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狙击电话亭》的叙事理论阐释

马欣

(长江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1928年，前苏联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出版的《故事形态学》，成为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源头。该书亦是普洛普的开山之作。普洛普在对俄罗斯民间故事进行详尽的分析时发现，童话故事中虽然有千变万化的人物在执行同一行动，但是这些人物在童话里的活动和作用却是十分有限的，其中无疑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始终不变的元素。他将这种元素称为“功能”。普洛普从叙事中最稳定、最小的单位“功能”入手，对民间故事的构成因素、构成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构成因素同整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力求从大量不同的故事背后找到共同的叙事语法，从而将个案的民间故事研究推广到一切叙事文学中去。角色的功能可以分为31种，这些功能相互交错进而形成7种角色，而这31种功能角色又可以进一步归为6大基本叙事阶段，构成了叙事学可供借鉴的理论基础。

电影《狙击电话亭》的编剧拉里·科恩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剧本，导演乔·舒马赫竟只用10天完成整个拍摄过程，其高效率令人叹为观止。全片片长80分钟，剧情大部分都发生在一个仅占方寸空间的电话亭中，角色也十分有限。一方面，低成本制作出的优质电影让观众耳目一新；另一方面，这样的局限性无疑也给导演、编剧和演员提出了一个高难度的挑战。此片是戏剧经典定律“三一律”在电影上嫁接的典范之作。“三一律”指的是情节整一律、地点整一律和时间整一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情节整一律。情节的整一与普洛普的“功能”分类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一人可分饰多角，但其表达的意义是一贯的。影片中，电话对面的神秘人要求斯图抛开虚伪的主题贯穿始终，情节围绕着斯图在谎言和真实之间做出抉择的挣扎和痛苦而展开，发人深省。

《狙击电话亭》成功借鉴了普洛普的叙事理论。影片中，斯图以欺骗穿梭于职场中、家庭内和生活里，游刃有余。谎言编织着他的生活，他不知疲倦地制造谎言，用一个谎言去弥补另一个谎言的漏洞。直到有一天，神秘人拨通了他用来和年轻美貌的帕梅拉联系的一个工具——公用电话，一切就此改变。斯图试图用谎言与神秘人抗争，更准确地说，是与自己内心的真实抗争，最终战胜了自己，拾回了本真。

一、电影《狙击电话亭》中的角色分析

在普洛普的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中，有7种故事角色。它们分别是：坏人；施惠者；帮手；公主，要找的人或物；派遣者或发出者；英雄或受害者；假英雄。普洛普所说的故事范畴并不是与故事中的人物一一对应的，而是在不同的叙事段落和情节发展中人物充当的角色。在某个具体的段落中，一个人物可能卷入数种角色范畴，而若干个人物又可能卷入同一个角色范畴。[1]

在电影《狙击电话亭》中，斯图作为该剧的主人公，衣着光鲜，招摇过市，他用一个谎言兑现另一个谎言，环环相扣，看似天衣无缝。谎言给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他事业蒸蒸日上，助手对其崇拜之至，妻子对其谎言毫无觉察，情人也单纯地信任他。他是一个相对的坏人，但就此剧而言，他在法理上是受害人。他犹如脆弱的羔羊，于圈中待宰，来复枪后的眼睛注视着他，扳动扳机就能随时轻易了结他的性命，他在电话亭中做困兽之斗，在生命的胁迫下做自我救赎。同时，他本身又扮演了“要找的人”这个角色，在片中被迫寻找真实的自己。

神秘人扮演着施惠者、帮手和英雄的角色，但他的行径在法理上又属于坏人。神秘人要挟斯图放弃原来的虚伪，对于迷途中的斯图来说，他是一个施惠者，同时也是一个“强硬”的帮手。神秘人在片中无比强大，掌握着片中各种角色的生杀大权，最后也成功驯服斯图，具有英雄气质。但是，神秘人无视法律，枪杀了一个皮条客以杀鸡儆猴，向斯图证实自己确实能够轻易夺取他的生命，他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来达到此目的显然是不合法的。

警官雷米扮演了帮手和英雄的角色。雷米有丰富的办案经验，他发现此事并不简单，其中必有蹊跷。他并没有因为斯图的“挑衅”而变得不理智，也没有受到另外一名警官的干扰，而是冷静理性地分析，用缜密的思维和丰富的经验努力让事情不出现不必要的差错。他的任何一点疏忽或者武断都可能导致主人公斯图的枉死，他对斯图来说是帮手。即便没有成功破案，但他的不懈努力也让他在片中成为英雄。

二、电影《狙击电话亭》中的叙事阶段分析

普洛普从一组具有相近造型的一百多个故事里，抽象出一个结构。普洛普认识到：“童话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辙，千篇一律。”[2]普洛普的“功能”概念正是基于童话的二重性理论提出的。尽管童话故事纷繁多样，千奇百怪，各不相同，但其结构常常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许多甚至如出一辙，普洛普在对其规律的探寻上做了大量的研究。普洛普推论道：“人物的功能不论由谁或以何种方式来完成，它永远是故事中稳定不变的因素。”[3]普洛普将31个功能分为6个基本叙事阶段，即准备阶段、深入阶段、派遣阶段、搏斗阶段、返回阶段、承认阶段。当然，并非所有故事都依此6个阶段进行铺陈。电影《狙击电话亭》囊括了6个基本叙事阶段中的5个：准备阶段、深入阶段、派遣阶段、搏斗阶段和承认阶段。

(一)准备阶段

影片一开始，即对电话在当时的使用状况做了说明。移动电话开始普及，电话亭慢慢失去了从前的热度，人们渐渐习惯于使用更为简单方便的移动电话，电话亭似乎成为多余，政府慢慢加以拆除以减少这一看似多余的基础设施。有谁会使用电话亭的电话呢？旅行者、穷人、移动电话出现故障的人……还漏了一种人，那便是本片的主人公。

