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存论维度

齐承水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9）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此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又重申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论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内涵丰富、实践特色鲜明，为当今中国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指明了方向。目前学术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内涵、特征与价值的研究；其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等的关系展开研究；其三，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对我们进一步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事实上，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破解人的生存难题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有之义。“人类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各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每个个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当今世界发展最为根本的课题。”[2]（P248）因此，本文旨在立足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存论的视角，通过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起点、发展基点、价值原点等问题以揭示其生存论意蕴和内涵。

一、人的生存方式追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起点

人类文明形态的变迁史其实就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有什么样的人的生存方式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文明形态的转换，必然构成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2]（P232）同理，探究人类文明形态转换的发生逻辑，也应该从人的生存方式入手。可以说，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是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发展进步的基础和动力。人类文明新形态实际上深刻表征着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方式。究其原因，就在于人的生存方式反映了人的生存状况和文明的发展程度。而人的生存方式并非一个宏大的理论概念，它是通过人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出来的。从生存论维度深入剖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就在于不断追问现代社会人的思维、人的生产和人的生活的发展变化。因此，以对人的生存方式的追问展开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体论阐释，是深入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哲学理论自觉的时代要求。

（一）从人的思维方式上追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生成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创新成果，首先表现为人的生存观念的变革。这种生存观念正是以人的生存思维方式为理论前提的，生存思维方式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文明存在样态。“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3]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维活动的起点和落脚点就表现在对作为主体的人和人类文明的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不仅需要丰富的物质基础，同样也需要深邃的哲学思维的引领。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入发展，人们的生存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人类需要何种崭新的文明则是建立在对人的思维方式不断追问的基础上。“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4]（P436）正是由于人的思维方式的这种历史性，才为我们认识人类社会文明提供了致思路向。事实上，对人的生存思维方式的追问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是一种文明术语的创新。“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5]。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文明术语革命的理论呈现，文明的发展进程同人的思维进程是相一致的。换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是在人的实践思维和理论思维相统一中展现出来的。

因此，要从思想上引领当代中国文明的发展，就需要在对人的思维方式追问中创造出符合中华民族特色的文明发展理论。同逻辑理性造就的西方文明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符合中华民族生存思维方式的，也是当代中国文明进步发思想先声的应然逻辑。维特根斯坦曾认为，“我的语言的诸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诸界限。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诸界限也就是它的诸界限”[6]。语言是人的思维的直接呈现，人的思维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明的发展界限。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的思维方式创新的结果，其重要标志就在于它是当代中国自主性创造的文明成果。诚如***总书记所言，“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3]。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对当代中国文明发展成就的崭新概括，同样也是我们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理论自觉。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观念得不到更新，以此为基础的人类文明形态将会阻碍人自身的发展。进一步讲，以人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引领社会文明发展，其作用就在于通过人的思维自觉为破解现代性文明困境而构建一个崭新的文明发展图景。

（二）从人的生产方式上追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生成

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表现为人的生产方式不断更替，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植于人的现代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的生产方式对应的是不同的文明形态。“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7]（P602）手推磨和蒸汽磨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从而也就造就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生产方式的变革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对人的生产方式的追问本质在于审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中最根本的还是得益于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倒逼人们不断改变现有的生存方式和文明发展模式。“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P470-471）从这个层面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是建立在现有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基础上的。但也需要指出，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物质决定论者，他重视的是生产关系变化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深层变革的产物。

