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及其中国化实践研究

沈 莉 ，韩 晋

(1.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公共部，安徽 六安 237005；2.哈尔滨工程大学 法学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一、生态性文化与马克思经典的“异步同构”

在“人类中心说”与“非人类中心说”之争甚嚣尘上的当下，我国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在超越二元对立、分立对决、零和博弈的张力格局和批判西方文明竭泽而渔式地攫取自然资源所表现出的纯粹工具理性式的贪婪本性上,具有十分明显的合理性[1]36-37。***总书记指出：“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2]136必须识察、重视儒家传统文化对诸自然要素的“生态性认识”①儒家对于动物、植物、土地、山脉、河流都有系统的生态性认识，提出了“仁，爱人以及物”“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至于土”“恩至于水”“德及深泉”、仁为“天地生物之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命题；大同社会也包含生态维度。这些都是生态文化建设的有益滋养。参见乔清举：《***的生态文明思想》，《红旗文摘》，2016年第10期，第113页。，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性质，努力达致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与良性互动，继而将维续这种生存境遇的理据转化为解决“现代性问题”②我们一般认为，当下的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制度建构者与执行者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表现正是“现代人”的典型思维方式与行为特征，人们陷入了让·鲍德里亚意义上“消费社会”的无底深渊中。参见张剑、孔明安：《消费社会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第86-94页；李留义：《现代性境遇中的生态危机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7页。的有效思想资源。与这一基本观点具有相当默契的西方经典便是“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①经典理论的“场域化”一般以指称的符号化为起点，也正是基于此，我们需要将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冠以某种固定而便于传播的规范性称谓。此时，可能引起读者混淆或疑虑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对子。就语词的构式而言，前者的结构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它的基本意涵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塑造某一学科或论说的知识体系、探讨和解决该学科领域或论说思想中的基础性和关键性问题；也即，这一称谓更多地执行着方法论功能，它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分析范式与研究框架。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也应当是藉由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生态文明思想，它的意旨在于凸显马克思文本的语境化意义；但本文的目的却在于阐释作为经典理论家的马克思所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并将其体系化、中国化，因此，或许后者的指谓更加符合这一研究目的。当然，无论是哪种称谓，我们都必须承认，生态文明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本文立题的关键所在。参见张慎霞：《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纵横》，2017年第5期，第129页。。正是基于此，在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体系取材于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也只有马克思的生态文明价值观能够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引导和正当性支持。

整体来讲，在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将自然规律作为基本发展前提，构建人、社会、经济三方的有效和谐，要求建立在资源环境可承载的范围中，将着重点放在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等的持续、稳定增长，最终是为了打造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和谐社会，进一步使得整个社会能够逐步形成正确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实现生态、生产、生活的协调发展。故此，剖析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梳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之间的“理念—实践”关联性，不仅可在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渊源这一工作上有所贡献，还能够为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勾勒出一条相对清晰的理论谱系与观念脉络。

二、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生态文明要素整合论：人与自然、社会有机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自然和社会是生态文明的三大基石[3]56-59。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6，人受制于其“社会性”，同时又在形塑着“社会关系”，不断在“自我的功利性保存”和“社会的群体性延续”的拉扯中维持着动态平衡。对于自然而言，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价值主体，具有认识自然规律、改造自然外象的能力；而“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为根本的特性便是自然性，依旧结成一种互构的关系。对于自然和社会而言，作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社会，不仅同自然存在资源交换，其发展更受到自然的影响和制约[5]4-10，见图1所示。

图1 生态文明三要素的互动互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生态文明的建构实际是一种对和谐秩序的追寻，而这种和谐秩序便是生态文明三要素有机整合的结果。其与恩格斯共同倡立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6]649指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特性交互、共融、共进和跃迁的理想状态，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明证。

