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生态、逻辑与策略

王文彬，王 倩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2.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北京 100044）

伴随各种先进数字技术的井喷式发展与深度应用，数字化场景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背景。 广泛应用数字化技术，推进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成为诸多行业和领域的重要创新选择。 政府部门在日常运行中，同样存在着大量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的需求[1]，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这种需求更为凸显。 相应地，基层治理也应当积极拥抱数字化时代，及时推进数字化转型。 实践中，多地基层政府积极应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并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不少治理隐忧。 相较于实务部门的主动实践探索而言，学界应当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系统分析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问题，科学梳理数字化技术服务于基层治理的路径和方式，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意蕴，进而为优化数字化手段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效能提供学理支撑。 当前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化状态，亟待进行一种整合型的观察与反思。 基于此，本文尝试借助整体性治理理论，透过纷繁复杂的治理实践，直接锚定生态重塑、逻辑厘定和策略设计3 个层次来系统性反思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以期在丰富学界研究成果的同时，为优化基层治理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

一、基层治理迈进数字化时代：兼述学界既有研究

在日益丰富的数字信息技术的辅助下，基层治理工作正强势迈进数字化时代。 当前，各地在治理实践中积极引入信息技术元素，使其耦合于基层政府数字化改革与善治、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社区疫情防控等诸多领域，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构塑着信息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实践图示[2]。 数字化手段与工具已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选择，并大幅提高了基层治理效率，有效保证了基层治理效能。

（一）数字化思维与技术高效嵌入新时代基层治理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方法论[3]。 实地走访发现，数字化思维与工具已经高效嵌入基层治理工作中，如传统的入户收集数据方式已经被各种小程序统计直报系统所替代，政府工作人员使用钉钉等办公软件也较为常见。 数字化技术与手段在基层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在改变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的同时，也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机遇。 一方面，数字化技术的科学应用基本打破了基层治理的“黑箱子”，使得很多工作变得清晰可循。 借助各种数字化信息技术，基层治理中公共政策的提出、制定和检验都进入了相对公开透明的状态，各方治理主体都能及时发出自身声音或者直接参与其中。 如此，在削弱基层治理工作神秘感、解答公众疑惑的同时，也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中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基层治理工作模式。 另一方面，积极应用数字化技术，可以为推进基层治理提供更多有效工具，带来更高的治理效率与效能。 如在基层数据收集整合工作中，如果单纯依托入户调查、电话询问等方式，不但耗时较长，而且容易出现数据错误及丢失问题。 然而，借助各种数字化登记工具，通过公众自主填写、数据上传和自动整合，基层治理部门可以直接从后台下载相关数据，大大缩短了工作流程。 概言之，数字化技术手段深度嵌入基层治理工作，在简化治理的同时，为改进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对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学术探讨

数字化时代已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生态，如何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直接关系到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成败，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关于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现有研究可以分为4 个方面：一是整体建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前景。 着眼实践，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应用数字技术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益[4]。同时，借助数字化手段能够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渠道疏解、主体扩充、关系重构和观念扭转[5]；而如何实现条块之间的权力整合、多元主体的利益整合、面向场景的数据整合是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环节[6]。 二是系统梳理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 受到基层治理惯性和复杂性的影响，很多地方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着现实挑战，推进数字化转型先天就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7]。 同时，基层治理思想观念亟需革新提升、大数据技术尚未完全成熟，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影响了数字化基层治理的水平和效率[8]。 三是聚焦归纳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典型样本。 如杭州市S 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整合基层现有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形成一种整体智治治理模式[9]。 部分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10]。四是高效拓展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路径。 学者们认为，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过程，应当以韧性驱动下的技术赋权和社会赋权为导向，兼顾技术理性嵌入和公共价值重塑[11]。 实践中，应当借助数字技术创新治理机制、再造治理流程，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要素、治理领域之间的有效协调，继而实现数字化治理[12]。 与此同时，也要不断推动社会和政府数字化转型，提高基层干部和居民的数字化应用能力[13]。通过简要梳理可知，虽然学术界针对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进行了较多分析和讨论，并且为实务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既有研究仍然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明显更为关注数字化转型的价值以及各种碎片化问题，研究视角比较分散，不利于综合把握数字化治理事项；二是对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整体形态关注不足，尤其缺乏与传统基层治理状况的系统比较，这不利于整体审视和提前筹划下一步的数字化治理工作。 因而，本文借助整体性治理理论，不拘泥于各种碎片化治理问题，而是尝试进行整体性检视和反思，着重关注全局意义上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问题。

