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迟的道德判决——论《洛丽塔》伦理取位的模糊性生成

邓 钦 杨红旗

被推迟的道德判决
——论《洛丽塔》伦理取位的模糊性生成

邓 钦 杨红旗

《洛丽塔》道德品质评判取决于现实阅读者的伦理取位。通过回顾性的第一人称叙述，《洛丽塔》将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进行了分离。在《引子》中的预设读者与《谈谈一本名叫＜洛丽塔＞的书》中真实作者的两种身份，更使读者的伦理取位出现了两难的局面。叙述自我、经验自我、阅读自我、写作自我的多重生命感觉在话语中交织，在冲突中生成，伦理取位呈现模糊性。现实的读者遭遇伦理取位的困境，道德判决在话语世界中被推迟。

《洛丽塔》;伦理取位;话语;模糊性

《洛丽塔》这本书从出版到翻译都引起了批评家的注意，对它的评价经历了一次漫长而又具有争议性的过程，是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之间的一场角逐。其实，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并不是二元对立关系，“美一旦进入批评，就不能脱离伦理价值的判断，必然以伦理的价值为基础。”［1］也就是说在审美的同时，伦理价值批评也随之产生，这个过程是相互作用，同时进行。审美也不是离开伦理价值而单独存在的一项活动，他们是在阅读中同时产生，相互作用，并共同完成阅读。

就《洛丽塔》所讲述的故事内容而言，这部小说是不道德的，主人公亨伯特和洛丽塔之间的“爱情”违背了他们的伦理身份，打破了伦理禁忌，破坏了伦理秩序。在故事层面上受到道德批判随着阅读地完成也如期执行着，然而当读者在阅读中遭受话语世界挑战时，对作品的道德判决在话语世界中被不断推迟，因为“无论是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还是文学创作中的虚构，故事事件在叙事作品中总是以某种方式得到再现。”［2］这种叙述方式主要是指话语层面，“在叙事学中，‘话语’指的是叙事作品中的技巧层面，即表达故事事件的方式。叙事学家将叙事作品分为‘故事’和‘话语’两个不同层次，前者为‘事实’层，后者为叙述层。”［3］而在《洛丽塔》中，叙述自我、经验自我、阅读自我、写作自我的多重生命感觉在话语中交织，在冲突中生成，伦理取位呈现模糊性。现实读者遭遇伦理取位的困境，道德判决在话语世界中被推迟。

一 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

作品主要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在《洛丽塔》这部小说中，是以回忆方式存在，对叙述者过去行为和事件进行的叙述。“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4］前者在叙述学中通常被人认为在叙述自我，因此，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叙述者存在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两种状态，这样的叙述方式对于阅读者伦理情境和伦理取向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读者的伦理判断在阅读过程中会不断调整和变化，也不断地和叙述者伦理取向对话，从而影响读者价值判断。后者则是经验自我。不管亨伯特是在“叙述自我”还是“经验自我”，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一方面似乎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而另一方面，又似乎给读者带来了更多混乱。因为从叙述学角度讲，“一个人，不管他有多诚实，他的行为，一经他自己亲口讲述，都要变得与己有利，这是由不得他自己的;因此他的罪恶，通过自己的唇舌，都要变得澄明干净，就像浊酒仔细滤过，把所有的浊物都留下一样。”［5］因此，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叙述者存在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两种状态，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在不断的发生冲突，叙述自我的自责和经验自我的迷失在叙述的话语层中不断交织，这样的叙述方式对伦理情境和伦理取向提出了一定挑战，读者的伦理判断在阅读过程中会不断调整和不断变化，也不断的和叙述者伦理取向对话，从而影响对作品的价值判断。

《洛丽塔》叙述者亨伯特从文章开头到结尾都是他一个人在进行叙述，无论是作为叙述自我，还是经验自我，他是这个文本的主要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他们时不时出现分离的现象，甚至叙述自我总是对经验自我的一些行为进行了反思和忏悔。在两种状态下，对经验自我的批评在不断地使读者和叙述自我靠拢，并不断与叙述者的伦理取位保持一致性，叙述者和读者的伦理情境形成了良性互动，并左右着读者对伦理事件的客观判断。“我唯一占上风的是我对她的洛畸形的爱她还一无所知”［6］这是叙述者面对洛母亲夏洛特所占优势的描述，叙事者用“畸形”这个形容词来对她对洛丽塔的情感，对经验自我感情做一个界定，这个界定获得了读者理性伦理的认同。亨伯特在自我批评上是一个出奇的高手，通过自我批评来让隐含作者和读者在心理上对他的过错进行了宽恕，从而和他的伦理取向进一步拉近。

