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陆机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的二元化特征

林大志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试论陆机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的二元化特征

林大志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的诗学主张，其诗歌创作却往往呈现寡情特征，这一存在矛盾现象的二元化特征由三方面原因所导致：一、陆机诗带有六朝诗风递变的过渡性质，是创作上复变观念影响之结果；二、“绮靡说”是陆机诗学思想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文赋》侧重论述文辞表达与艺术创造；三、玄学思潮对陆机的创作行为产生影响，导致作品的情感内蕴趋于弱化。

陆机；诗学思想；创作；矛盾；特征

钟嵘《诗品序》称陆机为“太康之英”，应该说，这一评价与西晋文坛的实况相吻合：一方面，陆机着实取得了非凡的文学成就，为后世所认同；另一方面，总观西晋一朝，着实缺乏富于成就和影响力的大作家。相比而言，陆机的光彩显得更为夺目。

《文赋》提出了一个重要诗歌理论主张：“诗缘情而绮靡”，此论影响广泛而深远。一般认为，“诗缘情”诗学理论实现了对“诗言志”传统诗学理论的大胆突破，从而为诗歌创作拓展了空间。然而，对照陆机本人的创作实践不难发现，他的诗在情感表达方面往往并不成功，不少作品令人感觉缺乏深挚的情感内蕴。从而，这两个方面的表象结合起来便呈现出一个矛盾。概言之，即《文赋》主情与诗歌创作寡情的矛盾。在同一创作主体身上，一方面在诗学理论上主张“缘情”，一方面在诗歌创作上呈现寡情特征，这两点判断存在却又互为矛盾，从而不难看出，陆机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呈现二元化特征。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这一矛盾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研究者多有认同。问题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钱志熙先生多年前即已谈及这一现象，他在《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一书中指出：“陆机《文赋》阐发出‘文’‘意’‘物’三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将文学作品分为三个要素，这相对于‘文质’和‘气’的概念来说，是理论上的一大进步。……这种理论上的进步而导致实践上的退化的情况，在西晋诗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文中，这一问题并非钱先生的论述重点，因此只作了扼要概括。然而，窃以为，理论进步与实践退化，此二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理论进步逻辑上无法必然导致实践退步。那么，怎样解释这种二元化特征？我们认为，这一矛盾出现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陆机诗具有六朝诗风递变的过渡性质，存在复与变的双重特质，是创作理念中复变观念影响的结果。

陆机《文赋》没有将复变问题作为主要问题来论述，但是，他的创作行为却十分清晰地体现、践行着他的复变观念。陆机存诗约100首，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拟古之作，此可谓陆机诗歌创作极为突出的一个特点。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陆机《拟古八首》总评：“虽拟古，自是本调，此古人临帖法，但嫌太平弱，无远情逸调可以振之。夫拟古仅随古人成构，因袭词章，可不作也。求胜于古，始堪《拟古》。”我们认为，在陆机那里，拟古行为本身就包含着继承并创新的双重目的。拟古，无疑含有继承之意，此可谓拟古的出发点，这一点毋庸辞费。然而，与此同时，它恐怕又不仅仅止于继承。拟古的行为，表面看是模仿和学习，但其背后一定蕴含着创新与超越的内在目的。我们用最自然的创作心态去体会即不难理解，恐怕没有一个作者甘于亦步亦趋，屋下架屋，只求一味模拟前贤而不求创变。何况是“太康之英”的陆士衡呢？对此，王夫之发表过类似的评论，他在《古诗评选》（卷四）一书中说：“平原拟古，步趋如一，然当其一致顺成，便尔独抒高调。一致则净，净则文，不问创守，皆成独构也。”王氏的意思是说，陆机拟古诗初看只是步趋前人之作，细品则实为独立创新之构。而且，陆机对继承与创新问题也曾有明晰的理论论断，《文赋》“袭故而弥新”那段话即是明证：“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只是这一点并非全文论述的核心问题，后世的讨论与关注亦不够充分。