二、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的分析视角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既是对以往治理方式的显著升级与改造，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改革与塑造。从这个角度出发，集中思考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所谓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主要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数字化治理工具与技术沉浸应用中，不同层面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数字化特征都更加凸显，实现了对传统基层治理形态的整体改造与重塑，最终帮助基层提升治理效率、改善治理效能。 基于整体性治理思维，可以从生态、逻辑和策略3 个层次来分析基层治理数字化的整体性转型形态。 一方面，多种数字化技术嵌入基层治理过程，有效构筑了一种典型的开放生态，同时形成了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治逻辑；另一方面，积极应用数字化技术的策略选择又构成了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表征（见图1）。

图1 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示意图

基层治理的数字化整体性转型不仅提供了较多新型的治理工具，而且形塑了全新的治理图景。宏观而言，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涉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信息传递、依托治理数据决策等内容，明显不同于传统的治理思维[14]。 结合治理实践，可发现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具有3 个典型特征。 一是治理过程充满活力与灵活性。 在以往基层治理工作中，囿于信息传递不及时、治理诉求上传下达不顺畅等因素，治理过程容易陷入僵化迟滞的状态。而在数字化技术辅助下，很多原本难以解决的治理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整个治理进程得以疏通并充满活力。 二是基层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热情大幅提升。 通过使用各种数字化治理手段和工具，多元治理主体不仅能够及时表达自身诉求，而且能更快更有效地介入治理过程，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热情得到了极大释放，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也成为开展基层治理的重要依托。 三是基层治理过程能够确保闭环回馈性。 借助各种数字化治理技术，各个治理主体既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价值，也能保持对治理事项的高度关注，基层治理进入了多元主体共同监督的状态。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引领多方治理主体，基层治理部门也需要及时反馈各种治理效果，整个治理过程因此变成了一个完整闭环。 当然，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也可能面临技术性风险，如果应对不力就会侵蚀治理过程的公平公正性，这也需要引起实务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一）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基石：开放生态

着眼宏观治理态势，开放生态正是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的重要基石和显性效果。 数字化技术工具嵌入治理过程直接打破了封闭僵化的治理环境，塑造了一种全新开放的治理生态。 首先，基层治理实践中使用了越来越多的数字化治理工具，这本身就是治理思维开放活跃的表现。 在这种开放性治理思维的影响下，整体性治理环境也会愈发开放和自由。 其次，通过数字化治理技术的联结和应用，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这充分体现了治理过程的主体开放性。 多元治理主体积极行动既能消除治理政策落地障碍，也能为治理工作的推进提供智慧与力量。 第三，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治理技术也愈发多样，可以为基层治理提供更加开放的治理工具箱。 在处理不同的治理事务时，为了确保治理效能，理应选择最适宜的治理工具与技术，而数字化转型恰好可以满足这种需求。此外，在数字治理技术的辅助下，基层政府可以积极汲取多元主体的治理建议，并开展多轮次的政策协商，极大地提高治理政策出台过程的开放程度。

（二）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主线：技治思维

在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进程中，技术治理思维与模式的不断拓展及应用，正是基层治理改进的核心逻辑和行动主线。 立足整体治理过程，技术手段的应用直接关系到治理信息的扩散和治理工具的有效选择，必然会对最终的治理效能产生显著影响。 数字化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广泛使用，较好地弥补了基层治理的技术短板，其反映的技术治理思维也成为很多治理部门的行动依据[15]。 一方面，在各种数字化技术的辅助下，治理信息得以在不同治理主体间顺畅流动，如此既可以不断集聚和更新各种治理信息和诉求，同时也能在信息交换中提升主体间的信任和认同，为基层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更多便利条件。 换言之，数字化技术可以用于缓解治理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从源头上改善治理环境氛围。 另一方面，许多数字化技术逐渐成为基层政府的基础治理工具。 在治理实践中，基层政府可以根据治理需求选择特定数字化技术并促使其和治理工作紧密结合，进而形成一套能够有效支撑治理事项开展的新型治理工具。 借助新型治理工具，基层政府不仅能够更好地完成治理任务、提高治理效率，还能够有效节省治理成本。

