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资本逻辑及内在张力

薛丹妮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025）

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与两个世纪前的机器革命一样，一方面不断创造就业机会，带来就业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以指数级增长的计算能力不断冲击人类的智能临界值，代替人的劳动，导致失业人口增长。 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已然呈现对抗劳动的态势。 在包含机械性、思考性与创造性的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内，支持装配搬运业务的Baxter、支持金融分析业务的Kensho、支持写作业务的GPT-3 以及支持绘画业务的DALL·E2 等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或即将掀起重大的劳动危机。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美国，工厂和农场的职位数已经从60%降低到现在的6%。 在未来的20 年，几乎所有的日常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将会被自动化。 ”[1]可见随着人工智能从符号人工智能、亚符号人工智能到多层神经网络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对抗劳动的态势愈演愈烈。 虽然马克思固定资本批判主要以机械机器为对象，并且在形式方面，人工智能作为纯然物有别于马克思时代的机器，但是在本质方面，作为扬弃自身物的直接形式的固定资本以及代替并取消劳动的手段，人工智能与机械机器并无二致，仍然可以凭借马克思的固定资本批判视域来分析。 因此，本文尝试从马克思固定资本批判角度切入，通过分析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发生、本质、内在张力及其引发的劳动与失业危机等问题，揭示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资本逻辑，进而把握消解其内在张力及解决劳动与失业问题的方向。

一、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问题的发生

在马克思那里，机器应用与革新属于生产资料物质存在方式的变化，而生产资料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形式及社会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2]（P210）因此，对生产资料的变化及其引起的生产关系变化进行分析，均需结合变化所处的经济环境来展开。

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生产的至深动机与根本目的是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形成于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作日劳动时间内超出有酬劳动再生产自身的必要劳动时间的部分。 剩余价值随剥削率和生产力提高而增加。 剥削率即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延长总劳动时间或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均可提高剥削率， 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 但是，鉴于劳动的生物界限，总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分别存在延长上限与缩短下限，资方通过对两者的同时诉求来提高生产力，从而相对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 机器可以24 小时不间断生产且不需要再生产维持自身生活的价值，机器应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化了的生产资料，即固定资本为迎合资本主义生产动机与目的的变革结果。 一方面， 机器作为资本与劳动分离并且对立，另一方面，机器作为生产资料不断突破劳动的生物界限，甚至直接取代部分劳动，初步引发对抗。“旧方法的基础是单纯对工人材料进行残酷的剥削……这种基础已经不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和更加迅速地发展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了。 采用机器的时刻来到了。 ”[2]（P543）

1847 年英国颁布《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强制限定工作日劳动时间，加速推动机器应用。 在法定劳动时间内，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剩余价值的增加只能寄希望于提高生产力，进而缩短并降低单位必需品的生产时间与价值，减少酬付劳动，实现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并相对增加剩余价值。

提高生产力的首要办法即革新生产资料，包括“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3]（P735-736），从而增加等量劳动在同一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提高劳动生产力，减少对劳动的使用。 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机器不仅是固定在生产资料阶段的不变资本，更是剥离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与革新亦因此存在条件，即其价值要远小于有酬劳动，但生产力要远高于之，否则不过是导致成本更高、产品更贵、剩余价值更少、利润更低的生产资料变化，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要求，无论如何便利有效都不会被投入或推进。

机器最初被小范围应用时，产品的个别价值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低于社会价值，但产品仍以社会价值被出卖，资方因此从中赚取价值差额，即超额剩余价值，进而获得利润优势。 随着机器的普遍应用，产品的社会价值低于个别价值，利润开始平均化，资方为继续保有超额剩余价值和维持利润优势，必须不断革新机器。 因此，如果说机器体系是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那么人工智能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此种变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加紧吸吮利润的驱动之下不断革新生产资料的产物。“劳动资料，像它在历史上直接地被资本纳入资本价值增殖过程时的情形那样，它所受的就只是形式上的变化。 ……由资本本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 ”[4]（P90）并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工智能和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器一样，与劳动分离、对立。 更甚的是，人工智能与劳动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抗。

