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向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王林彬

摘要：本研究利用2003-2016年中国向中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基于圹展投资引力模型和面板校正误差模型，比较分析双边政治关系对0FDI的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双边关系状态、外交成果、外交活动对中国向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而且非经济类外交成果的影响效应大于经济类。

关键词：双边政治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中亚;丝綢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9）01-0101-08

引言

中亚是“丝網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梭心区。2013年，中国与塔吉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土库曼先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进入全面战略伙伴的新阶段，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全面升级。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承载着中国能源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任务，直接影响了“一带一路”建设能否顺利进行。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快速增长，但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却暴露出很多问题。

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比重显著下滑，投资规模及增长速度没有充分体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梭心区地位的作用。2008—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28.4%①。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达31.1%，而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1.4%，明显低于全国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平均增速。同时，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占全国OFDI比重稳步上升，占比从2008年的8.07%上升至2016年的9.53%（图1）。但是在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比重却明显下降，中国在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占比从2008年的1.06%下降至2016年的0.67%，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占比从13.08%下降至7.07%。

中国在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流向失衡。2016年中国对中亚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91.4亿美元，其中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占59.4%，而其他中亚四国投资存量占比相对较少。2009年至2015年底，中國在中亚地区投资企业共651家②其中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企业260家，占到40%;在土库曼斯坦的投资企业19家，仅占3%。2005年至2017年，中国对中亚地区直接投资1亿美元以上重大项目51个①，有27个项目投向哈萨克斯坦，投资额达到246.1亿美元，占中亚重大项目投资总额的60.3%;塔吉克斯坦仅有4个项目，投资金额仅占3.3%。

中国在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模式和领域单一化、投资风险加剧。在中亚地区重大项目投资中，建筑工程施工投资占总投资的52%，合资模式投资占比36%，独资模式仅占比12%。能源领域、交通运输领域、，产资源投资分别为占84.5%、7.4%、5.3%，其他领域投资仅占2.8%。由于投资过于集中在能源领域，而能源投资容易受到东道国政府的严格管制，单个项目投资规模大，能源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加剧了投资风险。比如，2006年对哈萨克斯坦投资的13.9亿美元天然气项目，2007年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的：1.1亿美元石油项目就陷入投资困境。同时，中亚国家的汇率风险、劳务人员配额限制、地区安全等问题也长期困扰中国的投资企业。

一、理论依据与假设

国际经济学者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认为，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相互作用促使X才外直接投资。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属于直接诱发要素。间接诱发要素包括：第一，投资国诱发因素。比如鼓励投资的法规、政策、与东道国的协议和合作关系等。第二，东道国诱发因素。比如东道国政局稳定性、外资引进的优惠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对外法规是否完善等。第三，全球性诱发因素，包括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科技进步、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汇率波动性等。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间接诱发要素作用更大。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双边政治关系显著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如图2所示，外交活动包含了政治和经济活动，两国元首和非元首间的会晤及电函沟通等在外交活动中取得外交成果，达成投资合作计划、人员通关、交通运输、货币结算、友好关系联合声明等经济类外交成果文件②通过签订投资协议、提高投资便利化、降低投资风险、给予投资优惠政策、扩大投资合作领域等对OFDI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正向影响效应。外交活动中形成的关于军事、安全、卫生等领域合作，国界划分、管理，双边多边宣言、公报等非经济类外交成果文件，通过增强两国非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对OFDI产生间接的正向效应。由于条约文件、协议文件、协定文件等外交成果①（简称“条约性成果”）的法律效力强、可行性高、内容明确，对OFDI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大，而声明、备忘录、合作计划等其他外交成果（简称“其他成果”），内容不够具体、约束力和可行性较差，对OFDI的正向效应较小。同时，所有外交成果只有发布生效才能影响OFDI，且长期有效。本文剔除了已失效和签订未生效的外交成果文件，提出假设2、假设3和假设4。

