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鸣与突围：论老舍的民族国家意识

丁 敏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共鸣与突围：论老舍的民族国家意识

丁 敏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从历史上看，抗日救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现代文学的格局，文学叙述中民族国家话语呈现出“宏大叙事”的态势并且在在战斗力和宣传力方面的价值远超文学价值。然而老舍却一直坚持其“平民写作”的风格和立场，在“宏大叙事”与艺术建构这两方面获得了平衡，而这一写作姿态让老舍文本既表露出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又显现出优良的艺术品质，在民族国家话语成为主流的年代，老舍在适应主流的同时，又因坚守而实现了自我的突围。

老舍；民族国家意识；平民写作；共鸣；突围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老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目前，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研究者大多从以下角度对老舍进行研究：民族意识；民族情结和国家关怀；民族身份与文学创作；民族精神；爱国情怀。本文拟在论述老舍民族国家意识的基础上，凸显老舍的“平民”写作风格，并指出：对“平民”写作风格的坚持让老舍在表达民族国家意识、在与主流话语产生共鸣的同时，又发出了自己的艺术之声，实现了艺术的突围。

一

民族国家意识的上升，往往与那些重大的、震颤性的事件的到来有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面临的处境将其自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一严重的局面引起越来越多的觉醒者和清醒者的关注，而抗日战争则是强大的民族国家意识所引导的各种力量在集结之后的总爆发。自然地，在力与血的不断碰撞中，属于“幽居”范畴的文学创作不能再保持超然遗世的姿态了。“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之下，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了对改变国家和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想象和知识。”[1]这种文学想象在30年代就已经展开，特别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期间，大量的表现民族国家意识、弘扬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学文本不断产生，而这些文本大多数在叙事维度和艺术构型等方面均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倾向：口号化、机械化、人物形象的完美化或者妖魔化。如《林海雪原》就属于这方面的典型文本，在《林海雪原》中，少剑波虽然年纪轻轻，但却几乎无所不能，同时他还拥有俊帅的外表。而作家之所以要进行这种英雄主义描写，其根源就在于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强调。因为在当时的作家看来，只有那种充满力量、外貌伟岸的英雄人物，只有那种神化了的人，才能真正为民族国家意识代言，才能真正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的强势。虽然这种人物形象的出现有利于宣传，有利于意识形态的扩散，但对文学创作而言，它却违背了真实性的原则。一个不真实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是文学创作的大忌，而文学文本也必将因此而削弱其感染力。可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顺应时代话语的老舍却保持了艺术上的独立性。老舍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平民化”写作的坚持。描写平民，描写普通人的生活，能够从最细微处做到真实。而在对那些不起眼的日常生活的描写过程中，老舍往往又会加入时代变迁的因素。这样一来，民族国家意识——这一时代意识形态便被巧妙地包裹在艺术的内核之中了。文本的这种“多声部”特点在老舍40年代发表的小说《四世同堂》中首先表现了出来。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四世同堂》这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对“家”与“囯”的关系的态度。在小说中，祈老太爷在最开始的时候仍然相信一件事：战争很快就会平息下去。因为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而在接连不断的内战中，“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2]在实际历史中，这些战争确实没过多久就平息下来了，北京也就再度恢复它往日的宁静。因此，形成心理定势的祈老太爷只“预备了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3]祈老太爷的这一举动其实暗示着一个重大的事实：四世同堂的祈家对国家所面临的处境基本上是不关心的，他们只希望自己能够安全地躲避战争，而为着这一缘故，他们也渴望战争早日结束。由此可见，《四世同堂》这部作品在最初部分首先显现出来的是“家”的意识，其中对细微的、家庭琐事的描绘更表现出“家”的特征：

“小顺儿的妈的又大又水灵的眼很快的转动了两下，已经猜到老太爷的心意。很脆很快的，她回答：‘还够吃三个月呢！’……‘咸菜呢？’老人提出第二个重要事项来。她回答的更快当：‘也够吃的！干疙疸，老咸萝卜，全还有呢！’她知道，即使老人真的要亲自检验，她也能马上买些来。”[4]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祈老太爷没有像那些走上战场或者走在情报前线的弄潮儿那样，将国家大事作为生活的重心，与之相反，他的思想、他的意识始终在一个很小的单位，一个很小的社会组织——“家”中徘徊。祈老太爷的这种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深层涵义。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文化将“家”与“囯”严重分离了，国家大事永远只是上层人士、官员和军队应该操心的，普通百姓则只能躲在自己的窝里看历史沧桑。