（三）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实践：数字策略

结合实际治理进程而言，数字策略的成功运用是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实践的重要表征。凭借数字化技术的有力协助，基层政府大大延伸了治理触角，治理范围和治理强度都显著增加，而传统的治理对象也基本实现了“治理翻转”，可以相对自主地参与部分治理事务。 这种典型转变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数字化策略对多元治理主体的重要作用。对基层政府而言，可以凭借自身较强的技术优势，更为迅速地掌握和运用数字化治理技术，不仅能够快速获取和传达治理信息，而且能更直接地干预各项治理工作。 特别是依托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手段，基层政府能够突破诸多治理藩篱，显著提升治理能力，进而更为有效地主导基层治理进程。 其他治理主体也能够凭借数字策略获得更多的治理参与机会，提升自身在治理过程中的参与价值。 此外，数字化治理工具的广泛使用还能打开很多治理“黑箱”，这一方面要求基层政府积极回应各种治理诉求，另一方面也会对基层治理工作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共同促进基层治理效能的提高。

三、数字化重塑基层治理生态：治理场域深度拓展

在数字化整体性转型过程中，基层治理生态得以重新塑造，突出表现为治理场域的深度拓展。 信息技术具有的显著特性与基层治理需求存在诸多契合之处，技术可以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内容当中，并重塑治理模式。 基于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数字化技术的有效使用既能促成“网络型”治理任务场域，并拓展“包容性”治理主体范畴；也能创设“合作化”治理模式，构筑“及时性”治理响应空间。

（一）促成“网络型”治理任务场域

借助数字化技术工具，基层政府可以打破传统单一线条的治理任务工作范式，进而形成一种“网络型”治理任务场域。 通过治理任务的有效合并与系统交叉部署，既能使得治理工作安排更为清晰，也能减轻基层部门的工作压力。 一方面，在数字化应用场景中，基层政府能够更加及时地传达治理任务，基层部门也可以通过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对治理任务进行有效整合，进而以适度扩展治理事项的方式同时完成多项治理工作。 比如在基层部门信息收集过程中，借助数字化技术可以非常方便地形成“一张表”，一次性、高质量地完成多项信息收集，避免同类信息的多次上传汇总，极大减轻基层工作人员的压力。 另一方面，许多治理任务的交叉与合并有助于形成和凸显出最为核心的治理任务，便于基层工作部门紧抓“牛鼻子”。 以往的治理任务部署中因任务分散、重复下发而给基层造成的严重困扰，都能借助数字化治理技术予以破除。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基层政府可以形成一份完整有效的“网络型”治理任务图，为各项治理工作的推进提供更加清晰的指导。

（二）拓展“包容性”治理主体范畴

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为更多治理主体参与治理实践提供了机遇和平台，高效拓展了“包容性”治理主体范畴。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逐渐增多，如何恰当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成为一项重要命题[16]。 其一，多元治理主体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有效介入基层治理，打破以往相对封闭的治理格局，形成相互理解、高度包容的治理氛围。 在基层数字化治理进程中，基层政府应对治理事项时既会更多、更主动地征询多元治理主体的建议，也会为各个治理主体发挥作用提供行动空间。 其二，在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过程中，各治理主体都可以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治理工具。 如在治理信息扩散过程中，各级政府能够借助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途径及时发布并收集治理信息；社会公众也逐渐熟练运用在线共享文档等工具，更为高效地实现治理诉求的收集和传达。 其三，借助数字化技术工具，多元主体得以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推进协同治理。 通过治理信息共享以及治理诉求整合，多元主体能够精准发现同质化治理诉求，继而在共同治理目标的引导下推进协同治理。 当然，在“包容性”治理主体范畴中，不同主体承担的治理责任仍有较大区别，应相互尊重和支持各自承担的治理工作。

