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济学思想之辨析及重建之原则

畅钟（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文法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5）

儒家经济学思想之辨析及重建之原则

畅钟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文法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5）

随着儒学研究与复兴的持续发酵，建基于儒家哲学基础之上的儒家经济学需要进行重新的审思，并应该与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之上的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发展以及学术逻辑进行行之有效的剖析与比勘。理解儒家经济学思想，需要对儒家哲学中“仁、义、礼”中所包含的自爱与自利这一儒家经济学哲学基础进行行之有效的辨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儒家经济学从原初形态到历史歧变的过程与儒家核心理念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现世之中重构儒家经济学，则需要对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别于历史中不同派别的理解范式，通过学术逻辑与历史发展双层模型的展开，回归于“义者，利之和”这一总体指导思想，并通过关于“义”的正当性及边界之限定、“和”的方法论之层面进行展开，此种展开包含着对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的统摄以及面向未来的开放性与完整性，并在此基础上达成逻辑与实践的统一。

仁；义；和；管仲；陈焕章；西方经济学；儒家经济学

孔子集夏商周文化之大成，删《诗》、《书》，释《易》、《礼》，著《春秋》，衍《乐经》，奠定儒学之体系。两汉经学、宋明道学、清朝朴学以及民国解读、现代新解构成了儒学研究的历史脉络。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有一段历代儒学研究之总结，梁氏言儒家哲学的基本问题为：1.性之善恶，孟荀所讨论；2.仁义之内外，告孟所讨论；3.理欲关系，宋儒之讨论；4.知行分合，明儒所讨论[1]。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开山人物，其对儒家思想之核心义理之总结可谓提纲挈领①，但从梁氏对儒家义理核心的说明，似乎很难从中窥见其经济学思想之端倪。今人汪丁丁在《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中认为儒家有关于经济之论述，然而不能构成经济学体系[2]。那么，儒家是否存在着经济学思想以及根据其思想建构的经济学体系呢？本文试图通过儒家原始文本来看看儒家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有哪些内容，以及建基于之上的哲学思想。

一、儒家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在讨论儒家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之前，我们需要首先确定儒家经济学的定义。根据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中的表述，认为对应西方“economics”的定义当出自《周易·系辞》：“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当然，陈焕章此处所言之“理财学”正是现在所言之“经济学”，从陈焕章对儒家经济学的定义可以看出，儒家经济学一开始即有其明确之边界、目的、条件。陈焕章正是从此种意义出发，探讨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之间的关系。

那么，儒家经济学之哲学基础是什么？毫无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儒家之核心义理上来，即包括“仁”、“义”、“礼”等方面。而关于儒家义理之阐发，两汉以后，阐发者不乏其人，论述也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走内向之路线，这当然是儒家之主流，不管是思孟学派、程朱理学抑或陆王心学。虽名称各异，然其挖掘人性之本质之特点不变。其通过“内省”“知行”而达至“内圣外王”之路径依赖不变。不管是“性即理”抑或“心即理”，虽各有其架构，然终极旨归不外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最后达至“内圣外王”之境界，以及“大同世界”之社会理想之实现。而荀子一路，则强调“人生而有欲”，此种欲望之过度则导致“人性恶”，因而需要礼法来加以校正，最终仍然走向儒家之终极关怀。此处略举一例，以明先秦以后主流儒家在儒家思想解读方面之特色，我们举朱熹关于“格物致知”一段之说明：

朱熹在《大学集注》中说道：

所谓致知在格物，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理也。盖人心之良，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精粗表里无不到，则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从表面看，朱熹此番言语可谓儒家“体用不二”的最好注解，质而言之，朱熹其实有着重大的认知缺陷，也就是说，其一，朱熹错误地将道德层面的“德性之知”与知识层面的“见闻之知”完全置于同一层面；其二，从逻辑角度而言，一个人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无极”，因为通过对知识层面的深究与探索，未必可能达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之地步。因此，朱熹错误地将人心向外探求之知识层面与向上提拔之道德良心置于同一层面，用牟宗三之理论，即将“超越之观念”与“经验之实在”相混淆。此处仅举一例，以明历代圣贤中对儒家解读中关于知识层面认识之不足。历代主流儒家认识一也，原始儒家之论述一也。在先秦儒家及后世部分儒家中，当然存在着更为全面的论述，有鉴于此，我们将更多地关注原始儒家的关于核心义理论述中为后人所不多注意之处，并挖掘其中有关经济学方面的哲学根基。

