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刘尚明
(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40)
现代性的隐忧:价值虚无主义
刘尚明
(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40)
俗化和理性化的现代社会蕴含着虚无主义。不确定性、无根性、否定性是虚无主义的特征。价值与虚无主义紧密相连。价值哲学寻求价值的坚实基础,试图克服虚无主义对现代人生命的侵犯和袭击,与此相适应确立现代人类生活安身立命的价值判断尺度以及价值正当秩序。信仰的衰微,人的自我异化是价值虚无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后果,表现在价值观上是个人主义价值观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漫延。价值共识是克服价值虚无主义的途径之一。
现代性;价值;虚无主义;价值共识
意义缺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现代背景。有学者指出,“今天价值遭遇四面楚歌:价值发现自己失去了神秘化、变得相对化、受到轻视,最重要的是被指责为是偶然的、易变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无关紧要的说法似乎剥夺了价值的全部基础,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价值的概念正在日益成为我们谈话的中心,而且表面上,其意义与日俱增。”[1](P50)这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生活在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人们一方面渴望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却觉得价值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但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的时代将经历价值与意义的危机,担忧 “意义的丧失”、“价值的消失”、“文明的冲突”以及想象中不可调和的价值,担忧赋予我们行动和存在以意义的一切会瓦解,瓦解的根源就是虚无主义。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指出:“我们唯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1](P93)人们对“什么是值得做的”这一问题不清楚不明白,这实际上迷失了方向。威利斯·哈曼这一断言切中了时代的问题。
虚无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是现代性的特征,是人类的共同遭遇,它将文化和道德引向相对主义以至于虚无。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危机,揭示的是当代人类的一种生存境况。贝尔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话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2]现代社会以来,旧的信仰打破了,而新的信仰又无法真正确立,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危机,没有真正信仰的生活必将把我们带到虚无的深渊。列斐伏尔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虚无主义深深地内植于现代性,终有一天,现代性会被证实为虚无主义的时代,是那个无人可预言的‘某种东西’从中萌发的时代。”[3]由此可见,虚无主义与现代性紧密相连,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来的现代性有两个最大特点:
一是世俗化。世俗化摧毁了坚固的观念,神圣的东西不再神圣。现代社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这个趋势的延伸就是虚无主义,尼采用“上帝死了”来标识这种趋势。社会世俗化之前,先验基础或超验基础使永恒绝对价值能够固定在一成不变的苍穹中,或将这些价值当作最后的、不可反驳的启示而接受。然而,社会世俗化之后,普遍性的、永恒的、绝对的价值源泉和意义失去了牢固的根据,人们不再有不可置疑的、坚实的绝对价值作为依靠和支撑,为人们确定理性、真理、善行和正义的性质时提供安全而客观的根据和限制。“躲避崇高”的表白,“渴望堕落”的形象和“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心态是价值世俗化的普遍反映。这样一种心态不仅在 “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名义下亵渎宗教的神圣的东西,而且在“批判现代性”的众多元主义名义下亵渎一些世俗的神圣的东西。不相信宗教的“神圣”也不相信世俗的“神圣”是这种心态的标签。
二是理性化。启蒙的意思是用光明驱散黑暗,以理性代替蒙昧。在启蒙思想家眼中,批判是理性的代名词。恩格斯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5](P523)现代社会,理性成了批判一切的武器,理性代替上帝成了新的权威。一切传统观念,如果不合理性,那么都会被当作过时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毛泽东则说“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6]。在此种观念的主导下,任何学说本身都不再被看做是“神圣的东西”,都可能被人们“问一个为什么”,都要求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结果是“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5](P523)任何学说,哪怕是公认的权威学说,它的具体内容和实际含义也是有待诠释的。这样的诠释是人人都可以作出的,一个人的诠释很难说服另一个人的诠释。这就出现了解释多元化、观念多样化的情况,原先普遍主义的确定性很快就被粉碎了。