二、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问题的本质

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固定资本的人工智能的应用与革新趋向是减少对劳动的酬付与使用，直至“完全取消人的劳动”[5]（P574）。然而，就人工智能本身而言，它同样是劳动对象化的产物。 那么，人工智能之于劳动激烈的对抗，本质上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样态。

马克思认为，撇开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劳动本身“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2]（P57），包括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两相统一、相互助益。 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开始分离，并且不同于体力劳动的个别性与直接性，智力劳动一般来自于社会交往与科学知识，通常被吸收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与体力劳动对立。 资本主义社会智力劳动的对象化产物独立化、资本化、非对象化为固定资本,与包括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在内的全部劳动对立，这种对立在人工智能时代演变为势不两立的对抗。 因为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不但能够贬损、支配体力劳动，间接导致劳动人口失业，而且可以代替体力劳动甚至代替智力劳动，乃至取消全部劳动，最终直接导致劳动人口失业。 以OpenAI 于2022 年发布的最新人工智能系统DALL·E2 为例，它是一种兼具语言和图像处理能力的多模态生成模型，可以从自然语言的描述中创建逼真的图像和艺术，文字匹配度高达71.7%，画质真实度高达88.8%。 当然，作为一种生成对抗网络，DALL·E2 目前仍依赖大数据集合为它提供大量的训练样本，并且大数据集合需要依赖大量劳动来实现数据的生成、收集、挑选、标注以及架构设计等工作。 然而，一旦DALL·E2 得到良好运行并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准商业应用，它将极大地冲击劳动市场，尤其是教育、艺术、市场营销、建筑设计以及学术研究等前人工智能时代无法染指的那些智力劳动。 OpenAI 预测，DALL·E2 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设计师、摄影师、编辑和艺术家等极具创造性的职位。 “这个研究方向对经济学/劳动力市场都有潜在的深远影响， 这是我们在这些领域追求长期研究议程的原因之一。”[6]简而言之，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作为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反转为劳动的异己性与斥己性力量，包括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在内的全部劳动的普遍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劳动全面的异化以及人工智能开始激烈对抗劳动。 “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 ”[4]（P244）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激烈对抗劳动的本质不仅是上述雇佣劳动的异化，而且是非雇佣劳动的异化，表现出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下劳动异化的样态之新与程度之深。

虽然智能化的生产与生活要素极大地释放了非雇佣劳动时间，但非雇佣劳动时间并不等同于自由劳动时间。 自由劳动时间是在取消并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与劳动， 或者人工智能与劳动分离、对立并且对抗前提下的劳动时间，是属于真正解放的人自由发展的生命活动时间。 非雇佣劳动时间则始终被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固定资本的人工智能所占有并用来创造价值。 在非雇佣劳动时间内附着各种智能平台是当代人的主流生产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完美地达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要最小限度酬付劳动、最大限度获取利润的初衷：一方面，用户通过对智能平台的使用，即一般智力劳动，在非雇佣劳动时间内无偿进行创造价值的活动；另一方面，智能平台无酬付地从用户使用活动中捕获信息、需求与偏好等数据，并将之转化为数字商品，以定时定品定价定向投放广告、推送促销等方式实现价值。 其中，虽然智能平台与用户信息、偏好、需求等均为劳动产物，但却分别作为固定资本与增殖资本分立于劳动，同时监测、操纵、吞噬劳动并迭新了劳动异化样态。 此外，个人的一切劳动与全部劳动时间，包括雇佣劳动与闲暇劳动，以及雇佣劳动时间与非雇佣劳动时间或生活时间，皆因被资本设定为用来创造价值而成为生产劳动与生产时间，加深了劳动异化程度。 恰如马克思所预见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2]（P743），以及“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4]（P103-104）。

