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文学”：新世纪美英文学的审美转向？

张和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上海 200083）

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双子塔发生了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场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与创伤记忆。这一恐怖主义事件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标志着一个旧的时代的终结，一个新的时代的肇始。2005年伦敦地铁发生连环大爆炸，美国第一盟国——英国遭遇到了同样的恐怖主义袭击，英国人也切身体验到了难以磨灭的内心震撼与心理创伤。美英两国共同主导并发动了两场所谓的“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9·11”事件终结了20世纪美英两国的历史，开创了两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跨国资本主义在全球高歌猛进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碰撞、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时代。那么，在全球化脚步日益密集与急迫的语境下，这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事件是否也开启了美英文学的一个新时代？新近兴起并受到西方批评界热议的“9·11文学”有什么重要特征，是否代表了新世纪美英文学的审美转向？是否表明当代美英文学走到了文学转型的拐点？在当代国际政治现实的大背景下，中国研究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重要文学现象，并作出自己的学术回应？

一、美英“9·11文学”的兴起及其“反叙事”特征

在全球化、信息化与新媒体异军突起的时代，以“9·11”为代表的恐怖主义事件所产生的震撼波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阻碍，已经成为全世界人的共同记忆，更是在英美两国民众的心理与意识深处烙下深刻印记。作为文化心理与民族意识的历史记录与审美再现，英美两国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对这一重大事件作出了迅速回应。一大批重要的文学家，如美国的德里罗（Don DeLillo）、厄普代克（John Updike）、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英国的伊恩·麦克尤恩 (Ian McEwan)、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拉什迪(Salman Rushdie)、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等，都创作了不少反映“9·11”事件的名篇佳作。一些年轻作家，如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乔纳森·弗厄（Jonathan Safran Foer）、莫辛·哈米德（Moshin Hamid）、约瑟夫·奥尼尔(Joseph O’Neill)、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阿里·史密斯(Ali Smith)、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等，凭借“9·11”题材的作品在文坛醒目崛起。21世纪的美英两国文坛由此诞生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类型——“9·11文学”（9/11 Literature）。国内外学界也经常称之为“后 9·11 文学”（Post-9/11 Literature）。

“9·11文学”所代表的是想象性的、虚构性的审美叙事。与之并存且久盛不衰的则是铺天盖地的媒体叙事、民间叙事以及官方叙事。“9·11”恐怖袭击之后，政治人物纷纷出面公开谴责，电视、报刊、网络等所有媒体竞相报道，美国政府与民间形成了两种具有密切相关性的话语体系与叙事模式。第一种是适时而出的官方爱国主义叙事话语。这一话语的主导叙事逻辑即是将“9·11”事件看成是一群憎恨美国民主与自由制度的人所犯下的反人类、反人性的罪恶行径。美国“9·11”调查委员会后来公布的最终调查报告进一步强化了官方爱国主义以及“反恐”叙事话语的主基调。官方叙事的特点在于将这一场悲剧和灾难转化为一次国家层面上的“宏大叙事”，从而将隐形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操控功能推向极大化。第二种是以主流媒体为代表的非官方民间纪实叙事，其类型主要有 “悲情叙事”、“逃生叙事”、“英雄叙事”，等等。“9·11”之后，《纽约时报》每日刊登收集到的遇难者肖像以及简传，最后结集出版的《遇难者遗像：2001年 9 月 11日》(Portraits:9/11/01,2002)成为“悲情叙事”的典型范例。《纽约时报》记者撰写的《102分钟：双塔逃生中不为人知的故事》（102 Minutes:The Untold Story of the Fight to Survive Inside the Twin Towers,2006）则讲述了从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大楼到第二幢大楼坍塌期间楼内人员的逃生故事，属于惊险紧张的“逃生叙事”。这两部著作曾在美国读书界风行一时。此外，包括“英雄叙事”类在内的各类畅销作品还有很多，此不赘言。

与官方叙事以及民间纪实叙事不同的是，“9·11文学”的美学叙事反映了美英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总体命运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对政治化的官方叙事以及纪实化的民间叙事的反拨。不难理解，“9·11”事件曾在西方知识界、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文化地震，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倾向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到这场带有狂欢性、多声部的叙事盛宴中。例如，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左翼学者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9·11”事件作出了与众不同的快速反应。他在相关访谈中一改各类媒体铺天盖地的悲情主义、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基调，集中抨击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犀利批评美国人对自身民主政治制度越来越孤芳自赏的优越感，认为美国政府必须对此作出深刻的反省或反思①。然而，与这些理性思辨的政治文化评论不同的是，“9·11文学”主要源自文学家们的艺术想象与叙事冲动。