主人公斯图为了避免妻子察觉他和漂亮情人间的暧昧关系，下班后总用电话亭内的公用电话和情人帕梅拉联系。在普洛普理论的准备阶段，影片对主人公的形象做了介绍。他依靠谎言游走于纽约街头，骗人不倦，谎言成就了他的名牌意大利西装、金表和地位。年轻的助理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斯图看起来很忙，其实他只是忙于编织谎言，成就其私利。他是个极度自私的人，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罔顾道德与良知。

(二)深入阶段

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日子，斯图完成了数个谎言，如往常一样下班。他来到电话亭前，这时来了一个送披萨的送货员。送货员表示受托将披萨交给他，斯图并不相信，用轻蔑的言语应对。急于与情人联系的他完成了一串的冷嘲热讽后，以五美元打发走送货员。斯图认为钱能做到一切，包括践踏人的尊严，此时，他并不知道他的恶劣行径正被神秘人注视，一览无余。

(三)派遣阶段

斯图进入了电话亭，在电话中对情人甜言蜜语。电话未讲完，就有人想使用电话亭。斯图当然不肯放弃与情人通电话的美好时光，他对电话亭外的女人恶言相向。接下来，电话亭里响起铃声，斯图习惯性地拾起听筒，从而卷入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游戏。电话对面的神秘人告诉他说：如果挂掉电话，你就是个死人。原本斯图以为这只是个恶作剧，但神秘人竟对斯图的状况了如指掌，并一语道破了斯图使用公共电话是为了避开妻子联系情人的隐秘。斯图一时错愕，但头脑灵活的他开始酝酿如何摆平对面的神秘人。这时，电话亭外的女人找来另一个女人帮忙，试图让他尽快结束通话，他并没有理睬。于是，这两个女人又找来了一个魁梧的男人帮忙。斯图故伎重施，试图用钱收买电话亭外的男人。斯图承诺的现金数没有让男人满意，他坐地起价。这时，神秘人一枪夺去了那个男人的生命，从而制造了斯图杀人的犯罪现场，斯图也由此相信了自己的生命可能随时被剥夺。

(四)搏斗阶段

斯图被困于电话亭中，若踏出半步，则必定一命呜呼。电话亭外，那宗命案也招来了警察。警方严阵以待，蓄势待发。斯图陷于电话亭中，进退失据。警官雷米对斯图喊话，要求其解除武装，走出电话亭投降，而斯图受命于神秘人，不得离开电话亭半步。

一场斯图、神秘人与警方三者间的搏斗就此展开。警方听信于两个目击者，认为斯图就是杀害受害者的犯罪嫌疑人。斯图心知肚明神秘人才是元凶，可是他无力证明自己的清白，且神秘人将手枪藏于电话亭顶，使得斯图更是难辞其咎。斯图与神秘人在电话中对垒，警方与斯图在现场斗智，而老道的警官雷米发觉事态的蹊跷，暗中部署部下进行对神秘人的清查。三者间的相互搏斗十分精彩，紧张激烈的场面和剧情让观众握紧拳头，没有闲暇分心走神。

神秘人要求斯图先向情人坦白自己单身未婚的谎言，然后再向妻子揭露自己想偷腥的恶念。一向精于算计、巧舌如簧的斯图试着与神秘人交涉，企图通过对话让神秘人暴露自己的身份和所在。他的努力让警官雷米发觉了事态的复杂，也有了一点神秘人的线索，但斯图本人并不想面对真实的自己，因为揭开虚伪外衣的他太不堪了。自己的妻子、情人、客户，围观路人，警方和媒体齐聚于电话亭外，对外界坦诚的后果必然是失去他拥有的一切，这对于他来说太难以决断了。

(五)承认阶段

斯图与神秘人交涉无果，警方对神秘人的追踪也没有取得实质进展。斯图在死亡威胁面前低下了头。他拿着听筒，依照神秘人的要求告诉妻子：他想和情人帕梅拉睡觉。神秘人不依不饶，斯图只能赤裸裸地告诉妻子：他想和情人做爱。神秘人在片中像上帝一样，将斯图的罪恶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斯图面前，并要求斯图做一场虔诚的忏悔。斯图顿悟了，他忽然间不再惧怕神秘人的死亡威胁，丢开电话，走出电话亭。他告诉妻子自己的背叛，告诉情人自己的阴谋，告诉助手自己平时对他的真实态度是蔑视，告诉客户自己用谎言和他们周旋……他承认了自己的罪，犹如凤凰涅槃，他获得了新生。神秘人并未因为他离开电话亭而射杀他，警方用橡皮子弹击昏他，没多久，斯图醒了，灵魂焕然一新。

这部仅80分钟的电影脉络清晰，扣人心弦。通过对《狙击电话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整部剧中在叙述单元几乎都能找到和普洛普的故事分析类型对应的单元，并且叙述顺序也大致相同。利用普洛普叙事理论对这部电影进行分析，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把握电影的主旨，了解视听语言叙事所隐含的内涵。“性本善”也许并没有错，但外部世界物欲横流，我们难免落俗，沾染许多污垢，忘记自己的单纯质朴，进而打开自己内心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邪恶、虚伪与贪婪。影片中神秘人不但帮助斯图完成了自我救赎，也警醒了观众，提醒我们切勿为世俗所迷惑，而抛开道德与真诚，投身于虚伪。

参考文献：

[1](前苏联)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神奇故事的结构研究与历史研究[M].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2]蔡圣勤.美国追寻主题电影的叙事结构分析[J].电影文学,2006(9)．

[3]马欣.运用普洛普叙事理论阐释电影《蝎子》[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