假设2：经济类条约性成果、非经济类条约性成果对OFDI产生长期的直接和间接正向影响效应。假设3：经济类其他成果、非经济类其他成果对OFDI产生长期的直接和间接正向影响效应。假设4：经济类条约性成果的影响作用大于非经济类条约性成果，经济类其他成果的影响作用大于非经济其他成果。

在外交活动中，元首代表本国最高的外交决策权，元首间的会晤容易提升双边关系、促进合作交流、产生重大的外交成果。而非元首的国家领导人决策权不及元首，非元首分管领域和权力局限性有时需要联合其他领导人多次沟通和磋商才能产生外交成果，所以非元首会晤的影响作用较弱。同时元首和非元首直接的电函沟通，并不能直接签订正式外交文件，因此效应更弱。但是不论何种方式的外交活动经过长期多次的合作交流均能产生作用于OFDI的外交成果，据此提出假设5和假设6。

假设5：外交活动对OFDI具有顯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假设6：外交活动对OFDI的影响效应大小依次为：元首会晤、非元首会晤、致电函。

两国之间建立的友好城市是进行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等的非官方合作平台，外交活动对投资的影响往往带有政治色彩，在投资合作领域的广泛性、灵活性上受到限制，而友好城市更具灵活性，在与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进行投资合作时更容易发挥自身优势作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据此提出假设7。

假设7：友好城市对OFDI产生长期间接的正向效应。

双边关系是两国交往中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建立的双边合作关系，是双边政治关系的集中体现，是双边外交活动和外交成果从量到质的升华。两国关系从建交、睦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提升，表明两国间的政治互信度更高，投资合作领域更广泛、更深入，交流更频繁，投资机会更多，投资政治风险更低，企业直接投资信心更强，而且两国关系不会轻易改变，能够长期稳定的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据此提出假设8和假设9。

假设8：双边关系状态对OFDI具有稳定的间接正向效应。假设9：双边政治关系对OFDI影响效应的大小依次为：双边关系状态、外交成果、外交活动和友好城市。

二、实证模型设计

（一）变量选择与测度

1，因变量：对外直接投资（OFDI）。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2003年开始进行年度公布，本文釆用2003—201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衡量指标可以选择投资存量和流量，但由于投资流量波动大、存在负值和零值情况，容易造成方差大和变量缺失，导致估计偏误。因此，本文选择连续的对外投资存量作为因变量。

2.核心变量：⑴双边关系状态（PAR）。按照由低级到高级分别赋值双边关系状态。建交：睦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外交成果（DFRU）。用当期所签订的中外交条约文件数量表示，并剔除已失效和未生效的条约文件，按照条约文件的法律效力分为条约性成果（DTRE）和其他成果（DNTRE），按照与国民经济的相关度高低分为经济类和非经济类，从而把外交成果分为经济类条约性成果（DTRE1）、非经济类条约性成果（DTRE2）、经济类其他成果（DNTRE1）和非经济类其他成果（DNTRE2）。⑶双边夕卜交活动（ACT）。用当期所有外交活动的合计数衡量，并按照外交活动级别和方式分为元首会晤（VIS1）、非元首会晤（VIS2）、致电函（VIS3）。（4）友好城市（CHY）。表示截止当期累计已建立友好城市的数量。

控制变量：⑴市场规模（GDP）。用东道国GDP（2010年美元不变价）表示，市场规模越大投资领域越广泛，投资机会越多，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资源丰裕度（RES）。用所有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例衡量，资源租金表示东道国所从自然资源中获得的利润，租金占比越高，代表资源越丰富，按照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自然资源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诱发因素。（3）经济自由度（FREE）。经济自由度通企业自由、劳动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和金融自由等12个指标测算综合得分，能够全面反映东道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结果表明，经济自由度越高，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规模越大。（4）市场开放程度（DEP）。市场开放程度越高投资企业进入越容易，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规模越大，用东道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衡量。（5）金融危机（CRIS）。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心不足，投资风险增加，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①。（6）地理距离（DIS）。地理距离反映运输成本，距离越远，投资成本越高，对投资抑制作用越大，用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表示。