美国小说家德里罗在《未来的废墟》一文中最早提出“反叙事”的概念。所谓“反叙事”，是指文学家们迫不及待地用“鲜活的语言”对“9·11”事件进行想象性的再现与反思，“试图给那片哀嚎的天空带来记忆、温情与意义”[1]（P39）。在德里罗看来，文学家们的“反叙事”在于反官方化、政治化的“宏大叙事”，在于对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 “反恐话语”进行反思，在于提升或超越悲痛、哀悼、创伤、救治等日常性的生活话语，在于矫正对“9·11”事件的错误回忆、想象性受害，以及关于“9·11”事件的谣传、幻想、神秘复活等话语乱象，从而对事件的本质、内在动因、人类的生存境遇进行形而上的艺术思考。

大多数美英“9·11文学”都可以归入德里罗所提出的“反叙事”之列。这类文学作品将“9·11”事件作为虚构对象或故事背景，以人文主义的情怀表现恐怖主义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以及精神焦虑，或是用反东方主义的视角对伊斯兰文化或穆斯林信徒进行“去妖魔化”的文学再现，或是从普世主义的层面对恐怖主义的本质以及西方所主导的反恐战争作出深刻反思，或是立足全球化、跨国资本主义以及高科技文明的大背景，对人类世界所面临的当代困境以及各种纷乱与冲突进行犀利的解剖与审视。

不难看出，“9·11文学”的“反叙事”具有极为重要的审美内涵与文化价值，因为它的使命“不仅仅是反思，而是要改变与9·11相关的文化记忆、心理感知以及主导信仰”[2]（P58）。对小说家们来说，“反叙事”即是“一种可以选择的虚构路径”——“一种在9·11之后被丧亲之痛、心理康复、受害牺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美国例外论等流行话语所边缘化的叙事路径。只有将那些被边缘化的他者故事或‘真相’（包括来自美国以外的叙事视角）囊括进来，那么才有可能对这次事件的历史意义与文学意义形成真正民主化的理解。”[2]（P58）因此，这样的“反叙事”也鲜活地证明了“9·11文学”的核心审美价值所在。

二、“9·11 文学”：转折性变化是否已经到来？

文学史分期是一个较为武断的做法，任何抽刀断流的尝试大多是权宜之计。陆建德先生认为：“文学史上没有地理学上的海岸线和分水岭，历史的变化缓慢而不易觉察，它绵延不断，没有结合处和固定的形体”[3]。英国学者兼小说家路易斯认为：“我们用来划分所谓‘时期’的所有那些分界线，都必须经常加以修订。但愿我们能把它们统统抛开才好。”[4]然而，在文学史的撰写中，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却离不开文学史的分期。文学史分期或基于年代纪元的整数，或基于历史重大事件，或基于文学重要现象，不一而足。因此，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将“9·11”事件当做当代美英文学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或新起点，2001年作为公元新千年的肇始，毋庸置疑会成为文学史分期的重要时间节点。此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9·11”袭击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已经对美英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海德所言：“9·11袭击以及随后的‘反恐战争’对小说家们的想象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5]有鉴于此，不少西方文学史家已经将 “9·11”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作为“分水岭”，对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文学作出了尝试性的分切。“9·11文学”也因此成为美英文学研究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批评标签，经常被看成是新世纪美英文学的代名词。

1923年，英国小说家伍尔夫说过一句名言：“1910年12月，或者大约在这个时候，人性改变了。”[6]这一充满争议的断言印证了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早期英美文坛的崛起。那么，“9·11”事件作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否也真正地开启了一个美英文学创作的新时代？换句话说，被学者们称之为“9·11文学”的一干作品是否标志着美英文学创作与前一时期相比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意味着原有的审美表现方法，尤其是20世纪的现代主义，以及颇具争议的后现代主义，已经被摒弃或超越，从而让位于崭新出炉的不同审美表现方式。其情形犹如现代主义文学表现方式对传统现实主义表现方式的摒弃，或者如后现代主义写作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背离或反拨。

