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珍宝岛事件是中美关系缓和契机的再认识

王 丽

对珍宝岛事件是中美关系缓和契机的再认识

王 丽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中美关系的缓和,既是两国领导人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现实选择,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伟大杰作,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珍宝岛事件在中美关系缓和进程中只是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中苏边界冲突;尼克松政府;中美关系

一

1969年中苏之间一系列的边界冲突不仅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苏关系恶化达到顶点的标志，而且也是影响未来的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1969年是尼克松上台执政的第一年，也是他探索对华政策的关键时期。这些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珍宝岛事件在中美和解这一历史性决策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其是否真的直接促成了中美和解,还需以客观事实加以认真分析。本文根据最新解密的一些档案，通过了解美国对中苏冲突的认识过程，尝试找出中苏冲突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

在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向国务卿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国务院官员小乔治·德尼认为:自60年代初以来，中苏边境的冲突就时有发生，是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典型表现；关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因，他认为是中苏双方长期以来角逐对乌苏里江岛屿的控制权所致，他相信类似事件还会发生，但近期内不会发展为更大规模的冲突。不久，中央情报局3月21日的《每周评论》注意到了莫斯科和北京似乎谁也不想在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上让步:中苏时有交火，苏联侦察机在边界地区出现的频率很高，3月15日的交火，双方可能投入了更多的人力。但即使这样，也“没有迹象表明双方打算使冲突升级或将其扩大到其他有争议的地区”。

美国的情报分析家们认为自己了解苏联在边界问题上态度所以强硬的原因。德尼注意到,苏联驻军自1965年以来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加，但是据他理解，苏联确实有理由对边境的安全感到担忧，因为无论中国因为“文革”导致社会失控还是突然对苏采取进攻政策，都会危及苏联的安全。因此，尽管苏联对有争议岛屿的所属权态度极具进攻性，或是在中苏边界开展侵犯性的巡逻，却并不表明苏联要对中国发动入侵。兰德公司的爱伦·惠廷在8月16日提交的一份报告里倾向于认为苏联军事调动的防御性大于进攻性。他指出:“防御的动机更为可信，它产生于苏联对中国要求领土归属权的担心，因为这意味着俄国在19世纪从中亚和远东赚取的大片领土属于不法所得。而这种担心又反过来会夸大中国日益增长的核威胁以及人口威胁，中国人口在近期将从7亿增长到8亿，最终达到10亿。而基辛格也在回忆录中坦言他和尼克松对边界冲突的反应:“我们仍然主要关心着越南问题，而不能对我们不了解其根源、而且其意义要经过好几个星期才能看清楚的事态发展做出反应。……然而，尼克松和我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我们认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

当然,尼克松的确有改善对华关系的想法,但对能否改善和如何改善对华关系是充满疑虑的,又是自相矛盾的。他在1969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含糊地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2月1日他给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美国由于越战的失败和美元危机的加深等原因,国际地位下降;在国内由于反战运动的扩大,各社会阶层严重分裂,社会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尼克松上台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和避免国内分裂,他认识到要解决越南问题就必须主动改善对华关系。同时美国社会也形成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舆论力量。1968年11月以哈佛教授为主的一流中国问题专家提出一份《致当选总统尼克松关于对华关系的备忘录》,建议“我们可以更加积极地走向中美关系缓和并最终达到和解”,表明当时学界对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很高,社会其他各界对中美关系的关心也急速上升。然而尼克松也要面对来自国内亲台势力和那些所谓“亲斯拉夫人”的多数官员反对提前改善对华关系的巨大压力,其谋求对苏缓和仍是重点。尼克松上台后为了摆脱在越南的困境,企图从军事上解决越南问题,反而扩大侵越战争的规模,加大对北越的轰炸。美战机、军舰仍不时侵入中国领空、领海,中国对此向美国多次提出严重警告。

总之，在珍宝岛事件前后,尼克松政府仍然推行对华敌视政策,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改善对华关系的行动,更没有加快对华战略调整的步伐,即中美缓和的条件还不具备。1969年初，美国向中国发出的一些积极信号,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进行十分小心的试探。此时美国更多地只是通过展示同中国缓和的姿态向苏联施压,使苏联在美苏关系上做出让步,同时进一步离间中苏关系。

三

1.中苏关系再度恶化。

到1969年夏秋时,中苏关系再度严重恶化,整个中国处在一场核打击的恐怖氛围中,苏联侵华战争迫在眉睫。苏联这时一再加强对中国实施核威胁：《真理报》8月28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都不可能幸免。” 同时莫斯科方面还试图征得美国的认可，8月18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代表询问其美国同事，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西方国家报刊也不断传出消息，说苏情报人员向美国试探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的可能性。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文章提到苏联对新疆罗布泊中国核基地进行空袭的可能性。事实上“有充分证据表明,在那年的夏末或秋初, (苏联)曾认真地考虑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预防性军事打击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报复：苏军决策层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在中苏东段边界增援兵力基本到位以后，避开苏军运输力量较弱的东段边界，选择便于其机械化部队运动，后勤补给线短并通畅、而中方防守兵力相对薄弱，且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苏中西段边界的新疆方向，进行军事报复行动。8月13日，苏联出动飞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武装部队三百余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对正在巡逻的一个排的中国边防分队发动突然袭击，中国边防军寡不敌众，除一人被俘外，其余全部阵亡。同时苏联开动舆论机器大肆攻击中国,并与其盟国统一口气。同时，6月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与会者谴责了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方针,指出这是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公开背叛”。

