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爱伦理批判与“西部”时代镜像的深度呈现——析巴陇锋的长篇小说《永失我爱》

陈振华

(安徽外国语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 231201)

长篇小说《永失我爱》出版于2016年，其创作可回溯到2000年左右，这部近60万字的文本是巴陇锋的长篇处女作。对于作家而言，长篇处女作多数是作家个人心灵史和个人生活史的双重呈现，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小说出版之时，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家雷达、赵学勇等人的赞赏。不过，在我看来，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发——由“个人”的心灵史和生活史上升为中国西部世界芸芸众生的心灵史和生活史，上升为对“西部”生活时代镜像的全面营构和精神面相的多维勘探。半自传或准自传的“个人”体验式视角，串结起“西部”生活和世界的林林总总。小说中既有现实生活的深度叙述，也有对特定历史阶段的审美批判；既有人性复杂性的幽微呈现，也有对情爱伦理的的批判性质疑，对恋爱心理的痛苦体验；既有“西部”地域文化风情的丰赡展示，也有对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既有对底层知识分子自身使命的自省意识，也有对生活世界的人文关怀；“哀而不伤”的情感基调，凄迷悲凉而不失昂奋的叙事美学，抒情性的诗学与青春气质让文本具备了深厚的艺术表现力。

一 情爱伦理的现实与历史文化批判

《永失我爱》首先是一部爱情小说。爱情是亘古不变的文学主题，爱情的悲喜剧在古今中外无数次地上演，对于爱情心理、情爱伦理的探讨历久弥新。仅就中国文学叙事而言，《诗经》中就有大量的篇幅歌咏素朴的爱情，开始的时候礼教对爱情的束缚还较少，爱情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自然生发。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辗转反侧，寤寐思服”“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等。后来逐渐有了父母之命和血缘伦理、社会道德的束缚，如“岂敢爱之，畏我父母……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1] P47。《诗经》以降，社会历史进入到了礼教时期，爱情越来越伦理化，青春自由的爱情被礼教体系所阉割，离爱情的本义越来越远，遂有了《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即便是才子佳人的模式，其前提也是落魄书生中了状元，如西厢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绝非才子佳人模式，而是他们在反对封建体系前提下的志同道合，在封建的思想体系里，他们的爱情注定是悲剧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民主、自由、个人主义等思想舶来中国，才有了《伤逝》中子君的勇敢：“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P176但子君的命运仍然没有脱离鲁迅先生的预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3]P158对于女性而言，其爱情的心灵史和精神史有太多创痛性的历史记忆……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传统的伦理基因有多么强大。巴陇锋的《永失我爱》中最深刻、最大胆、最富有批判精神的地方就在于作家敢于以主人公路明痛失所爱的爱情命运去探寻爱情的本质，去追索、质疑社会、文化以及血缘伦理对爱情的桎梏、禁绝与伤害。

