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型华夷观与韩国民族主义关系探究

范 靓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555)

作为世界历史上朝贡体系的典范——中华大陆与朝鲜半岛的朝贡关系早已从单纯利益的政治军事关系，扩展到文化精神的范畴，并形成各自不同的“华夷观”。从“朝天”到“燕行”，各种历史资料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一思想意识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尽管随着清朝的衰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最终解体，但是华夷心态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却深深印刻在朝鲜士人及普通民众的意识之中，并影响至今。

“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受朝鲜“华夷观”影响深远的韩国民族主义最终对当今韩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创造者和政策的制定者产生了或正面或负面、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韩建交以来，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摩擦不断、矛盾重重。

一、朝鲜型华夷观

(一)朝鲜型华夷观的历史起源

“华”与“夷”最初源于地理概念，而后扩展到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和国际外交秩序，即“华夷秩序”。因此，依附于华夷秩序而存在的华夷观也同样具有地域性、政治性、民族性和文化性，其文化内核为中国儒学思想，并逐渐演化成为儒家文化自我评价的标准，以及华夷体系中各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

大约公元4世纪初，儒学传入朝鲜半岛，中国传统的华夷观也随之传入朝鲜半岛，并被半岛国家所接受。公元7世纪末，统一新罗建立，朝鲜半岛出现了真正的统一政权，儒学得以普及，在认同中国传统华夷观价值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朝鲜半岛客观实际的朝鲜型华夷观也逐渐在朝鲜半岛发展起来。

(二)朝鲜型华夷观的嬗变过程

1.明朝时期——统一性

1392年，李成桂通过“禅让”，取代高丽政权，建立李氏朝鲜。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李氏王朝奉行斥佛崇儒的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儒学思想在朝鲜半岛的发展逐渐走向顶峰，被树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得到明朝认可并受赐国号“朝鲜”后，李氏王朝便积极行臣礼，对明朝实行“事大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冠服礼仪、文字教育、文化政治上纷纷效仿明朝，其表现形式就是对“华”的尊明、慕华，以及对“夷”的鄙胡、攘夷。

例如，1574年，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北京的朝鲜圣节使质正官赵宪，在其使行日记《东还封事》中写道：“大抵中原衣冠之制,不惟简约易备。而如今天下同文之日,如云南、贵州,距京师万余里,曾是椎髻侏离之域,而大小男女一遵华制。况我箕邦，距京师不满四千,实与五服诸侯无异,而男女衣冠多有可羞者”。[1]赵宪以本国男女在衣冠之制上未尊华制，而深深感到羞愧，彻底的尊明、鄙夷之情流露无疑。

再如，1610年以朝鲜千秋节使身份出使北京的黄士祐在其《朝天录》中这样评论道：“以夷狄入主”[2]514的辽、金、元虽然占据地理上“华”的位置，“于此建都，然……不足以当中国之正”。[2]514而“太宗文皇帝实龙潜于此，及承大统，遂建为北京而迁都焉，于以统万邦而抚四夷，真足以当形制之胜，而为万岁不拔之鸿基也。”[2]515黄士祐的思想认识与赵宪如出一辙，一方面，将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都视为胡夷，并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强调明朝的正统性，对明“事大至诚”[3]，“慕华”情结浓厚。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以朝鲜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在思想认识上形成的“华夷观”，与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他们得意于自己是箕子的后代，得意于与明朝的同文同轨，排斥和否定中华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甚至鄙视自我文化，如极力反对《训民正音》的颁布，认为是“舍中国而自同于夷狄”，是自我文化的倒退。朝鲜政治上的“尊明”和文化上的“慕华”，使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积极地效仿明制，从而加速了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加强了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朝鲜半岛境内也逐渐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汉文学家和儒学大家。

