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争议”的休闲社会学思考

“广场舞争议”的休闲社会学思考

李敬科1，2

(1.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杭州311231；2.浙江大学，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从休闲社会学的视角首先指出广场舞流行的三个原因，即集体性休闲空间的匮乏，“社会乡愁”的隐喻表达和公众休闲技能的匮乏；进一步分析了广场舞争议的实质是广场舞爱好者与周边居民争夺休闲权和休息权的斗争；最后提出拓展休闲空间，加强休闲教育和完善休闲政策的广场舞争议解决思路。

关键词：广场舞；争议；休闲社会学

文章编号：1672-6758(2015)06-0056-3

中图分类号：C912.38

作者简介：张鼎，学生，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研究方向：干细胞。

基金项目：2014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北京市级项目“猪的诱导多能干细胞向神经干细胞体外诱导及检测”(2014bj024)。

近几年来广场舞引起的争议不断见诸媒体，成为中国社会广泛争议的热点事件，甚至引起海外媒体与网民的“越洋围观”。在网络媒体上，广场舞反对者远远多于支持者。广场舞之所以受到多数人的反对，主要原因在于其制造噪音，影响广场周边居民生活。不堪广场舞干扰的广场周边居民甚至采用“泼粪”“鸣枪”“放藏獒”“高音炮”等手段对抗广场舞。那么，作为一种有着广泛社会参与度的群众性休闲娱乐活动，广场舞缘何引起广场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除了噪音扰民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本文尝试从休闲社会学的视角对“广场舞争议”加以透视，以期管窥一斑。

一广场舞流行的原因

广场舞集娱乐性与表演性为一体，是以集体舞为主要形式，在公共场所多人参与，以娱乐身心和锻炼身体为目的的非专业性的舞蹈艺术表演活动。据艺术史学家考证，人类生活最早出现的艺术形式是舞蹈，广场舞源于社会生活，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结晶。我国广场舞兴起于上世纪80、90年代，并在近几年来大行其道。据王兆征与胡生贵[1]对南昌广场舞参与者的抽样调查可知：我国广场舞参与者年龄主要集中在中老年，其中40～60 岁参与者占55.7%。作为一种公众休闲活动，广场舞之所以流行，除了健身娱乐、自主灵活、经济易行等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还有待从休闲社会学的视角进行探析。

1.集体性休闲空间的匮乏。

中国文化的关联性思维、集体主义及其人际关系讲究亲情等特点，使中国特别容易产生集体无意识，甚至发展成为一窝蜂。鲁迅先生早就描述过中国人的“一窝蜂”，中国人的这种“一窝蜂”真是随处可见，集邮热、古董热、气功热、买车热等不胜枚举，这些行为没有人领导，没有人号召，大家都热情地自觉进行。当下流行的广场舞，便是中国文化中一窝蜂的一个典型例子。

先不管一窝蜂地大跳广场舞的利弊得失，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场地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激增，已经接近甚或超过其人口承载能力，以北京为例，研究显示，京津冀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密度可达1023.97至1145.08人/平方公里，然而，北京市的人口密度由1999年的766人/平方公里增加到2011年的1230人/平方公里，已超出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2]作为一种集体参与的群众性休闲活动的广场舞，当没有合适的休闲场地的情况下，难免会以一种侵犯他人权利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权利，一窝蜂地涌向城市广场。

2.“社会乡愁”的隐喻表达。

随着我国商品房的出现，货币分房的推行，到城市化进程中的“旧城改造”和城市新移民的涌入，原先居民熟悉的街坊邻居，都散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中国人熟悉的熟人社会逐步走向瓦解。广场舞主要参与者(40 ～ 60 岁)的相貌、体力和精力都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事业追求的“天花板”日益显现，孩子的自立和丈夫的事业追求导致家庭状况变化，照顾老人的任务日益加重和对自己老年以后的生活日益担扰，再加上他们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前，忽然失去传统的熟人圈子，更容易步入“中年危机”。中年危机是指人的一种的心理状态，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少内心的整合，通俗地说，也就是对家庭与邻里关系的变化不够适应，因而很容易造成生活空虚，与社会产生一种疏离感。