在从人的自然生存转变为人的技术生存的过程中，人的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体现为智能化的生产方式。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以及区块链等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的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常态。进而言之，智能化生产方式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创造了更为先进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以及制度条件。智能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产更趋向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大量的物质产品被生产出来。“由于技术创新的步伐日益加快，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它以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进行。”[9]这就启示我们，不能仅仅把人类文明新形态看成是一个孤立的文明，而是要在当前的智能化时代充分利用智能技术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文明的发展也在呼唤和寻求技术力量提供的发展动力，智能技术的向善发展为新的生产方式的确立提供了价值指引。“这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是由科技驱动的。社会进化需要渐进的推动力，历史上每个社会组织的产生都是通过注入新科技实现的”[10]。也就是说，基于技术进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审美功能以及政治功能等以促进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演进。从上述意义讲，技术生存时代中智能技术对人的生产方式的影响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三）从人的生活方式上追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生成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的生活方式的重要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走向现实生活的必然趋势。在马克思看来，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就在于要变革现有的人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7]（P632）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集中反映了人的整体生存条件。生活方式作为主体间的共同活动形式，实际上是人的历史活动展开的前提。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根植于人的现实生活方式的，它是以作为主体的人的生活活动为内在基础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变化，进而也会产生以满足人的现实生活需要的新的思想理论。对人的生活方式的追问，其实就是在反思何种生活活动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利益，人类的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主体间的共有的活动方式，“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7]（P520）。马克思哲学语境中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其本质就是人的不同生活方式在文明理论演进中的内在表现。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更加鲜明的现实生活指向。当前，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基础上的精神生活需要成为人们生活活动的重要追求。“我们想要实现的自由、自己决定怎么过生活的自主性，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自主性，向政治阻碍、结构阻碍、社会阻碍进行抗争。”[11]这种抗争是人们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其本质反映的是对人的现有生存方式的追问与反思。故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实就是人们改变现存生活方式的生活活动展现，它是在人们实现幸福美满生活的过程中生成的。

二、人的生存困境反思：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焦点

人类文明新形态绝非简单的理论创新，它是以反思和破解现代性文明人的生存困境为现实问题导向的。正是因为能够聚焦人的现实生存问题，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被赋予了丰富的生存论内涵。恩格斯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2]。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实就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探索、创造出来的，它是以直面人的生存问题为现实关照的。随着科技进步加速、社会发展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人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诚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的阴暗面尤为明显。具体而言，当前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疾病问题、能源问题等制约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归纳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更加聚焦人生存的生态困境、物化困境和正义困境。***总书记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3]。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突破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的时代呼声，为破解人的生存困境提供了文明之思。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聚焦人生存的生态困境

反思和聚焦人的生存面临的生态困境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众所周知，良好的生态是人类得以可持续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是人类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保障。随着现代性的快速推进，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出现。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困境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的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重要基础，离开了自然界的人类社会是虚无的。但在技术与资本的共谋下，自然界出现了异化且走向了文明发展的反面。“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8]（P580）同时，为了满足人自身生存的无限贪欲，大量的人工自然物被创造，大量资源的开发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出现了裂缝。生态危机的出现直接对人的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新世纪以来，从非典到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病毒，再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新发传染病频率明显升高。”[13]（P355）人的生存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威胁已经摆在人类的面前，如何拥有更好的生态环境是反思现代性文明所必须关注的。有鉴于此，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关注人的生存的生态困境，而且也为破解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发展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人类文明新形态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更加尊重人与自然的价值同等性，积极倡导发展生态生产力。相比较于工业文明造成生态的失衡，人类文明新形态更加注重以人本逻辑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的更好生存提供了新的生态理念，为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和实现全球生态正义提供了文明之解。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聚焦人生存的物化困境

人的物化生存状态是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的重要表现，同西方社会单纯追求人与人的物化关系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更加强调人的生存的本真意义。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但如果一味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人自身的发展终将会走向文明发展的反面。马克思认为，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中，以技术为核心的物质力量的胜利破坏了人类原有的道德根基。“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8]（P580）正是由于拜物教的出现，人们的生存需要出现了异化，物质力量对人的统治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了文化的危机和意义的危机。鲍德里亚也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所流传下来的是经久不衰的建筑物，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是通过物质才能实现。但在物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就会出现马尔库塞语境中人的单向度发展。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对物质决定论的反思基础上，倡导人的生存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协调。在对人的生存的物化困境的反思中，“既需要以科学精神探讨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基础、技术手段、制度安排以及政策举策的可操作性和可控制性，又需要以人文精神反思和规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背离的理念和行为”[2]（P251）。胡塞尔曾认为，由于自然科学的实证化发展，包括人的精神生活在内的整个现实生活世界被遗忘了，从而出现了欧洲科学的危机，而这种危机表现为人的精神危机。与此恰恰相反，人类文明新形态十分关注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仅仅把物看成是实现人的生存意义的重要保障。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集道义力量和真理力量为一体的文明理论体系，为破解人的生存的物化困境提供了价值指引。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聚焦人生存的正义困境