2.清朝前期——矛盾性

1637年，朝鲜在“人情天理之不容己”的情况下，被迫“称臣奉表，愿为藩邦”[4]，成为清朝的臣国，定期献礼纳贡。但此时的称臣纳贡只是朝鲜君主和臣民在清兵强大的武力胁迫下，不得已而为之，在其内心深处，并未将此时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政治上已经取代明朝，成为中国传统华夷秩序中心的清朝视作“华”。换言之，这一时期，妄想通过北伐反清复明的朝鲜对清朝是政治上“事大”，文化上“排清”。在这种扭曲矛盾的“华夷观”的支配下，朝鲜士人的“小中华”意识越来越强烈，自视为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进而在文化上将自己定位在“华”的位置上。

最直接体现朝鲜士人这一思想的便是来清朝鲜使者的使行日记篇名。明朝时期，使行日记多会使用表现“慕华”情结的“朝天”等字眼，如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许葑的《朝天记》，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洪翼汉的《朝天航海录》等。但清朝时期，这一思想发生变化，篇名中不再出现“朝天”此类字眼，而多以“燕行”等来代替，如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麟坪大君的《燕途记行》，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金昌业的《燕行日记》等。

《大义编》中讲：“华夷自有界限，夷变为华，三代以下，惟我朝鲜，而得中华所未办之大义，独保其衣冠文物，则天将以我国为积阴之硕果、地底之微阳。”[5]又如朝鲜使行日记中常常有“惟我东国当华夏左衽之时，独扶礼义，为天下之硕果”，[6]“今天下复为左衽久矣。我东僻在一隅，独不改衣冠礼乐之旧”[7]等观点。朝鲜士人对自己“独保其衣冠文物”“独扶礼义”“独不改衣冠礼乐之旧”等有别于中原大陆的做法，表现出了强烈的自豪感，充分表明了朝鲜君臣“违心事大”、“尊我”为“华”的文化心态。

因此，可以得知这一时期的朝鲜“华夷观”与中国传统的“华夷观”有着本质的区别。特别是在文化层面，他们将自己定义为名分上的“华”，这与中国传统“华”与“夷”的判定具有一定矛盾性。这种认知使得朝鲜士人骄傲于自己的“正统”，执着于自己的“硕果”，从思想、文化、经济等多个层面保守封闭、固步自封，也直接成为朝鲜王朝逐渐走向腐败没落的一大因素。

3.清朝中后期——反思性

清朝经过康熙、雍正数十年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而此时的朝鲜国内，则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更加严重，加之清朝入关以来对朝鲜一直采取“怀柔政策”。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士人的思想发生了强烈的转变。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朝鲜使臣朴思浩在其所作的《心田稿》中写道：“宋起于五代之后，明起于胡元之后，此一阴一阳，天地之大道也。若有真人起于中州，则如日中天，群阴自消。……唐、虞、夏、殷、周尙矣，无论。自秦、汉以下，至于元、明，历代沿革之际，如奕棋，一局扫尽，然后更设一局。”[8]可见，朝鲜士人将清取代明，客观地视为世上万物的阴阳更替、循环所致，在内心已经完全接受明朝灭亡、清朝为正统统治者的现实。在经过百年思想痛苦蜕变之后，开始主张北学清朝，努力改革国家吏治，即“北学论”，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是洪大容、朴齐家、朴趾源等。他们对传统的华夷观提出怀疑:“自天视之,岂有内外之分哉?是以各尊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国,各安其俗,华夷一也。”[9]在北学思想的指导下,朝鲜王朝开始追求实务，“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开始主动向清朝学习。以此为起点，朝鲜国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狭隘自大思想开始萎缩，民族主体意识确立，开放意识逐步形成，朝鲜开始接触近代文明，国家、民族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10]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朝鲜士人已在心理上基本接受明朝灭亡、清主天下的社会现实。同时，朝鲜内部混乱落魄的局面与清朝“康雍乾盛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深地刺激了朝鲜国内的爱国士人，使其深刻反思，积极北学。因此，这一时期的朝鲜“华夷观”具有鲜明的反思性、务实性和开放性，这种新型的华夷观虽未从根本上突破“华夷观”的框架，但为后期朝鲜思想变革，特别是开化派，提供了滋养的土壤，并促进了朝鲜近代思想的形成和韩国民族主义的诞生。

