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研究

鲁 守 博

(山东理工大学 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山东 淄博 255000)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理论法宝，深入、系统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内涵、价值与体系构成，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分析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我们提出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由四个逻辑层次构成。

一、发展目的论

(一)生产力发展论

社会主义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快、更好的生产力，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决定。邓小平指出：“根据我们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314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就要肯定和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民才能富裕幸福，国家才能富强进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谈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针对我国现阶段落后生产力不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状况，他说：“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这就是目前时期我们的主要矛盾。”[1]182或“首要任务”，是全党一切工作的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1]250。今后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集中力量搞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能动摇。他还指出：“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2]63

邓小平从两方面阐述了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一方面，要改变以往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他提出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其他一切工作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250；另一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针对现阶段我国生产关系不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提出从根本上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使之更好服务生产力发展需要。

(二)生产关系改革论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建立的生产关系特征表现为“一大二公三纯”，不断追求生产关系的“完美”，结果大大超越生产力发展要求，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通过改革消除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大胆尝试，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高效率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

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一是权利过于集中，企业成为行政机构附属，内无发展动力，外无竞争压力，因此缺乏生机活力；二是忽视物质利益，实行平均主义。结果是干好干坏、干与不干、干多干少一个样，致使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生活长期不能改善。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150只有改革才能清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他认为：“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持下去。”[2]131十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都说明“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2]368。

对这场改革的意义，邓小平指出，这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与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国家政权的伟大革命。这场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其他各领域的改革[2]237。关于农村改革，他指出：“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积极性。”[2]117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内容和目标是使社会主义企业及各种生产单位具有充分活力，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让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生产目的论

生产力更好、更快、更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一。一段时期内，在建设社会主义目的上，我们思想上形成一种片面认识，行动上大批特批“唯生产力论”，这种漠视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做法，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也造成灾难性后果。与以往社会不同，社会主义强调快速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生产关系，目的是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各种需要，经济发展成果最终要体现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上面来，所以，仅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53。1992年邓小平视察首钢时再次否定了传统重生产轻消费的错误做法，他指出，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消费，先生产后生活并不是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2]110-111。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述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根本任务与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与最终目标的有机统一。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劳动成果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邓小平认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要根据劳动好坏，确定不同报酬，绝不能搞平均主义。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劳动者奋发向上，促进生产力发展。他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1]146忽视这一点就是唯心论。在共同富裕目标下，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来示范、带动后富，所以，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不是“同步富裕”。

二、发展生产论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艰难复杂的开创性工程。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等，都相继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直接运用于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中，由于这套理论与其生产力实际存在巨大差距，并且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且极度不平衡，致使国家在经历短暂辉煌后，因体制弊端陷入困境，付出惨重代价。在邓小平之前，也有人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动进行过反思和理论总结，但总体看来并不彻底、不完善和不系统，其实践价值不大。邓小平同志不拘泥于社会主义的抽象原则和一般形式，以革命家、战略家的巨大勇气，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我国基本国情结合，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原则，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一)发展动力论

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生产力实际出发，提出通过改进和调整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进而提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直接动力的科学论断。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进一步提出，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的著名论断[2]375。可见，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动力又来自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

动力是发展的引擎，动力大小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进程快慢，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成功与否。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伟大的事业，规模之大，任务之重，头绪之多，困难之坚巨，时间之紧迫，只有动力足才能热情高、干劲大，只有干劲大才会成效显著。

(二)发展手段论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方法很多，但一段时期内，人们并没有真正搞清这个问题。在此之前，由于学术界和决策者机械、教条地理解和执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把计划经济当作发展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加以推崇，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腐朽、反动的东西加以无情批判、抵制，把卖耗子药当作投机倒把加以严厉打击，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绝对对立起来，因而使社会主义生产力严重倒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无法体现。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现象，他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2]373。计划与市场是发展经济的两种手段，社会主义可以用，资本主义也可以用，割裂二者之间的关系，片面强调其中之一的做法会给实际工作带来消极后果。他指出，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发展，市场手段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所以，计划和市场都得要，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路子是对的。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邓小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突破和卓越贡献，是尊重客观规律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三)发展方式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有正常的经济增长，更要有质量的提升和改善，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人口素质提高、资源高效利用、环境污染改善、经济效益显著提升的基础上，实现单纯由经济增长向全面经济发展转变，由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转变。后者的鲜明特征在于：在增长的前提下顾及可持续性，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顾及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顾及就业、消费、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加快发展速度，不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要扎扎实实，讲求经济效益，实现稳步协调发展。要讲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已经在实际上提出了经济发展应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思想。

