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教育管理人才的开发与利用——基于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启示研究

周若清

(长沙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600)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正式颁布，对乡村振兴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任务和路径要求。***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切与回应，为我国农村描述了一幅前景可期的美好蓝图，是吸引广大有志青年积极投身乡村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总书记曾经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笔者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奠定人才基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实现乡村教育的振兴，要实现乡村教育的振兴，首先要留得住师资，尤其要留得住优秀的教育管理人才。优秀的教育管理人才从来都是稀缺资源，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开发和利用好优质教育管理人才，如何将稀缺的优质教育管理资源最大化，实现教育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总结。

人们常言：“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短短数语深刻阐释了优秀教育管理人才在学校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作为优质教育管理资源，好校长总是自带稀缺属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莫不如是。辛亥革命后，伴随封建帝制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湖南教育迎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然而“湘中教员奇缺，谙管理法者亦鲜其人”[1]，好校长遍地难寻，成为民国初年湖南教育发展的掣肘。以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为代表的进步教育家，通过兼职、跨校、创办系列学校等方式，实现了教育管理人才的优化配置和有序流动,解决了优质教育管理人才极度匮乏的燃眉之急，推动了湖南教育的发展。

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简单梳理与分析，为我国乡村教育振兴找到些许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为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与振兴略尽绵薄之力。

一 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原因及意义

民国初年(1912—1927)，既有政局动荡更迭、军阀割据争夺的混乱不堪，也有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带来的崭新气象，适逢其时的湖南教育异军突起，排除反动军阀破坏干扰等各种不利因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主要源于以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为代表的教育管理人才自由流动，弥补了优质教育管理资源的相对短缺，解决了制约湖南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

对学校教育而言，董事长、校长等核心教育管理人才的办学思想与办学理念直接决定了学校教育的成败。优质教育管理人才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中流砥柱，其思想境界、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直接反映在学校的发展目标、工作标准和管理手段上，最终表现为人才培养质量的优劣[2]。因此，在制约民国初年湖南教育发展的诸因素中，教育管理人才的匮乏最为致命。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进程，兴办企业、开办学堂、选送留学生，虽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中国，但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面对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侵略者，洋务派没有反思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仅将学习重点放在科学技术和器物制造上，对事关人才培养的教育并未予以足够重视，国内的科举取士制度直至1905年才被废除，对西方近代教育理念知之不详、关注不多。官费出洋学习的青年才俊偏重工程技术学习、忽视人文社会科学，遑论教育学之类的“无用之学”，导致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的极度匮乏。

近代的湖南既有极端保守的文化传统，也有极端开放的积极心态，使湖南在中国近代舞台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维新变法中湖南是最富生气的省份，辛亥革命中长沙首应武昌，近代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上从未甘于人后，在学习如何办教育上湖南又一次走在前列。20世纪初，胡元倓、朱剑凡、陈润霖等人即奔赴日本考察或学习，其关注焦点在教育管理和教育基本理论，科班出身和系统的理论学习使他们成为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界不可多得的管理翘楚。徐特立虽系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但也曾到上海和日本考察教育，民国前已经主持兴办教育，民国初年又赴法勤工俭学，使其视野进一步开阔，对教育形成了独到见解。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人既是热心办学、颇有声望的教育大家，又是追求民主、支持革命的进步人士，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对民国初年亟待振兴的湖南教育则是不幸中之大幸。

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人不仅教育管理能力突出，而且力倡教育救国。在民国初年兴办教育的过程中，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全神贯注于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徐特立主持长沙师范学校，为节约办学经费、减少办学开支，自己带头少拿或不拿薪水，常常步行数十里往返于家校之间，没有半点教育名流的派头，常被人误作校工。朱剑凡毁家兴学，将父亲留下的旧宅和妻子陪嫁的首饰作为办学的场所和经费，其创办的周南女校培养了蔡畅、杨开慧等大批进步女性。胡元倓为办好明德，坚拒湖南省教育会长一职，为募集办学经费，甚至不惜向人下跪，其对教育用情至深，令人叹为观止。醉心于办教育的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人颇具救国济世的情怀，不计较功名利禄，当教育发展需要他们挺身而出之时，他们毫不犹豫投身其中，这是民国初年优质教育管理人才能够实现流动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人同处长沙，相互之间本就声息相通，又兼具师生、同学或亲戚情谊，基于需要施以援手亦为常态。徐特立既当校长，又应邀到周南、修业兼职上课，师生情谊占了很大比重，朱剑凡驰援长师短暂主政，亦是同理。在形势急转直下的1927年，胡元倓毅然一并挑起周南明德的发展重担，属于典型的临危受命，令人称道，与其教育家的担当精神、胡朱二人的私交甚笃不无关系。当然，由于民国初年的政局动荡与军阀割据，对教育的管理相对松懈，尤其在教育管理人才的选聘上，赋予学校和地方较大自由，从而形成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也同样有利于教育管理人才的流动。