4.清朝末期——崩溃性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第一款就明确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由此，朝鲜半岛进入被日占领的殖民时期,延续了数百年的华夷秩序最终解体，依附于这一载体的思想体系“华夷观”随之分崩离析。

华夷秩序的崩溃瓦解对朝鲜士人的思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带来了亘古未有的洗礼，完全颠覆了延续了近千年的“华夷观”。此前无论朝鲜“华夷观”如何演变，但在根本上是“春秋大义名分论”，重视程朱理学上的名分和形式，朝贡体制不曾改变，宗藩制度不曾改变。而甲午战败，使朝鲜士人对清朝、对当时的中国政权，产生了物极必反的心理。曾经的引以为傲变成现今的耻辱不堪，从“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到“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从“慕华”到“排他”，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的践踏。

甲午海战，日本再次以武力打开了朝鲜国门，野蛮的侵略为朝鲜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朝鲜民众的自我觉醒。朝鲜国内有识之士开始尝试西学东渐、救亡图存，他们在被压迫、被殖民中反思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为谋自救而不断自我升华、自我觉醒，自主的国家意识开始萌动，并开始积极投入到开放的文化活动之中，近代思想开始萌芽。

二、韩国民族主义

(一)韩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

“民族”是一个西方概念，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更是起源于近代西方。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开始出现“民族”一词，而后直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族”二字通过一些日译书传入朝鲜半岛。韩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即日本占领时期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它的崛起具有反抗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双重使命，因此呈现出分外错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理论上，韩国的民族主义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为其传统的“华夷观”，尤其受朝鲜后期北学派华夷观的影响。北学派华夷观虽仍以程朱理学为理论基础，但更强调务实性、民族性和文明性，更加注重以自我为中心，在不断反思、调整，甚至否定自我思想认识的过程中，做出最有利于朝鲜王朝实际利益的选择。这种带有“自民族中心主义”(1)R.M.威廉阿姆斯指出，“自民族中心主义”有五大特征：以自身族属的标准来判断他者族属；自身族属在所有方面或若干方面均拥有优于他者族属的信念；对他者族属的无知；对他者族属关心的欠缺；对他者族属的敌意。参见Willames R M所著Strangers Next Door:Ethnic Relations in American Communities,转引自《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刊发的韩东育所撰《“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一文。的思想对于在动荡中求生存的韩民族来说，对“国粹主义”“历史悲情主义”的诞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二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学说，其中以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学说影响尤大，“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吸纳，被学者用来著书立说，宣传自强不息、独立自主，是“爱国主义”等思想诞生的基石。因此，这些不同类型的理论相互混杂，加剧了韩国思想界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纷杂，也决定了韩国民族主义内容的复杂性。

(二)韩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嬗变过程

1.朝鲜半岛近代民族主义的建立

1905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了《乙巳保护条约》，1910年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达到了完全占领和吞并朝鲜的目的，并从此对朝鲜半岛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进入日本占领殖民期的朝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和欺压，因此，二战前的朝鲜半岛历史进程，总的来说，就是一个脱离传统历史、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11]在一次次寻求救国、自由、独立、平等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意识大涨，民族开始自我觉醒。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到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被西方文明强势介入的朝鲜政治文化出现断崖式的割裂，巨大的落差使朝鲜思想走向盲目的极端。一方面，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被无限放大，将中国定义为文明开化的落伍者，朝鲜近代化道路上的“障碍物”“绊脚石”。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朝鲜士人开始努力寻求自我文化认同的根基，东洋主义、国粹主义、爱国主义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全国掀起一波救国自强的思想大讨论。