实现社会的公正发展是衡量人的生存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事关人类社会文明能否进步的标准。“人类历史的正义困境事关正义价值的确立与实现，正义价值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实现既是困扰现代人生存境况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哲学所关注的重大课题。”[14]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社会人的生存的异化是建立在非正义的生产模式和产品分配模式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经表明人的生存困境表现为整个社会发展的非正义性。“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15]（P379）在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基础上进行的产品分配也是不公正的，资本的空间化发展已经威胁到了社会发展的正义性。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和文化发展成就，但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如何进一步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让人民群众共享生产成果，这是实现社会公正发展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从根本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合理生存需要为分配原则的。在国际社会，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倡导交往正义，主张各个国家遵守公正的国际贸易规则。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我们坚决反对将疫苗政治化，同时助力全球人道主义的发展，始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的生存利益和生命健康。“中国还同30个国家一道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促进疫苗全球公平分配。”[13]（P479）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树立了更高的价值规范，在关注和破解人的生存危机中推动了社会的公正发展。

如上所述，人类文明新形态直面人的现实生存困境，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存论的理论自觉。人的生存的生态困境、物化困境与正义困境，其实质是围绕人、自然与自我的关系而展开的。从本质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聚焦人的生存困境其实是在总体上关注人类的生存。人的上述3种生存困境实际上都是彼此交错的，从而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域。从人学的生存论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强烈的生存问题意识并以重大而急切的现实生存问题为导向，并为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思想要素。实践证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一个僵化的理论体系，而是始终在反思人的生存困境中不断丰富自身。只有把当前人的生存困境问题弄清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进一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支撑。诚如列宁所言，“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6]。事实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关注当下人的生存，而且也关注人的未来生存。因此，我们要始终弘扬对人类文明认识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发现和反思现实问题中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自觉。

三、人的生存实践关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基点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文明实践的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其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诚如恩格斯所言，“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7]（P97）。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整体风貌和社会素质，其发展始终是以人的生存实践为内在关切的。同西方国家对私有财产和资本增殖的追求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关切的是人的生存的多元利益。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涉及物质基础、国家制度、思想文化、治理体系、生态意识、国际秩序等多方面的文明新创造”[17]。同以往哲学家抽象的生存论不同，马克思的生存论更加注重在解释现有世界的基础上改变现存世界，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以生存实践来彰显其丰富的生存论内涵。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辛探索，正是注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全领域以及全过程的实践，我们才开创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模式。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关切人的现实生存利益、人的高质量生存和可持续生存中丰富了自身的实践内涵。

（一）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关切人的现实生存利益

共同富裕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存实践追求，而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就是实现人的现实生存利益的过程。换言之，没有共同富裕的实现也就不会有人的生存利益的实现。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大利益关切就是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和利益为使命。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文明的生产与实践以富人的利益为目的。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存实践在于，“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4]（P299）。也就是说，我们所强调的共同富裕是物质满足和精神发展的相统一。因此，关切人的生存利益的前提是保障人的物质利益实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人的生存的精神利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的探索中，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表现出的是一个物质文明的形态，进而在实现全体人民精神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彰显了其鲜明的精神利益关照。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明，我们的生存实践关切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这深刻表明，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存实践关切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西方社会文明形态的根本性超越。具体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存关照不仅在于其独特的理论魅力，还在于能够为解决人的生存利益问题提供实践指引。从上述意义看，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了丰富的生存智慧。