步入“中年危机”的广场舞爱好者，不仅怀念已逝的时光，更充满对现实的感伤，通过参与广场舞，他们表达的是一种存在感、现实感，这正是社会学上的“乡愁”。这种“乡愁”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思乡”是两个概念。用彭塔力斯的话来说，“乡愁是生活的一种隐喻”，“乡愁是对现实转过身去，对正在死亡的现实转过身去。”这种现代意义的“乡愁”，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转型前的一代人生活在当下，却容易对时代和空间滋生一种陌生感，一种异乡感。对他们来说，广场舞除了能够健身，享受欢乐，还能和同龄人一起“唠嗑”，消除城市钢筋水泥带来的“隔离感”

3.公众休闲技能的匮乏。

在我国，40 ～ 60 岁年龄段的人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们以“好逸恶劳”为耻，深受工作伦理影响。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重视工作，忽略休闲教育，因而缺乏相应的休闲技能。根据盈竹[3]的调查：(1)68%的人认为工作与休闲“两个都很重要”，23%的人认为“工作更重要”，只有9%的城市居民认为“休闲更重要”。(2)休闲观念方面，部分人对休闲缺乏正确理解，甚至将休闲简单地等同于“休息”，而农民在这方面意识更闭塞，休闲意识还很淡薄。(3)休闲方式选取上，公众下班后或周末的首选休闲方式分别是看电视、读书、阅览报纸杂志、上网冲浪等。

随着孩子逐渐独立，经济压力减轻，休闲时间增多，40 ～ 60 岁的中国公众变得无所适从。广场舞的出现，不仅满足了广大群众走到室外，健身娱乐的需求，同时，当代广场舞将现代舞蹈的意识、行为与形式等融入其中，从而使现代广场舞形成独具魅力的舞蹈风格，简单易学，舞姿优美，因而被越来越多的不同年龄层次的人肯定。

二广场舞争议的实质

休闲的关键是个人如何利用时间和空间为自己带来愉悦和改进，这是休闲分析的起点，它强调个人有意识的选择。随着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财富的增长使中国社会发展对人力的依赖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机器上，于是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社会学对休闲的定义是将休闲视作一种建构，这种定义将休闲活动视为自愿的、自由的，或是一种愉快的期望和回忆。[4]上文中谈到的广场舞是“社会乡愁”的隐喻表达便可说明这一点。自愿行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个人的自由的本质。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被文化上定位为大跳广场舞而不是广场舞，那么问题是这个“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呢？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人的生存条件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出于利益的争斗。这虽然不是生命的所有内容，但是人有一种本能的倾向，就是尽可能多地占有更多，从而让自己的生命更加愉快，比别人有更大的优势。这种无止境的个人欲望导致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为了防止人与人的争斗，社会发展出一种契约，用这种契约确保每个人的权利和责任，限制个人将自己的利益无限扩大，以免伤及他人的福利。[5]托马斯·霍布斯的理论强调了三个前提条件，这三个条件与休闲分析有着密切联系。

1.争斗：人的生命是充满竞争的，而且都是围绕权利的；

2.稀缺性：人类生存的条件是稀缺的，这种稀缺性是竞争和斗争的前提；

3.社会团结：如果关于稀缺条件的争夺不受限制，那么文明和社会进步是不可能存在的。契约作为人类团结行为的基本规则就是社会形成的问题。

从托马斯·霍布斯的理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休闲时间和空间的获得是针对稀缺资源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进步激活了公众的休闲需求，但休闲时间与休闲空间的获取仍然是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和权利斗争的结果。当前的工作和休闲时间和空间的分配也不是“自然”的事情。广场舞爱好者为了自己休闲的权利而和广场周边的居民争夺稀缺的公共资源-广场。然而从广场周边居民的视角，则是其权利受到侵犯。广场舞争议的实质是广场舞爱好者与周边居民争夺休闲权和休息权的斗争。

