度

小说《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剧本，其叙事角度也最好由第一人称来替代自己，从而使观众所看到的、接受到的均来自于“我”的讲述。由此，不但完成了巧妙的时空转换，又可以用回忆来贯穿整部电影。第一人称的“我”可以是白氏家族一个不重要的远房亲戚，也可是朱先生的门生，观众通过“我”的记忆来对上半个世纪的中原大变革进行追忆。这样的叙事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或避免了电影剧本改编中文本同原著的较大差距，因为“我”是具有感情色彩的个人，具有局限性，在先入为主的影响下，将现场直播的形式变为回忆录，且通过小人物的回忆，可以将许多无畏争执省去，让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剧本对于人物的塑造上面。

同时，对于《白鹿原》电影剧本的改编，还必须面对特定群体受众，其接受对象是特定的，而不应成为所谓的“人民的”文学或电影。此外，在色彩方面，可对张艺谋所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加以借鉴，[7]回忆用彩色，现实用黑白。故事的讲述时由画外音来完成，往事回忆已经尘封了许多，情绪是沉重的，且白鹿精灵的化身也已不在，故可用黑白色来营造一个深沉、凝重、伤感、肃穆的情感基调。电影剧本的主体是回忆部分，所展现的许多事情中有饱含热情、催人奋进，这时就可用彩色来对气氛进行调节，避免过于沉闷。假如整部电影被苦闷、悲哀的氛围所贯穿，将会多么地压抑。此时，讲故事的“我”已经是一位老年人了，回忆中的“我”正当风华，充满着希望和活力，恰如象征着白、鹿两家的兴盛与没落。通常情况下，观众对于一部电影的第一印象是以视觉为基点的，他们凭借感官来对电影作出评价。故在进行《白鹿原》电影剧本的改编过程中，对于观众视觉印象的把握一定要给予足够的关注。[8]

四 道具选取

对于道具的选取是电影剧本改编中的细节体现，如《我的父亲母亲》中的路、发卡、青花碗等。[9]而在《白鹿原》中，比较有象征性的道具主要是百灵银元、祠堂、白嘉轩祖传的水烟袋等，应给予这些道具准确把握。每一个道具都关系着一种情绪，一个故事，有其特定含义，在电影中对于其的表现不能用平常手法，而是通过镜头特写来给予多次展示。这样，就使得观众将事物同特定的故事、人物联系在一起，成为一条线索或一个标志。家族聚集的场所是祠堂，是乡情和威严的象征，更是习俗中权利和压迫的标志；银元见证了爱情的同时，也是对于政治道路的选择；而水烟袋是对于家风的外化，承载着家长的责任和形象，更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五 核心内涵

电影《白鹿原》自2012年9月15日全国公映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不论是最初对于小说的删节，还是其荧幕重生，《白鹿原》一直与争议同在。[10]当然，对于原著改编的说法各执一词，但是能够从最初的禁止到最终搬上大荧幕，说明了中国电影人的执着与努力。对于小说《白鹿原》的电影剧本改编，不论其着眼点在哪，必须对其核心内涵加以体现。

首先，小说《白鹿原》对于民国初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段时期的历史进行了描述，其中有民族的历史，也有一个家族的发展历史，陈忠实用白鹿原作为主要描写的对象，对于这段时期的各种政治事件进行了展示。白鹿原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在历次革命之后，并未得到太平和安定，而是斗争与杀戮。辛亥革命是白鹿原上的第一场革命。革命中，白鹿原的很多东西被掠夺了，到处都是耻辱和血腥，到处都是被打破的平衡和纯真，整个白鹿原原来的生活被搅乱了，为上演“风搅雪”埋下了伏笔。国民革命是白鹿原上的第二次革命，在“风搅雪”思想的鼓动下，围祠堂等一些所谓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而留给白鹿原的则是铡、砸、搅。之后，国共反目，“耍猴”取代了“风搅雪”，农协骨干贺老大被当作猴耍，在吊敦之后，成了肉泥。此时的白鹿原成为了烙肉饼的“鏊子”，而这鏊子的伙计则更野蛮、更狂放、更残忍、更新颖，这些残酷的争夺后留给白鹿原的则是赤裸裸的野蛮。抗日战争是白鹿原上的第三次革命，以朱先生为抗日代表的白鹿原人，一改漠然态度，以“白鹿精魂”四字的书写为象征，代表着白鹿原人抗战态度的转变。而抗日战争后内战的越演越烈，带给朱先生的是精神崩溃与生命终结，漠视争斗、学识渊博的朱先生在残酷的战争中命运被吞噬。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革命的口号仍在继续，且更加猛烈，就连朱先生的坟墓也被挖开。革命是小说《白鹿原》中人物活动的舞台，许多历史的嬗变和坚持都是以此为背景的。如若在电影剧本改编中忽视了这一人物根基，两代人精神与心理的波折便无所凭依，《白鹿原》的“史诗性质”也将丧失。

