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外宣英译文化异化与归化研究

李宗政,杨山青

(1.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淄博255000；2.贵阳学院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500055)



中国旅游外宣英译文化异化与归化研究

李宗政1,杨山青2

(1.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淄博255000；2.贵阳学院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500055)

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策略是由施莱尔马赫提出，后经劳伦斯·韦努蒂加以发展的，两种策略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在处理文化缺省现象时存在一定的不足。中国旅游外宣资料的英译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旅游文化要素的翻译，而异化与归化策略在处理该问题时各有利弊，因此在旅游外宣英译中应把握异化与归化的程度，不可片面追求其一而不及其余，而是将两种策略有机结合，以更好地保障旅游的文化传递功能。

文化；异化；归化；文化缺省；旅游资料

文化的概念非常广泛，难以严格定义，国内外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之多。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认为文化是“一个群体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的总和”[1]78。这无疑体现了其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与地域性。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必然具有所处时代的烙印。与之同期的俄罗斯文化学家洛特曼认为：“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特定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中心的。”[2]212作为语言、文化沟通的桥梁，翻译不可能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应保持源语文化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与相对独立性。

一、关于文化异化与归化的研究

由施莱尔马赫提出，后经劳伦斯·韦努蒂加以发展的异化、归化法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对翻译策略。其中异化法要求译者靠向原作者，采用与原作者相一致的表达方式来传递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靠近目的语读者，采用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递原文的内容[3]40。与其同时代的罗宾逊、巴斯内特也都批判了翻译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并提倡译作应该体现其多样性。归化、异化理论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文化热潮进入中国的，而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身份认同等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应提倡异化翻译；有些学者提出翻译应该回归归化法；还有些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语料对两种策略进行了深度分析，提出不能一味强调其一而摈弃其余，而应以文化构建为目的，实现二者共存。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外文化交流日渐频繁，来华游客也呈稳步增长态势。旅游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国际化发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旅游企业‘走出去’，提升旅游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是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4]。国内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旅游外宣资料的翻译策略选择问题。李佳岑提出外宣翻译的中国特色词英译应采用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让中国文化得到真正传播[5]82-84。刘士祥、朱兵艳以海南地域文化的英译实践为例，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角度探讨了归化与异化的运用效果，提出异化已成为趋势，但是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都不能一概而论[6]110-113。姚玲、黄晓林以桂林国际旅游博览会外宣文本的翻译为基础，分析得出旅游外宣文本的翻译应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7]144-145。涂熙玲以红色旅游景点中的“红”字翻译为例，提出在翻译红色旅游文化资料时应本着传播红色文化、让外国游客接受中国红色文化的目的选择翻译策略[8]130-131。由此可见，旅游资料外译的归化与异化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旅游外宣资料的译介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两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而且异化或归化策略本身在独立处理文化要素时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首先分析两种策略自身的不足，进而避免其不利影响，更好地促进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异化策略独立处理文化缺省的不足

异化的根本就是靠向源语文化，保持“异国情调”。韦努蒂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差异，而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9]242。虽然该策略有其自身优势，但在旅游资料翻译中易于造成文化误读、土著文化与游客文化的矛盾以及旅游市场的欺骗性等缺陷。

(一)扩大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增加文化误读可能

词义在语言学层面上来说既有其内在涵义又有其外延。约翰·里昂斯把词义定义为“该词与同一语言中其他词所构成的系列语义关系”[10]80，包括概念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感情意义、联想意义、搭配意义、主题意义等七种主要类型。据此，我们不难发现词义的理解是随着客观变化而改变的，受上下文语境、感情色彩、使用场合、读者水平、阅历差异等要素的影响。

由于异化策略就是要保持翻译中的“异国情调”，因此对源语的理解就决定了翻译的成败。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有些翻译并不完全是从词义对等的角度来进行的。翻译是为旅游宣传、刺激旅游消费服务的，因此异化策略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可使其词义范围发生变化。如“七彩云南”这一旅游宣传描绘了云南的多民族、多景色、多物种等特色。但“7-Colored Yunnan”这一异化译文易于误导外来游客从字面来理解“七彩”，而事实上此处之“七”仅意指“多”，因此译成“Colorful Yunnan”会更好地帮助外国游客理解，促进旅游文化交流。