杜威指出,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生在世的最基本的欲望之一,而要达到这种“确定性”,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能发现一种“统一的模式,在其中整个经验,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实、可能的与未实现的,都被对称地安排在和谐的秩序中。”[7]处于这样一种确定性秩序之中,人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和行动充满明确的方向感和意义感。但是虚无主义把这些确定性都动摇了,使人类生存处于没有根基的状态。虚无主义具有不确定性、无根性、否定性的特征。虚无主义者是 “极端的反传统主义者,或者政治上的革命者、宗教上的渎神者和哲学上的否定者。”[8]可以说,现代文明及现代性的发展,人类用理性过度干预自然与社会、生活与精神,导致了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与现代性的关联可以从不同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的考察中看到。据海德格尔考察,哲学上对 “虚无主义”一词的首次使用可能起于弗里德里希·H·雅可比。在他写给费希特的信里,“虚无”一词频繁出现[9]。屠格涅夫在文学上对“虚无主义”进行了描写,他在小说《父与子》中使用了“虚无主义”一词,逐渐地“虚无主义”流行开来。被称为“虚无主义者”的主人公巴扎罗夫 “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无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虚无主义者不服从权威,否认任何信仰原则。“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认——我们便否认。”[10]诺斯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上描画和分析了西方现代虚无主义的主要形态:自由主义、实证主义、生机主义。自由主义的立场是人本主义,它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动摇了绝对真理的基础,将之奠基于人之上,从而无法确定真理的绝对性。实证主义的立场是感觉经验主义,它承认惟有在我们的感官感知中亲身经验到的东西,才是存在着的真实和现实,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虚无飘渺的。这实际上否定了不能由感觉和科学实证的东西,超感性东西更是不存在,从而动摇了传统的有效价值的基础,事实上也抛弃了绝对真理。生机主义的立场是生命主义,它反对技术规划对人的同一化,承认生命存在的有机性和个体性,用生命对抗上帝,实际上生命崇拜取代了上帝信仰。
与诺斯不同,科罗斯比(DonaldA.crosby)在《荒诞的幽灵:现代虚无主义的来源与批判》中从哲学的角度区分了五种现代虚无主义:生存论的虚无主义、道德论上的虚无主义、认识论的虚无主义及宇宙论的虚无主义和政治上的虚无主义。在科罗斯比的眼中,除政治上的虚无主义之外,其余四种虚无主义都否定了哲学的基础,实际上否定了绝对的意义、真理与价值。由上可知,虚无主义的实质是对哲学—神学传统所代表的有关真理、意义、价值之绝对性的信念的否定[8]。人类从一开始就一直渴望得到诸如真、善、神圣和美等绝对、永恒和独立于历史的价值。在宣告“上帝死亡”时,虚无主义是颠覆真理的有用工具。上帝既死就再无神圣的道德法庭,很快虚无主义在伦理相对论中找到了亲密的同盟,它挑战善良的概念,质疑所有价值都是等质的。“否定既有的一切信念”是虚无主义者最为突出的标志。“否认一切绝对价值”是虚无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此意义上,虚无主义实质就是价值虚无主义。
现代性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图景,虚无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反省现代性需要反省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现代性有许多我们值得思考的挑战,而价值虚无主义的挑战是其最为重要的挑战之一。价值哲学寻求价值的坚实基础,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对现代人生命的侵犯与袭击,试图确立与现代人的生活相适应的价值尺度和价值秩序。价值与虚无主义的关联可以从价值哲学的起源、内容和哲学的探究中心三个方面来看。从价值哲学的起源来看,施米特就曾断言:“价值哲学是对19世纪虚无主义危机作出的反应。”[11]在他看来,价值哲学是在一个非常确定的哲学—历史的环境中产生的,是回答咄咄逼人的19世纪虚无主义危机而形成的。19世纪流行的思潮是实证主义,其虚无主义的表现是不仅否定了价值和意义的存在,而且排斥和探问价值和意义。价值哲学与之相反,寻求价值和意义及其基础。从价值哲学的内容来看,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趋势,以文德尔班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哲学应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在哲学研究中走向了价值哲学。以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家将科学看成与价值无涉,排斥对科学进行价值评价。19世纪末,尼采认为“上帝死了”、“最高价值贬值了”,并预言性地将历史等同于虚无主义过程,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以至于存在者本身丧失了价值和意义。虚无主义昭示着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德国哲学家舍勒就指出:“爱的律令的第一句话‘爱上帝胜过一切’遭到冷遇,并不是无关宏旨的小事。相反,它意味着欧洲人心中的核心的、引导的、确定目标的精神力量已病入膏肓。”[12]尼采所断言的虚无主义,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实际上已经把虚无主义与价值哲学联系起来了。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虚无主义是一场存在被遗忘并完全转变为价值的运动。