通观陆机的诗歌创作不难发现其独特性，就复变意识而言，其所变者在文辞，其所复者在文意（即诗的题意、主旨），而“情”的重要性则退居于其次的地位（这一点下文详论）。从而，这也便导致了他的诗呈现出寡情少情的特点来。例如，陆机《拟庭中有奇树》，王夫之评曰：“如此则以掩映古人有余矣！陆自有如许风味，苦为繁杂谄曲之词所掩耳……故人患己心不至，不患古道之长也。”[1]同时，复在文意，也使这些作品增添了一些典雅之风；变在文辞，则使这些作品语辞多含绮靡之态。陆机拟古之作的这一特点，前人的相关评价较多。例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晋诸作者，浮慕《三百》，欲去文存质，而繁靡板垛，无论古调，并工语失之。今观二陆、潘、郑诸集，连篇累牍，绝无省发，虽多奚为！”“内编卷二”：“古诗浩繁，作者至众。虽风格体裁，人以代异，阮籍、左思，尚存其质。陆机、潘岳，首播其华。……安仁、士衡，实曰冢嫡，而俳偶渐开。”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士衡诗……造情既浅，抒响不高，拟古乐府，稍见萧森，追步十九首，便伤平浅，至于述志赠答，皆不及情。”贺贻孙《诗筏》：“陆士衡拟古，将古人机轴语意，自起至讫，句句蹈袭，然去古人神思远矣。”黄子云《野鸿诗的》：“平原五言乐府踵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均无足观。”诸家所论表达虽不尽相同，然论陆机诗模拟、寡情的主张则颇为相近。

因此，后人称西晋诗风有繁缛绮靡之习，也便不难理解。进而，放到更大的视野中去看，陆机诗的这一特征也是时代诗风、文风递变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甚至存在一定的必然性，至少在魏晋六朝四百年文学进程中，这种必然性是存在的。纵观六朝文学的各个阶段，情感渐趋靡弱，技巧、藻饰渐趋增强是一个总体趋势，也是一个基本特征（当然，这只是一个总体趋势，各时期例外的情况间或存之）。建安文学多慷慨悲凉之风，情感深挚而浓烈；正始文学趋于内敛，但其所怀所感仍多见真情；太康文学“稍入轻绮”，就其情感深挚而言则已大不如前。其后更等而下之，东晋玄言历载将百，文中真情殆不可见；刘宋文学性情渐隐，更“声色大开”，谢灵运诗甚至评为“酷不入情”；齐梁以后尤为变本加厉，绮艳丽靡之作往往可见，真情实感则愈行愈远。对此，刘勰《文心雕龙》已有论及，观其《时序》、《通变》、《情采》诸篇即可知之。同时，历代先贤亦多有论议，此不赘引。

总观六朝各代，前人认为刘宋朝是一转关。窃以为，西晋一朝同样是一重要转关。就情辞关系而言，如果说此前文坛总体面貌是“情”胜于“辞”，太康以下则一变而为“辞”胜于“情”。这之中，陆机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关键人物。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陆机之变，郝立权在其 《陆士衡诗注·序》中有论：“考其体变，盖有三焉：两京以来，文咏迭兴，贞臣黄鹄之制，降将河梁之篇，并缘性致情，不为藻绩。下逮曹王，偶意渐发，兹则事资复对，不尚单行，命笔裁篇，贵于偶合。导齐梁之先路，绾两晋之枢机：此其一也。汉魏之顷，敷辞贵朴，假彼吟唱，写兹性灵，安雅为宗，比兴是尚。兹则联字合趣，契机入巧，申歌西路，则照景同眠，安寝北堂，则瑶蟾入握：此其二也。书称言志，礼戒雷同，凡厥咏歌，必由己出。兹则轨范曩篇，调辞务似，神理无殊，支体必合。摹拟之途既开，附会之辞屡见：此其三也。”

应该指出的是，这段话实为规摹《文心雕龙》而来。《丽辞》①篇：“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把这几句连缀一起，郝氏规摹之意自现。

