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一词的隐喻研究

彭 偲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隐喻是近年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现在“全世界已经掀起了一股‘隐喻狂热’的浪潮”［1］。但是，长久以来，隐喻只是被学界归入语言修辞学研究范畴，直到20世纪80年代，Lakoff和Johnson指出，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件事情来理解、经验某事”，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2］这一看法，拓展了人们对隐喻的认识，掀起了隐喻研究的新一轮热潮。进入21世纪后，Gannon Martin从跨文化交际视角出发，提出了文化隐喻的概念，为研究不同文化中的隐喻尤其是跨文化隐喻提供了理论基础。李天紫认为：“把人们的新认识运用于跨文化差异研究，从思维角度用隐喻这一认识工具认识和理解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征，理解不同文化思维模式或价值观念，是对隐喻创造性的使用，是理解文化的一个崭新视角。”［3］但是，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多注重于对其理论的探讨，而对如何将隐喻理论应用于文化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研究，学术界的关注尚显不足。因此，本文试图从隐喻角度出发，考察中西方对信仰世界的不同称呼，以及近代以来宗教一词的发展历程，以期以具体的个案研究，来促进对文化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研究中隐喻理论应用的新思考，也从另一个层面，认识文化形成过程中隐喻这一认知方式所起的作用。

一、中西文化系统对信仰世界的不同称呼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人类的认识系统是人类与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处于巨大环境差异下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就文化方面言之，“隐喻映射在其普遍性方面是有差异的，有些似乎是普遍的，有些是广为流传的，而另一些是某种文化特有的”［3］。近代以前，中西文明虽然也有一些交流，但大体尚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属于两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虽然其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但由于其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都有自己内部的约定，因此，其对于相类似的事物也有可能有着不同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家”和“学”开始成为诸子百家各学派的指称，至佛教传入中国以及道教的兴起，这种用法流行了数百年，已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至后来，中国人用“家”和“学”这种中国人相对熟悉的概念来理解经验不太熟悉的“佛”和“道”这一神秘领域，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以隐喻的方式，来表达传统中国人在自己知识体系下对信仰世界的一种认识，代表了典型的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即在中国，佛、道这些颇有现代宗教意味的信仰世界，其实是被人们视为学派的，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派别。在西方，英语中的Relig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religare，re－表示强调的意思，而ligare则是to hind（捆绑），合起来就是bind tightly（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个词源解释，恰恰表达出了西方文化中Religion一词的意义，即用某种教义、教规和道德观念，把信徒们束缚在一起。这也提示我们，Religare与现代意义上的Religion在概念上虽有相同之处，但也并非完全等同。后来，来自中东世界的基督教逐渐在西方传播开来，人们借用自己较为熟悉的Religare一词作为基督教的指称，并演化为Religion一词，加上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影响，遂逐渐形成了Religion一词的现代含义，即关于宇宙之起源、本质与目的的一套信仰，特别是对于宇宙的创造主暨掌控者等超自然的信仰与崇拜。［4］总体而言，用Religion这种隐喻方式来指称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派别，代表了西方人认识信仰世界的一种方式。后来，Religion一词随着基督教的影响日渐遍及西方，基督教文明也就成了西方文化体系中的基本元素之一，用Religion一词来指称信仰世界，便成为西方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于是人们也不再意识到这种称呼中隐喻的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文明在相互碰撞以前，虽然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认知信仰世界的，但是不同的文化体系，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一代人而言是隐喻实现的可能，会逐渐演变为实际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以至于在下一代人的眼里，它们构成了相关隐喻的经验基础。”［5］（P121）中国通过“家”或“学”的方式认识佛、道，西方通过Religion的方式认识基督教、犹太教等，对这些词源的追溯，使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认识方式中隐喻的存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转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概念的不断使用，这些原本陌生的，通过隐喻方式认知的对象，逐渐变成人们所属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原为隐喻的说法已经变为人们的日常说法，其隐喻意义也不再为人所关注，原本为喻体的概念及特征已变成本体的一部分，于是这种隐喻就逐渐变成了隐喻学中所谓的死隐喻。这表明，社会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使得原本是隐喻的认知方式逐渐变得更隐，以至于我们都不再觉得其是隐喻。这是我们研究隐喻尤其是文化中的隐喻时，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二、近代中国由“学”、“家”向“教”的转化