1.关于“仁”的含义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仁者，爱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仁者寿。（《论语·雍也》）

子路见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颜回入，问亦如之，对曰：“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士君子矣。”（孔子家语·贤君）

人必自其爱也，而后人敬诸；人比自其敬也，而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自敬，礼之至也。（杨雄《法言·君子》）

孔子言“仁者爱人”，此种“爱人”乃植根于“仁心”，并通过血缘关系层层展开，由亲人到他人，到社会，到天下，但其中存在着前提，此种前提，正是因为对自我之感悟与热爱，孔子言“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即是此理。因为，所有的仁心与仁爱，首先本诸于对自我之肯定，本诸于对自己之爱，这应该成为儒家缺省之前提。颜回之答、杨雄之注可谓阐发了这一道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谈到人对富者之艳羡正是同情心付诸于自身之结果[3]。从此意义言，我们应当挖掘“仁者爱己”之思想，并将其作为“仁”之实现之逻辑基础。因此，儒家之仁爱思想应当在爱己与爱人中取得一种平衡，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只有在此种理解之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挖掘儒家经济学之哲学思想。

2.儒家关于“义”之阐发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中庸》）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利者，义之和。（《周易·乾卦》）

“义者，宜也”本质上是调节各种关系之处事原则，这里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现实利益之层面；二是道德修养之层面。从两个意义之解读出发，《中庸》更重视道德之修养，所以言“尊贤为大”。但是关于对物质利益之把握，也应为题中之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则揭示了道德高尚之人与普罗大众对“精神修养”与“人间利益”之重视程度之不同。“义者，利之和”，出自《周易·乾卦》文言，此处之“利”应为“元亨利贞”之“利”，当然包括物质利益与财富分配之内容。也就是说，孔子对“义”之解读，从经济层面言之，则是对各种利益关系之恰到好处之处理方式。

3.关于“礼”之解读

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礼”之含义，当然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解读，朱熹言“礼者，理也”，正是礼的深刻写照。此种理，既包含天理，也包含人欲，更是蕴含于人欲中之天理②。后世主流儒家着重强调其天理之一面，本文则强调其人欲之一面，此种人欲，从经济之角度则是“设于地财”。

我们知道，儒家之说不仅仅强调道德修养之一面，即不仅仅可以建构起完备的“道德的形而上学”（“道德的形而上学”为牟宗三语，下同），更有着对人欲之肯定，对自爱之肯定，对利益与财富之肯定。这些统统成为儒家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当然，儒家对自我、自爱、人欲之肯定，有其范围与界定，有其方法与目的，此种范围与界定，方法与目的自然而然成为儒家经济学之边界、方法与目的之基础。

正因如此，可以明确儒家所言之“仁、义、礼”完全可以成为儒家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此种哲学当以两方面解读：其一是作为对人之欲、人之利益等现实层面的肯定，从此种肯定出发，即可以全面展开儒家经济学思想之体系；其二是作为建基于“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道德伦理及其对经济学形成的边界、方法及目的的界定。

如果说仁义礼可体现儒家经济学思想之哲学基础，那么，儒家经济学思想则应当是在一定边界、基于一定目的的对整个经济行为，包括生产、创造、市场、分配、调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此种内容应当有其总的指导思想，这就是：

义者，利之和也。（《周易·乾卦·文言》）应该说，此种指导思想，说明了从经济方面考量的全部出发点。也可以说，儒家经济学之所以成立，正是有赖于此。通过“仁义礼”之分析，可以得出儒家经济学之哲学基础，而通过“义者，利之和”，则可以得出儒家经济学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及体系的根本指导思想。

