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对孔孟思想的扬弃

陈瑞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媒系，贵州 贵阳 550014)

曹操以自己的智慧才能与权术谋略，于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一度掌控了东汉朝政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外定武功的同时又内修文学，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生活在儒家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又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在仁爱与礼义、教育和人才、鬼神和天命等思想上，都表现出了对传统孔孟思想的扬弃。

一、仁爱与礼义

孔孟之仁爱、礼义思想传承千年不衰，被视为孔孟思想的核心。“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与‘礼’。所谓‘礼’，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所谓‘仁’，不仅指主观的道德修养，也指客观的伦理教化。”[1](P86)《论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2](P131)孔子要求君子以义为上，以符合仁与礼的要求。孟子讲仁义，并进一步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孟子·尽心下》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2](372)，“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2](P238)。在孟子看来，人只有具备了仁和义，才成其为人，才能够安身立命，只有遵天理而动，才能恪守礼制，为国之忠臣良将。孟子之“仁”“义”是人的内在品质，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生准则。

汉末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孔孟思想虽受到一定的挑战，但仍深入人心。曹操能够取得相王之尊的地位，必然不可能抛弃孔孟的仁爱礼义思想，而其则深刻地体现在其行为处事及文学作品中。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接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3](P5)为此，曹操写下了《拒王芬辞》，认为“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4](P58)，并提出警告，劝“诸侯自度”，不要重蹈七国之覆辙，坚守君臣之礼。面对“贼臣执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4](P3)的国家灾难，曹操毁家纾难，广散家财，聚集义兵，意图诛杀贼人董卓，保卫汉室，维护礼制所规定的秩序和规范。又，“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作《答袁绍》曰“诸君北面，我自西向”[4](P64)，以表忠于朝廷之心志，心系天下安稳，遵循儒家传统的礼义观念，恪守儒家道德规范。他的礼义信念还表现为对遵守礼义的古人的推慕。《短歌行·周西伯昌》仰慕周文王于“三分天下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4](P5)的圣德，《善哉行·古公亶甫》推许立德垂仁之举，坚持为臣之操守。处于“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4](P4)的战乱时代，曹操悲愤断肠。其内心情感的不自禁流露，其悲凄与断肠之痛，正出于其内心的不忍，即“恻隐之心”的发露，也是其仁之所在。“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3](P28)，极具人文关怀。战争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破坏，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曹操以一己之力所能达成的，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举义兵以讨贼，行义举以爱人，安抚生者，抚慰百姓，予灾难中的百姓以关怀。这正是其仁爱之所施，民心之所向。曹操除遵礼尚仁之外，还常常体现出重义的一面。《报蒯越书》表达其不负蒯越所托，尽心照管其家人之义。《分租与诸将掾属令》“追思窦婴散金之义”而“酬答众劳，不擅大惠”，[4](P37)可谓大义。对从军死亡不归者之家室，曹操下令，凡“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4](P40)，以此告慰死者，勉励生者。曹操之义，正是孟子内在修养之义所表现出的一种外在的与人为善，与人以惠的义气。

但曹操终其一生，杀伐决断中又颇多违礼背仁不义之举。其少时“飞鹰走狗，游荡无度”[3](P2)，佯装中风而使叔父见疑于父亲，因无人管束而更加肆无忌惮。曹操于建安元年迎立汉帝，其后封魏公、魏王。“在实际权力方面汉帝只是曹操手里的一个傀儡，国家大权，刑罚庆赏，实际都掌握在曹操手里。”[5](P66)其以天下社稷功臣自居，野心勃勃，“挟天子以令诸侯”，觊觎汉室，已然不见君臣之道，虽有答袁绍、拒王芬、让九锡等辞让忠义之举，但其或为招揽人心、制造舆论、静待时机之谋略。《诛袁谭令》曰“敢哭者，戮及妻子”[4](P33)，可谓严酷。其推行严刑峻法，《败军抵罪令》《军令》等明确军纪惩罚，严酷之处，一方面当为征战所需，一方面则为仁义缺失。其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曾为争权夺利而采用残酷的手段，滥杀无辜，制造了深重的灾难。徐州之战中其屠杀徐州百姓数十万人，官渡之战中其坑杀袁绍部下数万降卒。“在‘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条文实施过程中，不知道有多少繁华的城市遭到了惨烈的破坏，无数的无辜平民遭到残酷的屠戮。”[5](P69)如此种种，已然完全不见仁爱的踪影了。

曹操在仁爱礼义方面所体现出的对孔孟思想的扬弃，是由其本性和智慧所决定的，也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旨在获得军心、民心以助其成就大业，是其为了巩固政治军事利益而做出的权衡之举。其虽在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上时有偏差，但仍然有利于曹魏集团势力的扩大和巩固。