在翻译过程中片面追求异化极易造成文化误译或文化缺失方面的语用错误，而这些错误又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喀什地区多处饭店招牌将“民族风味餐厅”译为“National Flavor Restaurant”。此类翻译虽在我国多地可见，但出现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尤为不适。因为在英语中“national”指的是“民族的、国家的”(of a nation)，因此该译文易于误导外国游客理解成“中餐厅”或“汉族风味餐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民族风味餐厅在中国指的是少数民族特色餐厅而非汉族的，因此异化策略在处理此类文化缺省现象的弊端显露无遗。译者在翻译时如能补全缺省的文化要素，译成“Uygur Restaurant”会更好地促进文化交流。

当然，异化能否造成误读还取决于读者或听者的文化接受水平以及他们对外来语言的把握程度。以中国历史故事为例，《冷斋夜话》(卷一)记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降，则易之。”此典故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能否在文化交流中做到行之有效，译者需要充分考虑受众的文化水平及理解力，然后决定是否采取异化策略；否则异化翻译只能是对牛弹琴，由此造成文化误读也就成为必然了。

(二)两种文化之争：游客与所在国人们的文化差异及矛盾

旅游文化可指旅游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切文化，它促使不同文化、不同民族间的交流趋于频繁，增强人们之间的彼此了解。但在旅游文化交流中，文化的巨大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与价值扩张，势必激发本土文化的自我保护”[11]26。

异化策略出于保持“异国情调”的需要，最终造成其指导下的翻译活动不但不能缩小文化之间的差异，反而会放大两者之间的差异，进而激发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更大矛盾与冲突，不利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不利于自身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综合发展。在当今社会任何文化群体都不可能不受外在影响而“独善其身”。在旅游文化中，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随处可见。为了更好地实现文化交流，繁荣旅游文化产业，译者在旅游资料外译过程中不宜过度异化，而应该是多种策略的结合。如在成都武侯祠景点，有如下文字介绍：“刘备章武三年病死于白帝城永安宫，五月运回成都，八月葬于惠陵。”该段文字信息含量非常大，涉及三国历史、中国的皇帝纪年法及古城名称等，外国游客很难理解。异化译法会放大文化差异，加重外国游客的输入负担，让他们不知所云，降低旅游乐趣。因此此处可省略一些不直接影响游客旅行的信息，并转皇帝纪年法为公元纪年法，可译为：“Liu Bei died ill in the year 223 at today’s Fengjie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nd was then moved and buried here later in the same year.”这样外国游客可了解基本历史事实，同时不会影响旅游的乐趣；如有游客需要进一步了解具体历史事件，可自行查阅、咨询。

再如中国的桂林著名景点“五福塔”就是以传统吉语“五福临门”命名的。因此完全意义上的异化只能使中英两种文化的差异或对立更明显，让外国游客不知所云，不利于文化交流及旅游经济的发展。因此音译加注法译成“Wu Fu Tower (Five Fortunes Tower)”会帮助读者或游客通过联想发现两种文化的内在联系，增加阅读或旅游的更大乐趣。由此可见，完全的异化策略不可能得出好的译文；以异化为主，加以必要的归化解释才是文化旅游景点名称英译的更佳解决方案。

(三)有名无实的旅游宣传的危害

《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按照“全面发展国内旅游、积极发展入境旅游、有序发展出境旅游”的战略方针，积极推动旅游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发展[4]。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旅游管理及旅游宣传的国际化与规范化。

但是在我国，旅游外宣翻译一直存在一系列的质量问题。究其原因，首先，从观念认识上来说，很多人认为外译的旅游宣传才“正规”，才能与世界接轨，而且认为懂点外语的人都可以翻译旅游材料；其次，从管理及资源的角度来说，旅游管理部门还存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的现状，而且旅游翻译人才相对短缺。最终旅游市场为了追求英文宣传而粗制滥造，甚至虚假宣传。这在客观上欺诈了不懂英文的游客，也给业内人士以不知所云的感觉。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投入以促进旅游产业的国际化，构建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核心竞争力”[4]，严加规范旅游翻译市场，避免有名无实的旅游宣传，杜绝跟风拼凑外文宣传材料的行为。否则受损的不仅仅是旅游品牌以及地方旅游形象，更是旅游业的国际化进程。

