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两大挑战及对策探析

王晓翔

(辽宁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媒体揭露的公然失德现象在社会各个阶层频繁发生，道德社会似乎与我们渐行渐远，道德滑坡成为我们不愿承认但又无法回避的现实话题。纵观现实社会，人们对损人利己等丑恶现象习以为常，理应是社会常态的惩恶扬善却被媒体当作新闻长篇报道，逆淘汰在一些地方或领域似乎已成为现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已刻不容缓。

一 中国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两大挑战

物质生活资料相对丰富的现代社会，社会道德较之过去甚为不堪，似乎让人无法理解，对于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学界一直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主要面临以下两大挑战。

1.传统道德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

关于道德是否有固定标准的问题，历史上有过许多探索与研究，法国唯物主义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然属性，是一切道德的根源；而理性主义则认为，道德应该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不是人类精神的他律，善良意志即理性，既是道德的来源，也是评价道德的依据。他们都没有把人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只看到了人化自然，而忽视了自然人化。因此，他们企图找出一种适应一切历史条件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即道德标准，也注定走上一条没有结果的探索征途。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把人类道德置于社会物质生活基础上，科学地阐明道德的起源、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指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伦理观念。”[2]人们的道德准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是现实社会经济环境的反映，不存在所谓永恒的道德。

中国传统道德与革命道德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如此困境，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处新时期产生的新情况是分不开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外交流愈发频繁，各种良莠不齐的社会思潮纷纷涌入，各种思想文化交流碰撞，对传统文化及人们的思想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的价值选择、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多样性、多元化趋势日渐明显，人们对于这些在学术界尚存争议的思潮了解明显不足，缺乏必要的识别和自我保护能力，很容易被这些错误思想所同化。更严重的是，在当前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一种无原则的“庸俗宽容论”，一些明显错误甚至无视道德底线的思想得以自由传播，一些持有错误观点的所谓的学者在政治地位和社会评价中反而处于优势地位，他们的错误思想极易影响群众，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请回了资本，提升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但也使人们昔日坚守的理想受到冲击，物质化和世俗化倾向突显。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在以利益至上观念为代表的社会商业化背景下，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扭曲复杂，舍己为人者少了、损人利己者多了，我们熟知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由于脱离人的基本发展需要而成为历史，老一辈革命家流传下来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等革命道德由于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情况而遭到冷遇，“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逐渐盛行。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许多经济社会问题难以避免，如城乡二元结构未能改变、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没有扭转，就业和社会保障仍不完善，官员腐败问题依然突出。种种问题使得一部分人对坚守传统道德的意义产生怀疑，盲目的攀比与嫉妒心理使得其道德底线逐渐模糊，为追求私利不择手段。

2.作为人们行为约束之一的信仰普遍迷失。

西方社会将上帝作为全知全能的裁决者，即使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使上帝走下神坛，原本信仰的狂热浪潮被洗涤，但其仍然以一种文化和伦理概念的形式延续下来，作为道德行为约束对人们进行感化教育。如今西方社会，基督教作为绝大多数家庭最基本的教育，将向善感恩观念完美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小到家人饭前祈祷，大到总统宣誓就职，宗教精神与世俗生活完美融合，使整个社会大环境积极向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所有人。

反观中国古人，诸多宗教信仰使我们感到迷惑，他们似乎什么都能信，可仔细看下去，似乎什么都不信。但如果再深思的话，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其实都信着上天吗？中国礼教社会以上天作为心灵庇护寄托之所，将道德约束凝结为天道，作为人世之地、人心之底，作为上天造人本就许下的义务，严格遵守。“人在做，天在看”，凡是违背这种约束者不仅受到自身良心的谴责，而且被视为大逆不道不被社会所容。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的发展与知识的普及使得原本占据心灵统治地位的漫天神灵纷纷落马，人们发现天道并非无所不能，并不会施加任何惩罚。同时，社会物质化、思想多元化削弱了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呼吁仁义道德的孔孟文化并不能带来实际好处，当一部分人发现面厚心黑能获取更多利益时，社会道德标准无形中已发生了改变，如果这种思想得不到及时遏制，当这种意识深入大多数社会成员内心，逆淘汰趋势将难以避免，守德者被视为古板遭到社会排斥，中庸思想及残酷现实使传统美德在国人观念中陷入尴尬便不难理解了。

二 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对策

分析原因旨在探求转变之法。回归原初人性纯良社会何其艰难，但要扭转不利局面，营造更为良好的社会氛围，总体来说，要从两大方面着手。

1.晓之以义、动之以利。

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是不存在的，社会商业化背景下底线道德得不到普遍遵守的根本原因便是个体对利益的无限追求。如同古代士大夫阶层倡导的大义根本无法为百姓所理解一般，妄图依靠空洞地呼吁标榜美德来转变人们思想及行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严刑峻法等强制性措施或许会起到一时作用，但仅仅治标不治本，正如马克思精辟地引用邓宁的著名论述：“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