这段论述中，郝氏着眼于六朝文风递变的整体线索观照陆机创作之变，侧重将他与前代诗风的特点加以对比，进而在这一整体链条上总结其诗歌创作发生的变化。扼要言之，这“三变”即为：一、偶对；二、绮巧；三、模拟。第一二点暂且不论，第三点正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前人咏歌，“必由己出”，自然不乏肺腑真情。到了陆机这里，“轨范曩篇，调辞务似”，专事模拟，诗人内心的情感不再是审美发生的源动力，创作的欲望并非抒发不可遏制之情，而是以案头模拟为目的，在题材上规摹古人，力图在文辞、技巧上一争高下。那么，由此所导致的创作行为及其作品自然难以期待其在情感上有多少动人之处。

第二，对陆机的理论主张，我们与其概括为“缘情说”，毋宁概括为“绮靡说”。“诗缘情而绮靡”，体味这句话的个中思致，标举“缘情”是一方面，强调“绮靡”是同样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陆机的意见，主张二者并重，甚至“绮靡”占据更加突出的位置也未可知。

分析这句话的语序，“缘情”在前，“绮靡”在后，二者的关系不外两种理解，或是并列关系，或是因果（承递）关系。并列者，就是不认为二者具有内在联系，诗歌要缘情，同时要绮靡。因果者，则重在关注两者的内在联系，诗歌因为缘情而要写得绮靡②。单从语法角度说两种理解均可，但如果将陆机论十种文体这段文字乃至《文赋》全篇来看，应该还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诗缘情而绮靡”这句话，究竟该如何转译姑且不论，从《文赋》全篇的角度去思考，或许有助于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就是说，整体而言，《文赋》一文其主体倾向是主“情”还是重“辞”，是侧重谈情感抒发，还是侧重谈文辞表达，那么，答案无疑是后者。《文赋》重想象，讲构思，谈得更多的还是讲如何表达，如何将想象、构思的内容外化为艺术成果，撰成美文。显然，包括言语、修辞、藻饰等关乎艺术创造、审美表现的各方面问题都是其论述的重点。

文章怎样才能写得妍巧多姿，藻思绮合，陆机用了相当气力加以论述。相反，文章怎样才能写得情感深厚，真切动人，则不是他的主要用力之处。我们非常关注并且赞美陆机提出了“诗缘情”的主张，这的确是有别于传统诗学观念的大胆创变和突破。但是，如果细致地品味、浏览《文赋》其文则不难发现，他通篇重点论述的内容不是“缘情”，而是“绮靡”。这样的表述并不罕见，这里不妨择要摘引数句：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

无疑，在陆机看来，技巧、辞采是评价文章高下的标准，这也是他在《文赋》中反复论述的核心问题。相比而言，他虽然提出了“缘情”主张，实际却并未深入论述。而且，就文章艺术风格而言，《文赋》本身就是一篇绮靡之文，具有绮丽华美的特点。陆云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特点，他在《与兄平原书》中说：“《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这是《文赋》——陆机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基本倾向。同时，反观他的诗文创作特点，总体上显然也是以“辞”胜，而非以“情”胜。因此，无怪钟嵘将其渊源归之于曹植。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到了陆机这里，则不再提及“骨气”，而只是“才高词赡，举体华美”了[2]。古往今来，不少作品不以辞采取胜，而是以情取胜，文风质朴却能以情动人。陆机以前，汉乐府的叙事诗、曹操的部分诗文都可算这一种类型。就情辞关系而言，到了晋宋的时代，陆机是一个里程碑。明胡应麟也曾关注到这一问题，他将“词”与“气”相对举，认为陆机属于以词胜者。《诗薮》“内编卷二”云：“魏氏而下，文逐运移，格以人变。若子桓、仲宣、士衡、安仁、景阳、灵运，以词胜者也；公幹、太冲、越石、明远，以气胜者也；兼备二者，惟独陈思。”这段话的意见与本文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笔者大体是赞同的。特别是对陆机的评价，的确与创作实际深为吻合。