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曾在《孤独群体的声音》一文中提出：作为“9·11”事件的结果，作家们应该放弃过去的一切，彻头彻尾重新进行书写，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质的变化，而不是量的变化”[7]。同样，德里罗也将 “9·11”事件看成是“全球叙事”（world narrative）的转折。在他看来，在“9·11”以来的10年当中，汹涌的资本市场主宰了全球话语，影响了全球意识。跨国公司似乎比政府更加重要，更加有影响力。而恐怖分子的袭击则彰显了“全球叙事”的到来[1]（P33）。因此，有人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每一部美国小说都可以看成是某种程度上的“9·11文学”。

然而，转折性变化是否真的已经到来，至少目前看来尚难断言。如果仅从艺术表现手法与审美特征来看，新世纪以来的美英文学创作并没有出现本质性变化。也就是说，现有的文学批评范式，如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等三大范式，仍然可以适用于对“9·11文学”的艺术界定与审美解读。德里罗的《坠落的人》、麦克尤恩的《星期六》与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是“9·11小说”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出版后曾受到美英乃至西方批评家的众多好评。如果对这几部小说进行考察，大致可以断定每一部作品都与作家前期创作一脉相承，而且在艺术成就上甚至未能超越该作家的早期代表作。

德里罗一直被学界看成是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9·11小说”《坠落的人》与其他作品一样“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作者脱离传统小说的写作常规，解构小说常见的叙事架构，取消悬念，模糊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戏仿传统文学中的某些表现手法，在叙事结构和时空调度上别具匠心，形成了多个层面上的不确定性。”[8]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则借用了伍尔夫的“家庭小说”模式，并且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样，将故事时间限定在24小时之内，并通过第三人称“内聚焦叙事”的手法，探讨了“9·11”之后以及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社会、文化以及个体生存所面临的各种深层困境。正如《坠落的人》未能超越德里罗的代表作《地下世界》一样，颇具现代主义风格的《星期六》也没有构成对史诗作品《赎罪》的突破。此外，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则是以充满悬念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从恐怖分子的角度来描写恐怖主义事件的产生及其深层原因，从而对美国社会现实以及西方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犀利的批判。厄普代克的艺术创作手法与早期作品，如“兔子系列”，并无本质区别。如果仅以《恐怖分子》为例认为美国“9·11小说”代表了当代美国文学的“新现实主义”转向，显然也是失之不妥的。

关于美英“9·11文学”的“转折性变化”问题，西方学界也有不少相关评论，持否定态度的不在少数。戴维·辛普森提出，美国的“9·11小说”在主导思潮与创作风格方面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或整体性的变化，因此尚不可断言“9·11”事件已经开启了一个文学的新时代，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后后现代”什么的新文学[9]。朱蒂·纽曼更加明确地指出：“伟大的美国小说”已经成为过去的光荣，而“伟大的9·11小说”至今尚未诞生[10]。另一位学者凯文·南希也认为，尽管当代不少重要小说家与诗人对“9·11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但这一文类仍然处于初出茅庐的早期阶段。在他看来，“伟大的美国9·11小说”仍未写成，或者至少说尚未出版；诗歌的情况也同样如此[11]。比利时学者弗尔斯莱斯则坦然承认：在“9·11小说”这一文类中，虽然部分优秀之作超越了喧嚣尘上的爱国主义老调以及廉价的煽情主义，但大多数作品所表达的仍然是对受害者的同情与悲悯，仍然重复着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老套叙事[12]。可以看出，“9·11文学”的划时代意义与审美转向问题仍是未定之天，需要学术界、批评界不断探讨与深入研究。

