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文体渗透：以徐訏小说为例

余礼凤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课部，广东 深圳 518029)

各种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交融，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文体渗透对作家创作和文学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本文尝试以徐訏小说的文体互渗为例，探讨现代文学中的文体互渗现象。

一

“文体互渗是指不同的文体在同一种文本中使用或一种文体代替另一种文体使用的现象。”[1](P323)“文体互渗指的就是不同文本体式相互渗透，相互激励，以形成新的结构性力量，更好地表现创作主体丰富而别样的人生经验与情感。文体互渗无疑是一种古老的现象，不同时代的文学中均存在着文本渗透情形，它彰显着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与审美取向，折射出作家的思维方式、情感表现特点及其审美创造力。”[2]由此可见，文体互渗就是一种文体越界和文体联姻现象。它要求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敢于打破常规的文体界限和文体壁垒，将一种文体的某些特质或因素，融入另一种或多种文体中，从而形成一种混有多种文体因素的新文体，如在小说中混入诗歌、散文、戏剧元素，在诗歌中混入小说、戏剧元素等。文体互渗，是文体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文体的互渗互融，古今中外皆有之。古代文体中的辞与赋、赋体与骈文、赋与散文、诗与词、词与散曲之间，就处于一种交融互渗的开放状态。两宋文坛上，“以文为诗、以赋为诗、以古入律、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赋为文、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等，令人目不暇接，其风气日益炽盛”[3](P67)。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就杂糅了诗歌和戏剧的因素，以至于她自己评价道：“它将有诗歌的特征，但更多还是无韵文体的平凡。它将具有戏剧性，然而却不是一部戏剧。”[4](P19)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体互渗现象就更加明显了。鲁迅是典型的文体渗透家。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者的证明。许祖华在其专著《鲁迅小说的跨艺术研究》中就明确指出：“作为文学经典的鲁迅小说，不仅受到古今中外小说的影响，还受到了其他多种非小说艺术，如诗歌、散文、美术、戏剧、电影、音乐等的影响和渗透。”[5](P1)废名、沈从文的小说，体现出明显的散文风格。汪曾祺的小说，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散文化、诗化倾向。新月派诸人在新诗散文化、戏剧化的倡导下，创作了许多杂糅戏剧、散文因素的新诗。不同文体之间的交叉、兼融与会通，赋予了作家更多的创作自由，使作家能积极主动地改进、转化某类濒临灭亡的文体，并使其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对于中国小说而言，在小说文体中渗入其他文体因子，可以扩大小说的社会生活容量，丰富其审美内涵，拓展其审美畛域，能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以多方面地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

豪泽尔曾说：“如果一件艺术作品依赖于纯粹的陈规，不冒一点险，那么它将毫无动人之处；如果它完全是创新的，那么又会变得不可思议。”[6](P19)一个时代的作家，必须在因袭中求变异，在创作中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创作出令人为之振奋不已的作品。一个时代的文体也是如此。文体必须不断突破陈规，渗入他体精华，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鲁迅也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7](P3)由此看来，文体的交融互渗，应该是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它可以避免一种文体因因循守旧而逐渐边缘化，乃至于沦入失语状态。

二

徐訏被认为是“小说、新诗、散文、戏剧，样样都来，也样样都精”[8]的全才作家。正因样样都精，徐訏才可以在各种文体之间自由穿梭，创作出令读者叹为观止的文体互渗作品。

徐訏的作品，总是在有意无意间，露出那么点文体互渗的味道。徐訏的一些小说，虽被编在小说集里，但读来却不大像小说，如其《时与光》、《星期日》、《字纸篓的故事》、《黄昏》等，大都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果严格按照小说的三要素(人物、故事、环境)来考察，这些作品是不能称之为小说的，而更像独语散文。反过来，徐訏的有些散文，我们又完全可以当作小说来读。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徐訏文集》(第12卷)(该卷是散文集，主要收录了徐訏不同时期的散文)中，收录了一篇《英伦的雾》。这篇散文写“我”与妻子为了声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参加了伦敦的一次义演。在义演上，妻子结识了一位西班牙青年，并堕入情网。妻子觉得对不住“我”而内疚痛苦。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我”极为大度，果断地与妻子离婚，成全了妻子和那位西班牙青年。后来，西班牙青年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牺牲，妻子满怀伤感地回到伦敦，恰好遇上“我”正与一名英国女青年举行婚礼。为了不影响丈夫，妻子决定回国照料孩子以寄托自己的情感。全篇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丰满，完全符合小说文体的特征。其类似的作品还有《马来亚的天气》、《打赌》等。

徐訏的有些戏剧也不完全是戏剧。他的戏剧创作，“不是从现实，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人生，从纯美学的角度表现人生，而且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剧作家的主体意识极强。这些表明，徐訏剧作是诗，是‘诗化之剧’”[9]，如其《多余的一夜》、《雪夜闲话》、《独游》等。他还有些戏剧又可当作小说来读，如《月亮》。剧中三个男人李勋位、张盛藻、李闻天都喜欢女主角月亮，李勋位想娶月亮做姨太太，张盛藻想邀月亮私奔，李闻天则把月亮当作自己的理想，追求纯洁的爱情。全剧就在一女三男的爱情角逐中展开，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人物性格有棱有角，颇像篇小说。相反，徐訏的有些小说又充满了戏剧味道。《阿刺伯海的女神》是在海轮甲板上上演的一场爱情故事。全篇充满了男女主人公的对话，俨然一部独幕剧。其《风萧萧》在卧室、赌窟、舞场、夜总会、咖啡厅、餐馆等场景的置换中，演绎着一场爱情故事兼间谍战，又似一部多幕剧。而其《彼岸》，则是一部杂糅了散文、诗等多种文体元素的小说。该小说不注重情节的描写和人物刻画，全篇笼罩着一种强烈的哲理探索和生命追问。这样的作品，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一种杂糅了散文和哲理论文的新品种。