（三）创设“合作化”治理行动模式

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撑下，多元主体能够相互联结和共同参与治理实践，自然创设出“合作化”治理行动模式。 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本身就是对封闭治理模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基层政府以外的多元治理主体可以获得更多的参与机会，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主要表现为治理思想认识统一、治理行动协同合作和治理实践相互监督。 首先，基层政府应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广泛传播治理信息，既便于其他主体及时掌握各种信息内容，又能快速响应不同主体的反应和诉求。 继而，在治理举措的不断调适中，多元主体能够逐步形成针对特定事务的治理共识，初步打造合作化的治理模式。 其次，在数字化技术工具的联结下，多元主体间能够形成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共同的治理目标引导下，各主体之间的信任和认同也会逐步增强，最终促成高质量的协同治理实践。 再次，数字化技术的使用也能为多元主体间进行相互监督提供便利。 由于不同治理主体的利益追求存在差异，因而如何选择能够获得多数主体认同的治理举措并确保治理工作不走偏、不错位，就成为多元主体展开合作时面临的一项重大考验，而治理信息和最新动态在数字化平台的及时流动，可以帮助多元主体开展相互监督，确保治理实践的正常推进。

（四）构筑“及时性”治理响应空间

通过使用数字化治理技术，能够有效构筑“及时性”治理响应空间，进而助力提高基层治理的实际效能。 在传统的基层治理实践中，治理工作的回应性和反馈性相对较差，不仅难以深入、全面了解治理对象的真实感受和需求，而且无法为治理政策的调整提供有效指导。 积极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局面。 从治理事项的反馈角度看，基层政府依托数字化工具保持和基层社会的密切联系，能够快速了解各种治理举措的现实效果，及时诊断治理工作的不足之处并予以系统性改正，从而真正改善基层治理工作氛围。 换言之，基层治理工作可以实现“前-中-后”全链条式的治理反馈，且能在不同阶段回应各方治理主体的真实诉求。 实践中，基层治理中的数字化工具不断增多，有效拉近了包括基层政府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距离，基层政府可以快速响应多元化的治理诉求，而多元主体也能及时回应、参与和支持各项治理工作。

四、数字化服务基层治理逻辑：科学应用技治思维

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进程的核心行动逻辑在于对技治思维的科学应用。 通过不断应用先进的技术治理手段，基层政府在改变传统封闭单调治理生态的同时，不断优化和更新基层治理工作。借助数字化治理技术，一方面可以帮助疏通基层治理架构，推进各项治理工作及时落地，并加速治理信息传播进而消解多重治理鸿沟；另一方面则能缩短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距离，并科学构建与打造双向型基层治理链条。

（一）数字技术助力疏通基层治理架构

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疏通了基层治理架构，这为推进基层治理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实地走访可知，基层治理架构的疏通主要表现为治理流程的清晰化和治理层次的压缩。 在治理流程方面，数字化手段的应用有效实现了简约治理，基层治理流程得以简化并日益清晰化。政府部门借助数字化治理工具，可以清楚展示许多原本程序含糊不清、推进步骤不明的治理工作，从而帮助治理主体厘清工作流程，并对各个阶段的治理工作进行实时监管。 在以往治理信息流通不畅的情况下，不仅很多治理工作如任务下达、政策传达和方案整合等难以持续推进，而且基层政府也很难快速发现实质性的治理梗阻并及时破解，而应用数字化治理工具有望改变这一局面。 与此同时，治理层次的压缩也得益于数字化工具的有效使用。在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帮助下，通过点对点的治理任务下达和治理诉求上传，可以有效拓宽基层政府的治理幅度，即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同时引导更多治理主体推进治理工作，在压缩治理信息的多环节传递、消除治理信息失真的同时，有效节省人力和时间。