在叙述自我对经验自我进行叙述中，对经验自我的乱伦原因进行了不断地剖析，这种分析在无形中对经验自我的乱伦行为进行了解构，使读者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跟随叙述自我的分析对亨伯特行为进行了认同，“我也知道阿娜贝尔的死引起的惊骇更顽固了那个梦魇般夏天的挫折，成为我整个冰冷的青春岁月里任何其他浪漫韵事的永恒障碍”。［6］经验自我青春期不幸的一次恋爱为自己以后的行为做了一个很好地铺垫，不幸遭遇更能取得作者和读者同情，在这种伦理情境下去理解亨伯特的行为，就可以被理解和饶恕。在后来行为中，一直给读者这样一个印象:“亨伯特是不得已而为之”。亨伯特总是以一个被动形象出现，亨伯特总是一些不道德行为的受动者，而并非是施动者，这样读者的同情心大于了对他的道德审判。第一次恋爱的悲惨结局、第一次被街头女勾引、第一次婚姻失败、第一次与洛丽塔发生性行为。在叙述自我的眼里，经验自我总是那样的无辜和不幸，因此，命运悲剧在不断强化，伦理意识缺失所导致的悲剧被不断弱化。

“小仙女”对自己的诱惑完全不是自己对理性地漠视和对伦理道德秩序的淡漠，而是因为“小仙女”的原因才使经验自我走上了无法控制自我的状态，是他者诱惑自己，从而使经验自我走上了破坏伦理秩序的情境。“我们是不快活、阴郁但文雅的绅士，在成人面前完全可以控制我们的冲动，但为了抚摸小仙女却甘愿付出一年又一年的生命”“我们不是色情狂!我们从不像那些号士兵那样随意强奸”。［6］叙述者用“不快活”“忧郁”来修饰自己并作为“绅士”的限定词，也一再把自己的行为与其他强奸行为进行对比和区分，从而使自己的“绅士”形象在读者心中不断被建构和塑造，进而干扰读者对强奸行为地道德审判。叙述者通过他者行为和诱惑作为参照点，从而彰显经验自我“绅士”形象来取得读者对叙述者的认同和谅解。

第一人称的叙述在回忆性作品中的运用，使叙述看上去具有了可靠性。然而，第一人称回忆叙述导致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的存在，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而在对话中叙述者通过自我批评、同他者行为对比、一些列不幸事件受害者的手段将伦理取向变得有利于亨伯特，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对话关系。读者阅读无形中就丧失了道德批判的力度，对亨伯特行为的质疑也在这种对话中不断被淡化，从而使作品在道德判断呈现暧昧状态。因此，叙述策略影响伦理价值评价的存在状态。

二 预设读者和真实作者

纳博科夫以两种不同的身份在作品“引子”部分和《谈谈一本名叫＜洛丽塔＞的书》中。纳博科夫化身为小约翰·雷博士在“引子”中作为《洛丽塔》作品的一位普通读者，他不断地引导读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批评亨伯特行为和文本存在的意义。纳博科夫在《谈谈一本名叫＜洛丽塔＞的书》中以真实作者的身份对这部作品道德价值提出质疑。同一个体以两种不同身份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并且形成悖论，伦理取位不确定使伦理评价地进行受到了挑战和质疑，从而使亨伯特的行为和叙述与道德关系变得暧昧和模糊。

纳博科夫在引子中，让小约翰·雷博士对读完这部小说后的意义进行了一系列评价，这样的论述在一部小说开头部分出现具有一定的引导意义。雷博士一再把读者引向伦理评价的评价标准中去。认为“色情“场景的呈现是这出“悲剧故事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有机部分，这出悲剧坚定不移的倾向不是别的，正是道德的升华。”［6］他认为《洛丽塔》是一出悲剧，而这一出悲剧的根源是道德所致，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伦理道德所导致的悲剧。“伦理——悲剧”之间建立了一定联系，要对这出悲剧进行根源性探讨就要从伦理道德出发。“作为一部艺术品，它超出了它赎罪的方面;而且对我们来说，比科学的意义和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将会对读者所产生的伦理意义上的影响。”［6］在这里，纳博科夫以评价者雷博士的身份对这部作品的存在价值进行了引导，这部作品的伦理意义远远超过了作品本书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伦理价值走在了审美价值的前排。同时，雷博士对作品男主人公亨伯特也进行了评价和阅读指引，“他是变态者，他不是绅士。”［6］在读者未对文本进行阅读之前，一个相当权威的评价者对人物形象的评价，将不断在读者的心理被建构和强化。读者在阅读前已经受到“二级传播”地影响。因此读者不是在一无所知地状态下进行阅读，这受到了雷博士阅读经验的影响和指引，而雷博士却是纳博科夫的化身，因此读者会受到作者的写作意图的影响。以这样的身份在“引子”部分对作品进行评价和阅读的引导都指向了:伦理意义是这部作品存在的根本价值。因此，读者在对作品正文进行阅读之前，已经在雷博士的引导下，带着伦理评价的标准对文本进行了批判。