旅游业不仅具有经济环保、发展前景广阔的特点，而且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为了扩大旅游宣传，大力发展旅游业以服务地方经济，近些年来众多城市竞相追逐“优秀旅游城市”称号。但如何翻译“优秀”呢？据陈刚调研发现，“优秀”是一个主观色彩很浓、内涵很广的形容词，似乎难以量化，它在英语中的对应词“excellent”也含有这一意思[12]32。因此国内大部分人将“优秀旅游城市”异化译成“Excellent Tourist Cities in China”。但问题是这些城市真的优秀吗？细数近些年来有关旅游方面的相关报道，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优秀旅游城市也广泛存在一些不优秀的方面，如旅游消费宰客现象、旅游“弃客”现象等。因此“excellent”很难经受住市场的考验，或许“top”或者“leading”更贴切一些。虽然不能确保这些城市绝对优秀，但至少是在中国旅游大环境中的更佳选择。

同样，喀什香妃墓门前的一块警示牌“Dangerous! Falling！”也会让外国游客不知所然，不知是该担心自己掉下去，还是该担心头顶有物坠落？事实是，此警示牌是有关部门为防止这座文物建筑因年久失修而造成的墙砖脱落伤害到游客而设立。但此处的信息缺损会让外国游客无所适从，在客观上严重影响并危害旅游品牌及旅游形象。因此译者应该补全缺损信息，不妨译成“Mind the falling tiles”，以消除语言歧义，保障游客安全。

三、归化策略独立处理文化缺省的不足

与异化相反，归化要求译者靠向目的语读者，采用适合于目的语言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递原文内容，该特点决定了在其指导下的文化翻译易于导致地方语言语义变窄甚至消亡及旅游市场产品的趋同等。

(一)文化融合导致地方语言文化语义变窄以至消亡

语言是不断变化着的，也是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词语通常只有一个基本意义，且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在社交过程中，词义经常受到社会变化、语言使用者以及翻译策略的影响。

韦努蒂在其《译者的隐身》一书中考察了从17世纪直至当代的西方翻译，指出：“以往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所提倡的翻译原则是‘通顺翻译’和‘归化’翻译。”[13]188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世界各国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文化发展的不均衡，从而产生了强势与弱势文化之分。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英语为主要语言载体的强势文化强烈冲击着非英语地方文化，潜在威胁到了弱势文化群体。强势文化的译者在“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对其他文化的文本进行“重塑”，用译入语中的文化意象来传达原文的思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旅游资料中的“神”在英译时被译成基督教词汇“God”。这样的翻译虽然在客观上能够更快捷地促进两种文化读者的交流，但在事实上使源语文化中的特定文化内涵丢失，导致特定词汇的语义范围缩小甚至消失，不利于源语文化的持续发展。

纵观汉语发展历史，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发生语义变窄以至于消亡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幽默”一词现代意义在中国文化的出现、传播与发展是归化弊端的直接体现。该词在我国最早可见于屈原的《九章·怀沙》：“煦兮杳杳，孔静幽默”，意指“无声、静谧”[14]72。但1924年林语堂首次把英文“Humor”译为“幽默”并加以提倡[15]60，将外来文化民族化，民族文化现代化，其在古汉语中的本义逐渐被“有趣或可笑而又意味深长”[16]1571所取代。

即便是作为强势文化主体的英语在其历史发展中也一度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势影响。李赋宁研究发现是两种趋势推动了英语语言的发展：一种促使英语更加丰富、典雅；而另外一种促使英语保持其纯洁与朴素，也就是文化融合过程中归化与异化的相互作用。而第二种趋势还会使得本族语的语言文化的语义变窄甚至消亡[17]12。例如英语单词cattle来源于中古英语单词chatle(财产、动产)，以及古代法国北部语言catel(ONF.Old Northern French catel)[18]66，指的是property、livestock(财产、牲畜)；而在法语这一当时强势文化的影响下逐渐窄变为现代英语中的animals of the species Bos taurus(牛)。