老舍通过对小人物战争期间生存状态的描写，真实再现了普通人那朴实而追求安稳的一面。细节描写的运用让人们在老舍的作品中读到了真诚，读出了生活的原生态。这种无关乎口号的平实风格最终也构筑出文本独特的艺术造型，在这里，艺术的真实性原则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和体现，那温柔的人文关怀在文本中频频出场。然而，老舍的笔调却不仅限于此。既然时代的风向标指向了民族国家意识，那么，老舍怎么可能不遵循这一路线呢？在《四世同堂》里，我们能够清楚地发现，“宏大叙事”的影子变得越来越清晰：

“瑞宣自从看过文艺界协会开会以后，心中就没得过片刻的安静。……假若他甘心作犬儒，他不但可以对战争和国家大事都嗤之以鼻，他还可以把祖父，妈妈的屋中有没有火也假装看不见。可是，他不能不关心国事，也不能任凭老人们挨冷受冻而不动心。他没法不惶惑，苦闷，甚至于有时候想自杀。”[5]

祈老太爷的后代祈瑞宣所显示的心理状态是发人深省的。祈老太爷将目光投向了家庭，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柴米油盐上，而祈瑞宣在“看过文艺界协会开会以后”，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作家在这里显然进行了强烈的“暗示性”叙述。虽然文本没有明确显示究竟是哪种类型或者什么性质的“文艺界协会”在开会，但从历史的情况来看，当时确实普遍存在着通过文艺协会或者文艺活动为抗日出力的现象。老舍的这一暗示表明，主人公祈瑞宣正渐渐脱离长辈的影响，从“家”走向了“囯”，而从这一段叙述中我们也能发现，不仅仅是“文艺界协会开会”一事让祈瑞宣感到震颤，更为现实的是，家里的老人正在“挨冷受冻”。“家”之所以成为“家”，是因为它是温暖的港湾，而祈家的现实是，“家”变得不那么温暖了，它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威胁。那么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呢？显然，是日本侵略者。作家老舍看似不经意的叙述实则发人深思，而这一叙述模式最终也让文本实现了双重意义：既表达了民族国家意识，又勾勒出生活的真实面貌。可以说，老舍将民族国家意识寓于“平民写作”的风格之中，让《四世同堂》表现出了与同时代的其他“宏大叙事”作品所不同的独特的品质。老舍“在作品中通过诸多底层人物由苟安、幻灭到逐渐觉醒而起来反抗的转变过程，反映了他浓浓的爱国情丝”。[6]并且，祈瑞宣从“家”走向了“囯”，充分表现了老舍“反对家族本位的自私，认为囯的利益远在家庭之上，个人应履行自己对家庭与国家的责任与义务”[7]的观念。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创作的戏剧《龙须沟》在继续保持民族国家意识的同时，更为强烈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二

《龙须沟》这部戏剧在整体风格上依然发挥了老舍为平民写作的特质。单从《龙须沟》这一标题来看，似乎看不出它与民族国家话语有什么关系。因为在戏剧第一幕刚开始的时候，作家就对解放前的“龙须沟”进行了说明：“这是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夹杂着垃圾、破布、死老鼠、死猫、死狗和偶尔发现的死孩子。附近硝皮作坊、染坊所排出的臭水，和久不清除的粪便，都聚集在这里一齐发霉，不但沟水的颜色变成红红绿绿，而且气味也教人从老远闻见就要作呕，所以这一带才俗称为‘臭沟沿’。”

