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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合缴费的道德风险系数测量研究
——基于全国2004-2013年的数据分析
李全利1,代志明2
(1.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006;2.郑州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新农合经过多年的推广实施,现已获得广覆盖面、高参合率的良好势头。但是农村的医疗费支出不断攀升,农民的疾病风险负担有增无减。在几乎没有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农村医疗服务市场,其服务的供需双方必定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对于农民而言,随着其缴费水平的增加,其住院预期远远超出自费医疗时期,新农合基金的支出持续增加。农民缴费的道德风险在药价攀升背景下也有增无减。农民的新农合缴费水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其医疗费用的膨胀还值得研究,从2004-2013年的数据中分析农民缴费的道德风险系数对于控制农村日益增加的医疗卫生费用意义重大。
关键词:新农合;缴费额度;道德风险
文章编号:1672-6758(2015)06-0082-4
中图分类号:F840.613
一引言
计划经济时期的旧农合消失之后,农村的自费医疗模式明显与当今社会发展步伐不一致。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减轻农民的看病负担,新农合制度应运而生。自2003年试点到2004年推广,新农合不断得到农民的认可;截至2013年,全国2853个县级划分单位中已经有2489个县推广实施了新农合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参合农民的大病负担,对于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然而,截至2013年,农村的医疗费用支出达到1274.44元,几乎是2004年实施之初时的301.61元的4倍。[1]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中发现,新农合自2003年实施以来,农民的缴费标准不断提升。由于新农合实行的是政府组织并补贴,农民个人缴费及集体补助于一体的资金筹集模式,个人账户部分大部分还是以农民缴费为主,政府的补助很少用于农民的门诊统筹。在自愿参合原则下,除了参合农民的逆向选择之外,农民缴费水平的提高往往会刺激农民享用医疗服务的道德风险。
医疗保险领域,其道德风险是发生在医疗契约关系之后的。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在医疗保险市场中,参保者肯定会在信息不对称或者保险契约合同不完全的情况下,通过最大限度的使用医疗服务资源来增进自身效用,并且会做出不利于他人或者另一合同方的行为。[2]这样,首先就会侵犯其他患者,尤其是门诊患者的利益,相对来说就占据了其他患者本应享有的住院资源。从中国来讲,对于保险经办机构明显是政府一方会因其过度使用医疗服务而增加其财政支出压力。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农村医疗费用随着新农合筹资标准的增加而增加的规律是不是稳定的,农民的缴费水平与过度使用医疗资源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是要证明的。
二数据及其分析工具的选择
新农合是从2003年开始试点实施并逐步推广的,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明显优越于各学者自身小范围、局域性、小样本数据,以国家公布的自2004年到2013年近10年的完整数据为依据,科学合理。要分析农民的新农合的缴费标准所引发的医疗费用道德风险,就必须选取与新农合缴费水平和农村医疗卫生费用支出相对应的权威数据。新农合的费用筹资机制是政府、个人和集体于一体的,但是不论是政府的财政补助还是集体的补贴,其中总的费用还是用于农民自身的医疗费用支出。所以,农民的缴费标准可以用新农合的筹资额度代替。而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专款专用的新农合基金支出也就是农民应对疾病风险时所使用的医疗费用。
表1 2004—2013年的新农合参合及收益补偿人次指标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整理所得
从表1中可以看出,新农合自推广实施以来,参合人数不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参合率已经从2004年的75.2%达到2013年的98.7%,参加新农合的人数在2008年就已经突破8亿。新农合采取的是大病统筹为主的原则,住院报销比例高于门诊,制度覆盖面已经很广泛,其补偿受益人次开始不断提升。从2008年开始,新农合的参合人数逐渐达到饱和层面(参合率开始超过90%)。2008年之前,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人均补偿次数未呈现持续增加趋势。但是从2008年开始,随着新农合参合人数的增加并且接近饱和,新农合人均补偿次数却持续增加。例如,到2013年,新农合人均补偿受益人次已经是2007年的4倍左右,是起步阶段的2倍多。这充分体现了新农合制度带来的参合农民的疾病道德风险的存在。
表2 2004—2013年的新农合筹资额度及费用支出指标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整理所得
要证明新农合缴费的道德风险对医疗费用增长究竟造成多大的影响力,除了选取科学的数据外,还需要选取正确的分析工具。首先,新农合人均缴费标准用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2004-2013年的新农合人均筹资额度来反映;农村医疗费用的增长可以用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2004-2013年的新农合基金支出额来体现(如表2)。在数据完整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普遍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SPSS21.0来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运用软件自带的统计分析工具来对两组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包括R方系数检验和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在检验能够对二者进行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再建立模型,对二者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相关系数。那么就可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测量出新农合缴费额度对农村医疗费用的道德风险系数。
三数据的分析
1.新农合缴费额度与其医疗费用的相关性分析。
要分析新农合缴费额度与其医疗费用之间的线性回归系数大小,首先就要分析二者是否存在相关性。在这里,前文已经明确提出,新农合人均缴费标准可以用新农合人均筹资额度来反映;农村医疗费用可以用新农合基金支出额来体现。把2004-2013年近10年间的数据以变量的形式输入SPSS21.0之后,先看二者之间是否相关及其Pearson相关系数r大小。
2.建立新农合缴费额度与其医疗费用之间的回归模型。
以上两种相关系数检验均说明新农合缴费额度与其医疗费用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所以可以建立二者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农村医疗费用总支出=f(新农合缴费额度Jβ)
即:
Expenditurei=β0+β1*Payi+εi
其中,Expenditure为农村医疗费用,i是年份,β0是常数项,β1是由新农合缴费所引起的农民医疗费用增加的道德风险系数,Payi是新农合缴费额度或者筹资标准,εi是其他影响因素。由于在这里是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所以可忽略不计。