1919年的“三一运动”始于朝鲜高宗暴毙。被威尔逊民族自决精神所感召的朝鲜三十三名独立人士于3月1日在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吾等于兹宣告我朝鲜之独立与朝鲜人乃自主之民。将此告于世界万邦，克明人类平等之大义；将此诰于子孙万代，永有民族自存之正权。”“独立万岁”的反日、反压迫热潮在此后三个月的时间内，在“太极旗”的指引下，席卷整个朝鲜半岛，工人、学生、农民、工商业者、官僚、旧两班贵族悉数卷入，先后举行了1542次示威游行。“三一运动”之后，朝鲜在中国、苏俄远东地区成立了多个流亡政府，最终在上海汇合成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三一运动”中，融合了朝鲜诸多流派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超越了阶层、信仰、地域，以全民族为基盘，以民族的政治自由和经济独立为目标，掀开了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新篇章，开始了对文化符号和国家的认同。这期间的朝鲜半岛民族主义与侵略正当化的强国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并不具有攻击性或自尊性，而是持有极度的坚持自我防御的态度。[12]

2.冷战时期的韩国民族主义

二战结束，朝鲜半岛在反抗外来侵略、追求国家独立的过程中产生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理念不可调和，加之大国政治势力介入，朝鲜半岛被迫一分为二，走向分裂。在两个不同政治阵营中的朝鲜和韩国在谋求自身政治自主、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积极地争取半岛统一、民族统一。坚持政治民族主义至上的韩国李承晚政府鼓吹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积极北伐，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退出历史舞台。军事独裁者朴正熙奉行经济民族主义，采用“举国”体制发展经济，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得到了民众的积极响应。一方面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机结合，激发了韩国人民不服输的精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独裁主义、官治主义、权威主义和民族经济保护主义，为之后韩国民族主义极端性、自负性、侵略性的爆发埋下了种子。

3.冷战结束后的韩国民族主义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呈现出两极分化。朝鲜境内经济上遭受连年自然灾害，经济不进反退，陷入极度困境；政治上，国际环境越来越孤立，受到以美国为首的政治阵营的经济制裁、军事威胁，铤而走险，穷兵黩武，发展核武器，引发朝核危机。另一政治阵营的韩国，政治上，结束军事独裁，民主运动推动民选总统正常化;经济上，创造“汉江奇迹”，一跃成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因此，出于国家形象的建立、地缘政治的角力以及民族主义的高涨等多方面原因，韩国一直试图回避“朝贡”的历史，对于“附属国”“华夷观”等字眼采取规避的态度。一是韩国政治家需要一种情怀来团结民众，提高情绪，巩固统治，二是韩国民众在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问题得到解决之后，积极寻求文化精神层面的自信和满足。特别是随着“文化立国”政策的实施，“韩流”席卷亚洲乃至世界，自豪感和优越感跃然而生，韩国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得到满足和膨胀。此时，韩国的民族主义夹杂的攻击性和侵略性特质突显，出现了自负和自满的负面情绪。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满自负的民族主义恰恰体现了其不自信，因为历史上的长期依附和近现代的被殖民、被侵略，韩国民族主义自带深深的自卑心理。一方面，积极寻求一种自我认可和他人认可，试图担当与自身国力不匹配的“东北亚均衡者”的角色，增强在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极端保守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频现。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历史的“悲惨记忆”，不惜歪曲事实，篡改历史，根植历史悲情主义。韩国这些负面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着韩国民众的心理，也影响着韩国文化的创造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对韩国与他国，特别是中韩之间产生的摩擦与矛盾，负有很大的责任。

