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语言生态保护之路与语言保护制度优势

胡 伟，周 丽，许 媛

(1.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2.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22)

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十八大报告用整个第八章阐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十九大报告更是首次出现大量明晰、可操作的生态环境保护细节。文化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语言生态是文化生态的核心内容，语言生态文明建设是十八大、十九大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任务之一。国家、地方和各社会与学术群体都在加大对民族语言生态工作的投入，一系列政策出台，为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保驾护航。我们相信，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并贯彻十八大、十九大精神的中国民族语言生态保护工作拥有独特的优势。

一 生态语言学的概念与欧美的实践

“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由Haugen (1972)提出，他将其定义为研究特定语言与其所在的社会和自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关系[1]。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了语言学生态因素研究热潮[2-3]，同时若干相关网站建立，如语言与生态研究中心网站、生态语言学网站；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语言与生态科学委员会自1996年成立始每年召开会议，大批语言学家、社会学家、行为心理学家、社会活动家及政、企界人士活跃在会上，将生态语言学的跨学科性与应用性推到空前的高度。迄今为止，生态语言学研究聚焦在如下领域: 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4-5]、语言接触[6-9]、濒危语言的现状[10-13]、多语生态下语者文化认同研究[14-16]、濒危语复苏或已死亡语言复活的问题[17-18]。此外，皮钦语与克里奥尔语这样的混合语研究在欧美有着优秀的传统和成熟的范式[19-20]，混合语研究其实是生态语言学的“先行者”。近十余年，欧美的生态语言学新的增长点和热点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对此可详见戴曼纯(2012)[21]中的介绍)。

在欧美，濒危语言研究意在通过人工干预延缓或改变语言的消亡，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和方法[22]。 因此各国和联合国纷纷成立濒危语言工作机构，如联合国的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设在东京)、教科文组织通过联合国大会批准设立的“世界语言报告” 项目、美国语言学会的“保护濒危语言委员会”。欧美高校，尤其是有着优良语言学传统又有声誉与资金保障的高校，是推动西方语保和语言生态工作的重要引擎，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大学组建“濒危语言专门委员会”，英国的伦敦大学设立汉斯-劳斯濒危语言项目(HRELP)，布里斯托尔大学成立“濒危语言资金筹集委员会”。同时秉承美国结构主义土著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的传统，很多美国高校都设有濒危土著语的研究机构，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美洲土著语言研究会”，阿拉斯加大学的阿拉斯加土语研究中心。这说明欧美的语保工作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底蕴，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对当地语言保护与生态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指导，也被世界其它地区和国家广泛借鉴，使得欧美在这一领域很长时间都走在世界前列。

除了上述“学院派”的努力外，一些具有实干思维的学者和团体也将他们的学术研究与语言生态保护、监控的实践结合起来，相继建立了科学可行的语言活力评估和生态监测体系，其中，Edwards (1992)提出了一套包括3 类对象和11个参项的参项表[23], 联合国(2003)公布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报告确立了衡量语言活力与濒危状况的9 项指标, 并对各项要素分级描述。新的统计方法的介入，使得生态参数搭建更具科学性、演绎性，从而提升了监控体系的实用性。此外，欧美也最早启动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又一次引领世界潮流。我们注意到，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欧美发轫于比较历史语言学时代的深厚理论修养和浩瀚的学术成果积累，其中的理论和方法论视野在新中国早期的民族语言调研工作中有所体现，但在民族语言生态建设工作中体现的很少。

二 新中国的民族语文制度与工作

新中国一成立，我国的民族语言工作就进入了全新时代，因为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宪法规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这种国体带来的优势无比巨大，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真正体现民族自治、民族平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是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的7项“民族地方自治权”之一[24]。在具体落实层面，新中国人民政府主要在两个方面大力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与生态保护。第一，以文字为抓手，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充实其文字。国务院的前身政务院于1951年2月颁布《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明文规定要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问题。文字是维系语言最重要的力量，绝大多数语言消失都是因为没有文字。中央的少数民族语言工作可谓是“一出手就抓住要害”。此类文字工作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生态语言学”，这些政策和努力是国家新国体触发的天然觉悟。