(四)经济结构论

客观发展规律要求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应实行多种不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这种差异化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可以充分、合理利用各种有限资源，促进生产力发展。邓小平提出，在所有制形式上要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2]138。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有益、必要的补充。在产业结构布局方面，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要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实现一二三产业之间协调发展。按照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发展要求，按照世界产业结构转移发展规律，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优化升级，要瞄准产业发展方向，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和产品。

(五)发展步骤论

在这个问题上，急于求成的冒进或采取相反的做法都不可取。为了早日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群众温饱问题；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与步骤既宏伟远大，又切实可行，把目标与步伐协调起来，要求我们在建设中按照目标要求，踏踏实实，量力而行，稳步前进，不搞大冒进。为保证这一战略目标顺利实现，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两个文明都建设好，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六)协调发展论

国民经济是一个比例关系复杂的大系统。在经济发展中，要协调好各种环节和各方面关系，特别强调或忽视某些方面，都会产生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1]161。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实现协调发展，特别要处理好带有全局性的三个重大关系：第一，处理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使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实现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第二，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既要处理好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实现速度与效益并重，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会使我们的经济发展遭到破坏；又要处理好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各种关系，把经济稳定增长、资源合理利用、环境持续改善、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协调统一起来，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第三，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协调发展也就实现了良性发展。如果各种比例关系失调，效率、效益和速度就得不到保障。速度和协调之间存在规律性，合理的发展速度会有更好的协调性，高速度带来的急刹车会让经济失去平衡。所以，要实现协调发展就应加强宏观管理，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管理，及时实现动态平衡。

(七)持续发展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管理的，因而是可持续的。针对长期以来轻视经济效益及经济效益差的情况，邓小平指出，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增长，要把提高经济效益贯穿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各方面。过去我们步子迈的太快、太急，结果发生了一些失误，经济发展速度反而慢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走投入少产出多、效益高的路子，只有效益好了，经济发展才有后劲。邓小平指出：“要采取有力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2]312

(八)发展速度论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须保持适当速度。在这个问题上，在讲效益、讲质量的前提下，要争取有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的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的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1]406。他强调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从国际国内发展经验来看，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行的。从国际方面来看，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过高速增长时期，所以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的背景下，在今后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较快、效益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九)经济效益论

经济效益是发展质量的重要表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实际工作中不重视经济效益的情况，邓小平提出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增长，要重视经济效益的思想。他说：“产品不能只讲数量，首先要讲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力。”[2]160他认为经济发展不仅有个速度问题，也存在效益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1]251可见，邓小平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看成速度与效益的有机统一。只讲速度不讲效益，粗放发展，浪费严重，国民经济有量无质，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离开效益提高的速度加快是没有价值的，也得不偿失。所以，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条件。

(十)发展战略论

从现实国情出发，围绕怎样高质量发展经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战略的构想。

1.战略目标。确定到20世纪末我国实现小康目标，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前进。

2.战略步骤。邓小平提出纲领性的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规划。

3.战略重点。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是三大战略重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这些都是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环节、薄弱环节和关键环节而被列为重点，我国一直沿着这个思路搞建设，谋发展。

4.战略布局。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能快一点发展就先发展起来。要走在全国前面，率先实现现代化，以带动全国现代化。邓小平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多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快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2]277内地也要根据自身条件加快发展，国家尽力支持内地发展，沿海发达地区要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移帮助和带动内地发展。

5.战略措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谋求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6.发展战略机遇。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战略机遇问题，他强调，“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2]365，“对中国来说，大的发展机遇并不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因此，“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2]369。

7.战略转变问题。既要速度又要效益，既要数量更要质量。邓小平指出，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质量第一是个重大决策，提高产品质量就是最大节约。

8.可持续发展论。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表现在：第一，节约资源使用；第二，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开发利用资源；第三，发展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第四，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十一)对外开放论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中国才能发展。任何国家和地区都要学习别国的经验和长处，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客观动力。他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78他还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他强调：“要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来是不行的。”[31]105在他的直接参与领导下，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最早窗口，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学习西方管理经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开放就是借助外部力量增强自身发展。一是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学习他人的先进理念，把外面新鲜的东西引进来，并在与外部交流中改变自身意识、观念和智慧。二是借力为我所用。封闭自守、故步自封、思想僵化注定不会有进步。对外开放就是开拓两个市场和利用两种资源，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一个国家或地区越是开放包容，善于学习，其发展就会越好越快。

(十二)发展规律论

同任何事物发展具有自身规律性一样，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客观规律，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2]368，是一个波浪式螺旋上升的前进过程。邓小平同志的发展台阶论认为，加快经济发展受原有生产力水平、资金、技术、人才、供求关系等主观、客观因素影响，有条件的地方可快一点；同时他也认为，在加快发展上台阶的过程中，要讲质量、讲效益、发展外向型经济。加速发展上台阶主要依靠科技和教育，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要以内涵式发展为主。