二、儒家关于经济活动的表述及对经济规律之认识

要探讨儒家经济学，则必须了解儒家关于经济活动之表述，此种表述，主要体现在生产、消费、创造、分配等诸多方面。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一书中，已作了详尽论述，此处摘录其部分内容，以作为讨论儒家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汇通之基础。

1.关于创造、生产及市场：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周易.系辞下传》）[4]（P110）

2.关于分工：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4]（P227）。（《逸周书》）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何休注曰：“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谷曰农，三曰巧心劳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财鬻货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后财用足”（《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4]（P79）

3.关于分配：

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礼记·坊记》）[4]（P283）

陈焕章通过儒家典籍中关于经济活动之表述以及经济规律之揭示，充分阐释了儒家经济学自成一体，完备无缺。甚至已经发现了收益递减律，陈焕章针对儒家之论述，说明了儒家对收益递减律之高度认识。此处再次引用如下：

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泽之出有近。（《韩诗外传》）[4]（P240）

陈焕章关于儒家经济学之论述，可谓近代首次明确将儒家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之学问。除此而外，陈焕章还讨论了儒家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比如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之间的联系，余以为，此种说明，实际上是力图梳理儒家经济学本身之边界、方法以及目的之尝试。同时，陈焕章通过对儒家经济学思想在历史上的实践，重点讨论了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之一系列方法、策略以及通过赋税制度所展开的财富分配问题。读者可通过陈氏《孔门理财学》知其端倪。

三、儒家经济学思想之开创及后世之歧变

（一）儒家经济学之开创

传统观点以为，《管子》乃道家或法家之代表。余则以为就经济学思想之角度而言，管子是儒家经济学思想之开创及集大成者。因为从对儒家 “仁”、“义”、“礼”的双重性之论述，我们已经知道儒家尤其是原始儒家同样肯定人之欲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利益之追求。而从学术逻辑之角度，《管子》一书恰恰在此方面有着非常详尽而完备之论述，并且将其中理念成功用于社会管理以及经济活动中，甚至于将经济手段贯穿于国家之间之斗争中来。下面我们看看《管子》一书中的相关论述。

首先来看管子的“牧民”篇：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篇》）

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显然是对人之利益作为人生之基础之肯定，而其 “四维”则同样明显是对道德修养方面之强调。从此可知，管子之思想与主张应该是儒家核心义理之逻辑展开。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管子之分工主张：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国语·齐语》）

应该说，从历史之观点来看，管子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分工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从历史之角度来看，古代经济之成就更多源于生产之积累，因此，技能或经验即尤为可贵。以政府之力量强制分工之实现，在客观上极大促进了齐国之经济发展。其中，“处商，就市井”则说明了管子显然明白自由市场之作用，也是中国古代商朝以来一直坚持的基本商业原则[5]，此一原则，即是儒家经济学关于自由市场作用之认可。

我们再来看看管子对经济宏观调控之思想：

桓公问管子曰：“吾欲藉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曰：“吾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此伐生也。”曰：“吾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此杀生也。”曰：“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管子·海王》）

管子当时的“官山海”，实质上是中国盐铁专营的肇始。严格意义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当属于王室所有，春秋以后，则处于一种“分封制下的自由市场”状态，也就是说，许多土地渐渐落入自由民或者开荒者之手中，而其中的矿产及海盐等则处于一种纯粹自由的市场状态。梁启超在《中国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钱穆在 《历代政治改革得失》中均有所论述③。管仲的“官山海”政策不是简单地纯然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即由国家完全控制的方式经营，更为重要的是，管子当时的官山海政策中，允许民间开采与制作，最后再以政府定价之方式收购，可征之以《管子·海王》：

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厕。”桓公曰：“何谓正盐厕？”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且，大女食盐三升少且；吾子食盐二升少且。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锺二千，十锺二万，百锺二十万，千锺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厕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厕，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桓公曰：“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数也。”