(二)生态文明物质基础论：人与自然界存在物质交互

马克思坚持，应当在自然观中引入“实践”概念，即以“物质变换”框架为准据来描述、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物质变换”关系[7]207。福斯特就此展开了研究，提出新陈代谢理念在马克思的成熟作品中是非常突出的，即便是各作品的写作背景不尽相同[8]175。他还对作品中“新陈代谢”的主要涵义以及其体现的社会、生态方面的意义进行了强调。马克思对“新陈代谢”这一概念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对社会与自然间关系的描述，即劳动者是蕴含在社会与自然间的能量递导机构与中介组织，他们负责完成“自然要素”与“社会事实”间的相互转化；其二是在更加广义的层面被阐释的，即利用“新陈代谢”来描述那些受到资本条件影响而异化的心性结构与精神供需关系，以及由此得到进一步引申的人类自由问题*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就遵循着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被构造，或者说被呈现，这也正是其被称为科学理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同样认为，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当马克思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寻找人类社会维续、演进、裂变、衰亡、重构、再生的“基因密码”时，我们似乎也可以在这样一个似乎“非主流”的理论团块中找到某些证据支持：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便是这样一项内容。马克思通过“新陈代谢”揭示社会与自然以及诸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联系准则，又通过一种拟态和类比的方法，由系统论的“熵”原理推演出新陈代谢的规律性衰变事实，从而说明了生态环境系统的混杂性、开放性与非线性，更在社会学层面上昭示了“走向劳动者联合的社会”这一命题的必然性。参见崔永杰：《福斯特对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生态学建构》，《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2期，第136-137页。。“新陈代谢”是一个兼具生态学意义与社会学意义的跨域实态，它背后隐藏着揭示人类社会演化、运转的基本规律的奥秘。

马克思所提出的物质变换思想，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所含的思想理念有物质变换、制度变革等。借助这些思想理念，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人、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些思想观点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物质建设提供重要的指导，为我国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方向。

(三)生态文明制度批判论：资本逻辑统驭与自然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的泛滥及其所导致的“物性异化”*所谓“物性异化”，指的是在资本逻辑运行的生产与消费条件下，人们依靠资本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依靠资本实现生命的安稳存续(雇佣保镖、购买安全性能高的交通工具、购买防震能力强的房屋、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救济)、依靠资本表徵生活与生命状态的完整性、依靠资本换取人性的灵动呈现。参见张春玲：《资本逻辑·资本异化·资本霸权》，《学术交流》2014年第8期，第108-112页。在这样的身体、精神状态下，人们自然难以捕捉、感受自然的美好，难以同自然建立和谐、有序的良性互动，难以认知自然的情绪与情感表达，这也正是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讲的，“生态型文化”遭到现代性裹挟而被迫转型为“世俗型文化”的无奈现实。，“商品拜物教”便是其中的典型[9]7-10。民众心性趋向功利化、世俗化，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享受，将迷狂式的商品意识形态灌注入思想领域，导致消费主义欲望的结构化膨胀。最终的必然结果便是人类贪婪地从自然界索取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商品和金钱，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建构生态文明的关键是实现民众心性结构的转型，破除自然异化、矫正资本逻辑失范，呼唤消费行为的理性复归。

三、马克思生态文明指导思想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路径

坚持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可以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蓝图进行勾画，得到发展框架。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实践观为哲学基础，将尊重自然规律、发展和意识能动的观点作为分析现实生态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将马克思“自然—历史”观与马克思视角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四分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基本行动路线纲领，将生态导向现代化作为建设的最终目标，将基本原则确定为普遍与特殊的高效统一，以追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耦合为基本路径的总体设计[7]140-146。它要求制度建构和实践者立足基本国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注重科学发展，最终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优化。

(一)推动经济发展的生态化转型

我们首先需要辨析“经济发展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发展”两者间的内涵差异，对比来讲，后者是前者的一个重要题域。即我们要通过建构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建成“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

1.可持续发展战略

首先，应当将经济迅速发展、生活质量极大改善、以及社会持续发展高度结合、有效统一；其次，应当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最后，对于破坏自然谋求发展的做法坚决禁止，坚决摒弃，采取有效的、严格的环保治理措施。

2.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首先，应当加强对节能减排技术的研究，加强对环保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清洁能源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得以应用；其次，对于经济发展中影响严重、性质恶劣的问题，尤其是对群众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问题，如污水治理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以确保公民饮用水安全。此外，还有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必须加快治理步伐。

3.发展循环经济

首先，应当鼓励支持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为产业发展提供助力，使得生产、流通等各个流程都能够逐步实现循环经济；其次，应当实现对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加大对产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研究力度，谋求资源再利用的产业化；最后，应当加强对循环利用、零排放等技术的研究，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推广。