以上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与劳动之间的激烈对抗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使然，又是资本生产、资本积累导致的结果。 由之而来的失业问题的本质则是资本性失业。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根据价值变化与否，资本被区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不变资本包括固定的不变资本，即固定于某种物质形态上的生产资料，诸如机械机器与人工智能，以及流动的不变资本，即物质形态不断变化的生产资料，诸如原料与辅料；可变资本即有酬劳动。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比率决定资本有机构成，而资本有机构成可以指示劳动生产力，即等量资本所使用的劳动越少，人均生产资料越多，剩余价值率越高。 资本主义社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或劳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地减少酬付劳动和使用劳动。 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劳动时间既定的情况下，资方主要通过投入固定资本、改进人工智能来提高劳动生产力：一方面，像前人工智能时代一样，缩短有酬劳动再生产自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减少酬付劳动，间接导致劳动人口过剩；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当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代替部分或取消全部劳动，从而减少使用劳动，直接导致劳动人口过剩。 要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前人工智能时代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对立必然演变为当代人工智能与劳动之间的激烈对抗，由后者直接或间接招致的劳动人口过剩是为资本性失业。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扩大，社会资本平均有机构成与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资本积累加速。 资本积累即部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虽然其中对劳动的酬付与使用的绝对量均有增加，但它们的增加速度逐渐低于人工智能指数级发展过程中由计算能力带来的社会总资本增加的速度与向固定资本转移的速度。 要言之，当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结果是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并且对劳动的需求相应减少甚至终止，最终形成人工智能与劳动之间的激烈对抗与资本性失业。 “一方面，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 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 ”[2]（P724）

虽然失业劳动人口有相对过剩劳动人口与绝对过剩劳动人口之分，但只要是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性失业劳动人口，最终都难以被资本完全吸收，只能沦为永久性失业劳动人口，即绝对过剩劳动人口。 “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就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 ”[5]（P561）

相对过剩劳动人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循环往复的工业周期中，应资本生产本性与资本积累的要求，不断交替地被抛出与被吸收的劳动人口。 前人工智能时代的失业劳动人口就主要由相对过剩劳动人口构成。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工业周期是恶性的无限循环，资本增殖率或利润率终究与生产力负相关，资本对于有酬劳动的购买能力日益受限且购买需求逐渐下降。 尤其在人工智能时代，有酬劳动被抛出的速度与规模相对大于被吸收的速度与规模，相对过剩劳动人口最终还是被永久性地剥夺工资与生活资料，成为绝对过剩劳动人口。 另外，随着由人工智能推助的劳动生产力的无限提高，不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极大缩短，而且整个社会物质生产的一般劳动时间也将大幅缩短，进而有酬劳动被持续抛出，成为绝对过剩劳动人口。 当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失业人口或可成为高端劳动力再次投身有酬劳动，但正如马克思所预想，“它们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很大的”[2]（P513）。 因为当代高端劳动力不但需要长时间的高成本培育，还伴有随时被更加优化的人工智能替换的风险。于是，他们大多放弃投入自我发展，转而从事低端劳动，这在增加失业劳动人口间竞争的同时还给在业劳动人口造成压力，以致全部劳动力都任凭资本支配，仍旧逃不过沦为绝对过剩劳动人口的厄运。 总之，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的每一次发展都在推进减免劳动的酬付与使用，人工智能或可创造就业机会，但不能对冲与其对抗而败的绝对过剩劳动人口。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1994-2019 年，就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率都是不断减弱的，但是就业创造率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就业破坏率”[7]。

概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固定资本不但要尽量少地使用劳动，而且要在尽量少的流动资本条件下使用劳动。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问题之一即人工智能会激烈对抗劳动，其本质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问题之二即随之而来的失业劳动人口，其本质是资本性失业。 根据马克思所述，“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2]（P508）。 鉴于此，我们需要区别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把问题焦点从生产资料的物质存在方式转向其社会使用形式与应用制度。