正是在这种种原因之下，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界出现了兼职他校、跨校流动、创办新校等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新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弥补了湖南教育管理人才的不足，实现了优质教育管理资源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的发展。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教育家通过不懈努力，为湖南教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们主持创办或参与管理的诸多学校经过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今天湖南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明德中学、周南中学、湖南大学、长沙师范学校等三湘名校弦歌不辍、接续发展至今，为湖南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人也因其对湖南教育的贡献与付出，被永久载入史册。

纵观民国初期湖南教育管理人才的流动，笔者认为其对当代湖南优质教育管理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启示：一是教育管理人才的流动能够弥补新建学校或薄弱学校在教学管理上的经验缺乏，使稀缺资源的效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二是只有不断去除教育行政化，打破官本位观念，强化教育管理人才的职业道德，创造条件允许教育管理人才实现有序流动，才能使优质教育管理资源得到更好的开发与利用，从而实现教育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笔者认为，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的流动促进了湖南教育的发展，对我们今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尤其是推进乡村教育振兴，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二 我国乡村教育振兴中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的缺乏及其成因

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建立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实践锻炼等多种方式并举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建立城乡、区域、校地之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全面建立城市医生教师、科技文化人员等定期服务乡村机制。”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人才培养，关键在教育，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提升乡村教育的水平，关键在提升教育管理水平。因此，如何开发和利用好优质教育管理人才、提升乡村教育管理水平是促进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教育均衡发展战略，乡村教育迎来难得的发展机会。在各地教育投入不断加大的前提下，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政策制定和机制创新，使乡村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硬件设施对标城区的同时，乡村教育的软件建设也有了很大改观，师资队伍和管理水平都有了极大提升，教育均衡发展战略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但我们还是要清醒地看到，相比城区，乡村教育仍有不小的差距。城区学校不断扩招、不断建校，依然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学位需求，而乡村中小学校学生的流失却日趋严重，师资存在严重缺口，招聘代课教师的信息充斥微信朋友圈和QQ群。“为追求高质量的教育，农村学生流向县城及私立学校的人数逐年增多，造成了‘县城学校教室坐不下，农村学校教室没人’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给县城学校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也使农村学校陷入了濒临倒闭的困境。”[3]近些年来，为了充实农村师资队伍，全国各地通过定向师范生培养、农村教师定向招聘以及拉长新进教师服务年限，基本锁定新进教师能够在乡村服务5—8年甚至更长时间。新教师招聘工作大量倾斜农村学校，使农村师资队伍水平提升很快，各学科师资大量补充，但是“城镇学校和农村学校管理差异日趋凸显。一部分县城学校管理水平和城市学校的管理水平已基本持平，而很多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管理水平依然落后”[3]，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阻碍我国乡村教育振兴的最大短板。

我国乡村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的缺乏，既有总量不足的问题，更有质量差距的问题。从教师到教育管理者，是身份转换，更是理念、视角和平台的转换，并非人人适合、人人适应，而教育管理工作的复杂与繁琐也让部分追求清净单纯的教师望而却步，并非人人愿意。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所在单位教职工的事业发展和个人福祉，因此优质教育管理人才数量不满足，教育管理质量的差距不缩小，难言乡村教育的振兴。

笔者认为，造成当前我国乡村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缺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受到人才成长规律影响，乡村优质教育管理人才培养难度较大。管理人才遵循内部培养为主，外部引进为辅的通例，乡村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的培养需要较长周期和必要的试错成本，很难通过即时招聘，实现即插即用，而城乡间的发展差距又注定了优质教育管理人才流动呈现乡村→城市的单向路径，外部引进几成奢望。2.受外部环境挤压，乡村优质教育管理人才流失严重。城市化进程加速带来城镇人口剧增，对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捧引发持续的进城读书热，使农村学生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城市对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的需求同步增加，对乡村优质教育管理人才造成致命诱惑。更重要的是，“农村学校工作条件差,教师待遇低”，农村教师的职业发展缺乏足够吸引力，“致使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大量流向城市”[4]。普通乡村科任教师如此，优质的乡村教育管理人才也难以例外。面对外部环境的诱惑，个别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甚至宁愿放弃管理岗位，以普通教师身份进城，实现陪伴家人、享受天伦的梦想，导致农村优质教育管理人才大量流失，阻碍了乡村教育的振兴。