管仲之官山海，允许民间采盐，官府统一收购。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自由市场与政府调控之间取得了难得的平衡。而其关于自由市场以及宏观调控的思想也成为儒家经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管子在经济宏观调控方面，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准平”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

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襁，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且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馀。夫民有馀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管子·国蓄》）

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锺之藏，藏襁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锺之藏，藏襁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锺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管子·国蓄》）

管子认为经济与政治、军事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最早的制度经济学之发端④：

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强。强者所道胜也，而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胜者所道制也，而胜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后能制。是故治国有器，富国有事，强国有数，胜国有理，制天下有分。（《管子·制分》）

管子认为经济是国家强盛之基础，同时，经济手段同样可以成为国家间斗争之工具。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管仲利用经济战争对付莱、莒诸国者。

桓公问于管子曰：“莱、莒与柴田相并，为之奈何？”管子对曰：“莱、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铸庄山之金以为币，重莱之柴贾。”莱君闻之，告左右曰：“金币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国之奇出也。以吾国之奇出，尽齐之重宝，则齐可并也。”莱即释其耕农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农。二年，桓公止柴。莱：莒之籴三百七十，齐粜十钱，莱、莒之民降齐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莱、莒之君请服。（《管子·轻重八十四》）

从以上论述可知，管子认为经济是政治、军事之基础，同时，经济手段也可以成为诸侯国之间政治以及军事斗争的武器。但是，质而言之，任何经济思想以及手段都必须植根于合适之制度土壤。也就是说，管子之时代，已经明白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之必然联系。

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管子·立政》）

综上所述，管子之经济思想植根于儒家核心理念“仁”“义”“利”之双重性，其经济学思想是儒家核心理念在经济问题上之全面展开，此种经济学思想包含了市场、分工、调控、分配等多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管仲是儒家经济学之开创者及集大成者。管仲之经济学思想不仅仅是理论之描述，更重要的是其强大的实践性，此种实践，有赖于管仲所建立的成熟而且有效的社会制度之上。

（二）儒家经济学后世之歧变

管仲之后，魏之李悝之“平籴”[6]、汉之桑弘羊之“平准”[7]、随之“义仓”[8]、唐时刘宴之“常平”[9]，宋王安石之“均输”[10]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均可以上溯之《管子》宏观调控之经济政策。但是，后世所有改革虽在当时都起到一定之效果，但均带来 “官民争利”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宋朝王安石之改革甚至以失败告终，是不是儒家经济学思想已经寿终正寝，不足以显示其效用，此又当如何理解。

这里所言之“儒家经济学思想”的歧变，不是指儒家经济学思想的变化，而是指儒家义理阐释之变化在儒家经济主张方面的变迁，或者可简单理解为儒家经济学思想之错误理解与应用，当然，是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要探讨此一问题，需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为探讨儒家义理在历史路径上理解之分野；其二则需要理解建立在此种分野基础上的对儒家经济思想方面所产生的错误或片面之理解。通过这两个方面的了解，则可以清楚中国历史上儒家经济学思想之歧变，进一步则可以明白历代经济改革之得失。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必然经过创立与发展之阶段。儒家思想从源头看，自然博大精深，后世之人，学派林立，但大都是就其中之一面进行阐述抑或改造，此种阐述、改造有其重大价值，种种学派之中，揭示其精义者则往往于士人者中得以认可传承，迎合帝王意志者则得到国家力量之扶持。客观上形成对此种学术思想之分裂或误解。通过本文前述之分析，可知孔子的“仁义礼”之理念中有自爱、自利之前提，后期自孟子起，高举“仁义”之旗，孟子言：“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又言：“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之阐发，当然是儒家之精义，但后世受其影响，君子羞于言利，则一定程度上造成儒家经济学思想之衰微。从政府角度而言，后世部分入世之儒家，则力图与政府合作，如叔孙通之献“礼”，则造成儒家思想中“君臣父子”人格中平等思想之势微。所以后世言经济学思想者如桑弘羊、刘宴等则更多强调政府收入，无形中自然形成与民争利与效率低下之结果。也就是说，儒家经济学思想在当时君主体制下自然被阉割。综此二方面之说明，可以认为儒家经济学思想在后世之歧变与中国历来强大的集权政治有着密不可分之关系。征之于文献，则从汉时《盐铁论》以及《宋史》中王安石与欧阳修之间之争论等诸多记载中可见一班[10]。

