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书写与历史循环叙事的展开

余中华

(长沙学院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22)

历史是一个巨型存在，它所拥有的无限时空对深受时空有限性困扰的人类构成了无法摆脱的吸引力。当人类以知识的形式进入历史，知识的合法性冲动将逼迫凝视主体对凝视对象进行条目分明的辨析，从复杂幽深的事物中导引出简洁的话语概念；这是由知识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的。虽然历史观念种类繁多，相互龃龉，甚至交相攻讦，但就人类目前的历史文化哲学观念而言，知识对于历史运行本性的阐述主要是进步论(直线前进或者螺旋上升)与循环论(退步论和停滞论也可视为它的涵盖内容)两种话语体系。在小说与历史之间，存在着恒久的凝视。置身于进步论/循环论的知识框架，小说家对历史展开想象和书写，就必然面临着历史观念的思考与选择，并进而影响到历史诗学的构建。

一 循环叙事在当代历史小说中的出场

受启蒙现代性的强烈刺激，百年来中国历史小说对历史规律、历史本质的想象、探索与总结，总体上呈现为进步论压倒循环论的局面。在经典的现代历史小说中，写作者总是以自信的姿态面对复杂的历史风云，将直线时间观与历史进步论作为叙事的内核。八十年代以前的革命历史小说，在人物命运的安排、情节事件的走向、主题内涵的提炼等方面基本都是采取这样一种叙事运思模式。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在作者、读者、时代诸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选择，该运思模式已成为中国革命现实主义小说与革命浪漫主义小说的叙事正统。

然而，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一项内容，历史小说叙事在八十年代后期产生了复杂的变化，被进步论驱逐出叙事场域的循环论开始重新回归写作视野。尤其是被评论界命名为“新历史小说”的文本，如陈忠实《白鹿原》、余华《活着》、刘震云“故乡”三部曲等，虽然在时间架构上与前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有着同样的追求，都描摹了一个较长时间段内的历史进程，但它们对于历史运行模式的认知结论已经迥异甚至相悖。在这些具有高度艺术力，对后来的历史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力的叙事文本中，历史不再被演绎为从低级到高级、从黑暗到光明的进化过程，而是被描摹为一个循环演变、意义阙如的历史圈套。如果要寻找一个简洁的句式来概括此种循环叙事，那么它就是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借助圣人朱先生之口说出的“历史就是翻鏊子”这一判断。事实上，“鏊子”不只是属于《白鹿原》单个文本的鲜明意象，也是这一类叙事的总体意象[1]。

循环论在历史小说中的复燃，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原因的关注和探讨。研究者认为，西方现代历史哲学在八十年代被大量引介到国内，八十年代特殊的意识形态语境，以及新的写作主体与经典革命小说写作主体之间的代际差异，是造成进步论叙事结构松动的三大主要原因。学术界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已经有许多成果，本文不拟再做考察。本文所关注的是，历史循环在叙述中是如何展开的。站在叙事学的角度，将历史进程描述为一个循环往复的闭合式线圈，如何可能？换言之，除了西籍译介、时代语境、代际更迭这些外部驱动力，历史循环叙事在文本中的实现还要具备哪些内部驱动力？本文认为，从叙事学的视角而言，中国当代历史小说中的循环叙事之所以可能，与叙事者对历史运行动力的理解、选择以及机制设置有结构性的关系。

历史演变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不同的认知将导向截然相反的历史叙事理念，并进而影响到叙事的方式。生命哲学认为，既然是理性造成了进步论，那么造成循环论的必是非理性。唯意志论者叔本华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支配和制约人们行为的那些必然性、因果性与目的性，不过是人们意志的外在表现。斯宾格勒则说，理性没有力量驾驭生命，理性被生命所统治，不是理性决定着历史，而是本能、宿命和意志等神秘莫测的非理性决定着历史。非理性让历史成为没有规律的、不可知的存在，它不存在乐观主义者所言的持久进步，也没有神学家预设的终极目标。在非理性主义观照下的历史叙事中，欲望被认定为推动历史进程的原初动力。