三、中国语境下如何研究美英“9·11 文学”？

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9·11 文学”犹如“9·11”袭击事件一样几乎毫无时差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很大关注。迄今为止，已有数十部相关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国内学术刊物上所刊登的“9·11文学”研究论文也越来越多，其中《当代外国文学》辟有专栏进行专题研究。此外，“9·11文学”也经常成为一些学术研讨会的重要主题之一。不过，迄今为止，关于美英“9·11文学”研究的中文力作尚未出现。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杨金才教授曾在《关于后9·11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指出：“从我国研究的现状来看，学者们主要关注美国作家，基本上侧重对故事主题的分析解读，大都运用创伤视角研究‘9·11’文学，研究的面比较窄，观照的角度比较雷同，在批评观念上受到国内外媒体报道的影响，未能很好地从文学本身去考察‘9·11’文学，凸显不了后‘9·11’文学的复杂性与多面性。”[13]确如所言，国内相关研究不仅表现在“国内外媒体报道”的影响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对西方学术界的“跟风式”批评上。例如，运用创伤视角对故事主题进行分析早已是西方 “9·11文学”研究中的流行套路。对国外学术研究进行模仿或“跟风”，只能表明学术创新能力的欠缺与学术视野的狭窄。这是国内“9·11文学”研究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当下学术语境中，对美英“9·11文学”进行探讨首先要厘清总体的研究思路。从“文学本身”出发，研究者可以探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9·11文学”是否出现了“伟大的作品”或“当代经典”？“9·11文学”的兴起是否表明西方文学的审美表现方式发生了重要嬗变，或出现了文学史意义上的转折？发生在新千年之初的“9·11事件”是否开启了一个文学的崭新时代，是否有可能使新世纪的作家们找到崭新的文学表现方式，从而带来审美范式的创新与变革，犹如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文学家们那样，开创了一个以“向内转”为主导特点的文学表现新范式，或者像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家们一样，带来了一个被很多批评家认定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新局面？当然，对“9·11文学”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9·11文学”之所以得以诞生，完全源自文学界对全球化语境下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脱离文学本身而只探讨历史、政治、文化等“外部”问题固然失之偏颇，但是将文学与历史、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割裂开来，显然也是值得商榷的。对西方“9·11文学”这一现象加以观照，或者对“9·11文学”这一美英新兴文类进行研究，必然要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将整体观照与具体分析结合起来，将国际视野与中国视角结合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语境下对“9·11”文学的研究不应脱离当代国际政治现实的大背景、大语境，不能罔顾自身的文化身份、价值立场与审美需求而一味“跟风”。“9·11”事件成为美国以及西方社会的集体创伤记忆，引发了如何疗治心理创伤以及表达人文关怀的文学与审美回应。“9·11”事件中遇难者与受害者的惨烈景象经过全球化媒体的报道（包括渲染），必然给中国观众与读者带来心理乃至心灵上的震撼，“9·11文学”中的创伤叙事与人道情怀也必然会引发中国读者的艺术共鸣。但是美英“9·11文学”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哀悼、反思与批判仅仅代表了西方文学界、知识界的价值态度与文化立场，不能代替当代中国学术界、知识界的独立思考与学术回应。如果从生命本体的层面出发，将这样一场针对大量无辜贫民的恐怖主义袭击看成是西方社会的集体创伤，自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如果套用西方学术界、知识界的批评视角，将之扩大为“整个人类”的创伤记忆，至少在目前看来仍然是失之妥当的。对中国研究者来说，我们的学术视野不仅要关注“9·11文学”背后的人道主义灾难事件，而且也要探究这一灾难性事件的前因与后果，否则很容易落入西方中心主义，乃至美国中心主义的圈套，将会毫无察觉地为当代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以及后冷战思维张目。我们不应忘记，以美英等国为首的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行径，以及当下凭借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在世界各地实行霸权主义与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诱导伊斯兰极端分子发动恐怖袭击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从“9·11”袭击的后果来看，美英为首的西方政客不仅绑架了“9·11事件”作为民众复仇的动力与战争助推器，发动了以反恐为名义的阿富汗战争，而且不顾全球爱好和平人士的大规模反战示威游行，直接主导并发动了以颠覆主权国家政权为目的的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与触目惊心的人道主义灾难，战争中死亡的贫民人数是“9·11”袭击中死亡人数的几百倍。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两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不时遭受恐怖主义者的报复性、宣泄性的袭击，两国的政治与社会在短期内仍然无望获得应有的稳定与安宁。因此，中国“9·11文学”的研究者不得不警惕当下国际政治现实的这一大背景、大语境。近年来，美国又开始将战略重点移向太平洋西岸，利用东海、南海的领土争端在中国周边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当中国知识分子敞开心扉去接纳或认同“9·11文学”中的创伤叙事或反恐话语时，北京天安门广场金水桥畔发生的暴力袭击案件却被美国主流媒体无情质疑，甚至恶意报道，美国国务院竟然发出了令人惊讶的“事件性质未定”之论调。