当读者满怀信心对文本的伦理价值进行解读时，发现第一人称叙述在回忆中使叙述者呈现两个自我的时候，本身就对读者阅读进行了挑战。叙述自我对经验自我不断地进行批评时，不断地和读者的伦理道德靠拢，在这样的自我批评中，读者不断怜悯、饶恕、同情亨伯特的行为。读者道德评价不断受到叙述者叙述策略挑战，在叙述自我的自我批评和他者行为的参照下，渐渐使伦理评价淡出，道德评价呈现出模糊状态。

伦理取位在叙述者的引导下变得不能确定，伦理反应被延宕，道德批评受到挑战和叙述者围困时，真实作者——纳博科夫以《谈谈一本名叫＜洛丽塔＞的书》为题，在文章中叙述着《洛丽塔》成书的过程，并将自己文艺思想进行阐述。“在我以为，小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给我(勉为其难地称之为)审美的福祉，一种不知怎么，不知何地，与存在的另一种状态联系起来的感觉，艺术(好奇心、柔情、善意和迷狂)是那样状态的准则。”［6］虽然作者意图作为解读文本依据，曾经一度受到新批评地否定和质疑，但是当作者对文本的评价和自己文艺思想进行表述，并构成一部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时，读者对故事本身的批评就不应当忽视作者的写作意图，读者评价也会受到作者写作意图的影响。纳博科夫认为，小说是“审美的福祉”，小说的审美意义才是小说存在的价值，并且实现“审美福祉”的准则是要和迷狂等建立一种联系。而伦理价值在小说中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审美价值。“对于说教小说我既不想读，也不去写。”［6］纳博科夫对小说的教诲功能是不屑一顾，这个前面“引子”中的阅读引导形成了悖论，并进一步使读者的伦理取位变得无法确定，伦理反应无法产生，道德批评受到真实作者写作目和文艺思想的挑战。

纳博科夫以两种不同的身份在作品的“引子”部分和《谈谈一本名叫＜洛丽塔＞的书》中，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并且形成悖论。读者从伦理道德角度的解读受到前期引导、后期质疑时，伦理取位变得不确定。伦理批评淡化在纳博科夫同一个体以不同方式和观念进行的指引和质疑中，从而使亨伯特的行为和叙述与道德的关系变得暧昧和模糊。

总而言之，《洛丽塔》中蕴含的双重身份因素覆盖在小说的“引子”和《谈谈一本名叫＜洛丽塔＞的书》以及叙述者出现的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的分离状态之间。在文本中主要体现在叙述者自身、作者自身的双重身份。在叙述者自身主要通过叙述自我对经验自我的不断批评、与他者行为的参照不断的塑造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亨伯特形象，并且是一个悲剧形象，使伦理取位受到影响，进而弱化伦理批评的力度，使伦理道德批评变得模糊;纳博科夫的双重身份是伦理道德批评的角度在阅读前期受到引导和强化，但当故事本身的伦理取位受到回顾性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弱化时，伦理反应受到延迟，纳博科夫以真实作者的身份出现在《谈谈一本名叫＜洛丽塔＞的书》之中，并不断的提到小说是“审美的福祉”，小说的教诲功能不是他所持有的文艺思想，雷博士指引的伦理道德评价角度遭到了极大的挑战和质疑，读者的伦理取位进一步模糊，伦理批评在《洛丽塔》这部小说的评价受到了质疑，道德意义变得模糊。在这样的交锋中，对亨伯特的行为与道德之间就呈现出朦胧的状态。