（二）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

本文参考郭烨设定扩展的投资弓I力模型[1]：

Ln（OFDIit）=a+β1PARit+β2L2DFRUit=β3ACTlt+β4CITyit+β5CRISlt+β6Ln（GDPit）=β7Ln（RESit）+β8Ln（FREEit）+β9Ln（DEPlt）+β10Ln（DISi）+ε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在模型估计时，分别用经济类条约性成果（DTRE1）、非经济类条约性成果（DTRE2）、经济类其他成果（DNTRE1）、非经济类其他成果（DNTRE2）代替外交成果（DFRU）;用元首会晤（VIS1）、非元首会晤（VIS2）、致电函（VIS3）代替外交活动（ACT）。采用面板校正误差模型（Beck和Katz，1995）进行估计，可得到稳健的标准误。同时，考虑外交成果落实有滞后期，将外交成果的所有变量均按滞后2期进行估计，而两国关系状态比较稳定不考虑滞后期。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双边政治关系的总体效应差异

表1中，模型1说明双边政治关系对我国中亚地区OFDI的总体效应情况。首先，除友好城市外，双边政治关系的所有变量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在中亚国家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影响，证实假设1成立;其中双边关系状态和外交活动的影响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外交成果通过5%显著水平检验，证实假设5和假设8成立;双边关系状态的影响系数大于外交成果，外交成果的影响系数大于外交活动，证实假设9成立。而友好城市的系数符号为正，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非官方平台的友好城市没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间接效应不显著，假设7没有得到证实。其次，金融危机的影响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对OFDI产生显著的促迸作用，与假设相反。这是因为，金融危机后中国及中亚国家均采取了救市政策，特别是中国增加4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资，导致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120.4%，占全国对外投资的比重从0.75%提高到1.06%，说明中国在金融危机后采取的救市政策完全抵消了对中亚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反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此外，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地理距离的影响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OFDI产生显著影响。资源丰裕度的影响系数为负值并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资源丰裕度显著抑制中国在中亚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假设相反。这是因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当对资源市场的直接投资饱和之后，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而且能源价格的波动较大加剧了投资风险。如果东道国不能调整产业结构，放活市场经济，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而是陷入“资源沮咒”和“比较优势陷阱”，那么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因此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投资企业甚至撤出已有的直接投资，从而降低中国在该地区进行直接投资的规模。相反，资源匮乏的国家可能通过对外开放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吸引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比如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自然资源都比较丰富，哈萨克斯坦所有资源租金占比从2007年的28%降到2016年的9%，哈萨克斯坦成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投资目的地，对哈萨克斯坦投资占对中亚直接投资的59.4%。而土库曼斯坦的所有资源租金在2016年仍然高达19%，中国在土库曼的直接投资仅占对中亚OFDI的2.7%。说明中国在中亚地区直接投资流向失衡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东道国的投资诱发因素不足。经济自由度的影响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符合为负，可能是因为经济自由度越高。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冲击越大，另一方面如果东道国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市场经济不完善，市场监管失效，宏观调控缺失，那么经济自由度越高，反而造成市場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失灵。

（二）外交活动的间接效应差异

表1中的模型2至模型4反映外交活动对中国OFDI的间接效应情况。模型2元首间会晤对OFDI的间接效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符号为负。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元首间会晤次数较少、时间较短，难以在会晤期间内取得外交成果，很多合作提议需要在会晤后进一步沟通才能形成。由于元首的决策影响力大，在做决策时往往更加谨慎，对OFDI的间接正向效应减弱。另一方面，如果东道国元首外交能力不足或者政局不稳定，导致元首间会晤增加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元首更替频繁导致不同元首的施政方针变化影响投资合作进程，对OFDI产生较大的负向效应。模型3中的非元首会晤活动影响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对直接投资产生显著性影响。因为国家级领导人通常都分管负责各领域事宜，能直接或代元首作出外交决策，签订合作协议，形成外交成果。同时国家级领导人员较多，精力更集中于一个或某几个领域，能够与东道国对等级别的领导人进行长期多次的沟通协商，容易取得外交成果，对OFDI产生间接正向效应。模型4中的领导间致电函外交活动的影响系数通过的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大于非元首会晤活动。假设6没有得到证实，可能是因为电函外交包括了元首和非元首的电函夕卜交活动，外交级别更高，同时电函沟通中通常专注于一两件事情进行礎商、气氛宽松，更加便捷、高效，容易达成共识，取得外交成果，对OFDI的间接效应更大。

