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齐琪

企业社会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齐琪

文章通过梳理近年来企业形成社会绩效（CSP）的主要做法，为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提供对策建议。同时，梳理了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因素，以发现哪些因素驱动企业社会绩效。研究发现：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基础的社会绩效评价方式，有较强的客观性，第三方独立机构的评价和多个维度赋分的方式得到了普遍认可；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绩效正相关，公司特征变量与企业社会绩效有一定关系，经济动机也是影响企业社会绩效的关键因素。

企业社会绩效；影响因素；评价

一、引言

与经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企业收益的不断增长，逐渐的，人们的关注点已经从纯粹的利润转向了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其必须承担的社会发展的义务，即企业社会绩效（CSP）。

国外学者卡罗尔（1983）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由此构成企业的社会绩效。国内外不同学者以该理论为基础，从各自的角度对CSP的测量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引起不同企业社会绩效的因素上。因此，本文希望通过总结现阶段对企业社会绩效和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成果，指导于企业具体的实践。

二、企业社会绩效评价方法

（一）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评价

陈政（2007）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根据我国200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开展评价，分别是股东责任、员工责任、消费者责任、社区责任、环境责任和政府责任。李正和向锐（2007）将企业社会绩效定义为谋求利益最大化之外所负担的增进社会福利的义务，分别是员工责任、消费者责任、社区责任、一般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随后将其分为17类小项，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指数评分。宋林（2012）认为企业社会绩效包括对股东责任、员工责任、消费者和产品责任、社区责任、环境能源责任、供应商责任。

（二）基于社会责任内容的评价

美国会计师协会（1974）将社会责任议题分为自然资源与环境、人力资源、社区参与及产品与服务。Emst和Ernst（1971）通过评价财富500强的社会责任报告认为，应从环境责任、能源责任、人力资源责任、公平雇佣责任、社区参与责任和其他责任展开评价。Trotman（1981）以澳大利亚企业为研究样本，将企业社会绩效测量从环境、能源、人力资源、社区参与和产品五大方面展开。企业规模越大，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越大的企业，越强调高水平的社会绩效。

（三）基于社会责任报告的评价

由于社会责任信息的内容零散，难以全面收集，且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学者们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企业自己披露的社会绩效，社会责任报告就成为了非常有用的工具。同时，从2008年起，沪深两市都有部分板块的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也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此，以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为基础的研究如火如荼。

1.第三方评价机构

全球报告提倡组织（GRI）首先提出了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共同框架，从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为不同产业设计了不同信息披露框架，它的研究成果称为社会责任报告国际内容标准（G3）。随后，我国的研究机构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于2008年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包括前言、责任管理、市场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和后记六部分。在2011年，中心又发布了吸收了ISO026000指标的《CASS-CSR2.0》，同时邀请德国国际合作机构、WTO经济导刊机构参与，设立专家委员会，广泛吸收意见，提供46个行业的指标解读、全面覆盖一、二、三产业下的各重要行业，为不同行业提供全面的编写体系实力和报告编写模板。之后几年，该中心发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白皮书》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蓝皮书》，书中列举了根据评价框架选出的社会责任表现优异的典型企业，为企业树立责任标杆企业，如国家电网、中国移动、南方电网。2014年，《CASS-CSR3.0》发布，增加了部分行业的发布指南，如采矿业、煤炭行业等。

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设计了从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和行业性开展评价的指标，分15个一级指标，63个二级指标。《WTO经济导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心开发的评价框架从基础信息、报告原则和核心内容三方面构成，称为“金蜜蜂社会责任报告评估体系”。

以上机构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存在两点共性：一是形成的独立的评价体系，各有特点；二是以“三重底线”为理论基础从多维度开展。

近年，很多研究机构根据自己的研究框架，以企业发布的一类信息进行评分，如和讯网发布的环境信息披露得分。润灵环球按照不同行业评价了企业社会绩效，刘美华和朱敏（2014）以润灵环球发布的农林牧渔行业的评分结果为样本，得出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对社会责任有正相关关系，并提出要加强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指导。

2.多个维度赋分

Abbott等（1979）采用“二值法”对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打分，报告中有披露项目进行描述的得1分，否则是0，我国学者辛慧（2009）和王青云等（2012）也在研究中采用这种做法。随后，部分学者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即是否披露相应的项目和是否披露数值结合，定量披露得2分，定性披露得1分，没有披露得0分（沈洪涛，2006）。李诗田（2009）在研究中区分简单与详细披露、与行业比较、与前年比较等方式，设置了“七值法”。陶莹（2013）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去掉对披露状态的评价，增加定量披露和负面披露两个方面的“七值法”。