因此，道德批评的视线模糊在《洛丽塔》的叙述者的双重身份所导致的伦理取位含混之中。

三 伦理取位的模糊性生成

道德评判依赖于伦理取位，“伦理取位既指叙事技巧和结构决定读者对于叙事的位置的方式，也指个体读者不可避免地从特定位置进行阅读的方式。文本通过向作者的读者(authorial audience)发送信号，收到预期的具体伦理回应，而个体的伦理回应则依赖于那些预期目标与我们自己的特定价值以及信念之间的互动关系。”［7］也就是说，伦理取位受到了叙事技巧和结构的影响，不同伦理取位产生不同伦理回应，并和读者个体的伦理相互对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线性影响关系:叙事技巧和结构——伦理取位——伦理回应，同时与个体伦理互动，对固有伦理意识和伦理批评产生影响。也可以看到，伦理取位不仅受到现实读者固有伦理意识和伦理观念的影响，也受到话语层上叙述技巧和叙述方法的影响。《洛丽塔》中故事事件毫无疑问是违背伦理禁忌的乱伦行为，伦理取位在故事层上可以清晰的得到确定。然而当阅读者透过话语层面，伦理取位就受到了多重话语交织的影响，伦理取位变得模糊，如果没有一个清晰地伦理取位会导致伦理回应模糊，就会使伦理批评变得暧昧，道德批判在话语世界被推迟。伦理取位是在作者、文本、读者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叙事里所处的任何一个伦理位置都是四种伦理情境互动的结果:(1)故事世界中人物的伦理情境，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对他人的评价无一不与伦理相关;(2)与讲述行为、被讲述对象、读者相联系的叙述者的伦理情境:譬如，各种不同的不可靠性会再现各种不同的伦理位置;不同的聚焦也会是叙述者处于不同的伦理位置;(3)与讲述行为、被讲述对象、作者的读者相联系的隐含作者的伦理情境、隐含作者选择这个叙事策略而不是那个叙事策略将会影响读者对人物所做出的伦理反应;每个选择也都反映了作者对读者所持有的态度;(4)真实读者的伦理情境，这与在前三个情境中起作用的一系列的价值观、信仰、位置都悉数相关。”［7］四种伦理情境的互动在不断的和固有的价值观念、信仰、位置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叙述技巧和结构对伦理取位和伦理情境产生着影响，从而影响伦理价值的呈现。

在故事层面上，作为继父的亨伯特，无论对洛丽塔的情感是怎样，这一伦理身份都注定了他对一个十四岁少女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在故事内容上，对亨伯特的行为进行道德地批判是无可阻扰，但是，当遇到话语层的讲述方式时，阅读者的伦理取位在叙述者的讲述技巧中迷失，对亨伯特的道德批判在话语世界里不断推迟。“一般人对文学艺术的反应是不纯的，人们的审美反应中必然掺杂着道德、宗教、爱国、性爱、政治等复杂的情感反应，或者说道德、宗教等等反应本身就是审美反应的一部分。”［8］审美本身和其他外在的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审美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一项活动。也就是说，在阅读中对作品进行道德评价是可用性的，雷博士的引导可以视为在故事层面上对亨伯特的道德批判，但是，当读者面对《洛丽塔》时，遭受的是叙述话语挑战。《洛丽塔》通过回顾性的第一人称叙述，成功的将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进行了分离，叙述自我对经验自我进行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批评使读者对亨伯特产生了怜悯之情，道德审判在不断的自我批评中被弱化，甚至淡出;纳博科夫以两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引子中以一位普通读者的身份出现，在《谈谈一本名叫＜洛丽塔＞的书》以真实作者的身份出现，并不是以两种身份出现的本身导致了伦理取位的模糊，而是两种身份对文本阅读角度和写作目的之间的悖论，使读者的伦理取位出现了两难的局面。叙述自我、经验自我、预设读者、写作自我的多重话语中，不断的冲突，不断的交织，这样地交锋让个读者在话语世界中迷失伦理取位的可行性，读者的伦理取位遇到话语的阻扰，伦理取位变得模糊，道德价值的批判在叙述者审美福祉的叙述世界中被推迟。实现了纳博科夫是审美福祉。

因此，当故事遭遇话语的交锋和冲突时，伦理取位变得模糊，《洛丽塔》故事不道德的行径也在话语的世界中模糊。使读者迷失在话语的迷宫中，从而让不清晰的伦理取位使道德批判在话语世界中被推迟。

［1］黄开红.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访聂珍钊教授［J］.学习与探索，2006(5):119.

［2］申丹，王丽压.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

［3］申丹，韩加明，王丽压.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3.

［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1.

［5］韩加明.18世纪英国小说叙事理论概观［A］.申丹，秦海鹰.欧美文学论丛:第三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纳博科夫.洛丽塔［M］.于晓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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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48.

On Ambiguity Formation of Ethical Position in Lolita

Deng Qin Yang Hongqi

Moral evaluation for Lolita depends on reader＇s ethical position.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first－ person，the self of narrating and the self of narrated is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which makes readers＇ethical position in a dilemma.All kinds of life experiences presented in the discourse makes the ethical position of readers ambiguous.The ethical position of readers encounter difficulty and the moral judgment in discourse world is postponed.

Lolita;ethical position;discourse;fuzziness

I712.074

A

1672－6758( 2011) 06－0103－3

邓钦，在读硕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四川·南充。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邮政编码:637009杨红旗，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研究方向:文论与美学研究。邮政编码:637009

Class No.:I712.074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