（三）外交成果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差异

表2中的模型5表示外交成果对OFDI影响的总体效应，影响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模型6和模型7分别说明了经济类条约性成果和非经济类条约性成果对OFDI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系数通过10%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条约性成果对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证实假设2成立。但是非经济其他成果的影响系数大于经济其他成果，与假设4违背。这可能是因为经济类条约性成果虽然同时具有直接和间接效应，但是经济类条约性成果涉及的数量少、影响面小，而且经济问题更敏感，容易产生经济纠纷，如果东道国政局不稳定、投资环境差，经济条约落实情况比差，那么经济类条约性成果的正向效应就会被削弱;相比而言，非经济条约性成果涉及领域更广、签订的条约数量较多，更容易执行，反而对OFDI的间接效应更大。

模型8至模型9反映其他成果对OFDI的效应情况，模型8中其他成果总体效应和模型9经济类其他成果的影响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他外交成果对OFDI的显著作用不显著，假设3没有证实。而且经济类其他成果的系数为负，可能是因为经济类其他成果文件约束力差、内容不具体，在_过程中容易产生矛盾和问题，执行效果差，反而对后续的合作计划产生不利影响，有可能对OFDI产生负向效应。模型10的非经济类其他成果的影响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非经济其他成果沟通顺畅、落实执行较好，有效增强两国间的交流合作。通过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有效保障中亚地区局势稳定，降低投资风险，增强企业投资信心，增加投资吸引力，对OFDI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从侧面印证了经济类成果更难以执行的猜想。

四、结论

本文引入条约文件和金融危机虚拟变量，应用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两国关系、外交成果、外交活动、友好城市等因素对中亚国家OFDI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差异，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双边政治关系对OFDI有显著影响。双边关系状态的间接影响效应大于外交成果，外交成果的影响效应大于外交活动，友好城市的间接效应不显著。第二，非元首会?和领导间致电函显著促进中国在中亚的直接投资，而且领导间致电函的影响效应大于非元首会晤，但元首会晤的影响作用不显著。第三，条约性外交成果显著促进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且非经济类条约性成果的影响效应大于经济条约性成果;非经济类其他成果的间接效应显著影响中国的OFDI，但其他外交成果的影响效应和经济类其他成果的间接效应对OFDI的影响不显著。第四，金融危机事件不但没有抑制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规模，反而因为金融危机的救市政策刺激作用，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源丰富的国家可能陷入“资源诅咒”抑制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地理距离、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对中亚地区OFDI具有显著影响作用，而经济自由度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解决目前中国在中亚地区投资比重下滑、投资流向不平衡、投资风险加剧等问题，促进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保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顺利进行，提高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效应，应采取这些措施。一是提升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便利化水平，为投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二是加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扩宽投资领域，开展非经济领域的合作交流，降低能源项目投资风险;三是跟踪落实经济类条约性成果的执行，提高条约性成果的转化效率，对经济类其他成果文件的签订要综合考虑其可行性，避免间接负向效应的产生;四是充分发挥友好城市在对外交流合作中的灵活性优势，搭建多渠道、多领域的非官方交流平台，促进民间合作交流。

参考文献：

[1]郭烨，许陈生，双边高层会晤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J]，国际贸易问题，2016（2）：26—36，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on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ang Linbin

Abstract;This research adopted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OFDI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from 2003 to 2016， based on the extended Investment Gravity Model and the 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 Model. The autho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on China's OFD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effects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and the diplomatic activ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OFDI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 and the effect of the non—economic diplomacy achievement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non—economic diplomacy achievements.

Key words;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OFDI;Central Asia;Silk Road Economic Be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