按经济规律办事，既要讲究科学，又要考虑实际，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决不能凭“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瞎指挥。这就把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保证了中国经济平稳有序发展。

(十三)发展主体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者，但这种创造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是充分调动组织和个体能动性的。这种主观能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指导思想论。建设社会主义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所在，它决定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2]382。

2.统一领导论。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统一领导，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思想。他在总结“文革”历史教训后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的真理。”[1]341邓小平同志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他指出，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更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搞社会主义与加强党的领导是互相联系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不矛盾。

三、发展因素论

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影响因素。

(一)发展机遇论

发展机遇类似于搭顺风车，所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是邓小平同志对当时国内外时局的准确判断。他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两极格局已经结束，正朝着多极化发展，各种矛盾和机遇同时存在，关键在于把握，要利用这些矛盾和机遇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同时，我国国内政局稳定，政策对头，人民拥护，也具备加速发展的有利条件，正是发展的大好机遇，“我国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2]375，所以“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2]358。

(二)权责利结合论

权、责、利相结合，可以极大调动生产者积极性，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不仅粮食大幅度增长，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长。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2]238。同时，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的这样一个结果”[2]238。总体来看，“农村改革的内容就是实行责任制，抛弃传统吃大锅饭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2]157。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2]180。政治体制改革也存在权力下放问题。权力下放，“就是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2]177。他说：“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权力不下放，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就没有责任，搞得好坏都是上面负责。全部由上面包起来，怎么能搞好工作，怎么调动积极性？”[2]160

(三)物质激励论

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干与不干、干好干坏一个样，会严重挫伤大部分人的积极性。“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2]155，“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2]157。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劳动成果必须按劳分配，把劳动贡献与成果享受直接结合起来。这既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积极性，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在这一前提下，为充分利用各种有限资源，还要承认各种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让生产要素参与劳动成果分配。邓小平指出，承认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就应该鼓励先进，允许一部分人由于辛勤劳动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同时又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现象。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更好发展。他说：“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道理。”[2]111在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中，也就完成了经济由贫穷落后向富裕兴旺的本质转变。

(四)科学管理论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管理也是生产力。科学管理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效益。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厂长经理负责制，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作用，把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在宏观方面，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同时要转变政府职能。针对过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弊病，他指出要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强调宏观调控必须由直接管理变为间接调控，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他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通通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1]328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是党政职责不分，政企职责不分，因此，要实行党政、政企职责分开，明确各自责、权、利范围。他指出：“改革必然要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1]135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和民主管理，“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1]146。加强科学管理，不仅体现在技术方面，还要体现在制度设计、法律法规制定、权力制衡机制的设立等，使技术和制度形成发展合力，按照预定目标、发展路径，以合理的速度，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五)发展科技论

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有利条件，提供了一个能利用最新技术、跳过某些研发阶段实现经济快速起飞的有利时机。这种有利条件对我国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为此，需要大批科技人才，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培养和造就大批科技人才，必须重视教育。“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86。为此，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六)人才培养论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抓教育，既要注意普及，又要重视提高，要重视优秀人才和拔尖人才培养。邓小平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气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38“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质素，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120。因此，科教兴国，人才立国成为我们的国策。

本试验显示，无抗养殖有助于提高鸡肉中氨基酸、必需氨基酸和呈鲜味氨基酸的含量。在放养条件下，无论是有抗养殖还是无抗养殖，鸡腿、鸡胸和肝脏中的氨基酸总量总体水平均高于舍养，其中天门冬氨酸和谷氨酸相对较高，对其影响机理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七)教育先行论

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教育是一个民族兴旺的最根本事业。邓小平指出,“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我们这样说的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建设人才”，“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5]719。

按照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经济要发展，科技是关键，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所以，必须把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八)自力更生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问题和矛盾较多，因此，解决所有的问题，都要立足自身实际，坚持自力更生，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30。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但我们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并不盲目排外，要处理好外援和自力更生的关系，不能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对立起来，不能强调自力更生又走过去闭关自守的老路。他说，现在要发展经济，还要依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

(九)艰苦奋斗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创业精神。邓小平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1]257，“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水平”[1]260。艰苦奋斗还要与勤俭建国结合起来，要树立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在生产和建设中要十分注意节约，反对铺张浪费，防止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消费。遏制铺张浪费现象的发生和蔓延，仅靠加强管理还不够，还要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进行严格约束。

当今社会，各国发展日新月异，各种发展机遇稍纵即逝。中国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让我们失去很多发展机遇，明清以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抓住有利机遇，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迫切。在发展中，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时机，排除各种不良因素，坚持效率与效益、质量与数量、速度与效果并重原则，争取实现一个较快、较好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这种快速发展又是与国情、国力相适应的、以提高效益为基础的适度增长，是切合实际需要的、稳定协调的发展。