两组患者得出的相关数据用统计学软件处理,型号为SPSS21.0统计学软件,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用n(%)表示,X2检验;两组患者的止血时间、住院时间以及出血复发率情况等用(±s)表示,t检验;统计值P<0.05时,则说明组间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三、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三重张力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内含三重张力：人工智能推助生产力提高与资本增殖的对立、人工智能减免劳动与资本占有劳动的对立、人工智能本身功用与其资本主义应用的对立。 这种对立最终必然导致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应用形式的取消，资本主义经济亦终将被扬弃。 “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日益提高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最终必将造成一种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灭亡的冲突。 ”[3]（P709）

（一）人工智能推助生产力提高与资本增殖的对立

人工智能技术凭借指数级发展的计算能力，不仅能够推动其他重要技术的发展，而且能够实现全科技领域发展速度的指数化。 因此在理论上，人工智能可以推助生产力无限提高。 然而在现实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某一定点后，它的任何再提高都将阻滞资本增殖，而继续推进资本增殖又须阻滞生产力的再提高。 “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 ”[8]

工作日法规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目标从绝对剩余价值转向相对剩余价值，作为固定资本的人工智能是最大限度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资本生产与积累均需要不断追加固定资本与发展人工智能，从而无限提高生产力。 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不断通过人工智能占有劳动，减少雇佣直接形式的劳动。 换言之，等时等量产品生产的劳动需求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流动资本相对减少。 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之比即利润率必然下降。 不过，剩余价值率会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也就是说剩余劳动增加的同时必要劳动会减少，即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劳动人数减少。 那么剩余价值量，以及进一步而言的利润量，即剩余价值率与劳动人数这两个负相关因数的乘积，可能会增加以减缓利润率下降，也可能会减少以加速利润率下降。 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的发展，即随着资本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资本已经表现为对象化价值的规模的发展，随着劳动以及生产力的资本化的规模的发展，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4]（P166）。

资本主义社会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足以指证其资本增殖的有限性。 资本随各部门的利润率变化而流动，社会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由此提高，进而一般利润率即社会总资本增殖率趋向下降。 资本的生产与增殖由于推动刺激社会总资本增殖率的减弱而有所延缓，从而使得资本不断积聚，引发资本过剩与贬值。 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过剩与贬值只能通过恶性循环的工业周期克服，直至资本自我破坏与毁灭。

（二）人工智能减免劳动与资本占有劳动的对立

人工智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固定资本，一方面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贬低、减少、代替甚至取消人的劳动，另一方面为生产、保存并增殖资本而需要人的劳动。 “如果活劳动是价值和利润的源泉，那么用死劳动或机械劳动代替活劳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毫无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 ”[9]

资本主义应用下的人工智能，或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劳动酬付，间接减免劳动；或通过与人竞争，降低劳动需求，直接减免劳动。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被减免的失业劳动人口的再吸收都需要绝对增加流动资本，从而绝对增加总资本。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指数级增长并且社会总资本增殖率趋向下降的情况下，始终存在增加的资本同对增加的失业劳动人口吸收能力减弱和需求减少之间的不平衡问题。 亦即，由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招致的资本性失业劳动人口持续存在且不断扩大。 “属于资本概念的东西却是：增长了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和劳动本身的力量的削弱。 ”[4]（P97）

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规定是占有他人劳动，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来源，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也不能创造价值，它只是在增大商品数量的意义上创造财富。 一旦资本主义应用下的人工智能停止占有劳动， 即固定资本停止吮吸劳动力，就会降低甚至丧失自身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并且，纯然剩余价值需要劳动作为自行增殖媒介才能够成为资本主义资本，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也需要不断并入劳动。 劳动是资本主义资本生产与积累的基础。

（三）人工智能本身功用与其资本主义应用的对立

首先，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将无偿劳动时间的盗窃范围扩大延伸至雇佣劳动关系之外，包括非雇佣劳动时间。 社会生产强势渗入私人生活，生产空间与生产时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进而劳动生产强度提高以及劳动生产时间延长。 “对于后福特制时代诸众来说，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之间在性质上缺乏差别”[10]。