显然，当代历史小说中选择了循环叙事的那些文本，都具有强烈的非理性倾向。但是，叙事者选择欲望作为历史演化的推动力，并非就必定会导致循环论在叙事中的发生——当欲望被强调为一种正向力量时，它会使历史叙事走入进步论的话语范畴。只有当欲望的负面作用被强调，被放大，让欲望挣脱理性的规制，让欲望的“恶性”覆盖并进而消弭和取缔它的“善性”，历史才有可能被看做是一幅幅暴力与杀戮图景的重复。池莉、苏童、格非、刘恒、刘震云等人的新历史小说，正是从反理性与非理性的角度，极力托举“欲望恶性”，强化它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在《预谋杀人》《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大年》《苍河白日梦》《罂粟之家》等小说中，非理性的欲望被讲述为“纯粹之恶”，它永恒地附着于历史实践主体，控制着主体的每一次行为选择，从而让历史叙事脱离了进步论的话语体系，陷入复杂幽深的循环论阴影之中。

二 欲望动力机制与历史循环叙事的展开

考察新历史小说对非理性欲望的讲述，作为“纯粹之恶”的欲望主要是情欲、复仇欲和权力欲，小说家也正是将这三个面向的欲望当作历史事件的原发动力与过程演化的内驱力来展开叙事。在情欲、复仇欲、权力欲的始作俑下，历史失去了线性时间价值，历史的进程之路被扭曲、折叠，诉诸进步价值的时间维度被意义空缺的、循环往复的空间图景所置换。

某种程度上，复仇欲、权力欲可以视为人在社会生活中所习得的文化属性，情欲则是天生具有的自然属性。弗洛伊德主义认为，性本能与力比多对人类行为与历史实践产生着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文明历史就是情欲在压抑和升华之间不断转变的复杂过程。当小说家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去窥探历史生成的奥秘，情欲就被选择成为了推动历史运行的最本质力量，历史被导入循环的轨道。格非早期小说《大年》明确主张“情欲推动历史”，惯盗豹子之所以突然金盆洗手转投军队成为一名士兵，仅仅是因为他被地主丁伯高抓住吊打的时候看见了二姨太玫，女人美丽的身体激发了豹子的情欲。为了得到玫，豹子组建队伍，杀死了丁伯高。格非其他的小说如《迷舟》《湮没》《风琴》有同样的叙事处理机制，底层阶级的革命反抗动力被诉诸于受到压抑的情欲。在苏童的《罂粟之家》中，雇农陈茂参加革命的动机与豹子如出一辙。作为地主刘老侠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和二姨太满足私欲的泄欲工具，陈茂身体上的情欲虽然得到了释放，但心理上的情欲一直被压抑，他只是性欲的客体。为了真正拥有实施性欲的主动权，他参加了革命，对刘老侠实施了复仇，并奸污了刘老侠的女儿。显然，由情欲推动的历史演变，无法成为平等、自由、公正等现代话语阐释的对象物，因此一位论者批评到：“这种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变化是何种意义上的进步？”[2]诚然，一旦认定情欲是产生历史事件的原发动力，夸大情欲对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历史就只能被叙述为“情欲激发暴力，暴力实施杀戮，杀戮带来复仇”的循环往复。