我们可以看到，管仲最初的经济学思想中对市场、分工、分配等多个领域的阐述到后期则逐渐演变，最要者，莫过于后世关于儒家经济学思想之阐述中，对“农业”之重视以及对“国家垄断”之重视。其实，从原始儒家经济学思想而言之，以及中国古代工商社会之考察中[11]，可知此种总结极其偏颇。时至今日，谈到儒家经济学者，人们往往以为儒家“农业立本”以及“国家垄断”乃是其核心，实则大偏。管仲之所以成功，从学术思想之角度而言，可以认为其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了儒家经济学思想之全貌；从实践之角度看，则依据其当时之社会发展水平，强制性之社会分工以及宏观调控政策，在社会财富更多依靠积累的情况下，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大力发展。再者，其精细的社会管理模式，使其宏观调控之政策可得以实行，同时避免了国家垄断情况下的“与民争利”与“效率低下”之问题。其中，管仲在自由市场与国家垄断之间取得难得之平衡，正是儒家经济学思想之要义之一。因此，管子所开创之儒家经济学思想可以认为是儒家经济学思想成熟之标志。后人不可脱离其制度方面以及理念方面之支撑，单独强调其“行政命令”与“国家垄断”之作用与价值。正是从此意义而言，后世儒家经济学思想之解读，正是因为义理问题之侧重以及专制政府之因素而走向歧途，其中“农业立本”与“国家垄断”之理念的运用在不可避免地带来成功的同时，也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

四、对西方经济学之梳理及理解之框架

对西方经济学的梳理，本人赞同汪丁丁所言之基于逻辑与历史的两条路径之解读[11]。关于经济学思想史，汪丁丁以及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思考森[12]已经有过详实之辨析，本人则力图在综合两者之观点之上，结合本人对经济学发展之认识，提出关于对西方经济学理解之架构。

从学术逻辑之角度，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必须通过对他者有利之方式完成利己之过程，提出“天赋自由体系”，通过对劳动分工理论以及生产要素之总结，得出了自由市场经济对生产、贸易有巨大促进作用。这可以说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李嘉图在此基础上提出“比较经济”原理，使得斯密的自由贸易体系在理论上成为可能。针对于生产理论，李嘉图通过“收益递减率”得出市场经济中唯独“地主”之收益不断增长，在此基础上，自然产生了“剥削”之概念。马克思进一步发挥此种理论并推向极致，得出资本主义体制之矛盾，并最终力图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求得公平。约翰·穆勒则清醒地认识到不管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都有着本质之缺陷，并力图通过财富之分配在其间维持某种平衡。而基于对“社会公平”之考量，边沁提出社会幸福应该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本人以为，“帕雷特最优”即是此种哲学理念之经济学表达，也成为福利经济学之重要基石。奥地利三杰杰文思、瓦尔拉斯、门格尔各自独立发展出边际效用理论，深化并说明了在生产与销售之间价格形成的内在机理。经过马歇尔之大综合，创造性地用数学模型给出了古典经济学之全面解析。边际效用理论成为西方古典经济学之利器。克拉克与米塞斯在分配与工资之领域进一步分析，米塞斯更以一颗哲学家之心灵对经济学进行深入地探讨。个人认为，其《人类行为》可以说是力图寻找更完备的经济学之哲学基础之著作，并在费雪（货币主义学派创始人）等式（M*V=P*Q）的解析中，利用边际效用之原理，通过对货币本质之了解以及货币供需之分析，提出了通货膨胀带来经济结构以及价格之失衡。关于对货币问题的分析，成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之纽带与桥梁。古典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完全市场竞争以及静态模型之上，显然与现实存在脱节，于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缺陷的讨论，哈耶克与凯恩斯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哈耶克对计划经济体系（笔者按：同时存在者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评）发起了猛烈的炮火，坚决捍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凯恩斯（笔者按：凯恩斯本质上赞同资本主义制度）则提出了通过政府行为干预市场之价值。后期之熊彼特则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力批评，力图以新的社会主义之范式重构经济。