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佛教、儒教、道教的说法，但儒教指儒者的说教，道教指以道为核心的说教，佛教则是佛的说教。［6］“宗教”一词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原本是两个词，即“宗”和“教”。对此，《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宗者，尊祖庙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大体而言，“宗”指宗族、宗法，而“教”则指教育、教化。将“宗教”一词合起来，始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出自佛教经典。佛教天台宗的《法华玄义·卷十》曾有“有师开五宗教”的说法，另一佛教典籍《续传灯录》中曾有多处提到宗教，如：“吾住山久，无补宗教，敢以院事累子。”但这里的宗教都指的是用佛教的教理对弟子的教诲，其教育的意义比较明显。有学者指出，宗教为中国历代佛学家用以消化及重新理解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典籍而兴起的诠释概念，专指佛教而已。［7］因此，中国传统文献里虽然出现了“宗教”一词，但并非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与西方的Religion一词更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近代以后，世界各地相互隔绝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当然，由于中西文明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与隔阂，人们不可能直接认识对方，只有借助以自己熟悉的事物来认识对方相类似的事物即隐喻的方式来认识对方，西方用以基督教为背景的Religion一词来指称中国的儒、释、道，就是其明显的一例。但是，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的交流并不是建立在平等意义上的文化交往，而是西方文化借助其坚船利炮和极具竞争力的工业品，以极其强势的姿态进入中国。随着近代中国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日益丧失，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日渐占据话语霸权，一批目睹艰难时局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于是，西方知识体系对中国人来说日渐熟悉，中国人遂逐渐用西方文化中的概念来认识传统中国的事物。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些事物在新的文化体系下得到了新的称谓，也有一些名词也在这种文化体系转换下获得了新的含义，被用来指称新的事物。用“宗教”一词来翻译英文Religion一词，即是这一现象的一个表征。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采用“宗教”一词作为Religion一词的翻译，并将其意义对等起来，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家”或“学”，用来指称儒、释、道等，甚至把传统文化所不语的“怪力乱神”纳入民间信仰，也归入到了民间宗教范畴，使其成为所有宗教信仰的泛指。这种称呼的变化，其实是以新的隐喻代替了旧的隐喻，反映了近代中国人通过隐喻方式认识信仰世界所依赖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其背后则是中国传统文化至近代以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三、“宗教”一词的见与不见

李福印先生曾说，隐喻“不仅可以使我们利用熟悉的事物来同化目前尚未被认知的，未被理解的，未被命名的事物，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洞察已知事物，加深或反省对已知事物的理解”［8］。以汉语的“教”来等同英文的Religion，并代替中国传统的“家”或“学”，这种新的隐喻代替旧的隐喻的方式，使我们认识到两种文化体系相类似的地方。当然，这种相似性有其本身就存在的，也有被发现甚至是创造出来的，而且，“一个隐喻映射一旦建立起来，为大多数语言使用者所接受，就会反过来将自身的结构加于真实生活之上，从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实现”［5］。如晚清至民国时期，“宗教”一词的使用逐渐流传开来，一些人为使儒家变成如基督教一样的宗教甚至是中国的国教，而做了种种努力，为其加入了很多属于现代意义上宗教范畴的属性，但是，由西方文化衍生出来的Religion一词，很难恰当地概括中国社会中儒、释、道等的含义。正如陈嘉映先生所说：“每一种隐喻都突出了所喻的某些方面而遮蔽了另一些方面。”［9］（P331）称佛、道等和基督教同为宗教，只注意到了它们与西方宗教的相似之处，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不同。如可以称之为Religion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相信在人类精神和物质世界之外存在着唯一的真神，这个真神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而在中国，儒、释、道所关注的是世俗世界，而且，佛、道的系统里，有很多的神，这些神都允许彼此的存在并相互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不符合西方Religion一词的含义。从另一方面讲，隐喻也可以使一个词语在其所处环境的作用下不断获得新意，从而满足使用者的需要，这也是语言发展过程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如用“家”来指称佛、道等，就丰富了“家”原本只限于家庭相关的新含义，用“宗教”来翻译英文Religion一词也同样如此。这个翻译本身就改变了汉语中“宗教”一词的含义，但依然无法完全涵盖中国民间信仰这一体系，这才促使中国人不断反省，用“宗教”来指称中国社会中的儒道及一些民间信仰是否合适，并不断完善和扩充了“宗教”一词的含义。

对于“古代中国究竟有没有Religion或是宗教”这个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简单地回答。佛教、道教中的“教”显然不同于基督教、犹太教中的“教”，而且时至今日，中国有宗教这一结论其实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佛教、道教等作为中国本土宗教，也已深深地融入到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此外，这一问题也不应当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将其归结为中英文翻译的问题（当然，翻译的问题也是有的，但并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此处暂且搁置），这其实是人们通过以另一件事来理解经验某事这种隐喻方式来认识世界的问题。在近代中国，用以“教”代替“家”或“学”这种新的隐喻代替旧的隐喻的方式，来称呼中国社会中的儒、释、道等，及为圣人所不语的“怪力乱神”，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信仰世界的一种新的视角。在这一思维方式变化的背后，反映出近代以来，传统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日渐式微，以及受西方文化影响巨大的现代文化在中国的日渐形成和发展。

［1］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11.

［2］赵艳芳.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3）.

［3］李天紫.文化隐喻：隐喻研究的新发展［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5）.

［4］慧开.“宗教”一词的文化脉络比较诠释——兼论现代宗教教育的定位与取向［J］.普门学报，2005（29）.

［5］蓝纯，顾曰国，陈国华，王初明.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6］彭牧.Religion与宗教：分析范畴与本土概念［J］.世界宗教文化，2010（5）.

［7］周圣来.谈“宗教”一词的来源及衍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5）.

［8］李福印.研究隐喻的主要学科［J］.四川外语学院院报，2000（4）.

［9］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