在这一问题中，有必要关注《文选》、《诗品》二书关于陆机的选与评。《文选》选录陆机的作品数量居所有选录作家之首 （选录具体数量各家统计稍有差异）。《诗品》则置之上品，称其为“太康之英”。 而以后代的一般评价而论，陆机的地位显然没有那么高，至少逊于陶、谢、曹植等人。此处应当加以思考的是，《文选》、《诗品》二书均出于梁代，齐梁诗风我们常常以“绮靡”视之，那么，主张“绮靡”的陆机在此时受到推崇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三，玄学思潮对创作行为的影响，导致作品的情感内蕴趋于弱化的结果。一般意见认为，玄言诗流行于东晋，西晋是否已经出现玄言诗人，研究界的意见并不一致。从而，陆机是否写作了玄言诗，大家的看法就不尽相同。例如，胡大雷先生认为，玄言已经开始“走进西晋诗歌”③，但是玄言诗在西晋时期“还未真正形成”[3]，张廷银先生认为，西晋是玄言诗的积蓄期，“此期的张华、孙楚、石崇、陆云、孙拯、张协等人，仍然写了一些具有较鲜明玄言色彩的诗篇，玄言诗并没有完全绝迹；二是出现在西晋诗歌中的雅化现象，正在为玄言诗创作隆盛期的到来孕育着良好的条件。”“西晋诗歌是玄言诗创作必不可少的酝酿准备过程，而完全将西晋时期视为玄言诗创作的消歇期其实是不太准确的。”[4]王澍君认为，西晋是玄言诗的低潮期，但“永嘉时期出现了玄言诗初步繁盛的情况”[5]，并在相应第四章以张华、陆机、潘尼等人为例论述了 “玄言诗一度盛行的一些痕迹”[6]（P143-146）。顾农先生则在新近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明确提出陆机是玄言诗赋的先行者[6]。

我们认为，陆机可谓玄言诗初萌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陆机的部分作品已初步含有玄意，这对作品的情感抒发带来负面影响。这里，陆机是否为玄言作家并非关注核心，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玄言玄思对作品情感内蕴的弱化作用。如陆机《赠潘尼》诗：“水会于海，云翔于天。道之所混，孰后孰先？及子虽殊，同升太玄。舍彼玄冕，袭此云冠。遗情市朝，永志丘园。静犹幽谷，动若挥兰。”诗中，陆机与友人共叙心曲，流露忘情尘世，全身避祸之意。但是，论其情蕴则难以动人，明显存在一种理胜其辞的味道。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二评曰：“诗入理语惟西晋人为剧。理亦非能为西晋人累，彼自累耳。诗源情，理源性，斯二者岂分辕反驾哉？不因自得，则花鸟禽鱼累情尤甚，不徒理也。”此外，像他的《君子行》、《折杨柳行》、《演连珠五十首》等数篇俱可归入玄言一类。

这些作品的内容或多或少都带有申抒玄理的意味，有的还较为鲜明，视之为玄言诗大体符合事实。顾农先生明确表示，“二陆可视为玄言诗起源比较明确的开端”[6]，并且他的《豪士赋》、《叹逝赋》、《吊武帝文》等文赋也属于玄言之作。我们赞同将这些作品视为玄言诗赋的观点。甚至，在正始时期玄言诗即已出现。如嵇康《赠秀才从军》：“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与彼共之，予何所惜。”

这组诗中，类似这般表达玄理之什往往可见。然而，与此同时，这类诗的玄辞玄语对作品情感的表现无疑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给人玄意过盛而缺乏真情的感觉。这样的作品在《陆机集》中虽然占的比例较小，但是如果从这一特定角度审视的话，也还是较为醒目令人印象深刻的。