以上就学术逻辑而言，仅仅就部分经济学家及其理论进行了介绍，简而言之，斯密的天赋自由体系就其哲学理念而言，个人认为，并非简单的后人所谓的“理性经济人”之假设，而是基于“利他而利己”之理念，此种理念与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言的人之同情心之本性正可以互为表里，后世则根据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辅之以完全竞争的条件，得出供应曲线与需求曲线，并借助于数学工具，推导出边际效应理论，得出边际收益递减之规律。

但是，随着完全竞争条件之批判，在非完全竞争条件下，针对信息不透明，则以纳什均衡之原则而取代，以及理性经济人条件之扩充。考虑人之心理所导致的行为因素，在部分条件下得出边际效用递增之规律[11]（P70）等。考虑生产中之制度因素，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流派⑤。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民族之发展，形成了发展经济学⑥。强调数学模型之应用并付诸于实践之指导，形成了计量经济学⑦。最后回归于人性之自由，以及社会哲学理念之支撑，对古典经济学不断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⑧等等。

以上对西方经济学学术基础之分析，仅仅建基于其学术理念，未必完全以历史之时间顺序而展开。要全面考察西方经济学，则必须考察其实践性之一面，而经济学之实践性则必须诉之于历史之逻辑。这里，我不同意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所言，经济学只能解释经济之功效，而不可以有预测未来（经济）之作用。本质而言，此乃经济学发展之过程，也是经济学发展之动因。从历史角度言，亚当·斯密之天赋自由体系，正是针对当时英国之重商主义，仅仅将经济发展专注于海外贸易与掠夺之弊端。因此，随着工业化之发展，自由市场之理念促进了社会分工以及自由贸易之形成，有力地奠定了英国工业化国家之霸主地位。随着贫富分化之加剧，马克思在李嘉图“剥削”理念之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之本质缺陷，并力图以消灭阶级之方式完成，以至于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百余年之影响。基于边沁“功利主义”以及“天赋人权”之理念，福利经济学以进行财富之二次分配为鹄的。高福利之社会也必然会造成“懒惰”之盛行，进一步激化了“平等与效率”⑨之辩。此乃西方经济学哲学理念不完整之表现，也是西方经济学持续发展之动力。针对经济大萧条以及金融危机之现象，则有凯恩斯的政府调控以及增加金融监管之学术主张。从以上分析可知，所有的经济学流派其落脚点无不是解决经济及社会问题为其目的。而不同流派之不同主张之根源与其说是不同社会现象解读之反映，更应当说核心理念之差异在经济学上之展开。

基于以上之分析，本人提出理解经济学之结构框架，此种框架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核心理念之层面，也就是认真分析其核心理念之完整与矛盾之处，再以逻辑推理之方式得出其适用范围以及边界，并得出不同学术流派之利弊得失；其二为应用层面，此种应用层面则必须以历史之眼光，分析其在过去、现在、未来之发展态势，即在对历史与现实深刻理解之上，探讨其存在及其未来之价值。

五、儒家经济学重建之原则

根据以上经济学理解之框架，可以展开儒家经济学之重建。具体可分两个层面之展开。其一为建基于儒家对人性以及社会之深刻理解，并在分析西方经济学之不同流派之核心理念之利弊得失基础之上，提出经济学相关概念的重新定义与规划，比如，正义、利益、财富、效用、分配、公平、国家、天下等概念，此种概念当然是在对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概念基础上之统摄，力图从理念层面建构一完备之经济学体系；其二则是从历史之层面，结合对社会历史以及经济发展之深刻认识，统摄西方各种流派，辨析其使用范围以及边界之规定。

