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经学成就简论

佘红云

(海口经济学院 传媒学院，海南 海口 571127)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历顺、桓、灵、献四朝。史载，其学无所不窥，著述颇丰。其著述遍及当时的经学、文学以及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被当世人誉为“旷世逸才”，乃汉末首屈一指的文化大家与艺术大师。

一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就蔡邕而言，当时作为官方统治哲学的经学，不能不对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代初步确立了经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发展，特别是西汉、东汉分别召开的两次御前经学会议，两汉经学逐步实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由价值形态到制度体系的历史过渡。而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在章帝“临制亲决”下所形成的《白虎通义》，在凝聚前代经学大师集体智慧的同时，也成为结束经学各派纷争异议的有力标志，并基本取得了相当于宪法的地位，为其后东汉诸帝确立了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与方针。故后人将汉代特别是东汉政治视为“经学政治”。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曾一语中的：

当时儒者尊信《六经》之学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以弘亮洪业、赞扬迪哲之用。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以上。虽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未能尽行孔教，而通经致用，人才已为后世之所莫逮。[1](P7)

两汉经学尽管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却丧失了原始儒学学术独立自由的品格，使其逐渐成为世俗权力的附庸。发展到后来，其末流更是在师法家法的桎梏之下，冗杂繁琐，最终不复学术意义，沦为干世利禄之资。而章、和之后，幼主嗣位，女主临朝，东汉开始进入外戚、宦官、世族三股势力的斗争循环时期。政治上的衰败，必然加速与其相表里的两汉经学衰萎的进程。《后汉书·儒林传》“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2](P2547)诚为的评。金春峰先生在《汉代思想史》中也强调：“东汉中后期一个极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官办经学刚刚达到了它的荣华和声誉的巅峰，就急剧地跌落下来，一蹶不振。政治统治刚刚达到繁盛、强大的顶点，就危机四伏，险象丛生，摇摇欲坠。”[3](P591)而汉末士大夫、外戚和宦官长期的矛盾与争斗，不仅使得东汉政权元气尽失，也加速了与其相表里的两汉经学衰萎的进程。特别是延熹、建宁年间两次党锢之祸后，士大夫遭到朝廷禁锢与捕杀，经学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遭到了最严重的戕害，“整个经学元气伤残殆尽，更是奄奄一息”[3](P592)。然就两汉思想史的发展而言，尽管此期经学衰萎顿地，异端蜂起，但当时还没有其他一种思想或学说足以全面取代它在社会中的位置。因此，尽管其社会政治逐渐陷入动荡而至不可收拾之境地，但百多年来作为有汉一代统治哲学的两汉经学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并对此期士人的价值追求、人生旨趣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蔡邕从小即“覃思典籍，韫椟六经”，接受了正规的儒学(经学)训练。关于其经学师承，范晔《后汉书》本传称：“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胡广为汉末名臣，博学多才。蔡邕《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言其“及至入学从训，历览古今，生而知之，闻一睹十，且以周览六经，博总群议，旁贯宪法，通识国典”。又范晔《后汉书·胡广传》李贤注引谢承书曰：“广有雅才，学究五经，古今术艺皆毕览之。”[2](P1505)另蔡邕所作《陈留太守胡公碑》云：“总角入学，治孟氏易、欧阳尚书、韩氏诗，博综古文。周览篇籍。”胡硕为胡广少子，长邕5岁,蔡邕与他颇相亲厚。蔡邕既受学于胡广，则其所学，当与胡硕相去不远。孟氏易、欧阳尚书、韩氏诗属于今文一派，但蔡邕同时亦博综古文，其为文，体现出东汉中叶后今古交融，日趋通脱的学风。由上可知，蔡邕不仅较早地开始接受儒家的经典训练，打下了扎实的经学功底，并在“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4](P69)的时风影响下，兼通今古，博学多识，且在闲居玩古，不交当世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来博览篇籍，钻研经典，从而具备了较为深厚的经学素养。所有这一切，均为其日后的经典著述以及相关经学政治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需要指出的是，经学家与哲学家不同，他们并不是以思想的创新为目的，而主要是以阐释经典为旨归。从董仲舒开始，汉代经学的阐释，就是在天人感应的大背景下，以王道理想来全面系统地解释五经。经学家的努力，使得五经上升为圣人制作，蕴含王道理想的系统化经典。汉代经学传统文体形式主要为“故”、“传”、“记”、“章句”、“笺”等。汉代经学尤重章句之学。考邕著述，《后汉书》本传载：

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由上可知，除史作外，蔡邕著述大多见存。由此，颇可窥见蔡邕撰述之丰。然细考之，在其传世之作中，不仅缺少如许慎、郑玄那样的足以传世的经学大典，似乎其也对汉人最重的章句阐释之学缺乏足够的热情与重视。具体来说，被汉灵帝许为“经学深奥”的蔡邕，其在经学上的主要成就如下。