四、发展条件论

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各种条件。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他指出：“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的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2]208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他还说，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他把政治稳定看成压倒一切的任务。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障主要表现在保持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地位，坚持实施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杜绝和抵制各种妨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因素和力量，社会动荡不安带来的严重后果人所共知，“文革”动乱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破坏力就是典型的说明。

要保持安定的国内环境，他提出：一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二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三是保持社会政治局面稳定；四是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谈到国际环境的影响时，邓小平认为“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和平环境，我们搞什么建设！”[3]104他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要对外开放。可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有安定团结的国内局面和外部环境。

(一)发展起点论

弄清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制定正确政策和发展目标的始点。经典马克思主义只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但对两阶段各需要经历多久、各阶段是否还包括不同子阶段、各阶段的具体路径怎样走却没有更具体描述。社会主义国家在普遍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生的失误表明，其共同点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再细分为不同发展阶段或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超越实际发展的做法。邓小平同志深刻洞悉了这一历史问题，他这样教导我们，现在搞建设，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走一条适合中国现状的现代化道路。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从1957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们所犯错误的原因之一，都是因为对中国国情没有完全搞清楚，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定位不准确。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25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必须经过的特定阶段。这一阶段不是短暂的，至少需要我们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初级阶段论的清晰界定，为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初级阶段论既为发展生产力理论提供了立论基础，也为体制改革政策、方针、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约束性要求，因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都会成为改革对象。

(二)发展路径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长期以来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两个问题。建国以后我们曾经把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加以效仿，结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经历了曲折和失误，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许多疑虑和困惑，使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入死胡同。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1391979年3月，他又指出，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是不容易改变的。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不是“等同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是“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实现“共同富裕”的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蕴含了目标实现的阶段性和渐进性，又体现了目标的最终要求，是目的与过程的有机统一。

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重大突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模式论的创新性结论，它也具有世界性意义。

(三)坚持原则论

原则问题是方向性问题。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1]278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它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基本制度要求。邓小平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164“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2]202。

同时，邓小平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要坚持两条根本原则：“第一，必须坚决实行以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第二，必须坚持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11。

(四)相互关系论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体，存在各种关系，协调好这些关系既是解放生产力，也是发展生产力。

1.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实现稳定，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这是邓小平处理三者关系的基本思想。

2.质量、效益和速度间的关系。在三者关系中，邓小平指出：“产品不能只讲数量，首先要讲质量。”[2]160在讲效益、讲质量的前提下，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发展速度。总起来看，就是要在三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实现经济良性发展。

3.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邓小平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也会有很大变化。”[2]89他提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就要受到破坏，走弯路。”[2]144所以，邓小平主张“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体现了两个文明建设相辅相成的关系。

4.经济建设与教育、科学的关系。经济建设离不开科技、教育的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发展的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2]377要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科技结合的问题，把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发挥人才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事业发展需要人才，人才不断涌现，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人才的培养需要发展教育，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位置，作为战略重点抓紧抓好。他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2]121

5.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适度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企业发展，但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2]110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状况决定了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形式不可能是单一的，要发挥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方式的优势。在谈到所有制改革时，邓小平这样教导我们，我们的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是死死守住“公”字号“一统天下”的地盘不缩小，要从“唱独角戏”退居“唱主角”的定位，给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留出“多角戏”的舞台，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则，才能保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这一思想突破了传统单一公有制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所有制结构形式区别开来，澄清了人们的认识误区，指导了实践发展。

6．“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他说：“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166

7.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既缺少知识，又缺乏经验，因此，要抓住机遇，运用多种形式，利用外国智力，引进技术，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独立自主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对外开放可以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3。

8.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和世界产业发展趋势，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继续发展第二产业，促进第三产业兴起，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在谈到农业的基础地位时，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80%的人口能不能达到。”[2]78在谈到工业对农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反作用时，他又指出，发展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都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1]29。在其他工业的发展中，要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坚持10年到20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

9.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沿海与内地是两个发展不平衡的地区。邓小平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开放和发展，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后，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以带动内地更快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沿海要服从这个大局。内地也要主动学习沿海地区的经验和理念，加快自身发展。

10.大陆与香港的关系。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关联，香港要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以后，在中国的管辖下，实行适合香港的政策。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将“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2]103。

11.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邓小平多次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再更新一些设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2]100

12.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下放部分权力，扩大地方、企业及农民的经营自主权，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这就是民主。民主离不开法制，“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2]210。“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1]147，要以法律形式确定各种关系，解决矛盾和冲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147。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2]378实行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13.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邓小平主张通过下放权力，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和地方积极性。他同时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2]278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