我们说建基于儒家核心理念基础之上的儒家经济学，首先应该与儒家人性之理解相对应，此处所谓儒家关于人性之理解，不仅仅局限于“道德之形而上学”，主要是通过“义者，利之和”而展开，此种展开，则应当对“利”之概念进行界定。“利”既包括“物质利益”，又包括“精神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与西方经济学之对接。其次则是应用层面之展开。此种展开，则应当建基于历史认识之现实基础之上，通过梳理中西双方（或世界各地）历史脉络中经济走向之深度认识，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之优势，并将其统摄于整个儒家经济学之体系之内。

由于就儒家经济学之核心内容来看，即是 “利者，义之和”中的“利”，而就其重建之原则，当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儒家所言“义”，是儒家经济学正当性之基石，此种原则，应当成为儒家经济学之边界之限定⑩。

其二，儒家所言“和”，即是儒家经济学之开放性11，此种开放性包含两点：一是横向知识层面之展开，要有机包容并统摄目前西方各种经济学之流派，当然，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并非以消灭各种流派为目标，而是尊重其合理性之一面，与儒家经济学作一有机之结合。用儒家之观点来讲，即是“义者，利之和”中的和，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儒家统摄西方各种流派经济学之方法。二是从纵的方面讲，即是从对历史以及社会理想之角度，根据儒家之 “三世说”，提出不同阶段之合理目标以及发展方法。

就未来之开放性而言，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的变革以及所带来的经济学从观念到方法到实践的一系列变化，此种变迁同样建基于对人性恒定与发展之深刻理解，当仁不让地也应该成为儒家经济学所要重点考察的对象以及研究之内容。此处引用《礼记·礼运》作为儒家开放性之依据，并作为全文之结束语。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注：

① 梁启起也曾有中国经济思想方面之研究，散见于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二册第十二部分》、《中国财政改革私案》(《饮冰室合集》第一册第八部分）、《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著作。

②《朱子语类》卷十三第二十二条：“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③两者论述角度略有不同，梁氏从政治思想与经济变化之关系出发。钱氏从政治改革变化之角度出发。

④此处非科斯所谓的生产的制度结构，应包括管仲国家治理体系中各种制度安排，详见《管子》制分、海王等篇。

⑤关于经济学中所涉及的制度问题，可以分为科斯与加尔布雷斯为代表两派学说，一则从生产制度结构出发，一则从整个社会制度演变之角度出发，可参看董艳梅《新制度经济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比较》一文，载于 《生产力研究》2005年第8期。

⑥ 以威廉·阿瑟·刘易斯、西奥多·舒尔茨、张培刚、阿尔伯特·赫希曼等为主线，针对经济发展之阶段、农业与工业发展、不均衡策略等研究为其路径，发展成为一门专业的针对整个世界与人类发展的经济学流派。详细可参看迈克P.托达罗（Michael P.Todaro)与斯蒂芬C.斯密斯（Stephen C.Smith)合著之《发展经济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一月）。

⑦ 遵循古典经济学理念，以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之流派，一般认为挪威经济学家弗利里希（R.Fresh)命名开创。

⑧ 古典经济学以亚当斯密与萨伊定律为核心，经过凯恩斯、张伯伦、斯蒂格利茨等不断修正，从而形成的基于不完全竞争条件并考虑行为、分配、制度等各方面所形成的基于自由市场核心理念并适当修正的新经济学派。可参看马克.思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相关部分之论述。

⑨ 个人以为西方经济学中所言之“Equality and efficiency”应翻译为“平等与效率”。“公平与效率”之翻译带来诸多基本概念之混乱，详见本人《公平与效率辩》一文。

⑩ 陈焕章曾多次引用“义者，利之和”，但未将其列为儒家经济学思想之总体原则。小野进阐述“义”之正义之一面，见《儒家经济学原理---作为经济学范式（Paradigm)之一的东方经济学》（日本研究》2010年第一期），其所言之“价值中立原则”是儒家经济学所反对的原则之一。

11此处所言之“和”，即是儒家经济学之哲学基础，同时也是儒家经济学之方法论。成中英《经济正义与道德正义--论儒家道德政治经济中“均、和、安”》（（《江海学刊》2014年第1期，董熠译）所认为经济中应该也存在着“和”，但本人对其“和”来自于经济的”均”表示明确之反对。

[1]梁启超.儒家哲学（第一章）[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5.