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东南沿海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完成现代化的任务，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西部不少地区仍然处在愚昧、迷信和落后之中。路明本是中等师范学校毕业，靠着天赋和后天的勤奋，逐渐在新闻评论和文学创作领域崭露头角，成了石盘镇的青年才俊，其中篇小说《爱神之门》还荣获大奖，受邀参加全国性的文学年会。许芬则是镇上最美丽的姑娘，见识亦不凡，由于肤色白皙，人称雪芬。机缘巧合，路明和许芬在小镇相识、相知进而相恋。这是现代版的才子佳人，两人也是真诚相爱，本应喜结连理，奈何以悲剧结局，最终许芬嫁给了傻子胡龙。路明心灵遭受重创，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开始寻求“治穷必先治愚”。原来，许芬从小因为是多女户的女孩而遭到家庭遗弃，被抱养到许家，许家因许芬的“挡墙”得子后，又将许芬遗弃给了栗家。年岁稍长，许芬出落得姿色冠绝全镇，结果许家又后悔，又把栗婧儿要回，变成许芬。多次遭到遗弃的成长经历，对未成年的芬而言，其内心的伤痛、被遗弃感可想而知。她在内心极度渴望爱情，但当爱情真的来临时，她又极度的敏感和脆弱，这些性格的形成都与她童年的生活经历分不开。后来，因美色而被人争夺，养父母家又把她当作摇钱树。她选择抗拒，选择逃避，到职高学习，自己攒学费，出去打工养活自己。然而所有的努力在愚昧迷信落后的西部农村，其效果都微乎其微，许芬还是没有逃脱命运的魔掌。也有人将路明和许芬的爱情悲剧归咎于两人的自身因素：路明一介书生，爱情的理想主义和现实有很大的距离，他爱芬，但隐隐也感觉到他和芬之间好像隔着难以说清的东西。路明是很典型的思想大于行动的书生形象，从理论上他明白很多道理，可生活中他又不得不对现实做出妥协，他的反抗和决绝远没有程军彻底。细究起来，路明和许芬的爱情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唯美的、纯粹的爱情本身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坎坷的身世导致许芬对爱非常敏感；社会历史的世俗化功利化进程导致唯美情爱土壤的缺失；许芬和路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尤其在西部大开发，在家国情怀方面，许芬和路明还没有共同的人生目标；路明与知性达人Kathly、颜玉以及倪小伊等女性情感的多重纠葛，以及路明自身的犹疑、主观臆断和不确定性等等因素。当然还有血缘方面的原因：路明和许芬是远房堂兄妹。只是因为许芬从小多次被遗弃的命运导致在外求学的路明对许芬的身世并不知情，而周围的人或不知情或讳莫如深。这就不难理解许芬在《百年孤独》扉页上给路明的留言：“一个时代的道德，往往规定了这个时代一代人的精神犯罪。”作家的“残酷”之处在于，让路明和许芬在情爱之路上“沦陷”，在许芬或许知情的前提下两人发生了性关系。这无疑是两个人的爱(尤其是对许芬而言)在某些特定时刻超越了伦理道德的禁锢和束缚。如果就伦理而言，路明和许芬性爱关系的确立就是一种乱伦的行为，为社会道德和血缘伦理所不容。中国历史上“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和血缘伦理的泾渭分明，使得中国古代较少“乱伦”的文学主题。然就爱的本质而言，路明和许芬的爱是道德的，有价值的。横亘在路明和许芬爱情面前的是一个无法破解的伦理困局。如此伦理困境的出现，是由西部地区特定历史时期的落后、封闭、愚昧所造成的，小说最终的批判指向了社会现实层面与历史文化负面基因的顽固性遗传。