由此可见，译入语文化适应源语文化的归化翻译策略易于导致文化竞争力不均衡下的文化发展不均衡，甚至使得弱势文化变得更弱直至消亡。在旅游资料中，由于旅游文化特别是原始部落旅游文化有其独特的历史特点，因此译者需要担当起原始文化传承者的角色，尽量保持其特色。如贵阳观山湖公园内的锦鸡铜鼓雕塑上将“每逢节日，苗族姑娘身着锦鸡服，跳起锦鸡舞”译成：“During their folk festivals, young girls dress in golden pheasant costumes to go dancing.”这一译文将“锦鸡舞”的民族特色舍弃，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因此翻译时不妨采用音译加注的方式译成“Jinji Dance (a special folk dance of Miao Minority)”，以保持苗族文化这一传统习俗。

(二)旅游市场产品的趋同性

旅游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在当今社会，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及个人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旅游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过程，在旅游时，人们与异族文化接触的过程也就是将该异族文化不断融入到本地的过程，也是一个影响异族文化的过程。

我国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文物古迹、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等。各地域的不同文化因素对旅游目的与动机同样发挥着很强的刺激作用，因此在旅游资料的译介中不宜过度依赖归化策略，而是尽量保持原文化的特性,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呈献给外国游客。然而当下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争夺乃至造假，已经成为常态。如湖南、贵州、云南对于“夜郎”品牌的争夺，还有“花果山之争”，李白故里、花木兰故里、炎帝故乡、曹雪芹故里等诸多“故里之争”，甚至在山东阳谷、临清与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等地起了虚构文学人物“西门庆故里”之争。这些争夺实质上都是文化资源的盲目争夺，不利于旅游文化市场的多样化，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因此各地区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时应立足本地特点发展自己的特色，拒绝“一片抄”的乱象，真正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化资源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破坏，不过是保护名义下的一种高级破坏。一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归化影响下传统民族文化意味锐减，成了外来文化的“俘虏”。旧城改造改掉的不只是房屋，还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祖先留下的民族文化及民间艺术一旦毁灭将永不能复生。“碓窝、风箱、水车、水碾、吊脚楼、土掌房、风雨桥……有的已经消失，有的行将消失”[19]343。各地丢失掉的不仅仅是老屋旧城，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及文化特色。

因此译者翻译文化景点时要想保持原始文化特色就面临着极大的考验。而且中国的景点名称大都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化内涵，或引经据典，或述志命名，或沿用宗教传说，如黄龙洞、爱晚亭等。面对境外游客时，译者易于屈服于功利性，采取归化的翻译方式来取悦游客、吸引游客。这种处理方式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正如陈刚所说的那样，“大多欧美旅游者来中国就是‘求异’：了解异国文化，结交异国朋友，欣赏异国文艺”[12]99。因此,我们在向外国外族游客译介中国特色的文化资源时，不必为了“取悦游客”而片面地归化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一味追求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否则，中国的景点外译的实质就会变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甚至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失衡。

四、结语

虽然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各自存在一定不足之处，但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以弥补各自缺陷。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文化意识，挖掘两种文化的差异，取长补短，将二者有机结合，以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

在旅游资料翻译中，译者需要最大限度地异化民族民间文化元素，保留源语文化特色，同时在语言上要保证交流的通畅性。能否做好旅游外宣翻译已经成为提升我国旅游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关键，而做好旅游资料的翻译需要译者将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有机结合，取两种策略之精华、弃其糟粕，正确处理旅游翻译中的文化缺省问题，达到旅游翻译的最高境界，将旅游的文化传递功能放大，让中西方文化交流更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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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逢超)

2016-05-1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旅游资料民族民间文化元素翻译研究”(11XYY030)；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汉语全球化视角下的《论语》英译研究”(J12WE25)。

李宗政，男，山东莒南人，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杨山青，男，重庆人，贵阳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H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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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0040(2016)06-004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