（二）加速信息传递，消解多重治理鸿沟

迈进信息社会后，人际互动已经变成以信息交换为中心，同时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日趋“互动化”和“扁平化”[17]。 在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过程中，借助数字化技术加速信息传递有助于消除多重治理鸿沟，进而改善基层治理局面。 首先，在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场景中，基层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鸿沟得以逐步瓦解。 治理信息的便捷数字化流通，已经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影响治理进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多元主体可以充分掌握治理信息，继而采取相应的治理行动。 其次，应用数字化治理技术能够逐步消解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鸿沟。 在信息日渐透明开放的情形下，不同治理主体都能较为清晰地了解其他主体的治理需求，这能够加强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理解，帮助多元治理主体围绕着共同的治理目标形成信任关系。 最后，在实现治理信息共享和建立信任关系后，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鸿沟也能逐步消除。 借助数字治理手段可以有效整合多元主体的治理力量，并引导其在相互协商的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合作治理，更为高效地实现治理目标。

（三）缩短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距离

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和开展协商治理是回应基层治理困境、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有效方式[18]。 从现实需要来看，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的核心在于依托技术手段缩短了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距离。 实际治理场域中，治理主体与治理事项间的距离、基层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距离以及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距离，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多元主体对基层治理的参与度，而数字化治理工具的恰当使用能够有效缩短多元主体与治理工作间的距离。 第一，基层政府借助数字化治理工具得以在更广范围内扩散治理信息，帮助多元主体更为准确地了解治理事项并为其参与基层治理提供机会。 治理主体与治理事项间的心理距离、认知距离等会随之缩短，便于治理主体响应治理工作。 第二，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能够直接缩短基层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距离。 在不断开放的基层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可以与其他主体开展更为密切的合作治理，共同实现治理目标。 此外，数字化治理工具的广泛使用，便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进行及时沟通和积极互动，进而在加强彼此认同和理解的基础上，促进多元主体间的有效协商和共同行动。

（四）构建与打造双向型基层治理链条

受传统治理思维和治理信息流通不畅等因素影响，基层治理实践中往往是单一的“自上而下”型治理链条发挥绝对主导作用，这严重制约和阻滞了基层治理工作的双向推进。 在数字化治理工具的帮助下，很多地方的基层治理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类型的治理链条都运行良好。 一方面，基层政府积极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不断改善各种治理条件，有效优化了“自上而下”型基层治理链条。 通过治理信息分发、治理任务统筹部署，基层政府能够较为顺畅地推动各项治理工作落地。 另一方面，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广泛使用，有助于构建“自下而上”型基层治理链条。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发展性诉求不断增多，并随之形成多样化的治理需求。 在传统的治理环境中，民众治理需求的上载往往不太通畅，导致基层政府难以有效了解各种现实诉求，而多元治理主体借助数字化技术工具，既能高效地传达自身诉求，也能及时理解基层政府的治理回应。 由此，双向型基层治理链条得以建构起来，基层治理工作实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推进。

五、加速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聚焦关键行动策略

在厘清数字化转型营造的开放治理生态以及内蕴技治思维的核心行动逻辑后，理应聚焦于关键行动策略，以加速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 为达到这一目标，既要根据实际需求构筑常态化基层数字治理平台，并加强多元治理主体的能力培训；也要积极开发更多基层数字治理手段与工具，并为基层治理定制培养数字化治理人才。

（一）构筑常态化基层数字治理平台

实践中，虽然很多基层政府逐渐认识到了治理工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也进行了较多探索和创新尝试，但整体看来，转型过程仍然比较散乱且系统性不足，这显然不利于推动数字化治理工作的高效开展。 为此，应当加速构筑常态化的基层数字治理平台[19]。 一方面，基层政府应该积极和高新技术企业等主体开展合作，打造适合本地需求的数字治理平台。 通过这一实体性平台，改变数字化治理工作分散混乱的局面，集中部署各项数字化转型任务。另一方面，基层政府也需借助数字治理平台对数字化转型内容进行清楚划分，避免出现治理越位和错位问题。 基层治理工作内容范围较广，并不是所有事务都适合采取数字化方式，因而基层政府需要开展必要的筛选，将可以推进数字化改革的工作加入数字治理平台中。 借助常态化数字治理平台，可以将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变成一项持续性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基层政府的运动治理游戏。