三、企业社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公司特征

Teoh和Thong（1984）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以马来西亚的公司为样本，发现公司规模、股权结构是影响社会绩效的重要因素。小规模公司追求经济利益，希望更快做大做强，而不关注社会责任，控制人是英国或者美国的公司更注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这可能与欧美企业更强调环保、社会义务，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理念背道而驰。Lu和Abeysekera（2014）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公司社会绩效存在差异。Menget al.（201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果，高层领导的在位时间与企业社会绩效有相关关系。以上研究表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与社会绩效有一定关系，在以后的研究中可将他们作为控制变量，考察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公司治理

Robert（2014）以美国大型商业银行2009-2011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独立董事会规模及比例与社会绩效有正向关系。Menget al.（2013）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高水平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提高社会责任水平。Liao et al.（2015）以2011年英国不同行业的329家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女性董事和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社会绩效水平越高。国内学者李诗田（2009）选取2005-2007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83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配对样本、Logit回归分析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社会绩效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张正勇和廖理（2010）、罗炜和朱春艳（2010）也研究了公司治理情况和社会绩效的关系，由于使用的样本和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但是说明不同的公司治理水平确实会引起不同水平的企业社会绩效。

（三）经济动机

1.消费者市场

Marin和Ruiz（2008）的研究发现消费者会通过将个人价值观和企业价值观相比较的方式，形成对企业的认知。Klein et al.（2004）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企业违背社会责任的角度，发现企业违背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愤怒和抵制活动有直接影响，会损害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Melo和Garrido（2012）指出社会绩效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方式，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声誉之间正相关（Hsu,2012），而这种良好声誉在企业面临突发状况时，能够保护企业免受负面消息侵扰（Lange,2011）。除此之外，Xie（2014）在研究企业社会绩效与消费者支持的关系时发现，企业社会绩效对消费者的企业认同存在影响。

2.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交易假说理论认为，公司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是为了缓解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息，从而获得更多的投资关注，尤其是在未来一段时间要发行新股或者进行增资的企业，更会积极地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从而降低融资约束和阻碍（Lang&Lundholm,1993）。我们将研究视角转向中国情景。罗炜和朱春艳（2010）以上市公司2001-2007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为研究对象，得出结论，行业竞争程度越激烈，公司有更高的社会责任绩效表现，原因是行业竞争越激烈，对资源的争夺越激烈，更多的通过社会绩效的方式增加公众好感。Dan et al.（2011）以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为基础，选取1993-2008年的196家美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为样本，发现社会责任明显降低了权益资本，也使得机构投资者增加关注。Gross和Roberts（2011）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越能够以较低的银行贷款利率获得更长期贷款。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社会绩效研究的相关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学者都是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将社会绩效划分成不同的责任角度，体现出企业良好的公民形象，包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对社会法律的遵守，对慈善捐赠的付出，这也与卡罗尔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第二，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参与也让社会绩效的评价更加公正、客观，更有说服力，这也为日后将企业社会绩效表现纳入银行贷款，税收减免提供了有利的衡量依据。较强的结果信服力也激发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也开始注重社会责任的效果，不能光做了，更要有成效，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最后，通过对社会责任报告相关文献的研究梳理，我们发现社会责任报告是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最有利的方式，学者李健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已经通过提案的形式呼吁，沪深两市用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本文的影响因素梳理也发现，上市公司是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带动下，会在社会中形成全民参与的新风尚，普通民众的积极参与，也是提升民众素质的一个关键途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比如碳信息披露、环境信息披露对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赋值分析，也为日后不同方向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通过对不同社会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发现很多企业希望通过参与社会责任，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这说明市场竞争已经从传统的产品质量竞争向企业声誉等软实力的方向发展，公众也来越重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贡献，说明了社会绩效评价的迫切性。第二，我们发现公司治理与公司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有相关关系。从公司内部来看，企业可以通过内部资源的优化管理，腾出冗余资源，比如减少资源的周转环节，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生产，降低人工的错误率，从而提高企业社会绩效表现，生产企业可以直接提高生产环节的绿色化。此外，同等水平下聘请文化程度更高，或者在任期有良好社会责任表现的经理人，内部弘扬公民意识的文化思想，提高所有人思想上的认识。从政府角度来讲，政府可以从公司规模较大、资产报酬率高的企业入手，提高他们的参与性，进而带动其他企业的参与，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氛围。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具体来说，要大力宣传社会责任的理念，完善公司治理相关法规的建设，用外部力量督促企业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将社会绩效与政府的优惠政策相挂钩，保护积极参与的企业。

[1]李正,向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界定、计量方法和现状研究[J].会计研究,2007，(07):3-11.

[2]刘美华,朱敏.股权性质、财务业绩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4，(01):38-48.

[3]Robert D..Corporate Communication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New Perspectives Why Companies Engage in Corporate Social Reporting[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4,27(1):55-68.

F270

A

1008-4428（2017）09-25-03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03106）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2016LJJD-3）的资助。

齐琪，女，北京人，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