在历史的运行过程中，暴力是无法否认的存在，阶级复仇必然要诉诸于暴力。但是，以暴力复仇来展开历史叙述并不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当历史目的被设定为“善”的实现，那么暴力就可以(并且总是)被讲述为通往非暴力文明世界的有效手段；暴力复仇的恶性一旦被“善”拯救，它立刻就被判定为一个可以赎回和净化的事物。这种进步论的逻辑在经典革命历史小说中是不陌生的，受压迫的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最终会得到释放，复仇成功之日就是革命胜利之时，暴力图景因为合乎历史进步的道义而被认可为正义的选择。只有当复仇被认定为历史进程的驱动力，历史叙事才会走入循环论；循环论倾向于取消暴力的可赎回性，在循环论者看来，一个暴力的出现只会导致接二连三的暴力，它不可能被救赎，也不可能有终止的时候，因此它就没有被道义宽宥的可能。池莉的《预谋杀人》正是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上开展叙述。小说对抗日战争至建国初期这一段历史进程的讲述，是由佃户王腊狗的个人复仇之旅来承载的。王腊狗一生的目标是杀死仇人丁宗望。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复仇，他选择入伍当兵，历经国军、共军等身份转换，不断寻找机会，却总是没有成功。他与丁宗望约定决斗，又被及时赶到的纠察队制止。到了土改时期，王腊狗试图借助土改工作队之手除掉丁宗望，却被查明真相。复仇无望，年迈的王腊狗只好寄希望于自己的三个子女。小说在开放性的结局中结束了对历史的阐释。王腊狗的上述复仇行为，分别在国共合作、抗日、内战、建国等重大历史时期中展开；显然，作者试图以个人复仇史的小切口来解剖宏阔复杂的历史演变，但叙述的效果是历史事件的进步意义被个人的复仇私欲吞没。对王腊狗来说，历史是停滞不前的，充斥在时间中的只有复仇；而每一次复仇的谋划、行动与失败，作为一种隐喻，则取消了它所对应的各个历史转折时间段的进步意义。因此，历史在池莉这里就成为了复仇的循环和循环的复仇，成了“谋杀—失败—谋杀”的同义反复，小说开放性的结尾将复仇冲动拖入无法终结的未来，将循环的虚无感漫延到无尽的后续时空中。

复仇总是与权力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复仇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改变复仇主体在权力体系中的不利位置。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正是糅合了暴力复仇与权力争夺两个主题的典型文本。与所有试图给予历史以本质化言说的小说一样，《故乡天下黄花》也设计了非常大的时间跨度，讲述马村从民国初年到文化大革命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故事。但是与正统的家国叙事、革命叙事不同，马村半个世纪的历史被叙述成了权力争斗的同义反复，各方势力为了攫取马村的话语权轮番上演毫无意义的混战。不论是马村各大姓氏之间的家族斗争、贫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马村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家国战争，全部被整合成了权力斗争这一话语模式。马村半个世纪历史的演变轨迹被叙述者解读为权力欲望所激发的暴力图景，马村的历史演变动力全部来自于马村人(马村的历史主体)夺取马村权力的欲望。在小说的第二章，不论是李小武、孙屎根还是路小秃，他们所代表的各个群体都与日本军队发生了战斗，按照进步论的叙事思维，该暴力行为应该被叙述为出于家国之恨的正义复仇之战，但在刘震云的笔下，李小武们伏击日军并非为了民族独立，而仅仅是为了在马村的权力斗争中能占据有利位置。正是因为宏大的家国、革命、阶级叙事被卑微的欲望叙事代替，马村的历史才被叙述成了毫无价值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人性中强烈的权力欲望和人对权力的嗜血追逐，是刘震云“故乡”三部曲理解与阐释历史的内核。在上述方法论指引下，家族斗争、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缝合为唯一的权力斗争，因此，“异性关系→同性关系→生灵关系→灵生关系→自我与合体关系等走马灯似的转换交替，也成了一场永无尽头，但却永在原地打转，永无新意的历史闹剧”[3]。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4]P233黑格尔“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的观念，被当代中国小说家拿来当作历史叙事谋求话语突破的方法论，欲望的杠杆被用来撬动日趋固化的正统叙事板块。在上文的阐析中，我们能看到欲望叙事这一动力设置对历史叙事文本的建构作用：正是在对欲望的凝视，对欲望恶性的强调和夸大中，历史被叙述为了同义反复的循环过程。