[2]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之概念梳理[A].经济学思想史讲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79.

[3]亚当·斯密.论行为的合宜性[A].道德情操论(第一章)[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6.

[4]陈焕章.孔门理财学[M].翟玉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10.

[5]禹贡，酒诰等.尚书[A].十三经注疏[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46、205.

[6]国学网史部.http://www.guoxue123.com/shibu/index.htm[EB/ OL];三家注史记.魏世家.http://www.guoxue123.com/shibu/ 0101/00sjj/051.htm[EB/OL];三家注史记.货殖列传.http:// www.guoxue123.com/shibu/0101/00sjj/136.htm[EB/OL];汉书.食货志..http://www.guoxue123.com/shibu/0101/00hs/027.htm [EB/OL]等.

[7]国学网史部.http://www.guoxue123.com/shibu/index.htm[EB/ OL];三家注史记.孝武本纪.http://www.guoxue123.com/shibu/ 0101/00sjj/019.htm[EB/OL];三家注史记.货殖列传.http:// www.guoxue123.com/shibu/0101/00sjj/136.htm[EB/OL];汉书.食货志.http://www.guoxue123.com/shibu/0101/00hs/027.htm [EB/OL]等。

[8]国学网史部.http://www.guoxue123.com/shibu/index.htm[EB/ OL];[后晋]刘昫.旧唐书.食货志.http://www.guoxue123.com/ shibu/0101/00jts/051.htm[EB/OL];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2011,164.

[9]国学网史部.http://www.guoxue123.com/shibu/index.htm[EB/ OL];[后晋]刘昫.旧唐书.食货志.http://www.guoxue123.com/ shibu/0101/00jts/052.htm[EB/OL];[后晋]刘昫.旧唐书.刘宴传.http://www.guoxue123.com/shibu/0101/00jts/126.htm[EB/ OL]等.

[10]国学网史部.http://www.guoxue123.com/shibu/index.htm [EB/OL];宋史.食貨上三、四.http://www.guoxue123.com/ shibu/0101/00songsf/176.htm[EB/OL];宋史.列传第八十六. http://www.guoxue123.com/shibu/0101/00songsf/327.htm [EB/OL].宋史.列传第七十八传[EB/OL].http://www.guoxue123.com/shibu/0101/00songsf/319.htm[EB/OL]等.

[11]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一个面向宽带网时代的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4.

[12]马克·思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林莎】

An Analysis of the Confucian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Principle of Reconstruction

CHANG Zhong
(Zhuha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Guang Dong,Zhuhai，Guangdong 519085)

With the widespread renaissance of Confucianism,the Confucian economic thought should be reexamined,and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western economic thought(which is founded on the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of man as “rational economic agent”)is also needed.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nfucian economic thought,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ideas such as“self interest”and“self love”have been built into the Confucian understanding of “RenYiLi,”and how the Confucian economic thought has dynamically interacted with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in the history.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core Confucian idea that “righteousness means the benefits by the suitable and right methods”should serve as the basis on which Confucian economic thought be reconstructed in the present social reality.This reconstruction also allows us to engage in a more fruitful dialogue with the western economic thought,and helps us arrive at a better unific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ory in our economic life.

Ren；Yi；He；Guan Zhong；Chen Huanzhang；Western economic thought；Confucian economic thought

F 092；B 222

A

1000－260X（2014）06-0098-09

2014-09-20

畅钟，独立学者，现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文法学院特聘教授，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涉及经济学、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