三 我国乡村教育管理人才开发利用的途径与措施

当前，我国教师的自由流动已经初步实现，但受体制和机制的双重影响，教育管理人才的流动较为滞后，严重影响了优质教育管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学习借鉴民国初年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经验，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推动乡村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的开发与利用，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必要的条件。

(一)营造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宽松环境

“管理人才流动合理，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构建好的竞争环境，提高干部能力发展的前提条件。”[5]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公立学校的教育管理人才通过行政手段任命，实施干部身份管理，导致公私立学校间的管理人才流动十分困难，体制内外有别的现象较为突出，优质教育管理资源难以实现共享。教育管理人才不同于一般的管理干部，专业性强、培养周期长，主要从事以立德树人为归旨的教育管理工作。我们应该营造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宽松环境，允许优质教育管理人才在保留干部身份的同时实现身份的自由切换，既有出路，又留退路。在优质教育管理人才匮乏的前提下，通过去除行政化和身兼数职等做法，打破地域、身份限制，推动教育管理人才流动，充分发挥优质教育管理资源的最大效能，实现乡村教育的振兴。营造宽松环境，关键在观念改变。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打破传统的陈旧观念，将教育管理人才首先视为专业管理人才，而不仅仅是管理干部，解绑其身份管理，允许其在县域范围内适度有序流动，引导优质教育管理人才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人才极度匮乏的地区流动。推动编制内教育管理人才有条件地向县域内薄弱学校和私立学校流动，带动新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发展，引导城区优质教育管理人才支援乡村薄弱学校发展，并建立流动的长效机制。如建立城乡教育管理人才交流机制，推动乡村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短期内到城区名校跟班学习，提高管理水平，或邀请城区名优校长下乡传经送宝，开展“一对一”帮扶，不断提高乡村教育管理水平。

(二)建立乡村教育管理人才的激励机制

优质教育管理人才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必要条件和宝贵财富，必须给予足够尊重和高度重视。要推动优质教育管理资源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流动，必须正视乡村与城市间事实上客观存在的巨大差距，建立起乡村教育管理人才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优秀教育管理人才的积极性，使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方面建立起薪酬激励保障机制，确保乡村教育管理人才的待遇略高于城市，增强其服务乡村教育的意愿；另一方面建立起职务晋升激励机制，对考核优秀的乡村教育管理人才，优先保障其职务职称的晋升。通过建立这些激励机制，既免除其后顾之忧，又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使之全心投入乡村教育振兴事业之中。激励机制的建立，突破了以往依靠行政手段和强制命令的传统习惯，有利于畅通流动渠道、提高流动效益和增强流动质量。

(三)坚决去除教育行政化积弊

教育管理人才是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才，应该凝心聚力于人才培养，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但是，当前农村学校“行政化”现象突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根治，农村教师穷于应付各种随机检查，有时甚至影响正常的教学安排，却又无可奈何。教师如此，教育管理者更加严重，他们直面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政府相关机构的监督检查，大量精力被牵扯和浪费在与人才培养毫无关系的事情上，有的地方“在校长选拔中出现从政府行政系统直接安排而来的现象，部分校长所擅长的并不是教学业务”[3]，这足以体现乡村教育行政化的严重程度。

优质的乡村教育管理人才极度稀缺，必须倍加珍重和爱护。乡村教育行政化使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疲于应付，将本来用于研究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的精力浪费在无关紧要的工作上，严重阻碍了乡村教育的振兴。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厘清乡村教育管理者的权力与责任，合理确定其工作内容，鼓励优质教育管理工作者将全部精力与心思放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问题的思考上，将其从日常俗务中解放出来，不断提高管理效益和管理水平。

(四)培养教育管理人才爱国奉献的高尚情怀

教育事业如果缺乏情怀，管理者仅从个人利益出发，乡村教育很难看到希望。乡村和城市的差距短期内很难改变，如果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出走将成为绝大多数乡村教育管理人的必然选择。***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这一重要论断把教育摆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把教育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做好新时代教育工作的行动指南”[6]。新时代的教育管理人才应该始终抱定为国育才、爱国奉献的理想信念，少计较个人得失，将党和国家的需要摆在首位。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不仅要高度重视乡村教育管理人才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还应该努力培养教育管理人才爱国奉献的高尚情操和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的敬业精神，并积极创造条件，引导乡村教育管理人才坚守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把乡村教育作为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为推动乡村教育振兴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