三 历史循环叙事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我们很难确定小说家立足于“恶的欲望”来展开历史叙述时，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持有“历史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虚无进程”这一悲剧性历史观。在一个以进步论和直线时间观为主流话语的科技主导时代，作为知识者的小说家彻底服膺于前现代时期的循环论，其可能性应该是极低的。当然，循环叙事过于强调欲望尤其是“恶的欲望”，“沉溺于对黑暗的渲染、陶醉于对残忍的想象”，是一种具有破坏性倾向的“异化写作”[5]。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新时代语境下写作者处理历史问题时试图突破原有话语体系的努力，应该看到各种欲望叙事与历史文本纠缠所带来的丰富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首先，循环叙事在八十年代末历史小说中复现，是写作者对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传统的主动接续。东方思维模式下的儒道佛文化体系中有着悠久的循环论观念传统[6]，从《易》的“五行相胜说”到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从孟子认为的历史五百年循环一次兴衰到汉代董仲舒的“三统三正”论，莫不如是。直至近代，龚自珍在评述历史时也认为历史是按照三个阶段循环发展的，即“据乱—升平—太平”或“治世—乱世—衰世”三个环节。中国的古典小说中更是历来就有“王朝更迭，治乱交替”的循环叙事结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长期统领着话本与长篇历史小说的叙事走向。历史在存亡、治乱之间周而复始，既是受到读者广泛接受的叙事模式，也是理解中国古典小说发展与新变的一个关键入口。八十年代末以来的历史循环叙事既承接了古典循环叙事的传统，又超越了它的简单化模式，具有更加复杂的叙事肌理，可以看做是古典文学传统的现代衍变。在此意义上，当代循环叙事是对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传统的一次回应，它将古典小说与当代小说勾连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文学整体。

其次，循环叙事深化了对人性欲望的认知，丰富了小说塑造人物的叙述角度。循环叙事总是以欲望作为历史演变的推动力，坚持从欲望角度对历史主体进行塑形，这是中国当代小说受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必然结果。弗氏理论关于人性的观点虽不乏偏颇，但自有其深刻之处，二十世纪现代小说遍布它的身影。对中国当代历史小说而言，弗洛伊德的欲望理论主要提供了深入人物意识与潜意识领域的路径，这在之前的历史写作中是很罕见的。正统历史小说强调客观的历史规律，强调历史重大事件对历史走向的作用，强调群体阶级之间的博弈，因此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忽略个体的独特性，而放大人物的阶级与社会属性，将复杂的个体简化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欲望叙事则让人物从正/反、善/恶、进步/落后的二元模式中挣脱出来，上文所述王腊狗、李小武、豹子、陈茂等形象既无法归类到某一阶级阵营，也不再是“正面价值”、“反面价值”的符码。循环叙事中这些游走在正邪、善恶交叉地带的灰色形象，是小说家努力拓展写作空间的成果。

第三，历史循环叙事张扬了叙事主体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体现了文学对现实的介入精神。通对中世纪神学的去魅，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开启了现代性的起源，人类进入理性主义时代。人们坚信，随着人的理性不断完善，随着自然科学不断发展，人文主义乌托邦必将得以实现。两百多年来，在理性趋向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人取代上帝为万物立法，建立自然和社会的秩序。但是“造物主与秩序精神在统治自然的意义上是相似的，人类与上帝的近似之处体现在对生存的主权中，体现在君主的正言厉色中，也体现在命令中”。“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7]P6在理性的独裁统治中，出现了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规模更大的世界战争、杀伤力更强的核武器、更灭绝人性的集中营、技术和工具的新统治、轮番上演的全球经济危机，在二十世纪打碎了启蒙思想家所设想的世界美丽图景。马尔库塞说，理性催生的工业文明造成了个性与自由的丧失，现代人被降低为“单纯的原子”；被“单向度的人”充溢着的社会，因为“反对派”的消失，它也成为“单向度的社会”。启蒙对神话的“去魅”，使得自身也成为了一个神话。在理性溃败的种种现实面前，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话语受到了强烈的怀疑和诘难，马尔库塞、海德格尔、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福柯等人的著作对此作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当这些西方反现代性的文化观念被引渡到中国，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集束式地出现于知识界，从文革十年中长大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异域文化的哺养中滋长了对历史进步的怀疑。透过驳杂的现实与社会问题的迷雾，他们发现“最根本的问题是现代性的问题，因为现代性当中存在着一种进步的危机”[8]P64。正是在启蒙理性走到自身反面的时代语境下，被进步论取代的循环论，在历史叙事中作为“复魅”的符号得到重新召唤。因此，在审美现代性的视野中，格非、苏童、刘恒等人从循环论角度展开的历史叙事，与其说是现代思想在文学实践中的后撤，毋宁说是现代批判意识在文学领域内的另一种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