2.中美缓和。

面对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中美两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外战略。基辛格说:“我们不能无视苏联对中国的进攻。这会打破世界的均势;会在全世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苏联正在实现它的统治。”美国知道苏联才是它的真正对手,中国只是一个地区大国,而且也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威胁。“历史表明在两个敌对的伙伴之中,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美国从维护自身战略利益和增强与苏联对抗的角度出发,下定决心加快与中国接触的步伐,此时对华政策开始变得比较清晰。1969年7月21日,美国务院宣布部分缓和对中国的旅行限制与贸易限制。接着尼克松于7月25日在关岛发表“尼克松主义”,表示谋求结束越南战争,撤出美军,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局势,改善中美关系。8月4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尼克松断言,在两个共产党大国中苏联是 “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听任中国在中苏战争中被“毁灭”,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8月8日,国务卿罗杰斯发表演说,宣布美国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基辛格请美国驻波兰大使寻找机会主动同中国大使进行接触,告诉他美国准备进行认真的会谈。

同时中国已深切地感受到苏联对华战争的危险,对美新战略也开始酝酿。中共九大召开以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成立了一个由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组成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研究当时的国际形势。从6月7日开始在陈毅的主持下举行了6次会议。7月11日,由陈毅定稿的第一份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上报给了周恩来。报告指出,在中、美、苏三大势力的斗争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而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新疆发生武装冲突和关于苏联发动核打击的情报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四位老帅在7月29日至9月16日又举行了10次会议。9月17日,陈毅向周恩来提交了题为《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的报告,指出考虑到美国政府多次表示要实行战略缩小和缓和中美关系,苏联深惧中美联合,它对中美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中国的顾虑。我们应该利用美苏矛盾,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陈毅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些自称“不合常轨”的想法:恢复华沙会谈,并主动提出更高级别的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四位老帅的报告对毛泽东改变对美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面对苏联的现实威胁和美国的友好表示,特别是“尼克松主义”清楚地表明美国要从越南撤军,中国面临的美国威胁开始下降，苏联已是中国的第一大安全威胁。为抵抗苏联,避免两线作战,中国需要改变安全战略,改善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大约在1969年11月左右突破了对美关系的禁区,开始调整对美战略。周恩来11月21日在接见即将出访的中国代表团时,第一次鲜明指出:“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都要分析矛盾,怎么看不到矛盾呢?”这段话表明中国领导人已开始放弃九大中提出的“美苏勾结”的论断,开始利用美苏矛盾,突破中美关系。12月7日,中国释放了因游艇失事而漂入中国邻海的两名美国人,作为对美方的回应。中国对美国主动提出的恢复大使级会谈的建议也积极响应。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节上,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被请上天安门,和毛泽东站在一起。11月5日周恩来与斯诺进行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会谈。周总理说:“尼克松曾传北京说,如果华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谈判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回答说,这很好。尼克松可以亲自来,或可以派一位使者来讨论台湾问题。”此后中美接触走上正轨,双方最终促成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

四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1969年发生的中苏边界冲突在中美缓和进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当时中美双方由于长期的对立和偏见，彼此抱有极大的戒心，美国方面一度认为中国在边界冲突中是比苏联更具军事冒险主义色彩的危险国家，在决定对中苏矛盾加以利用的时候，他们当时最关心的是怎样利用这场危机，迫使苏联在一系列关乎美国利益的问题上做出美国所希望的让步，只要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不管是支持苏联攻击中国，还是力挺中国抗衡苏联，都在考虑的范围当中。结果，事态的发展使他们看到，偏向中国更有利于达到上述目的，这才在短时间内单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措施。这些措施鼓励了中国决策层内部主张利用美苏矛盾、实行联美制苏的意见。总之,中美关系的缓和,既是两国领导人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现实选择,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伟大杰作,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1.王成志：美国决策层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判断与对策[J].社会科学，2006(5)

2.[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

3.[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年

4.资中筠：一份鲜为人知的建议书[J].世界知识, 2007(6)

5.邱石：共和国轶事[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7.[苏]奥·鲍·鲍里索夫 鲍·特·特洛斯科夫：苏中关系[M].北京：生活·读者·新知出版社，1982：369

8.[美]A·D·洛乌：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M].南生等译.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 1989年

9.李连庆：冷暖岁月——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

10.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RecognitionoftheU.S.Policy-makers’JudgmentsandTheirCountermeasurestothe1969China-SovietBoundaryClashEvent

Wang Li

The 1969 China-Soviet boundary clash definitely facilitated the Nixon government to loosen up its China policy. Bu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eclassified files published by the U.S. and the new discoveries of the Cold War history research, the boundary clash was not bound to the contact between U.S. and China . It was just because the Soviet Union’s performance during the boundary clash makes the Nixon government suspicious to its strategical purpose that the U.S. speeded up the process of contacting with China. At the same time China understood that the Soviet Union is the biggest threat, in order to avoid being attacked by both sides, and considering the American initiative attitude towards China, the Chinese leaders determined to change its strategy . the two countries ultimately realize the allevia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China-Soviet Boundary Clash; Nixon government; Sino-US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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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凯生 宋瑞斌)

王丽，在读硕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2008级世界史专业，甘肃·兰州。研究方向：美国史。邮政编码：730070

1672-6758(2010)01-0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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