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李亚秋

一 语言学角度的翻译研究理论

文化学派的理论提出之前，翻译理论一直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的。许多学者，其中主要是语言学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辛勤的努力，也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其中对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一直在翻译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等理论是根据翻译即语码转换——由译入语语言取代源语语言的基础而提出的。

首先是由英国语言学家及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提出了形式对等的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是指译文应当遵循原文的语言形式。这一理论主要缺陷在于单纯地关注语言的形式和结构。继而又由美国著名的理论家及圣经翻译家尤金·奈达根据翻译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理论(其后改名为功能对等)。奈达的理论弥补了形式对等理论的不足，不仅包含语言学因素，而且还包括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他的理论内容包括“原文的信息翻译到译文中时，译文读者的反应及感受应当和原文读者的反应及感受基本相同”(奈达和泰博，1969:200)。

在语用学迅速发展并应用到翻译研究中之后，德国语言学家华纳·库勒提出了语用对等的理论。当话语分析理论及语篇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时，奥地利语言学家罗伯特·博格行德提出语篇为基础的对等理论。对等理论认为译文是由原文派生出来的，是原文的复制品。因此译文是永远处于第二位的，而原文的权威性是译者所必需尊重的。翻译过程是语码转换的过程，是用一种语码代替另一种语码的过程。译者不能发挥自己的主观性与创造性，必须一直遵从原文和原作者。他们没有权威性，扮演着附属的角色。

二 文化角度的翻译理论研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翻译理论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它突破了传统的美学或语言学模式而上升为一种文化的反思。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崛起，并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最引人注目的是在70年代欧洲兴起了“翻译研究学派”。该派学者主要讨论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故该派又称为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一领域内的重要学者，如苏珊·巴斯耐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等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他们尝试在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文学翻译，即研究文学翻译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关注的焦点由原文转入了译文，由原文文化转入译文文化，由原作者的权威性转入了译者的主体性，同时原创和对等的概念受到了挑战，作者第一位、译者第二位的说法也受到了质疑。

文化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深入论证了翻译即是改写，是对文本的摆布这一翻译思想。他把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文化观点和历史意识。他把翻译研究与诗学、权力、思想意识和赞助人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系统组成的，其中文学系统是一个子系统。勒菲弗尔所关注的文学系统包括双重的控制机制。一个机制是从外面控制这一系统，从而保证文学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这一机制中主要包括赞助人和意识形态。另一个机制在文学系统的内部维持文学活动的规范，主要包括诗学观、专业人士以及重写者。译作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原作主要是因为翻译始终受三种因素的操纵: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他指出翻译是重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一切重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

三 文化因素对翻译的操控

赞助人是指“能够促进或者阻碍文学作品阅读、写作、及改写的各种力量”。赞助人可以是一个人，或者是宗教组织，政党，阶级，皇室，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如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等等。他们时刻操纵着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赞助人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问题，他们对译者施加权威的影响，这种影响来源于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经济地位。因此，在译者和赞助人的关系中，如果译者想使自己的翻译得到认可，他所享有的自由度是很小的。赞助人对于译者的地位、翻译活动的走向、文学翻译的兴衰起着重要的操控作用。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改良主义者们顺应社会环境的要求，希望通过翻译来引进新的文学形式，因此他们大力支持和鼓励外国文学的翻译。顺应这种潮流，近代译者翻译了大量各种体裁的著作。被称为当时“译坛三杰”的三位翻译家——严复、林纾和梁启超将大量西方的文坛名著引入到国内，开阔了国人的视界。他们的翻译活动最主要的特点是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推翻了当时中国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唤醒了知识分子的民主和革命意识。因此，他们的翻译活动理所当然受到了当时上层改良家们的支持和资助。有了这些文学赞助人的支持，近代文学翻译才得以如此繁荣。

意识形态是指社会的、政治的思想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它决定了译者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及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翻译不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意识形态是赞助人、人民与要求翻译和出版的机构强加给译者的。意识形态作用于翻译过程时会造成原作文化在译作中的改变。在不同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东西就可能会褪色、变形甚至消失。任何社会群体都有其特有的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标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制约力(译者有权选择是否遵从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否则就可能导致他们的译作不能为译入语中的读者所接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尽管西方的个性解放、人人平等的民主的思想意识通过对西方名著的翻译为我国知识分子所了解，但是封建伦理道德——“忠、孝、节、义”仍然是多数中国人所遵循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准则。例如，杨紫麟和包天笑翻译了半部《迦茵小传》，译本产生的社会影响很好，很受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可是林纾翻译了后半部将其补全之后，却遭到读者们的强烈批评，因为小说的后半部分描写了女主角迦茵怀孕并生下一私生子，这与中国的传统礼教是格格不入的，这种女子不检点的行为是不为受封建礼教熏陶下的当时知识分子和广大读书人所接受和认同的。因此译本不为大众接受的现象便不难理解了。

诗学观是指某一社会中描述文学规范的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诗学有两个因素组成:一是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个是观念，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也就是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是我国翻译发展的高峰时期，大量外国作品被介绍给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什么样的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等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译语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密切相关。译者作为译语文化群体中的一分子，其翻译活动必定受到所属文化传统诗学观的影响，因此多数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完全或部分地改变了原作的面貌，表现为对原作的增删、改译等，从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失真甚至于对原文的改写。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诗学观中，小说一直是作为一种消遣性的读物供人阅读，严肃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很少。因此近代译者必须考虑读者的这一阅读期待，例如周桂笙在翻译《毒蛇圈》时加入了这样的笑话:“可惜他生长在法兰西，那法兰西没有见过什么美男子，所以瑞福梅的好比他。要是中国人见了他，一定要说他什么面如冠玉，唇如涂朱，貌似潘安，才如未玉了”。这段作者添加的文字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完全是为了博读者一笑，否则读者很快会没有了阅读的兴趣。另外，晚清译者们用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去翻译外国的小说作品，用“且说”“再说”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套语来淡化西洋小说给中国读者带来的陌生感，显然就是受到中国传统诗学惯例的影响。

四 结语

文化学派从社会文化的背景下来研究译者的翻译行为，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的视界。翻译理论研究从语言学派发展到文化学派，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丰富和加深了学者对翻译本质和内涵的理解。在翻译理论扩大到文化层面的同时，似乎翻译理论的范围与边界又变得非常模糊，翻译范围被无限制的扩大，反而更加难以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文化学派过分强调翻译与译入语中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而忽略了翻译首先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把翻译与语言的关系置之不理，未免过于片面。本文阐述了文化学派的基本观点，供所有翻译理论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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