三、韩国民族主义与朝鲜型华夷观

百余年来，朝鲜半岛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变迁。中华大陆与朝鲜半岛的朝贡关系曾经是世界历史上朝贡体系的典范，随着甲午海战清朝战败而解体，自此延续了近千年的华夷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朝鲜半岛进入日占殖民时期，被迫接受殖民文化。日本战败后，韩国和朝鲜分别被纳入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并接受不同的政治文化。有形的体系框架可以瞬间解体，但作为一种思想意识的华夷观并不会像华夷秩序这种外在形式一样消亡，华夷观中的华夷心态因长期历史思维的惯性作用力而存在。作为另一种国家意识的表现形式，华夷心态在给朝鲜半岛带来文明的同时，也播撒下“自民族中心主义”的种子，[13]在近现代朝鲜半岛历史进程中，在其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产生着或消极或积极的作用。

积极的作用。其一，以儒学为文化内涵的华夷心态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发展到现代，“君”早已消亡，忠的便是国家。因此，韩国人民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爱国精神，“身土不二”的观念也只有在韩国这样的国家才可以贯彻得如此彻底与纯粹，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在实现国家集体价值中体现，形成了典型的为国家献身的爱国主义。这种政治、经济爱国主义成为韩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造就“汉江奇迹”的重要推手。其二，华夷心态中对大国文化上的接受和推崇，发展到现代表现为韩国民族主义中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可塑性。朝鲜时期，朝鲜士人对认为是先进理念的程朱理学采取开放态度，但同时又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他们结合朝鲜自身实际政治、文化、经济需要，形成了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朝鲜理学，对儒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现代，韩国人对欧美文化也采取同样的开放态度，积极吸收，并结合自身文化特点和发展需要，发展成有别于西方文化、具有本土特色的韩国文化，如韩国的流行音乐文化、电子竞技文化等，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强大的“韩流”之风，不仅极大地增强了韩国国民对自我文化和国家的认同感，增加了民众的民族自信心，更是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使韩国成功跻身于世界文化强国，为韩国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

消极的作用。华夷心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政治上“事大”，文化上“慕华”“鄙夷”。政治上，华夷秩序中，朝鲜王朝对明清“事大”；现代韩美同盟中，韩国对美国“事大”。古代依靠明朝军事力量，平定“壬辰倭乱”，收复领土；现代依靠美国军事力量，抗衡朝鲜，甚至连战时作战指挥权都假手于人。文化上，朝鲜王朝重视汉语学习，盛行汉诗，奉儒学为权威，鄙视周遭少数民族文化，甚至自居“小中华”；现代，韩国语言中“外来词”泛滥，盛行欧美文化，文化西化现象严重，一度因为经济上优越而自负自满，鄙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由此可见，华夷心态对韩国影响深远，随着现代国际秩序的确立，韩国仅仅是改变了“事大”和仰慕的对象，心态中依赖、崇拜与模仿的自卑心理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使得韩国很难在思想文化、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取得质的突破，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同时“鄙夷”心态又使得韩民族对除“事大”国之外的国家表现出极度不屑，这种偏激的不屑一方面极大地阻碍了其对多元文化的顺利接受、与先进思潮的正常接轨，另一方面也造成韩民族过分强调“自民族中心主义”，是韩国民族主义中权威主义、排他主义、官治主义的思想根源所在，很容易造成韩国民族主义的过分膨胀和极度狭隘，从而演变成危险的极端爱国主义，影响外交战略，对他国造成伤害。

四、结语

朝鲜型“华夷观”在明朝时期表现为与中国传统“华夷观”的统一性，清朝前期表现为与中国传统“华夷观”的矛盾性，而到清朝中后期受北学思想影响，在自称“小中华”的同时，表现出务实性、开放性和反思性的特征。这一思想意识随着中国朝代的更迭，在寻求心理和行为、理论与实际的平衡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身内化调整，并深深印刻在朝鲜士人的意识之中，在近现代朝鲜半岛历史进程中、在其民族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作用，特别是对韩国近代民族主义从自我防御的自尊型向对外扩张的自负型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由此对中韩两国当代社会关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先后经历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三级跳”，两国关系既有高潮，也有低谷。当前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包容世界”与中国国家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韩国在积极追求政治影响力、经济发展力、文化输出力的同时，应该大力提升民族的包容力，升级国家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