（二）在实现人的现代化中关切人的高质量生存

人的高质量生存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生存实践关切的重要维度。英格尔斯认为，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是现代化的，这个国家才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19]。也就是说，人的现代化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完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物的现代化遮蔽了人的发展，人的生存仅仅维持在生命的再生产方面。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以资本逻辑取代人本逻辑，资本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主体。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8]（P46）。以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高质量生存关键就在于人能够自由、平等和全面的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主体性超越了资本主体性，把人自身的生存方式还给人自身。换言之，人的类特性和类本质是在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实践中不断彰显出来。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人的类生存出发，始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而平等的高质量生存。***总书记指出：“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20]。高质量的发展是人的高质量生存的前提，它是在“五位一体”的文明实践中不断实现的，最终指向的是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从这个层面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合乎真正的人性的发展，我们的多元的生存实践活动已经超越了西方社会文明形态中人的物化、僵化和单面化的发展。因此，推动人的高质量生存就是在走向人的现代化，这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生存实践关切的深化发展。

（三）在世界文明的共生中关切人的可持续生存

没有人的可持续生存也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共产主义文明的具体实践，其倡导在世界文明的共生中推进人的可持续生存。面对现代性的生存危机，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形态已经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处在改良中的西方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破解人的生存危机。因为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杀戮、抢夺、奴役其他落后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预设了“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21]。这就表明，资本主义文明根本不可能真正促进人的可持续生存发展。同时，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观点，皆旨在为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提供虚假的理论辩护。恰恰相反，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文明发展体系，它在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弊端的基础上，为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人类社会的整体生存提供了中国智慧。概而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道义的，它是突破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限度的最新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能够推进人的可持续生存，就在于其所创造的制度、器物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丰硕成果能够做到为整个人类所共享。“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22]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长久进步提供精神动力。一言以蔽之，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多元文明共生共存，必将推动和促进人的可持续生存。

总体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不是一个“完成时”和“过去时”的文明理论形态，而是在人的不断生存实践中彰显自身的内涵。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3]。在对社会主义文明的不断探索过程中，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实就在表明当代中国文明的发展始终是处在不断变革中的。对人的生存实践关切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指向，但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身并不是一个恒定的理论。换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人的的生存实践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24]世界历史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存实践不断变化的过程，只有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人的生存利益才会得以满足，进而人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生存和可持续生存才会到来。由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时代价值，开创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人的生存实践的新模式。

四、人的生存空间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原点

生存空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而拓展人的生存空间则是破解现代性文明困境的现实必然。马克思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15]（P875）。离开了人的生存空间，人类社会文明将不会存在。现实的人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存在主体，而人的生存空间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维度。人的生存空间的变迁史其实也就是人类文明不断演进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而深刻的生存论内涵，就体现在其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换言之，人的生存空间的拓展也进一步证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性和道义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的生存空间的拓展主要体现在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价值空间。这就深刻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的生存空间的拓展是立体式的和全方位的，进一步深化了文明发展与人的生存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以强有力的空间政治霸权进行空间掠夺和空间剥削，严重挤压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生存空间。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正义理念，倡导和践行文明发展的和平性和互惠性，在拓展人的生存空间中切实维护全人类的利益。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人生存的自然空间