二 情爱心理的精微艺术呈现

《永失我爱》之所以引起强烈的共鸣，还源于小说对青春恋爱心理的精微传达，来自于对恋爱双方心理的复杂性、纠结性、悖谬性的精准呈现。“小爱神”在裁缝部的出现，拉开了路明和许芬之间的爱情帷幕，路明爱许芬清水出芙蓉的天然美，爱许芬超越一般女孩的气质和见识， 爱许芬纯真的品质。许芬则爱路明出众的知识和才情，爱路明不同凡俗的人生追求，爱路明充满正义感的优秀品格。他们的爱情是超越世俗功利的、唯美的、纯真的，是真正的两情相悦、心有灵犀，与经济条件、家庭关系、政治身份或社会地位无涉。也正是因为爱是如此纯粹，他们之间的感情才敏感脆弱，经不起社会、世俗、文化痼疾和血缘伦理等的禁锢和围剿。两人之间的相互爱慕在文本伊始就溢于言表，第一节《那时花开》安排了路明和芬在春天的相见。过了一段时间，路明知道了许芬就是自己曾经的学生栗婧儿，这给路明带来了无尽的苦恼，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感情又多了师生恋的伦理障碍。尽管师生恋在20世纪80年代的东南沿海已经不算太大的伦理禁忌了，但这里毕竟是相对封闭落后的西部。好在许芬用“friend”的称谓暂时化解了路明心头的伦理焦虑，同学程军等人也给予了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才让路明从师生伦理困境中突围。可见，路明对恋爱伦理的合世俗化、合道德化一直很在意。表现在情爱心理上，路明内心的激动、甜蜜、期盼总是伴随着各种焦虑：对伦理关系的焦虑，对许芬内心想法的焦虑，对社会世俗眼光的焦虑，自身恋爱处境的焦虑等等。许芬的恋爱心理则更加复杂幽昧甚至纠结悖谬。她对路明萌生爱意，是少女时代的芬对爱的美好追求和憧憬，这种爱应该是超越一切伦理、血缘的，就是爱本身，没有任何世俗的、社会的、文化的、血缘的和意识形态的负累。从学生时代栗婧儿就带着对路老师的崇拜和爱，这个时期的栗婧儿还不太懂得血缘伦理和师生伦理对情感的禁锢。爱意是自然而然的生发。后来裁缝店的相见进一步强化了学生时代的爱意，是真正爱情的诞生。这个时候的许芬还很年轻，也许还没有意识到社会、文化以及血缘伦理将会构成她和路明感情上无法穿越的厚障壁。因此，恋爱之初的许芬是快乐的，内心充满着甜蜜、娇羞和温柔，师生关系的伦理也被她巧妙地化解。后来，路明和许芬爱情的距离却倏近又倏远，从开始的明媚轻快逐渐变得扑朔迷离和凄迷凝重。他们的恋爱心理表现为期盼、焦虑、紧张、兴奋、甜蜜、犹疑、矜持、痛苦、撕裂、疼痛、忧伤、欲迎还拒、欲拒还迎……尤其是许芬，尽管小说都是从路明的角度来写许芬，但许芬的心路历程比起路明要更加千回百转。许芬的身世沉沦，落后愚昧、重男轻女的社会文化氛围，以及血缘伦理的阻隔，让路明和许芬的爱情之路愈加煎熬，也更为曲折坎坷。社会的、历史的、风俗的、地域的、文化的、伦理性的生活内涵和思想意识必然在他们爱情心理上有诸多映射，背负的越多，他们的心理负荷就越重。小说一方面从正面描摹路明和许芬的正常交往和约会，虽然次数不多，但每一次见面的心理描写都纤毫毕至地传达了恋爱双方的情感纠葛和体验。青春的相思，青春的相恋，青春的歌哭，每一次见面前的急切、怅惘，每一次见面内心的情感汹涌，每一次灵魂的深夜悸动都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得以展示，恋爱中的梦境也是白天心理活动的镜像映射和无意识显现。一方面，很多时候路明见不到许芬，关于许芬的现实情形都是通过其他人的转述完成的。如此，许芬的情爱处境经由他人之口成为另外一条叙事线索，或隐或显地折射出许芬内心的仓皇、凄凉和黯然。程军、周红、志宁哥、谢花等都给路明不同程度地带来许芬的消息，这样的消息看似支离破碎，但拼接起来，就是许芬较为完整的情爱心理历程和现实处境。另一方面，小说将路明和许芬的爱情心理历程置于更为复杂的情爱关系中观照，尤其是在路明身边有爱慕他的外籍美女硕士、总裁Kathly，有国家级希望之星知名学生诗人倪小伊，还有知性端庄美丽的颜玉。小说在路明的多重异性交往中观照他们的爱情心理。当然其间还穿插陶志和乔菊，周红和方芳，冰南和郑丽，程军和倪小伊等的情感纠葛或情感悲剧。多重情爱关系深入地揭示了人作为恋爱物种其恋爱心理的幽昧，尤其是程军对倪小伊用情之深，而倪小伊则对路明怀着美好的恋爱情怀。如果说志同道合的话，那么路明和Kathly则有共同的为西部大开发贡献青春和热血的目标和激情。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敌不过路明对芬爱得纯洁和神圣。当路明得知芬嫁给傻子胡龙的时候，他知道永远失去了他的爱人，他刻骨铭心的初恋。《永失我爱》是青春的情殇，是青春爱的祭奠。文本对两性之爱幽昧心理多重复杂性的描摹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对恋爱悲剧的历史文化成因与血缘伦理的审美批判则让文本具备了较宽广的人性与思想深度。

三 “西部”的时代镜像与精神面相

《永失我爱》是一部青春爱情小说，但远不止于爱情本身，它还是一部着力表现西部世界和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以西部大开发为背景，选取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段落，以甘肃陇东为轴心，辐射整个西部地区，对西部世界和生活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描写和多维度勘探。赵学勇教授敏锐地指出，这部作品在当代文坛同类题材中极为罕见。在笔者看来，就反映西部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这部小说确是一部反映西部世界的生活史诗，又是一部西部生活的心灵史诗。

