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非遗实践为基础构建新理论

王宇琛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目前，围绕非遗主题的讨论主要还是结合非遗保护政策、实践以及非遗具体事象展开的。在宏观层面，主要集中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辨析*参见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非遗保护实践和政策的相关思考*参见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整体性原则》，《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社区: 涵义、多样性及其与政府力量的关系 》，《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法律和知识产权问题等；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也显示出越来越多样和细分的态势，例如非遗的开发与产业化(以旅游最为突出)、非遗传承人研究、具体非遗保护实践中出现的悖论分歧，等等。总体来说，以中国文化传承的长时段历史图景为出发点，潜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文化表达方式内部，探讨非遗实践所反映的中国文化内部逻辑的成果稍显稀疏。

那么，在中国文化传承脉络的语境下，如何认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非遗保护作为一个话语平台，反映了怎样的内在逻辑和核心问题？对这个课题的思考，可以不囿于非遗现象的近距离观察(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从民俗学未来的学科增长点角度予以特别关注。2017年4月，美国《西部民俗》(WesternFolklore)发表“非遗在中国(IntangibleCultureHeritageinChina)”专刊，刊登了张举文、周星、高丙中、萧放四位学者有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列文章，对中国非遗实践的历史、现状、理论思考进行了较为完整的介绍。专刊的前言和四篇文章，以不同视角，环环相扣，从文化深层阐释非遗现象，探讨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内在逻辑，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空白。这期专刊的目的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下中国传统的文化逻辑和传播转化机制予以论述；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实践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概念术语的指认，从内部观察中国文化正在发生的变化。人们正在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信仰以及传统等语汇重建民间话语，这种重建的努力和事实不但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也逐渐打破了原有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

这也是中国和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者第一次在国际民俗学的权威期刊上合作，系统地介绍中国非遗，并对该题目进行理论阐述。美国的《西部民俗》由西部各州民俗学会(Western States Folklore Society)主办，迄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作为美国乃至世界民俗学界公认的权威期刊之一，该刊被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收录，致力于区域、国家以及国际民俗的描述与分析，在民俗学理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目前，西方对中国非遗实践的认识仍处于西方话语的主导之下，理解相对有限，要么“是来自所谓局内人(或者专家的过于政治化的解读，尤其是涉及民族国家的建构或是文化霸权问题时”，要么就无法脱离“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旧有框架*参见《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4期。。“非遗在中国”专刊的发表，打破了西方对中国非遗实践的刻板印象，勾勒出中国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融合机制，显示中国文化生命力偃而又兴的核心所在，中国学者同西方学术界之间开启了一场深入的国际学术对话。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实践带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而该专刊便是以非遗的中国实践为基础，立足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构建本土化理论的一次努力。四篇文章分别从“民间信仰”“文化革命”“传统节日”以及“文化自愈机制”等角度，借助非遗的平台，深入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传承机制。其中，“文化自愈机制”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没有讨论过的概念，因此也值得思考。它针对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逻辑，希望从中归纳分析其内在的自愈机制。这个机制过去在文化冲突和交流当中、当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当中尤其凸显了出来，而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正依赖这个机制得以延续。基于多神的宇宙观和富于包容性的伦理等“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中国文化自愈机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本土化的激荡下，从国家、知识分子和民众三个层面，重新树立了中国人的文化自我意识乃至文化自信。这个概念揭示了中国文化和历史在近四百多年里，从自我中心到自卑和自否，再到自觉和自信，直到自愈的历程，也提供了一个反思中国文化之根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