其次，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其可以作为独立于人的资本力量，充斥并利用人的全部时间与活动来生产价值，人的主体性随之减弱。 人们乐于用个人生命时间与一般智力劳动换取诸种智能资本的服务，沉溺于电商、视频、游戏、直播，同时被转化、复制、控制为数字商品。 举例来说，“脸书的价值定律意指某个群体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越长，相应的数据商品就越有价值”[11]。

最后，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既降低了劳动薪酬又削减了劳动机会，形成大量失业劳动人口，并且他们在资本主义资本生产与积累过程中沦为永久性失业劳动人口。 生产生活资料与财富几乎完全被资本所有者占据，阶级分化与贫富差距愈演愈烈。 “劳动者为生产资料服务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资源越多，力量越大……雇佣工人的生存条件,劳动力的出卖越没有保证。 ”[12]

四、消解资本性失业与减少技术性失业

既然上述张力根源于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赖以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扬弃资本主义应用形式就成为消解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问题及作为其结果的资本性失业的出路。 “人工智能的共产主义导向优先考虑的是，既不停止人工智能（卢徳主义），也不加剧其发展（加速主义），而是清算迄今促进其发展的资本的结构动力……这指向了对人工智能资本的剥夺，人工智能集体所有形式的发展，以及其他部门集体所有人工智能的应用。 ”[13]

马克思指出，“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3]（P726），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与资本交换才因此得以促成，资本才进而得以生产并增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得以维稳，资本主义经济才得以发展。 因此，将生产资料归还劳动者全体，防止其除劳动能力外一无所有，即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 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生产资料之于劳动力的回归，即是智力劳动之于体力劳动的回归，科学技术之于劳动的回归，以及人类本质之于人的回归。 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对立开始被取消，全部生产劳动，包括雇佣劳动与非雇佣劳动，逐步恢复为自主生命活动与自我发展活动，无需再被酬付。 劳动力与劳动产品亦去商品化，不再被交换，更无所谓失业与否。“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 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 ”[4]（P245-246）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不止对人本身是必要的，对整个社会民生更加必要。 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坚持利润本位，以超额利润为限；在无酬或廉价劳动占大比重的生产领域与非盈利领域，无论人工智能如何降低辛劳、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也不会被投入应用。 但是，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坚持人民本位，以使用价值为目的，以惠及人民生活为旨归；只要对人民利好，即使不存在超额利润，也会被推进应用。 如果说资本主义应用下的人工智能是压榨劳动的手段，那么社会主义应用下的人工智能则是解放劳动的手段，是发展人的一般生产力与扩大并完善人的社会生活的手段[14]。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发展本身内含与应用形式和生产方式无关的诸种问题：“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 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2]（P486-487）。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人工智能并不激烈对抗劳动，但却潜移默化地排挤劳动。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人工智能和劳动的激烈对抗关系与指向利润的私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有关，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人工智能和劳动的潜在排挤关系则与指向人的多层次资本优化或社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关。 前者导致资本性失业，产生绝对过剩劳动人口，可通过生产方式变革予以消解；后者形成技术性失业，产生相对过剩劳动人口，可通过宏观引导、政策规制予以减少。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离不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而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的第一驱动力。 如果说新中国以机械自动化工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动力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当代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则需以智能自动化工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要全力突破自主智能无人系统与智能计算类脑等颠覆性智能技术，促进智能产业化与产业智能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既要加大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力度，最大程度发挥人工智能潜力；又要预判人工智能的挑战，协调产业政策、创新政策与社会政策，实现激励发展与合理规制的协调，最大限度防范风险……近期重点关注对就业的影响”。 未来既要明确认知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多重挑战，又要加强安全监管以避免人工智能异化，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基于对人工智能的技术性、经济性与社会性的深刻洞见与综合把握，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位，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原则，引导平衡技术发展、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在推进人工智能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同时规避资本性失业并减少技术性失业，从而构建人机健康可持续协同发展的经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