此外，在“9·11文学”的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探讨这些作品中的积极主旨内涵与艺术“正能量”。例如，很多作品用反政治化的叙事手法再现普通美国人的心理创伤，用反东方主义的文化视角来审视伊斯兰族裔群体；有的作品试图打破自我/他者，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反思文明冲突、宗教信仰、族裔/族群关系，以及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科技文明、全球化问题；有的作品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与伦理道德观来审视暴力、仇恨与恐怖，探讨了人性深处无尽而隐秘的内核。但另一方面，这些文学作品所代表的仍然是西方的价值观，浸透着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著名学者鲍德里亚、齐泽克、德里达等人指出，“9·11恐怖袭击完全重构了西方文化与主体性”[14]，而“9·11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一“重构”的自然回应与审美思考。中国研究者如果无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试图简单地将“9·11文学”研究的方向推向所谓生命意义、人类命运、集体记忆、全球主义等层面，也很容易落入西方推行普世价值、抹杀文化多样性与意识形态差异的圈套。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9·11文学”虽然是新世纪以来美英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将它看成是唯一的创作主潮仍然为时过早。在很多情况下，文学经典的形成，以及文学主潮的确认，尚需时间来检验。如果我们将“9·11 文学”看成是以“9·11”为题材、为背景的一个狭义概念，从而将它与“后9·11文学”，即“后9·11时期的文学”区分开来，这一问题的实质与内涵就更加明确了。正如“二战文学”不同于“二战后文学”一样，“9·11 文学”也不应等同于“后9·11文学”，尽管在中外学者的评论文章中，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用或视为等值。但就美国小说而言，除了德里罗、厄普代克、罗斯、弗厄、马肯南等人的“9·11”题材作品外，还有大量与“9·11”题材既无直接关联也无间接关联的名篇佳作。在新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学中，虽然有麦克尤恩、阿里·史密斯、拉什迪等人的作品涉及“9·11”或恐怖主义的题材，但这些作家作品更是无法代表当下英国文学创作的主流。因此，严格地说，“后9·11文学”可以是新世纪以来的美英文学总称，而“9·11文学”只不过是新世纪文学中的一个文类而已，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

注：

①乔姆斯基是最早对“9·11”事件作出反应的知识分子，后来又接受媒体采访，对美国政治以及外交政策发起猛烈批判。这些访谈录后来结集成书为《9·11》（9-11，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1）。

[1]DeLillo,Don.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Reflections on Terror and Loss in the Shadow of September[J].Harper’s Magazine.2001，（12）.

[2]Wersching,Greg.Review of Ground Zero Fiction:History,Memory,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American 9/11 Novel[J].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Exclusive Online Reviews.2012，（3）.

[3]陆建德.二战后英国小说回顾[A].陆建德.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

[4]刘易斯.论时代的分期[A].文美惠译.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册[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141.

[5]Head,Dominic.The State of the Novel:Britain and Beyond[M].Oxford:Wiley-Blackwell，2008.2.

[6]伍尔夫.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A].瞿世镜译.论小说与小说家[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81.

[7]Amis,Martin.The Voice of the Lonely Crowd [A].The Second Plane:September 11[C].New York:Knopf,2008.20.

[8]严忠志.《坠落的人》的隐喻意义和叙事手法[A].德里罗.坠落的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2-3.

[9]Simpson,David.Review of Ground Zero Fiction:History,Memory,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American 9/11 Novel[J].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2012，（2）：253.

[10]Newman,Judie.Review ofAftertheFall: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9/11 [J].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2012，（1）：263.

[11]Nance,Kevin.The Literature of 9/11[J].Poets&Writers.2011，（5）：43.

[12]Versluys，Kristiaan.9/11 Wasa European Event[J].European Review.2007，（1）：68.

[13]杨金才.关于后9·11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J].外国文学动态，2013，（1）：4.

[14]Kempner,Brandon. “Blow the World Back Together”:Literary Nostalgia,9/11,and Terrorism in Seamus Heaney,Chris Cleave,and Martin Amis[A].Cara Cilano.ed.From Solidarity to Schisms:9/11 and After in Fiction and Film from Outside the US[C].New York:Rodopi,200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