这种渲染式的描写将戏剧环境深刻地固定下来了。更让人感到感慨的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竟然还“密密层层的住满了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各色穷苦劳动人民。”如果说只是闻到“臭沟沿”的味道，而与它里面的各种被污染了的物体不发生接触，那倒也罢了，可更为严重的事实还在后面：“每逢下雨，不但街道整个的变成泥塘，而且臭沟的水就漾出槽来，带着粪便和大尾巴蛆，流进居民们比街道还低的院内、屋里，淹湿了一切的东西。遇到六月下连阴雨的时候，臭水甚至带着死猫、死狗、死孩子冲到土炕上面，大蛆在满屋里蠕动着，人就仿佛是其中的一个蛆虫，也凄惨地蠕动着。”

在戏剧中，环境描写是为了烘托某种主题，而作家对“龙须沟”一而再、再而三的“妖魔化”式的描写显然在透露一个信息：他要批判这个地方。然而，在十七年期间，时代的主潮依然是歌颂，随便去批判一种现象，这不是背离大潮的表现吗？作家老舍当然不会这么做。在第一幕的最开端，作家就交代了那腐臭的“龙须沟”所处的时代背景：“解放前”。在解放后，作家以批判的姿态描述解放前，这中间所隐藏的某种话语结构其实已经大白于天下了。而从整体上看，戏剧确实也呈现出了对称结构，即解放前的龙须沟与解放后的龙须沟之间呈现出了明显的对比。在痛快淋漓地描述了解放前那让人“惊心动魄”的龙须沟之后，作家紧接着便围绕着平民们的生活琐事展开了叙述。这些被叙述的日常生活细节又往往与龙须沟有关——说到底，龙须沟让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

从第二幕开始，老舍的笔调一转，渐渐暴露出其戏剧创作的真实意图。这种意图往往是借平民之口透露出来的：

“大妈 可是真的?我就纳闷儿，现而今的作官的为什么这么爱作事儿？把钱都给咱们修盖了茅房什么的，他们自己图什么呢？”

“赵老 这是人民的政府啊，老太太！您看，我这个泥水匠，一天挣十二斤小米，比作官儿的还挣得多呢！”

“大妈 这一年多了，我好歹的也看出点来，共产党真是不错。”

从“大妈”和“赵老”的对话中我们发现了作家对共产党的歌颂和赞扬。而这一风向明显与当时的时代主潮形成了共鸣。就一般的文学创作观而言，一旦强有力的“歌颂”、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出现，那么文学文本的艺术特质势必会受到影响。然而从这几段对话来看，我们却能发现老舍在适应时代精神的同时，又以独特的笔法保持了自身艺术创造的独立性。首先，老舍将小人物放置于具体的场域之内，使得文本具备了某种真实性。从具体情况来看，“大妈”的“纳闷”并不是故意的或者说是做作的，因为对“大妈”这样的未受启蒙的底层民众而言，时代主潮、社会风向——这样的处于抽象范畴的对象确实显得太过遥远。而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从旧社会那水深火热的泥沼之中刚刚走出的小人物们一下子还难以适应巨大的变革——作官的竟然把钱给他们“修盖了茅房”。通过对人物语言的细致的刻画，老舍笔下的人物显得真实而富有感染力，而在这一前提之下，作家的代言人之一——“赵老”的歌颂式的语言自然也就真实可信：“这是人民的政府啊，老太太！”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龙须沟》一直保持着这种在平民话语模式中透出“民族国家意识”的风格。在渐渐的过渡之后，全剧最后一部分“疯子”的言语以及众人的欢呼声让这一风格充分而彻底地显现了出来。“疯子”的一句“国泰民安享太平”和众人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是作家“民族国家意识”的纯粹表达，而这种直白的表达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文本的艺术性——平民话语模式让文本显得真实而可靠，在这种真实性原则下，直白的赞颂式的语言同样显得真切和诚挚。

总结《龙须沟》，老舍之所以能够将民族国家话语和艺术构型统一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坚持“平民写作”，为平民代言。正是因为他将平民作为主要关照对象，才使得文本真实而充满温情。文本在保持这一特征的同时又巧妙地借“真实”的平民将民族国家话语表达出来，“展现新国民新风貌，反思民族兴衰史，对中华民族精神建设的实践途径与规律，进行生命探求。”[8]这样一来，老舍文本既在意识形态上实现了与时代节拍的“共鸣”，又在艺术话语上实现了对统一模式的“突围”。