马克思寻找的根源是具体的平凡的日常资产阶级秩序。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无根性和资本主义理性的抽象性及虚无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亵渎了一切神圣价值,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任何能够想像出来的人类行为方式,只要在经济上成为可能,就成为道德上可允许的,成为‘有价值的’;只要付钱,任何事情都行得通。这就是现代虚无主义的全部含义。”[13](P143)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之间、在金钱价值和道德价值之间已经画上了等号。从哲学探究的中心来看,虚无主义和价值哲学已经处于哲学探索的中心。正如热罗姆·班德所说:“虚无主义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价值问题一直是20世纪哲学探索的中心。”[1](前言P1)价值虚无主义产生了两个严重后果,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中表现为信仰的衰微;在人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则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它在价值观上有两个表现:
一是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立场是个人。它主张个人是目的,强调个人是中心,社会和他人只是手段。崇尚个人利益至上原则,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一句话,个人具有最高价值,他人与社会要求,所谓神圣秩序及其神圣价值的规范都是“浮云”。当道德的律令不再来自上帝、宗教、国家和社会,而是来自个人本身时,价值冲突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多神论”指的就是相互对立的伦理律令之间的冲突。同时,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社会理性化程度不断加深,现代性的世俗化进程导致了现代性技术主义价值观传播开来,个人被技术化所规范,没有兴趣参与公共事务,只关注自己,封闭自己,对外在世界漠不关心。在此意义上,现代技术文明导致了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导致了人类生存的意义危机,人处于无根状态,价值理性被技术中的计算理性和工具理性掩蔽了,不仅导致了对自然的遗忘,更导致了对人性的遮蔽。缺乏信仰的人们最终深受价值虚无主义之苦而不能自拔。
二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当今世界物质财富极速膨胀,在物质进步的祭坛上牺牲了诸多道德和精神价值。拜金主义价值观和享乐主义价值观是其衍生物,金钱是物质的符号和等价物,物质为享乐提供了条件。拜金主义价值观认为金钱是主宰一切的东西,人生的至高目的就是追求金钱,在此价值观的主导下引发了诸如行贿受贿、贪赃枉法、钱权交易等种种丑恶现象。享乐主义价值观则极力追求感官的满足和快乐,甚至把它们当作人生的唯一目的和全部内容,在此价值观的主导下人们往往不顾自己的消费能力,讲排场、比阔气,尽情挥霍。当今社会,物质生活是富足了,但精神生活却空虚了,最后导致迷茫的生活和不健全的个体人格。正如马斯洛所指出的:“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这种危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关于这种状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描述,诸如颓废、道德沦丧、抑郁、失落、空虚、绝望、缺乏值得信仰和值得为之奉献的东西;等等。”[14]个人主义价值观除崇拜个人之外,缺乏值得为之奉献甚至值得信仰的东西,没有灵魂的物质主义不仅没有能力指导我们的行动,而且漠视价值,对伦理价值的善恶判断视而不见,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价值的虚无。
面对价值虚无主义,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立场,一是价值绝对主义的立场;另一种是价值相对主义的立场。价值相对主义片面强调价值的相对性,强调其偶然性、流变性,其后果是瓦解了赋予我们行动和意义的一切绝对价值,导致了价值危机。从表面上看,现代社会生活多彩丰富,形式各样,但深层次思考,实际上蕴藏着缺乏绝对价值引领而来的种种迷失,隐而不彰的是人作为人的价值尊严和道德力量。全球化的兴起加剧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使我们面临全新的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价值冲突更加激烈,价值相对主义最后走向价值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价值绝对主义则只强调价值一元性,而忽视文化的多样性与价值的多元性,强行赋予某种价值,最后可能导致文化霸权主义和价值强暴。莫罕默德·阿尔孔指出,“在所有文化和所有背景中,价值变得具有危险性,……价值必须被不断地再创造,这些人被假定为所谓的庄严、神圣、人文主义或普世价值的看守人和保护者,他们根据自己的目的来运用价值,只要这些价值没有受到不墨守成规的思想家的颠覆性的批评。”[1](P59)价值强暴主义者“以价值的名义发动既不可调和、又无关紧要、同时又是破坏性的战争。”[1](P63)价值绝对主义最后同样导致价值虚无主义。