其次，起初的白鹿原人因受儒家文化、乡约条文的影响，在耕读传家的警示内生活得较为稳定，偶然发生冲突时，也仅是家庭内部狡黠、狭隘心理的表露，同流血冲突有着很大的差异，随着一系列变化的发生，白鹿原上土生土长的人，例如鹿兆鹏、卢兆海、贺老大、黑娃等都变成了革命者，而且因为各自的信仰，加入了不同的革命阵营。且从他们革命的方式与动机来看，并没有明确的革命理想和成熟的革命思想，或为追赶潮流，或为一己私欲，或出于狭隘的心理。白鹿原上，在无序紊乱的变幻中，一些人扭曲了本性，不断陷入人生误区，一些人被畸态历史愚弄，懵懂中付出了生命。如将《红岩》中英雄的死看作是雄壮美的话，《白鹿原》中英雄的死则具备明显的黑色幽默，他们是“窝里斗”的牺牲品，不但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怜悯，且被认为是白鹿原的灾祸。白鹿原上的人们是饱受着身心的折磨与煎熬的，革命者的死虽然是悲哀、凄凉的，但却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安乐，反而成为了无期煎熬的始作俑者。当革命者踏入白鹿原后，白鹿原一下成为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社会与家族及家族间矛盾的中心，由此可以看出，革命者将革命从外部引入白鹿原是一切变化的诱因。因此，在《白鹿原》电影剧本中必须注重对其加以表现，否则便丧失了矛盾产生的动因，从而使得电影死气沉沉。

最后，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嘉轩无疑是传统文化的脊梁，他学为好人、顺时利世、以德报怨、以正祛邪等，在道德、人格、伦理、文化上为世人所深层思考。而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正值中国新旧民主革命时期，白嘉轩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价值需要为时代所革除，在革除与价值的对比之下，孰是孰非，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同时，小说《白鹿原》中对于性有着深刻的描写，然而在“万恶淫为首”的观念下，悲剧色彩就呈现出来。白嘉轩一生有七房太太，他将他们视作性发泄的对象，是展现男人雄起与血腥的工具。《白鹿原》对田小娥形象的刻画是对“性是革命原动力”的有力说明，在性爱驱使下，田小娥、黑娃为追求生存，选择了革命，而田小娥在失去黑娃保护后，便在肉体上、人格上、政治上备受蹂躏和惩罚，鹿子霖、白孝文均在她身上寻求需要。在复杂的政治势力斗争中，田小娥、孝文媳、狗蛋等注定难逃品德命运。对于性的描写，在《白鹿原》中有着相当大的篇幅，是该部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陈忠实通过对“性”强劲、深入地描写，使其具备了深层的内涵，并赋予了性新的意义，进而总结出一切矛盾变化的原动力就是性。因此，在《白鹿原》电影剧本改编中，十分注重对性的把握，使其成为对《白鹿原》深刻内涵的重要表现形式。

六 结语

通过上述内容的论述，笔者就小说《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剧本提出了相应的看法，其目的并不在于同电影《白鹿原》发生共鸣或冲突，而是在《白鹿原》电影剧本改编的思考中重新审视小说《白鹿原》带给我们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从而对《白鹿原》有一个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

[1]李清霞.《白鹿原》影视改编的瓶颈[J].文学自由谈，2011(11).

[2]许元.《白鹿原》四人谈[J].新作评议，2012(8).

[3]张晋辉.小说《白鹿原》改变为电影的设想[J].西部时报，2004(7).

[4]罗屿.《白鹿原》秘史：从小说到电影[J].文化，2012(9).

[5]胡军.《白鹿原》电影改编受关注[J].文艺报，2007(8).

[6]申霞艳.《白鹿原》：从小说到电影的途中[J].文化周刊.热风，2012(10).

[7]李雷.电影《白鹿原》上映引各界争议[J].文化新闻，2012(9).

[8]沈洪.难产14年，电影《白鹿原》不能承受之重[J].西部时报，2007(9).

[9]王文革.电影《白鹿原》的两个缺憾[J].文艺评论，2012(10).

[10]李雪萌.白鹿原欲说还休的中国电影坐标[J].聚焦，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