(二)强化政治建构的生态化成长

1.建构以政府为中心的生态政治体系

所谓“生态政治”*要将“政治生态”同“生态政治”相区分。“政治生态”缩影于“政治生态学”，后者是一门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技术应用到政治学分析中，以透视政治局面的情势和利弊的学问。而“生态政治”正如文中所述，是政府责任伦理的一种理想类型，它要求政府在组织政治建构时以“生态文明”作为基准和出发点。参见杜运泉：《话语·内涵·结构：政治生态的学术辨析》，《探索》2016年第3期，第35-39页；刘京希：《生态政治新论》，《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76-79页。，便是将生态问题纳入政治议程，或将其作为行政绩效考核的重点指标，继而通过行政手段管控和解决其中的瓶颈、难题，最终形成良性的政策导览和社会治理循环。总而言之，构建以政府为中心的生态政治建设体系，要从“转换三个范式，塑造三种角色”入手。

(1)转换三个范式

根据生态政治学原理，政府要承担建设“生态政治”的责任，要求坚持市场优先原则、地方政府优先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以及法治原则；而且应当积极尝试如下三个范式的有效转换：“由污染治疗到污染预防”的范式转换，“从局部治理到整体治理”的范式转换，“从政府管制到多元治理”的范式转换[10]19-27。

(2)塑造三种角色

政府在生态政治中担负着主导作用和责任，这种主导性作用和责任主要体现在政府应当扮演“三个角色”[11]116-118。其一，倡导者。该角色要求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引导作用，包括文化方面以及思想道德等方面，都需要政府从旁引导。其二，组织者。组织者要求政府为生态文明建设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对市场各主体的行为提供行为规范以及约束法规，以减少因为发展模式的转变，而导致的利益冲突。其三，推动者。在该角色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公众所需的公共服务能够得到满足，对市场失灵问题进行矫正，以实现代内公平与代际正义。

2.加快生态文明相关法规的建设完善

法律规范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当社会尚未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时，必要的法律体系将为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发挥重要作用。环保法规的出台，对于减少环境破坏问题，提升环保意识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一直以来，我国对环保立法工作都十分重视，1978年，我国宪法中首次就环保问题进行了说明，明确了环境保护的政策态度，同时也提出了对污染以及其他公害的有效积极防治，我国以宪法为中心，逐渐健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体系，见表1所示。

此外，近年来，国务院还针对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问题，专门出台了一系列的行政规定。利用这些法规，能够有效减少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对于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也将产生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很多地方政府也在官员绩效考核中，设立了环保指标，通过这种方式来督促地方官员重视地方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环保工作，推动实现经济与环保的协同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法规体系的日益完善，将会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好的保障，对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行为起到了很好的防范作用。

(三)实现文化建设的生态化保育

生态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系统性的文化团块，它以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为核心。具体来看，生态文化可被解构为如下四个层次。

1.社会心性上的生态向往

民众应当形成自为的生态文明观念和环境保护意识，向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共融共进，实现己身在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即展现人作为人最为整全、美好的生命状态，其中一项关键内涵便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良性互动，且人能够作为社会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要素流动和理念共促的合理媒介与有效居间。参见何玲玲、文海鸿：《“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论探讨——澄清并还原马克思恩格斯人的远景发展思想》，《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第6-7页。。

2.公共道德上的生态准则

要将生态文明的标准塑造为“共同善”，打造为“有机团结”的纽带，推崇为“社会连带”的准入规则，并努力将其转化为一种实在的舆论强力，对破坏生态文明、危害自然环境的行为予以“剔除式”的否定评价。

表1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体系

3.文化产品上的绿色消费

伴随着生态文化意识的觉醒，以及生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产生了文化产品上的绿色消费这一要求。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当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要多开发生态文化产品、多宣传生态文化消费。

4.社会抵抗上的生态理由

这是生态文化与生态政治的连带要求。民众应当成为政府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的监督者，监督其行为是否违背生态文明的构建准则，如果违背，应当依照“生态理由”组建“社会阻抗”，从而将以生态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挡在门外。

四、结语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之学、系统之学，它蕴含了系统论、协同学的精妙道理，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共进、共生、互动、互构的良性关系塑造。也正因此，它似乎与我国古代带有显著生态性特质的“天人合一”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正是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得以实现中国化的思想文化根基与正当性之所在。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生态化转型正是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的实践路径：推动经济发展的生态化转型、强化政治建构的生态化成长、实现文化建设的生态化保育，以生态为指标、以生态为框架、以生态为理据，敦促经济增长、政治发展、文化延续将“生态文明”纳入“必选”范畴，正是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最为宝贵的当代意蕴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