其一，校书东观，撰录熹平石经。《后汉书》本传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自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陆续刻入《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种经书，共46石，20余万字。刻成后，立于河南洛阳太学。熹平石经为为中国历史上七次镌刻石经之首，影响深远。在这次经学盛举中，不论是正定文字还是“自书丹于碑”，当时身为议郎的蔡邕，都可视为其中主力。

其二，撰《月令章句》12卷。《隋书·经籍志》经部礼类著录《月令章句》12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月令章句》一卷、《月令问答》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王漠《汉魏遗书抄》、蔡云《元和蔡氏所著书》及严可均《全后汉文》等皆有辑录。现四库备要本《蔡中郎集》存《明堂月令论》，其论明堂之所由来、明堂之义及明堂之制等，颇为精审。《月令问答》言“《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纪，异文而同体”，又言“《左传》修其世录，其官人皆有明文，不与世章句传文、造义疆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似专据古文，但其中举明堂又言天人感应等，则可见蔡邕论礼，不笃守一家，而是出入今古文，体现出的正是汉末贯通今古、博洽多学的时风。故洪业《礼记引得序》以为：“蔡邕长于文史，不以经学名家。至其所为《明堂论》，征引及《周官》及《礼记》古大明堂之礼，则非笃守今礼者也。夫校订官立今礼而委之好习古学之人，则笃守二戴之经者时无闻人，而贯通今古之学已成风气欤？”[5](P199)

其三，撰《独断》。《后汉书》本传有著录。《南齐书》卷九载：“汉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将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锥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列其为经解类，曰：“蔡邕《独断》二卷。右汉左中郎将蔡邕纂。杂记自古国家制度及汉朝故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列其为礼注类，以为“《独断》二卷，汉议郎陈留蔡邕伯喈撰。记汉世制度、礼文、车服及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礼乐”。《四库提要》列其为杂家类杂考之属。今考其文，首言天子之号称，次及官书文体制度、三代建正之别名、三代年岁之别名、天子诸侯后妃夫人之别名、天子诸侯宗庙之别名、王祀之别名等，又言宗庙之制、天子仪仗卤薄，终言谥法，实为杂记汉世制度、礼文、车服及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礼乐，与其未完成的《汉书·十志》颇可参照。

其四，撰《汉书·十志》。自孔子始，文人历来重视对历史的编撰，并在对历史的记叙之中，寄予了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与批判，《春秋》即为其开端与典范。汉兴，今文经《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古文经《左传》先后被立为学官，蔚为兴盛。对于经、史之关系，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指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王世贞具体区分了六经各文体，即其所谓“史之正文”、“史之变文”、“史之用”、“史之实”等。清代章学诚也在《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指出：“六经皆史也。”范晔《后汉书》本传言，蔡邕撰集汉事，有《灵纪》、《十意》及列传42篇，史著颇丰，虽惜乎不存，然由其本传所言可见，其著史的态度与愿望，表现得强烈而又坚定。《后汉书》本传言：“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起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初平三年(192)，董卓伏诛，蔡邕“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而成“叹息之音”，被王允责收廷尉治罪。面对突来之横祸，“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而最后公卿救之不得，遂死狱中。《汉书·十意》遂成蔡邕未尽之心愿。关于《十意》，本传中李贤注引《蔡邕别传》，以为有《律历志》、《礼志》、《乐志》、《郊祀志》、《天文志》、《车服志》，据本传知有《五行志》，其他三志，史籍缺载，疑为《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考之，蔡邕甚至在临死之际，仍旧念念不忘的《汉书·十意》，其主要内容，仍为如前陈振孙所言“记汉世制度、礼文、车服及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礼乐”，属于经部类的礼学范畴，其具体内容，与《独断》颇可参照。

另，《隋书·经籍志》经部小学类著录其《劝学》一卷，刘跃进先生以为，至南朝后期至初唐时，此书尚存。[6]

综上述，蔡邕除在熹平石经刊刻中充当主力外，其经学成就，主要集中在礼学。《独断》乃是记录相关国家制度及汉朝故事，兼及汉代礼乐。《月令问答》言“《月令》与《周官》并为实王政令之纪，异文而同体”，则《月令章句》亦为礼部类著作。《汉书·十志》亦属于古代所谓礼乐之范畴。

东汉末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其时君权陵替，上下失序。蔡邕如此重视“汉世制度”的厘定与建设，非为文而文，当为时而文。《独断》曰：“言民之得所不当德，故谓之幸。然则人主必慎所幸也。”此语明为针对汉末外戚、宦官之得幸乱政而发，然刺时斥政之义昭然。《明堂月令》虽言“周室既衰，诸侯怠于礼”，实是针对汉末现实有感而发。蔡邕对汉代及前代礼制的厘定与规范，与孔子之所为，可谓遥相呼应。

参考文献：

[1]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颜之推.颜氏家训[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5]洪业.现代史家论丛——洪业论学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刘跃进.蔡氏著述摅录[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