自然空间是人的生存的基础条件所在，没有一定的自然空间保障的人类文明无疑是虚设的。面对人的生存的现实困境，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人的生存的自然空间。事实上，自然空间的拓展深刻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与自然关系的附魅到祛魅再到返魅，人的生存的自然空间逐步被拓展且走向人的本真。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空间是人的对象性存在，人的生存的自然空间的优化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得以完成的。具体到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对自然空间的优化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变革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以一种向善的生产和生活理念去看待自然的优先地位，平衡自然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7]（P192）。在当代中国，人与自然相适应的人的感觉就是尊重自然和人具有同等地位的理念。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积极推动美丽中国的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优化人的生存空间的具体举策。面对工业化建设造成的环境污染，我们始终把污染防治作为提升人们生存环境的关键一环。在此基础上，我们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致力于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3]（P361）。这就为优化人的生存的自然空间指明了实践方向。其三，积极推动全球生态环境的治理。生态环境关乎人类的长远发展，优化世界各民族生存的自然空间符合各自的利益。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于全球生态治理的责任观和利益观，积极探索如何打造清洁美丽的新生存环境。在理念变革、中国实践与全球合作中，人类文明新形态优化和升级了人的生存的自然空间。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人生存的社会空间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人的社会属性体现在人能够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并不断扩展社会空间以促进人更好的生存。人类文明新形态释放了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了人在文明发展中的本质力量，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更具有人的意义的社会空间。马克思指出：“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7]（P335）。从本质上看，人的生存的社会空间的拓展在于深化人的社会关系。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城乡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空间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更加公平公正，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这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方式的确立，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选择的是如何进行空间生产，如何选择更好的空间生产方式，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25]。随着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不断推进，人的生存的社会空间逐渐被打开。在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了全球更为深入的交往，世界交往的形式、内容和制度等进一步优化，由此社会空间的不断延伸为落后地区人们的生存问题提供了破解之道。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把世界各民族的发展活力都要释放出来，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拓展人类公共生存的社会空间。正是在不同民族的交往推动中，“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11亿人口脱贫，19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口用上互联网等，还将在2030年实现零贫困”[26]。这足以表明，不同民族文明的交流深化了人类的交往空间，由此也为人类生存的社会化空间延伸提供了新的交往模式。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人生存的价值空间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科学价值观的体现，这种价值观体现的是以整个人类为主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当代中国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27]。人类任何社会文明形态的存在都是以一定的价值为理论核心的，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实际上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社会推崇“普世价值”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向世界推销其自身虚假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实际上是凝聚了不同的人类优秀文明，进而在求同存异、平等交流的基础上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在一种削弱和阻碍人类发展的活动模式中行使自身的基本权利，即为了能够赚的更多而从事更多的工作，但这并不能解决人类活动所带来的贫困问题”[28]。资本主义带给工人的贫困既有物质的贫困，也有精神和价值观的贫困，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前提，它是超越阶级、超越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创造的，尽管其有着比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更高远的旨趣，但就其行动及其效果而言，堪称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模范。”[29]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以及人的共同生存理念的创新创造了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狭隘的生存价值观阻碍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对其超越的基础上拓展了整个人类社会生存的价值空间。

归纳来看，人的生存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价值空间的拓展都深刻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由此，我们也能得出以下3个层面的认识：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具有现实关怀与未来指向的统一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关注人的生存空间，在解决当前人类社会矛盾中拓展人的生存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同时以鲜明的未来价值指向拓展人的生存的价值空间。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具有反思批判与内在超越的统一性。正是基于对现代性文明发展中人的生存困境的反思，我们才深知以资本为原则的文明形态只会压缩人的生存空间，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在理论创新和文明实践层面超越了以往的社会文明形态。其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体现了共同理想与共同责任的统一。拓展合乎人性发展、合乎人类长远利益的生存空间是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共同理想，而这是以人类的共同责任为前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集人类共同责任和共同理想为一体的新文明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出了人的生存发展的新模式，科学回答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之问与文明之问。面对现代性人的生存困境，西方学者胡塞尔提出“回归生活世界”，哈贝马斯提出建立“世界公民社会”，海德格尔指出“人诗意地栖居”，尽管这些对破解人的生存危机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不能根本上解决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矛盾。人类文明新形态则立足对人的生存方式追问、人的生存困境反思、人的生存实践关切与人的生存空间拓展，全方位、立体式与多维度地呈现出其丰富的生存论意蕴。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根本上突破了工业文明以来人的物化生存模式，为从虚假共同体中人的单向度生存到真正共同体中人的全面发展的转变提供了先进的文明形态理论支撑。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化了对人的生存发展规律的再认识，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主动把控，为推进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以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存论深入剖析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存论的理论内涵，而且也深化了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性阐释。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预示着人的生存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光明前景，必将激活人们构建自由、和谐、平等、全面的崭新生存模式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