三

除了《龙须沟》以外，老舍在50年代还创作了戏剧《茶馆》。与《龙须沟》一样，老舍在《茶馆》中所设置的人物不是高大的、充满力量的“英雄”，也不是左右重大历史事件的高官要人，而是不起眼的民间小人物。在设置场景时，《茶馆》里故事场景的时空跨度显然比《龙须沟》要大得多。《茶馆》分别对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清末、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期的民国初年，以及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三个不同时代进行了风俗描绘。这种场景设置增加了文本的历史厚度，文本的历史性有助于让叙事变得“气势宏大”，为作家表达民族国家意识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在宏大的历史构架之内，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频频出场了。与《龙须沟》如出一辙的是，表达民族国家意识这一重任——依然是由民间人物来完成的：

“秦仲义 庞老爷！这两天你心里安顿了吧？”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

“茶客甲 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 好像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

“茶客丙 这两三个月了，有些作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9]

各式各样的小人物对戊戌变法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展开了评述。而这一评述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作家思索民族命运的过程。一大批有志之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捍卫国家利益，向统治者献出了改革之策。然而这些站在风口浪尖的弄潮儿却最终遭到毒手，在被杀害的同时，他们在民间也没有得到好的声誉。有人不知道“谭嗣同是谁”，有人甚至认为那是“乱折腾乱闹”——老舍的描写真实再现了改良派与社会底层群众严重分离的现实。在这里，民族国家意识通过平民之口表达出来，让文本再次实现了双赢：作家在与主流话语产生共鸣的同时，也让戏剧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另一方面，《茶馆》的历史维度的明显转换也帮助文本打造了能够方便地进行“宏大叙事”的场基。而这一点是“十七年”期间其他很多文学文本所难以做到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比式的画面转换——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清末到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期的民国初年，再到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这种宏大的历史场景的跳转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和心灵冲击，镶嵌在这一话语结构中的民族国家意识，也自然的显现出来了。

分析表明，从20世纪四十年代到“十七年”期间，老舍文本在遵循主流话语的同时确实又表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老舍之所以能将两者兼容起来，与其长期以来坚持“平民”创作、以平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态度的是分不开的。之所以坚持将平民作为文本的焦点，是因为“老舍是苦寒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10]在特殊的时代，主流话语要求作家将文学作品转换为“宏大叙事”模式，而这一时期的“宏大叙事”往往又让文本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构型脱离了生活的真实，从这一意义上讲，文本的艺术内涵被大大削弱了。然而老舍笔下的平民形象却是真实生活着的最普通的人。老舍坚持平民写作，“关注普通人的生存，[11]描绘平民生活的真实面貌，一方面增加了文本的人文关怀气息和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将民族国家意识借“平民”之口表达出来了——老舍在适应主流话语、“自觉地引导国人更新观念”[12]的同时，又实现了艺术的突围，这充分表现出了老舍创作的独特性。

[1]郑芃芃.论民族国家想象与老舍文学创作[J].河北：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3).

[2][3][4][5][9]蒋泥.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

[6]傅晓燕.从底层人物塑造看老舍民族意识的嬗变[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2).

[7]曹书文.论老舍文学创作中国家至上的爱国情怀[J].广西社会科学，2003(4).

[8]王晓琴.老舍文学世界：民族精神启示录[J].民族文学研究，2006(4).

[10]刘中树，郝长海.漫谈老舍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11][12]傅晓燕.老舍小说的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J].衡水师专学报，2003(2).

ClassNo.:I206.6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

OnConsciousnessofNation-stateRevealedinLaoshe‘sLiteraryWorks

Ding Mi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 Qingdao, Shandong 266100，China)

The anti-Japanese war imposed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works , the value of nation-state has been discussed much more than that of literature writing . However, Laoshe adhered to the "civilian" writing style and position in his literary writing ,which balan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andly recoun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Such a kind of writing attitude grants not only stro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ut also an outstanding artistic features of his literary works. Laoshe has realized the goal of self-breakthrough while adapting 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at that time.

Laoshe；consciousness of nation-state；civilian writing; resonance；breakthrough

丁敏，在读硕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672-6758(2013)07-0092-3

I206.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