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9
卢文忠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科学——认识已有的世界,技术——创造将要出现的世界。科学是人的潜在的本质,技术是人的现实的本质。”[1]科学技术既是源自于又是推动着人类改造生存环境和满足发展需要的“知识—工具”体系,文明时代的跃迁总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时至当下,科技革命已历经了从蒸汽、电力、电子、信息到人工智能的五大革命的发展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科技革命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强推进器。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2]科技革命促发了现代社会的风险并对全球构成威胁,风险社会成为科技时代的“文明火山”。因此,分析和审视科技革命与风险社会的关系,寻求和实施促进科技进步和规避全球风险的革新路径,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公共利益具有重要价值。
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总体构成,“科学革命指的是正在成长的新科学传统(科学的基本思想与观念、科学的社会建制、科学活动的方式及方法、科学的规范及标准等)取代旧科学传统的活动或过程。这种传统的变换,意味着人类认识的飞跃。技术革命指的是正在成长中的新技术系统(技术的理论基础、技术的结构、技术活动的方式及方法、技术的规范及标准)取代旧技术传统的活动或过程。这种技术传统的变换,意味着人类实践手段或方式的飞跃。”[3]在实用意义上,科技革命就是技术革命。科技革命的实质是人类文明进步中的认识传统与实践传统的转换。
科技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和实践能力,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技术、核能技术、空间技术等的开发和应用,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类进步的自信,日益造就和强化了以资本和理性为核心范畴的现代性逻辑。“在风险和风险感知(难以局部化)的早期阶段,它们是一种控制着现代性的控制逻辑的‘未预料后果’。”[4]现代性逻辑是资本逻辑和理性逻辑的有机统一,资本逻辑就是实现财富增值最大化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模式,理性逻辑就是建构人类主体中心化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模式。一方面,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商品化在一切领域中扩张渗透,人类对财富的狂热欲求和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一系列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给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全球风险,另一方面,在理性逻辑主导下,主体性成为世界万物的价值标准,自然界沦为人类宰制的客体对象,人类能凭借自身的目的和工具体系改造自然满足需要,主体活动的无限扩张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平衡,酿成了种种环境灾害。因此,现代性逻辑的实质就是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化时代下人类遵循资本逻辑与理性逻辑进行生产、消费和生活的观念——实践体系。科学技术、科技革命作为现代社会的结构要素和内生动力,正是现代性逻辑的一种具体实现形态,促发了全球化进程中现代社会的风险,“风险社会首先是令人不快的,它否定了‘工业化’、‘现代化’、‘现代性’一贯的单纯美好。核裂变的放射性污染、空气和水的毒化、森林的消失等工业化的‘副作用’正带给人类不可预料的可怕性后果。”[5]因此,在现代性逻辑主导下,科技革命成为风险社会的建构机制。
“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大量潜在的风险。现代风险的许多新特点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6]可见,科技革命成为风险社会得以形成的重要推动因素,加速了人类走进全球风险社会。“所谓全球风险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发展阶段或社会发展状态,在这样的阶段上,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各种全球性风险和危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根本性的严重威胁。”[7]科技革命实现了人类在地理空间和实践深度上的无限发展,也正如此导致了种种发展困境。恩格斯曾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8]科技革命的发展困境表现为现代社会陷入风险和危机,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日益危机化的生存与发展状态。
风险就是潜在的危害和未来的危机,在科技革命推动下形成的风险社会,其所导致的发展困境就在于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潜在威胁和未来危害。风险社会的风险结构主要是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精神风险和生态风险,其中,经济风险是指对某一地域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所构成的威胁;社会风险和精神风险是风险社会在社会层面和人本层面上的表现,“在社会层面上,它表现为技术统治、技术官僚、技术专制、技术殖民以及贫穷和饥饿、道德失范、文化贫困等。在人本层面上,它表现为个人越来越不自由、个体人格趋于分裂、本能被压抑、心灵世界空虚、生活无目标、无意义等。”[9]生态风险就是科技革命对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生存空间的破环性影响。对此,必须通过有效的革新路径来应对科技革命所促发的风险社会问题。
科技革命所促发的风险社会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说,如何规避科技革命的风险、化解风险社会的危害、推动科技社会的进步从而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公共利益,是现代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严峻挑战和重要议题。对此,法国学者卡特琳娜·布雷希涅克对一百多年来人类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和社会风险进行了反思和批判:“长期以来,科学传递着进步的实证观念。……技术凝结了普遍的不安情绪。……没有经过长期测试的技术注定会引起恐惧。恐惧一旦成为集体的恐惧,就会被那些准备利用它的人所操纵。今天的转基因产品(OGM),移动电话,纳米技术还有其他一些现在或将来的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担忧,就是这种情况。”[10]她既肯定了当代技术革命对社会进步的积极贡献,也承认了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和人文危机。但是,她实质上对技术革命持乐观、信任的理性态度,从“顺应时间”的立场出发,认为源于科技革命的人文危机和价值困境最终通过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和创新得以克服。事实上,以乐观主义的科技观看待风险社会,致力于运用科学技术来解决科技风险不失为应对科技革命的风险社会难题的合理选择。而最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组织像它们生产产品和服务一样生产风险,风险联系成为公共关系的优先权。风险社会的概念不仅使风险生产也使个人在社会中的重新配置成为必要”,[11]风险社会是全球化的共同困境和全社会的普遍危机,有赖于全员参与、全面改革的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公共权力部门整合全社会力量,管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12]从根本意义上说,公共治理是公共利益的公共实践过程,是应对科技社会各种风险的多元化、全方位的改革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公共治理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目标,通过反思和重建现代性逻辑,在全球范围内政府、企业、社团和公民个人等共同参与,改革科技社会的传统观念、制度和实践,推进科技革命的资本逻辑与理性逻辑向“反思现代性”转型,构建生态逻辑与人文逻辑主导和优化资本逻辑与理性逻辑的社会发展模式,建立新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加强科技管理和风险管理,从而消除科技革命由以造就风险社会以及发展困境的现实根源,引导科技革命朝着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实现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在中国,面对风险社会的来临,“我们应从和谐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和推进各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和政策创新”。[13]通过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公共治理,化解科技革命带来的各种风险。因此,公共治理是应对科技革命时代下的风险社会的重要革新路径。
科技革命加速了风险社会的到来,现代社会陷入了从过去的利益分配、好处分享到现今的风险分配、坏事分担演变的发展悖论和技术困境,“摆脱技术困境的出路,既在于新型社会制度的确立与人性的升华,也在于技术形态的重塑与完善”。[14]对此,只有实践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多元化、全方位的公共治理,尤其是在高技术和生物工程的新时代对科技革命和风险社会更需予以长效控制,“控制的未来是:伙伴关系,协同控制,人机混合控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创造者必须和他的创造物一起共享控制权,而且要同呼吸共命运。”[15]而且,在反思、批判和改革现代性逻辑的基础上,重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科技社会,运用科技革命的成果来促进风险社会转向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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