（二）加强多元主体数字治理能力培训

当前，许多治理主体的数字治理能力相对较弱，这极大地阻碍了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的快速推进。 为此，必须积极加强对多元主体数字治理能力的教育培训。 其一，基层政府应该及时制定多元主体数字治理能力培训的制度方案。 在基层政府的科学引导下，需定期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等主体开展数字治理能力培训，并形成长期性工作方案。通过教育培训，多元治理主体可以将最先进的数字化治理工具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不断改善基层的数字化治理氛围。 其二，基层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治理主体的数字治理能力培训。依托专业性的培训机构，为基层治理主体的数字治理能力培训设置专门性课程和配置优质师资，保证教育培训工作的科学开展。 第三，在对多元主体进行数字治理能力培训时，除了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和讨论等方式外，基层政府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实地考察，通过现场观察和实地教学等途径帮助多元治理主体更加直观地了解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的内涵、实际进程等，确保培训效果。

（三）开发基层数字治理手段与工具

只有针对性地开发一批适合基层需求的数字治理手段与工具，才能切实提高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的契合度。 实践中，部分数字治理技术对基础性的数字化条件要求较高，然而部分地区的数字化环境相对较差，这使得很多治理手段和工具很难真正运用到基层治理工作中。 为此必须着力保证数字治理手段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加强研发和实地应用。首先，数字技术研发主体理应深入基层地区，切实掌握当地开展数字化治理的基本条件，据此开展针对性的治理工具设计。 在此过程中，基层政府需要清晰表明自身的数字化治理需求，为研发主体掌握更多、更详实的数字化治理信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其次，在基层数字治理工具设计中，必须确保多元治理主体的可介入性。 在设计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工具时，既要保证多元主体可以及时参与和便捷应用，也要为多元主体协商交流提供便利。 最后，在推进数字治理工具开发时，要尽可能地为基层政府更新升级数字治理手段提供预留空间。 基层治理工作内容较为多元化，可纳入数字治理的事项可能会持续增多，再加上社会公众对数字化治理的适应性也会不断提高，这些都会倒逼基层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数字治理工具的优化升级。 总之，在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过程中，通过积极开发适应性更强的数字化治理工具，能够更有效地推进基层地区的数字化治理工作。

（四）系统定制培养数字化治理人才

当前，数字化治理人才的严重短缺已经成为数字化治理在基层落地的极大阻碍，只有改变这一局面，才能真正从主体行动层面推进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20]。 为此，应当根据基层治理实际需求，定制化培养数字治理人才。 第一，基层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对农村两委成员等基层治理人员的数字化能力培育，努力帮助其成长为数字化治理人才。 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力量参与到基层治理工作中，他们具有相对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可以较为容易地接受数字化治理知识，有望成为数字化治理核心人才。 第二，基层政府要加强和高等院校的合作，开展基层治理数字化人才的培育工作。 各地应该积极选拔一批文化素质较高、对基层治理充满热情的青年人才，借助高校等组织开展专门性的教育培训，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定制培养数字化治理人才。 此外，在驻村干部和基层干部选拔中，各级政府也可以有意识地将数字化治理人才送入基层，这样不仅可以直接改变当地数字化治理人才短缺的局面，而且能够为数字化治理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结 语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基层治理的数字化整体性转型也将持续推进，而如何提升信息技术与基层治理需求的契合性，将始终是这一转型趋势的核心影响因素。 借助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本文从生态、逻辑和策略3 个层面分析了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问题，积极关注转型过程中基层治理所面临的开放生态和深度拓展的治理场域，并认为技治思维的科学运用是基层推进数字化治理的核心逻辑。 最后，提出聚焦核心数字行动策略，以加速推进基层治理的数字化整体性转型。通过构建并应用这一相对新颖的分析框架，本文希望引起学界对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审视，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与此同时应当申明，本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基层数字治理的利好之处，相对缺乏对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弊端的关注。 事实上，在基层治理中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也有可能会造成基层政府治理权力的不断膨胀，甚至侵扰其他治理主体的正当治理权利，这反而会破坏正常的基层治理秩序。 基层治理数字化整体性转型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和隐藏的治理风险，应得到政府实务部门和后续研究者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