读徐訏的小说，你总能感觉到因各种文体混杂而带来的魅力：小说中既有诗歌的语言与意象，散文的蕴藉与意境，戏剧的对话与布景，还有哲学的沉思；既有低俗文体向高雅文体的渗透，高雅文体向低俗文体的渗透，也有各种文体的混合互渗。以诗歌的诗情画意入小说，营造小说的诗意氛围，是徐訏小说文体渗透的一大特色。徐訏的小说具有浓厚的诗化特征。在整体审美趣味上，他追求的是一种纯美和谐的诗化境界。一个意象的裁剪，一幅意境的营造，一种色彩的选择，在徐訏小说中都颇具匠心。他要以他写诗的笔来写小说，以他诗人的气质来浸染小说。他的小说故事，都是在诗意的背景设置中展开的：《鬼恋》在一个“天空上有较好的月亮，稀疏的星星，还有幽幽的西流的天河”的静谧月夜发生奇遇；《阿刺伯海的女神》故事发生在“天色发白，海色发蓝，那金黄的阳光掀起了闪耀的金波，像绣金的路毡一样，从天边直到船边”的神秘的大海上；《荒谬的英法海峡》的背景则是“天上有零乱的云彩，太阳发着黄色，天空里飞翔着海鸟，海上点点的金波，翻成一条灿烂的大道……天象征着博爱，云象征着诗，太阳象征着热情”。月亮、星星、太阳、云、海水、海鸟等这些古老而永恒的意象，共同营造出一幅幅优美而静谧的意境，再配上各色颜色，俨然一幅幅优美的画卷，真正有一种诗歌才有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从而使小说获得了诗歌才有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效应。由此可见，在小说文体中渗入诗歌元素，将诗歌的思想因素、文化因素、美感因素、音乐元素输入小说中，不但扩大了小说的张力和艺术感染力，还能带给读者一种迥异于小说的审美感受。

徐訏小说文体渗透的另一特色，是小说中戏剧性因素的介入，即将戏剧文体中的矛盾冲突、对话、独白、场景等因素引入小说中，使得小说呈现出戏剧化倾向。《阿刺伯海的女神》中，单一的场景，单纯集中的情节安排，清晰紧凑的时间设置，恰如搬演了一出独幕剧。其作品中，神秘莫测的人物和超然诗意的对白，再加上跌宕回环的情绪之流，这些戏剧性因素更是不容忽视；而这一切，又都糅合在爱与死的剧烈冲突之中。对话、独白、戏剧矛盾的加入，使得小说更有戏味，更好看。场景的不断转换，改变了小说固有的封闭性，使小说更灵活更自由。此外，将散文的文体质素渗入小说中，也是徐訏小说文体渗透的一大特色。其小说《时与光》由主人公“我”的回忆与自白构成。这是一个彻底弃置生命的孤独灵魂向上帝的忏悔，一个刚把痛苦的肉体遗留于尘世，而在虚空中飘荡的灵魂向神的倾诉，一个虚掷于“时与光”中的偶然生命的诉说。其小说《星期日》写一个待字闺中的未婚女青年，星期日早晨醒来，无事可做，由此展开由眼前到过去乃至未来的胡思乱想。在徐訏看来，小说也可以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丰满的人物形象；小说可以像散文一样，形散而神不散。散文质素的加入，使其小说打破了原有的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的限制和束缚，从而获得了散文文体才有的形散而神不散的韵味。徐訏的小说完全打破了各文体的界限，呈现出一种各体兼备、混融交杂的状态。徐訏以他出色的文体渗透能力和跨文体创作能力而赢得了赞誉。“徐訏对多种艺术门类均有涉猎，并均有建树，各种艺术形式相互渗透、交融，大大丰富了徐訏的创作素养和艺术表现力。”[10](P320)这是对徐訏勇于打破陈规，努力进行文体创新和实验的最好的赞誉。

徐訏是个出色的文体渗透专家和文体革新专家。他一生都在进行着文体实践与创新。他的小说中渗透进了诗歌、散文、戏剧、哲理论文、游记、新闻、电影、绘画等各种艺术的质素；不仅如此，他还把眼光投向异域，从异域寻找文体因子，从西方哥特小说中寻找文体质素，以充实中国传统的聊斋小说。在一种文体中进行如此多的文体渗透与实验，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徐訏小说打破了各种文体之间的壁垒，扩大了文体的张力，真正实现了不同文体之间的互渗互融，互利互惠。从这个意义上说，徐訏小说的文体渗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意义重大。其成功的文体渗透经验告诉我们，对文体互渗现象，我们应该用一种开放包容的积极心态，客观辩证地看待它：一方面，我们要反对那种一味地追赶时代写作潮流，或为了求新求异，无视文学独立的审美地位和角色，而把文学创作蜕变为肤浅的文类拼接和文体杂糅的不良倾向；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固守文体的独立性，而拒绝文体渗透和被渗透，尤其是在表达媒介日益丰富，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凡是那些有助于情感表达，有助于文学生命力张扬的文体渗透现象，我们都是要提倡和鼓励的。

参考文献：

[1]董小英．叙述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方长安．悖论与焦虑：新文学中的“文体互渗”[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3]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4]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形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5]许祖华．鲁迅小说的跨艺术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

[6](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M]．居延安，译．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7]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庄若江．论善变“鬼才”徐訏的小说——兼比较香港时期与大陆时期的创作异同[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2)．

[9]盘剑．论徐訏的“诗化之剧”[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2)．

[10]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史[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