当然，陆机侧重谈玄之作终究只是少数，换言之，其作品情感抒发的寡情化特征主要还是时代玄学思潮对其创作理念、创作方法的影响所致。正始玄学以庄、老、易为启发，将言意理论发展为言、象、意关系理论。这一理论创新对文人的思想乃至创作实践都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观陆机诗，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象”的运用极其主动而普遍，他的诗善于以言绘象，常常搜取、呈列大量意象，几乎给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通过物象的铺列，来达到图释题旨之功效，这样的构思方式在他的拟古诗中尤为多见。归结起来，这种创作方法颇有点类似于玄学人士“立象以尽意”的思维方式。试看《苦寒行》一首：

北游幽朔城，凉野多险艰。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盘。凝冰结重涧，积雪被长峦。阴云兴岩侧，悲风鸣树端。不睹白日景，但闻寒鸟喧。猛虎凭林啸，玄猿临岸叹。夕宿乔木下，惨惨恒鲜欢。渴饮坚冰浆，饥待零露餐。离思固已久，寤寐莫与言。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

罗宗强先生论述陆机对文字技巧的追求时曾说到：“《苦寒行》士衡诗与曹操原作在内容上并无二致，意象也多从曹诗演化而来，曹诗浑沦一气，以其情思动人，使人忘其词采之所在；机诗则在词采刻画上下功夫。曹诗‘雪落何霏霏’一句，机诗化为‘凝冰结重涧，积雪被岗峦’；曹诗‘草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机诗化成‘阴云兴岸侧，悲风鸣树端。不睹白日景，但闻寒鸟喧’。曹诗是写一总体之印象，而机诗则写具体之物景，描绘细致。”[7]罗先生将曹操诗和陆机拟作加以对比，曹诗以情胜，陆诗以辞胜的特点遂纤毫毕现。通常，作家笔下意象、典故的使用是为着服务于情感表达，是因情而来的，因情而生的，但陆机的一些作品特别是拟古诗则令人感觉“情”与“象”的这种因果关系，物象的择取只是为了达到毕肖原作的目的，虽然内心有超越原作的愿望，但用力不在“情”而在“象”，则实际上往往不能得偿所愿，而且更使得“情”与“象”呈现隔膜甚至疏离的现象。

创作实践中这类行为的结果无疑容易导致诗歌寡情化现象的出现，并与《文赋》主“情”的理论主张形成鲜明反差，从而使二者呈现二元化特征之关系。

注：

① 《文心雕龙·丽辞》篇“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句，对王勃《滕王阁序》应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②例如，“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欧阳修《醉翁亭记》）句即为因果句。但是，一般认为，“而”字本身没有表因果关系的语法功能，但是它可以用在有因果关系的句子之中，起连接、承递的作用。

③胡大雷《玄言诗研究》一书第五章标题即为“玄言走进西晋诗歌”。

[1]王夫之评选、张国星校点.古诗评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2]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胡大雷.玄言诗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张廷银.魏晋玄言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5]王澍.魏晋玄学与玄言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顾农.玄言诗赋的先行者：陆机[J].北京：清华大学学报. 2012（3）.

[7]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责任编辑：向博】

On the Inconsistency of Lu Ji’s Poetic Theory and Practice

LIN Da-zhi
(College of Arts,Mi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gzhou,Fujian 306300)

InWen Fu,Lu Ji proposes the idea that poem follows from affections.Yet his poems are not rich with feelings and emotion.This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inconsistency is mainly due to three factors:first,as a poet in the period of the Six Dynasties,Lu Ji is a transitional figure whose style undergoes gradual changes, which is typical of the poetry in this period;second,the idea ofyimi(sensuous intricacy)represents an important pursuit of Lu Ji’s poetics,whileWen Fufocuses on verbal expression and artistic creation;third,heavily influenced byxuanxue,Lu Ji’s poem writing is not strongly expressive of emotion.

Lu Ji；poetics；creation；contradiction；characteristics

I 206

A

1000－260X（2014）01-0132-05

2013-11-14

中国博士后基金第48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古皇族与文学流派关系研究”（20100480711）；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整理与研究”（10@ZD103）

林大志，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教授，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