三广场舞争议的出路

1.拓展休闲空间。

广场舞属于集体性群众活动，需要面积相对较大的场所进行，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城市管理者和城市规划者应考虑城市广场的合理分布，采用将城市广场适当与居民区隔离或者为广大广场舞爱好者提供适宜的、不致扰民的场所。

2.加强休闲教育。

广场舞爱好者之所以一窝蜂地选择广场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缺乏休闲教育，缺乏相应的休闲技能，而广场舞简单易学且迎合公众的休闲需求。因此，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休闲教育，关心中老年人文化生活，提供丰富多彩、经济适宜的文娱、体育活动选择，有了充实多样的文化生活，广场舞爱好者大约也不是非跳广场舞不可的。随着各种个人和公共文娱、体育生活的进一步丰富，广场舞很可能也只是我们社会文化的一种过渡现象。

3.完善休闲政策。

在我国，休闲时代刚刚来临，休闲相关法规亟待完善，比如就广场舞噪音扰民事件就缺乏相关政策和法规的规约。在国外，许多公众娱乐活动，其产生的噪音、声光电等效应不亚于广场舞，甚至远在广场舞之上。然而所有这些在公共场合举行的活动，都有严格的约束和限制。比如在欧美国家，在居民区范围内露天高声播放音乐，被投诉或报警后将会受到有关部门的严肃处理，更不用说摇滚乐和广场舞之类高分贝娱乐行为；在居民区，晚上9点以后，住宅内的音乐声或音响声都被要求调低，否则一旦被邻居举报，警察会立即出警处理。如最近媒体报道的“中国大妈占领莫斯科红场引来警察”事件便是明证。

目前，我国休闲政策的晚上也处于逐步完善中，如针对最近媒体知名度很高的“温州广场舞事件”，[6]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尝试。温州广场文化活动综合管理协调领导小组，与文化团队代表和其他市民代表协商出台了《广场文化活动公约》，从场地、时长、时段、音量等方面对广场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进行规约。此外，管理协调小组还设置了24小时投诉电话，并成立联合执法组，由区公安分局牵头，对违规团队进行教育及处罚。

总之，广场舞本身的存废不是关键，不扰民才是关键。一个能包容多种乡愁的后工业时代的宜居城市需要有来自市民社会的自治与自觉，甚至有时需要对抗作为保障，需要每一个城市相关利益者参与城市规划。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或出台相关政策之前，都需要事先与有着不同乡愁的相关利益群体进行沟通和与相互妥协，以便在城市共同利益上达成一致。同时，也应通过完善休闲法规，对广场舞的“准入”实行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业主一票否决制”。其次，随着更多公共休闲场所的兴建，公众休闲技能的提高，公共场合法治化管理进一步完善，广场舞也会从“乡愁”的规矩进入法治的轨道，围绕广场舞的争议也就迎刃而解了。

参考文献

[1]王兆征,胡生贵.南昌市广场舞开展现状调查与分析[J].福建体育科技, 2013 (5): 15-18.

[2]李忠峰. 首善之区还能承载多少压力[N]. 中国财经报,2013-04-11(5).

[3]盈竹. 中国休闲生活调查反映五大问题[J]. 小康, 2006 (1): 19-21.

[4]查尔斯·K.布赖特比尔，托尼·A.莫布莱.休闲教育的当代价值[M]. 陈发兵，刘耳，蒋书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10-11.

[5]罗杰克. 休闲理论原理与实践[M]. 张凌云，译.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16.

[6]葛熔金. 温州居民装喇叭与广场舞对轰[N]. 东方早报,2013-04-3(A21).

Reflection of Square Pop Dance Dispu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Leisure

Li Jingke1，2

(1.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Hangzhou, Zhejiang 311231,China；2.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the square pop d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leisure,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of social nostalgia and the lack of public leisure skills. It pointed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dispute for square pop dance, i.e. the right of leisure and the right of rest between the dance lovers and the surrounding residents. Finally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to strengthen the leisure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leisure policies.

Key words：square pop dance；dispute；sociology of leisure

Class No.:C912.38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