社会发展至今，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基雅维利的人性观即承认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动力是有预见性的。“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在道德问题上，还是在认识问题上，都是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公共利益支配着各个国家的判断。”[4]利益已经成为政治理论的基础性概念，不仅西方学者如此认为，我国在当今市场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同样如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改善社会道德，或者说，如何来遏制或引导这种追求私利的无尽欲望？在这里，一个亘古的经典命题出现了，这便是用利益制衡利益的原则，确切地说，是用作为某些特殊欲望代表的利益来制衡其他有害欲望的原则。

早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这种思想就得到明确表述：“幸运的是，人们处于这样的情境之中：虽然人们的欲望可能会促使其做坏人，但是其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5]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通过对人类同情心本性与市场经济的考察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观点，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不懂得利己的人是罕见且不受欢迎的；而人又是有同情心的，周围人的痛苦与快乐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自己。这样，一个自私的人就会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方法来谋求个人幸福最大化。《国富论》论社会分工原由时提到：“但是人总是需要其他同胞的帮助，而单凭别人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帮助的。如果激发别人的自利之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他才有可能如愿以偿。”[6]当代经济学家如加里·贝克尔等之所以认为利他主义的行为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它提高了每个人的自身利益；由于同情他者，利他主义者获得自身福利的个人财富。

可以看出，要想改变人们对某些利益的追求，在倡导大义的同时，必须从利益本身着手。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及行为，改善社会道德环境，必须首先跳出仅仅依靠说教宣传的旧式思维模式，道德不再仅仅是思想层面的东西，而利益显然也不能局限在经济层面，试图孤立二者寻求解决方案希望渺茫。百科全书派的爱尔维修就曾明确表述道：“在劝说人们接受他们的忠告时，很少有道德学家知道给如何(利用)一种欲望来抑制另一种欲望。大部分时间，他们给人们的忠告是欲望有害。然而他们应当意识到，这种欲望有害的说教并不能成功抑制人类的情感，只有欲望才能战胜欲望。”[7]如今，我们似乎也陷入了这种误区，所谓的宣传只能为人们指明什么是应该做的，但要使人的确如此去做，必须让其知道会从中获取什么，否则会失去什么，而且这些可能得到或者失去之物不能是让其高高挂起的空泛大利，必须是与其密切相关的自身利益。

在其他场合，或许有些性善论者持有更加乐观的解决方案，但如今讨论人性善恶是没有意义的，道德滑坡已经出现，我们感觉越来越无力应对欲望带来的危害时，只有“欲望是欲望的真正平衡物；绝不应试图扼杀它们，而应尝试着疏导它们；应当以有益于社会的欲望来制衡有害于社会的欲望。”[7]

2.加强教育实践性，回归人本位。

早在古希腊时期，智者派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创造性地把道德的根据从外物转移到人本身，使人们认识到了人的本质的核心地位，影响深远。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经济、制度等物质层面的变革与发展，更是需要适应这个社会需要的人，具有这个社会需要的观念的人。而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观念进步并没有跟上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各种体制、制度都是为人服务的，都只能依靠人来化为实践。体制是死的，而人却是活的。没有合适的人来操纵管理，体制是不会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社会中诸多问题也会暴露出来。我们现在面临的包括道德问题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都是人们的思想与高速发展的现实相脱节，要试图改变，可以从扭转人的思想入手。

转变思想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便是教育，加强道德教育，的确能起到积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法国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危机，社会道德严重失范。在危机时刻，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了世俗道德思想以重建社会道德秩序。他揭示了世俗道德的三大要素，即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的依恋及自主或自决，并指出“任何降低教育的有效性的东西，任何打破各种关系模式的东西，都将从根本上威胁到公共道德。”[8]

我国当前同样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样出现了道德“滑坡”与道德失范，但更严重的是，道德“滑坡”引发的深层问题是德育的扭曲。看看现在的青少年吧，他们一边在学校书本中学习着董存瑞、黄继光的英勇事迹，一边在父母亲友身边接受着“别多管闲事”“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类的教育，教学内容与实践相脱节。而德育是目标十分明确的实践活动，德育的有效性是其根本所在，其目的不仅在于要使学生获得道德知识及道德判断力，更重要的是要把德育内容内化为自身素质，落实在生活行为之中。如今，学生们迷惑于德育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差距，想要转变这种不利局面，不仅需要改变社会大环境，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把学生当作知识容器的错误教学模式，回归人本位，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将学生看作践行德育内容的社会主体，充分尊重学生在德育工作中的主体地位。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1.

[4]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58.

[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68.

[6]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7.

[7]艾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3，22.

[8]埃米尔·涂尔干.道德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