对价值的历史和文化相对性的怀疑,加上试图揭露价值是掩盖权力驱动力的意识形态象征,从哲学、宗教和艺术上动摇了绝对真善美的信念,产生了无数的不确定性。“20世纪痛苦地怀疑我们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和人类的确定性。”[1](前言P1)这种不确定性不但影响了神圣价值,而且影响了人文主义理想、科学、民族解放等世俗价值。神圣价值的衰落之后,世俗价值不断得到确立,但确立之后同样不断地受到怀疑而不确定。人们“陷入了一个所有各种事实和价值都在其中旋转、爆炸、分解、重组的漩涡的感觉;有关什么是基本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乃至什么是真实的东西的一种基本不确定”[13](P155)。在市场社会中,道德或伦理价值概念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挑战,不再存在有任何价值标准、任何稳定和绝对的衡量标准;相反,所有的价值都在一个巨大的市场中起伏波动,它们的价值完全根植于主观的狂热之中,随着恐慌和赌博的心情而涨落。似乎有一个无法逃脱的不确定原则,一个不可预测性的法则,我们无法对我们行动的结果进行预测,因为似乎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次赌博。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文化而言,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有文化都必须得到尊重,尊重差异性,尊重多样性,承认各国文明的丰富性。让·鲍德里亚说:“任何文化具备了普世性就会失去其独特性并走向消亡。”[1](P23)任何人不应该向他人强加自己的文化、世界观、思维方式和道德准则。但是,如何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进行选择?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郞指出:“自现代性出现以来,两个根本性的伦理思想为全球化铺平了道路,普世性一边强调理想的绝对,而多元性一边则强调实践的多样性。”[1](序P1)这两个根本性的伦理思想在实践中表现为现实和理想两种张力带来的“价值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困境。价值的绝对性强调存在有理想的绝对的价值,这是人们生活的超越性所致。价值的相对性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价值的多元化,这是人们生活的现实性所致。这两者共同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发挥了某种伦理指针的作用。可是“普世论和相对论的缺点在于它们忽视了这个事实,价值不但演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可能共同改变,并经常在完全不同的参与者间进行辩论和商议。”[1](序P2)这里强调了价值是可变的,或者演变,或者改变。价值还可以在不同主体间进行辩论与商议,即进行文化间的价值对话,达成价值共识,形成价值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形成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汉斯·昆说:“今天,在这一点上已经普遍地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关系到某些价值,规范以及行为时,如果没有一种最起码的基本意见一致,那么,不论是在一种小一些的还是大一些的团体中,符合人类尊严的共同生活则是不可能的。”[15]一些西方学者诸如哈贝马斯等人提出“如何在公共领域达成价值共识”的问题具有重要性,其指出的“公共性的价值秩序”方案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提出的在感性、实践理解基础上保持必要的辩证法框架结构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建价值秩序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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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laise of Modernity:Axiological Nihilism
LIU Shang-mi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 510640)
Modern society is highly secularized and rationalized.Yet,it is pervaded with nihilist atmosphere. Uncertainty,rootlessness and negativity are characteristics of nihilism.Nihilism is connected with values.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values seek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values in order to protect modern life from the impact of nihilism by reestablishing value system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modern life.In modern life,loss of beliefs and self-alienation are symptoms resulting from nihilism.Individualist and consumerist views of value are forms of nihilism on the axiological plane.Common ground for evaluation can help overcome the axiological nihilism.
Modernity;value;nihilism;common ground for evaluation
B 82-069
A
1000-260X(2014)01-0072-05
2013-10-20
第三届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十百千工程”资助项目“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价值观研究”(x2sxN8120740)
刘尚明,哲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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