二、教育与用人

孔子教弟子以“文、行、忠、信”，使弟子能够“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文学”[2](P49)。孝悌、谨信、仁爱都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对于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八佾舞于庭”[2](P61)的残酷的社会现实及由此而生发的僭越行为，孔子希望通过道德教育以提升世人的道德修养，进而使风俗淳厚，以复兴周道。孟子则主张“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2](P204)，寄希望于通过兴办学校，推广教育，以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P204)的理想社会。孔孟都重视教育对人的思想及社会教化的作用和意义。孔孟教育思想在曹操文学作品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其《修学令》对社会战乱所带来的仁义礼让之风的衰退与消亡深感心痛，“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后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4](P32～33)。命令办学校、兴教育来教化人民以传先王之道，可见其对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之深刻，与孔孟之重教思想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孔子育人首先重视人的德行，曹操则意图通过文学以达到传先王之道的目的。其《转邴原五官长史令》要求邴原代其教育曹丕，《百辟刀令》希望把宝贵的百辟刀赠予好文学的儿子，《诸儿令》则希望其子慈孝而能善，凡此种种，均凸显其对后辈教育的思想及标准。

在人才观上，孔孟都有任人唯贤的主张。《论语·颜渊》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2](P139)《孟子·离娄上》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2](276)孔孟推举人才首先强调道德，以求以德治国，以德服人。曹操也重视选拔任用人才，不拘一格。其《短歌行》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4](P5)其对有功之士的大力奖掖增封，皆出于对人才的爱护与重视。其《下荆州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4](P69)其《诸儿令》曰：“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4](P47)均明确表达了用人不唯亲的思想。不同于孔孟道德第一的人才观，曹操用人坚持唯才是举。《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论》《举贤勿拘品行论》三次求才令，均置才能于第一而次之以德行，举贤不计道德品格，甚至完全忽略道德品格。于“盗嫂受金”[4](P41)“负污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4](P49)，他都希望能够得而用之，以助其成就功业。他认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4](P46)，因此反对“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4](P32)的论调。但是，在极度渴慕大力招揽人才的同时，曹操也大肆杀戮人才。孔融，一代“逸才宏博”之士，只因坚持“依旧制，定王畿”的理想，维护汉王室，不满曹操篡逆之谋，而被曹操加以“违反天道，败伦乱理”的罪名杀害。杨修“谦恭才博，军国多事，总知外内，事皆称意”，却终因被曹操认为“不与吾同怀”而杀之。华佗身怀绝技却“厌食事”，以至于曹操屡招而不至将其杀害。曹操对人才的重视与重用实为难得，但其唯才是举却建立在唯我是用的基础上，一旦人才不能为其所用，便会竭尽威逼利诱之能事，视之为患而必除之。崔琰、荀彧之死，毛玠之被罢黜等，皆由于此。

三、天命与鬼神

孔子不信鬼神信天命。《论语·子罕》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2](P110)朱熹认为，此“言必不能违天害己也”[2](P110)。可见孔子认为天命是不可违背的，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2](P134)，圣人君子大可不必为之忧虑。面对天命的强大和不可抗拒，孔子仍然表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孟子认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2](P308)。此言天命实为一也，即天命是有意志的，一切结果都是天命的安排，天命不可违，所以人要“顺受其正”，坦然接受天命。孔子不信鬼神，认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2](P6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2](P125)孔子更是着眼于现实人生，否定虚妄的鬼神，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2](P98)。

天命鬼神观在曹操的思想中时常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而这种矛盾在其理智的控制下，往往能够得到和解。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自称“性不信天命之事”[4](P41)。其《春祀令》批判祭祀礼节的繁琐虚伪，直接继承了孔子“祭神如神在”的观点，不信鬼神。其《遗令》中言明自己死后的墓地要靠近西门豹祠，以表达对西门豹及其无神论思想的赞许和认同。其《善哉行》直言不讳地大声疾呼：“痛哉世人，见欺神仙。”[4](P219)其《掩获宋金生表》中向汉献帝汇报对河内神人宋金生行军法之事，“很好地表明了他不信鬼神的思想”，“破除对神仙的迷信”[6]。但与此同时，面对“德行不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桑园”[4](P12)的天命无常、生死寿夭的不可抗拒，曹操又极度渴望能够长生，因而写下了大量的游仙诗。他“驾六龙，乘风而行”，“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4](P1)，“思得神药，万寿为期”[4](P8)。在“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4](P8)的残酷现实中，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4](P2)。人生最终都会归于死亡，这是客观规律。去日苦多，天命无法抗拒的苦闷，以及对神仙的幻想与狂热，终于使他在理智的思考中平静了下来。其《龟虽寿》认为，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身心的修养，而非完全由天命决定，通过自身的调养可以延年益寿。曹操的这种生死天命观，也正是对孟子“寿夭不贰，修身以俟”思想的直接继承。其思想深处一方面不信鬼神却向往长生，另一方面却在现实面前无法超脱。情感上的向往和追求与理智的思考和认识之间产生了冲突。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最终在曹操这里趋于和谐：在坦然接受不可抗拒的死亡的同时，又努力修身以延年。

总之，曹操对孔孟思想既有继承也有反叛。处于“天下尚未定，未得遵古”[4](P57)特殊时代的曹操，通过征伐，最终统一了北方。这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百姓生产生活。而其受到非议的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所处的特殊时代和特殊的政治地位所影响。在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的时代，或许只有通过流血杀戮方可实现统一安定，孔孟思想才可能有赖以存在的环境。曹植《武帝诔》曰：“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汉嗣，我王匡之。群桀扇动，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7](P325)对曹操一生的文治武功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曹操定天下，恩及天下黎民百姓，他本人也希望可以“恩德广及草木昆虫”[4](P4)，并为此身体力行，因此对其评价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