(一)西部世界和生活的全面镜像与深度表现

小说以路明和许芬、Kathly、倪小伊等的情爱纠葛为线索，串结起20世纪末中国西部世界的整体生活。现实的丰富性、戏剧性往往大于虚构，在世纪末的西部地区，一幕幕生活悲喜剧在不断上演。据作家的创作谈和相关资料披露，小说中很多的事件、故事、人物都来自于生活现场，小说本身就深深地渗入了作家自身生活的经历。惟其如此，小说才在如此包罗万象的生活中驾轻就熟，找准镜像的角度和方位。西部的贫穷与落后，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但也是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由于干旱少雨，田地稀少，交通不畅，这导致西部长期的闭塞落后。小说中路明回到家里参加农业劳动的感受就能深切地说明一切：再怎么样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也难以改变农民的命运。贫穷落后必然和愚昧麻木相联系。缺医少药的现实，人们看病不去求医，而是寻求神娃的秘方和法力。迷信大行其道，严重干旱的时候人们凑钱求神降雨。村干部梁东等人则乘机敛财，胡作非为。穷山恶水也会出刁民，才会有朱欺天和他的老爹类似“碰瓷”的流氓行径。乡村教育颓败，许多校舍岌岌可危，无钱修缮。教师工资不能足额发放，缺斤少两，还经常拖欠。以小学郝校长、中学潘校长、镇教委黄主任为代表的基层教育官僚蝇营狗苟，考试作弊，沽名钓誉，明里暗里争权夺利，玩弄女教师的感情，所在单位出了问题他们带头推诿责任，甚至校长带头在国旗底下焚香祈福。相当一部分教师利用各自的关系能走人的尽量走人，包括素质不错的周红，只有少数如路明、程军等坚守着对教育的敬畏和责任。家庭教育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小解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富户，但家里面却放着黄色录像，孩子们睁大眼睛看着电视中的龌龊画面而不自知。从村到镇到县，裙带之风盛行，基层政治生态离民主法治的轨道还比较遥远。修路、种植经济作物的补贴，加大对西部教育的投入和各项利好政策，由于“人”的因素，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层层异化。凡此种种，西部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教育问题、基层政治生态问题、普遍存在的贪腐问题、政策异化问题、人情伦理问题都被作家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赋予了它们的全面镜像。五四以来的启蒙理性、启蒙现代性，仍然是“未完成的现代性”。小说的扉页上有这么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懂得如何解决问题是一回事，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实际解决这个问题又是一回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个过程。”[4]P1