3.新农合缴费额度与其医疗费用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
将自变量放入方程,回归模型的选入变量是新农合的缴费额度,采用自变量进入方程式强行进入法,也就是将所有的自变量都放入模型中。然后对模型摘要进行汇总(如表3)。
表3 模型汇总
a.预测变量:(常量).2004-2013年新农合筹资额 (单位:亿元)。
摘要把自变量新农合缴费水平进入模型方式后,如其模型(表3)所示。它描述的就是对方程拟合情况的描述,通过这个表可以知道相关系数的取值(R)、相关系数的平方即可决系数、校正后的可决系数和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可决系数的含义就是自变量所能解释的方差在总方差中所占的百分比,取值介于0和1之间,越接近1,说明模型的效果越好。[3]在此计算的回归模型中可决系数R2等于0.986,取值很接近1,说明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表4 方差分析Anova b表
a. 预测变量: (常量), 2004—2013年新农合筹资额。
b. 因变量: 2004—2013年农村医疗费用。
表4的方差分析表所示的是对回归模型进行方差分析的检验结果,主要用于分析整体模型的显著性。从中可以看出F 统计量等于629.940,概率P值小于显著水平0.05,所以该模型是有统计学意义的,即新农合筹资额和农村医疗费用支出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
表5 回归系数 a表
a. 因变量: 2004—2013年农村医疗费用。
如表5所示,表示的是自变量2004-2013年的新农合缴费水平对因变量2004-2013年的农村医疗费用的回归系数表。从表中可以得出该一元回归模型常数项、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和检验的结果。在该回归系数量表中,此模型的β0=-227.448,β1=8.483,故回归方程如下:
农村医疗支出=8.484*新农合缴费额-227.448
这表明新农合缴费额每增加1元,农村的医疗卫生支出就会增加8.484亿元,说明了新农合缴费额度对诱发医疗费用增长的有效性。那么8.483这一系数也就表示了新农合缴费所带来的医疗开支增多的道德风险系数。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是十分显著的。因为在表5的回归系数表中还使用T检验对各个参数践行了显著性检验。其中β1检测值为25.099,显著不为0。所以这一道德风险系数的测量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四结论
新农合的实施过程中,对于缴费者来说,其道德风险主要存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参合人员在缴费后会出现非理性就医。由于新农合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门诊的报销比例也远远低于住院的报销比例,因此病人会倾向于在住院补偿环节获取利益。其次,表现为参合人员的疾病风险意识降低。新农合的制度受益幻觉会使得农民误认为可以报销而轻视对日常疾病的预防,这些到头来一样会增加医疗费用的开支,并且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为此,从以上对新农合筹资额度相对于农村医疗费用的道德风险系数测量中看出,当农民的缴费低于26.8元时,新农合的缴费额在促使医疗费用的增加的道德风险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没有实际意义,不能构成医疗费用的增加。所以在对新农合缴费的道德风险应对中,首先可以考虑降低农民的缴费比例,政府或者集体的补助应该隐性化,减少农民的受益幻觉。其次,应该做实新农合个人账户,对于农民个人缴费部分的个人账户尤其重要;[4]在这里可以考虑使用个人账户的家庭统筹模式,这不但有利于降低农民的过度医疗,还可以增强家庭的疾病风险应对能力,发挥家庭疾病风险的集体规模效应。再次,要加强健康知识宣传力度、增强参合农户健康保健与疾病预防意识,降低农户事前道德风险的发生。[5]最后,要改善新农合费用补偿机制,提高门诊统筹,注重基层医疗机构的基本预防保健功能的建立;合理制定住院与门诊的报销比例及其参合人员的转诊程序,防治过度医疗,从而降低农村总体的医疗费用。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DB/OL].(2014-12-31)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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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璐,王沁.统计软件SPSS完全学习手册与实战精粹[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1):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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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Moral Risk Coefficient for NCMS Payment Based on
the National Data of 2004-2013
Li Quanli1, Dai Zhiming2
(1.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China;2.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Zhengzhou Institute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After years of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which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of extensive coverage and high participation rate. But rural medical expenditure are rising, the risk of disease burden of farmers increased. Because almost no business insurance company took part in the rural medical service market,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medical care service are in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For farmers, with the increase of payment level, they expected longer hospitalization,and the fund spending by the state continues to increase due to the rise of drug price The moral risk of payment is more obvious. How much level of NCMS payment stimulus the increase of the medical expenses is worthy of studying, The measurement of moral risk coefficient for NCMS payment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in controlling the increasing medical cost.
Key words:NCMS;payment amount;moral risk
Class No.:F840.613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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