(二)西部生活中“人”心灵世界的精神面相

如果说小说仅仅停留在问题层面，仅仅停留在经验主义叙事层面，那小说仅仅是西部现实的镜像叙事，还不能成为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研究文学出身的巴陇锋应该深谙小说的叙事哲学，警惕经验主义叙事的陷阱。他将现实丰富的生活镜像与生活其间的人的心灵内在裂伤相互缠绕，不仅写出了西部世界的生活史诗，也写出了人性的挣扎、沉沦与奋进，写出了他们心灵史的多重面相。小说没有采用启蒙视角，把广大的西部农村和乡镇生活写成一成不变的愚昧和麻木，而是将各色人等的人性沉沦和心灵挣扎放置于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去触及人性的根基和灵魂的底色。90年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深刻转型，社会历史的整体性裂解，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下降，社会历史与价值观的多元化日益凸显。这种情形之下，旧的价值体系坍塌了，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充分建构起来，加上世纪末的历史文化氛围，消费主义文化，拜金主义思潮的泛滥，社会历史处于相对失范的时期。这种历史文化氛围的影响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必然深刻地影响西部世界生存方式的改变和西部人心灵世界的变迁。其一，传统美好素朴的乡村伦理道德秩序逐渐式微，而迷信以及邪教思想得以在商业化的文化环境和信仰缺失的土壤上畸形生长。镇教委的领导为了提高会考成绩，唆使教师放松监考；农民也不再是一味素朴勤劳的形象，变得狭隘和急功近利，为应付上级检查，“杀硷畔”破坏生态；城原神娃传的碑文居然是正城县文化馆撰文刻石，村委会为其树碑立传；三下乡服务站就在神娃的旁边，现代迷信竟然和现代科普同台竞技并呈压倒性优势；神功等邪教组织迷惑人的心灵，让很多人深陷其中，婵娟等人受到极大的伤害。是非界限模糊，价值观天平倾斜，道德标准迷乱，传统的乡村伦理秩序式微，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必然投射到人们的心灵。其二，焦虑成了普遍的生存情绪和人们的心灵状态。普遍的焦虑则来自价值失范所带来的内心迷乱和无所适从。人们一面是对所谓的神娃的敬畏，一面是在拥挤的台下大打出手。只要稍微有点良知和义愤的人都会对生活现状深表忧愁焦虑。罗洛·梅说：“人类无法长期生活在焦虑状态之中，如果他不是朝着某种东西发展，他绝不会仅仅是停留在原处；这种被抑制的潜力会转化为病态与绝望，并且转变为破坏性活动。”[5]P134其三，欲望空前复活。欲望的空前复活是西部人们的心灵表征和时代印记。小说在《引子》中就已宣告：西部的春天已经来临。到处是类似“告别穷山恶水，还我秀美河川”的开发热情。西部落后、焦虑但并不沮丧，反而在时代背景下亢奋躁动。欲望的不知餍足也导致欲望对人性的攫取和心灵世界的占有。方芳的初恋男友对其“始乱终弃”，让方芳在感情的道路上受到重创继而放任自流；中心学校的校长和镇教委主任凭借手中的权力，肆意蹂躏方芳的青春；村干部抽取村人看戏的钱，满足自己的私欲。乡村黄色演艺班子横行乡镇，直接导致了倪小伊的英年早逝。历史与时代的欲望化和人性、心灵的欲望化辩证生成，完成西部的自我构形。其四，基层知识分子的精神守望和价值追求。与普通百姓生活的无望、无奈和得过且过不同，在广袤的西部，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希望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他们具有知识分子的精神守望和价值追求。路明和程军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路明出身农民，带着农家子弟的质朴、正义、韧劲走上了教师工作岗位，进而成为石盘镇教委的干事。看到乡村和城镇教育的颓败和广大西部农村的贫穷愚昧，路明内心充满焦虑，他一直凭借着自己的才华，秉笔直书，在报刊上呼吁对乡村及其教育的改变。在爱情上他也一直不忘初心，保持着对纯美爱情的理想和追求。他通过自己努力考取了L大的硕士研究生，利用工作之余和Kathly等人对西部进行广泛的调查，期待用自己的知识和才情对西部大开发有所贡献。他在永失我爱的人生痛苦中，果断放弃国务院新闻办的优渥工作机会，回到家乡，既是对自身的爱情悲剧的救赎，也是寻找灵魂的栖息之所，又是具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现实体现。程军作为乡镇教师的优秀代表，在乡镇教育颓败的历史情境下，不为所动，几十年坚持着自己的精神领地和心灵守望，对乡村教育乱象进行整治，对乡镇教育官僚的蝇营狗苟进行抵制，培养出了诸如倪小伊、屈才等优秀的乡村精英。《永失我爱》中，西部的生活世界和西部人的精神世界互为因果，彼此镜像，才辩证地生成小说较为深邃的艺术世界。

《永失我爱》是一曲“哀而不伤”的青春诗学，在焦虑、痛苦、凄迷的叙事氛围中仍展示出青春的昂扬、坚守和奋进。这是小说独具魅力的艺术格调和青春风采。整部小说情真意切，话语质朴，具备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穿透力。另外，西部独有的地域文化风情也呈现出历史的“景深”，这无疑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审美意蕴，增强了西部文学的特殊魅力。富有地域色彩的乡野俗语、俚语、熟语和生活场景，不仅直接将读者引领到90年代的西部生活现场，也让读者在这话语中感受到西部文化的历史底蕴。当然，如果从更高的标准来看，巴陇锋今后的西部叙事若要进入更高的境界还可以努力超越自己：进一步提升西部故事的叙述张力；西部叙事还可以在接通历史、接通 “存在”上着力，进一步写出地域的文化感、存在的历史感和现实的存在感；抒情性的现实主义创作还可以作“形而上”的提升，在经验层面的基础上增大想象空间，写出经验背后历史文化的纵深，进而写出西部文学乃至当代文学中堪称时代经典的作品。倘如此，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