第二，国家组织普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分布和使用，这也是善莫大焉之举。1956年始，国家民委和新成立的中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组织700多人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 到1959年共调查了1500多个点，填补了我国基本国情关于民族语言的空白。但这项工程更为重要的成果还是为新中国民族语言研究与生态建设培养了一批有能力、有使命感的人才，这些人又为国家培养了持续壮大的民族语言工作队伍，1959年《民族语文》的创刊更是标志着中国民族语言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科学和事业。更值得说的是，不少当地的民族青年由于与普查学者的接触，逐渐和民族语言事业结下不解之缘，自己为自己的母语著书立说，成为中国民族语言生态建设的重要力量，如成长为土家语言文化专家的田心桃就是代表。田心桃等的案例为我国民族语言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新思路，奠定了符合国情也有利于语言生态建设的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基础。在语言调查和保护过程中促进普通民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和语言生态意识觉醒，从而培养民族知识分子，这在西方是没有实现的。这是我国社会制度及其保障下的民族政策优势所带来的，离开这种特殊的制度和政策，少数或土著民族人士不可能成长为有成就的语言生态工作者。欧美活跃着大批理论及应用语言学家、生态语言学家，但基本见不到土著出身的。

改革开放到上世纪最后十年是民族语文工作比较繁荣的时期。1980年1月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制定的任务就是继续推行新创的民族文字方案，并敦促立法以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24]。80年代开始，一些民族区域自治机关也制定了相应的法规。50年代全国民族语言普查的成果集中于80年代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形式出版。丛书多次提到了民族语言接触和关系的事实，有一些语言生态观念的影子。80年代还见证了《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出版。90年代，国家民委和社科院组织调查了民族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小学双语教学、成人扫盲、广播电视电影等领域的应用情况。进入21世纪后，国家更是珍视民族语言资源，在全国范围开展语保工程，进行全面的民族语言的调查和数字化典藏。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生态语言学被引入中国，中国语保工作有了更多生态的视角和技术手段。

三 新世纪、新理论：生态语言学在中国

国内首提“语言生态”的是李国正(1987，1991)[25-26]，但如范俊军(2005)所言，李的著作未引起足够注意[27]。我们认为原因在于，李的语言生态概念与国外学界通行的概念有差异，被提出的时代也不是中国生态意识被唤醒的时代。文革结束到2000年期间，我国民族语言和汉语接触的研究成果并不少，但极少有从生态角度去探讨的。

21世纪始随着范俊军(2005)等对国外生态语言学的介绍[27]，语言生态、濒危保护等理念才被国内学界普遍接受。此后，不少语言学家积极思考中国民族语言生态现实[28-32]，并就我国如何实现良好的语言生态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和思路[33-34]。冯广艺(2011)探讨了语言生态与语言教育的关系问题[33]。戴庆厦(2006)提出语言“竞争”与“和谐”概念[35]，可视为一种语言生态观中国化的努力。青年学者则将国内语言生态研究从定性分析、人文反思上升到基于调查、数据采集与分析的定量研究，如王远新(2002，2004)定量分析了湖南城步、广东博罗与增城各民族语言、方言共处的生态形态和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36-37]； 张永斌(2011)对黔西北语言生活作了点面结合的调查和统计，并提出针对性的策略[38]。

这些理论工作为语保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其成果也很契合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在十八大召开前夕，“生态”就已成为民族语文工作者的某种自觉。在生态语言学的启发下，范俊军、肖自辉(2010)谏言国家要编制《语言普查工作指南》，建立分区普查工作站网络和培训普查人才[34]。2017年，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为了保证语保工作的持续性并监测工作效果，亟需构建动态的语言生态监测指标体系，以测评相关语言活力、判断个体语言和语言生态整体的发展趋向，这方面肖自辉和范俊军(2011)等做了积极的探索[39]。在活力监控的具体工作方面，许晋(2017)将评估方案落地，评估了内蒙古达斡尔、鄂伦春等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生态变迁与活力[40]。刘杨(2015)在生态视野下探讨了苗族大学生多语能力发展的多种路径，提出苗语主导型双语教育模式，以代替目前成效不大的平衡双语教育，然后利用苗族大学生的精英身份去“反哺”苗语的活力与社会认同[41]。

四 从对中国民族语言生态工作的误解到对西方生态语言学的重审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族语言生态建设迎来了新的契机，在文革之前打下的坚实基础上，有了更多更好的科学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如数字化技术在语保中的应用)，但另一实情也逐渐被全社会所注意和放大。那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大发展，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并高速地与世界文化趋同，城市的扩展导致现代文明日益渗入少数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前面引用的那些文献既是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成果，也无一篇不折射出民族语言衰变消亡的危机感和对目前某些工作疏漏的遗憾，如指出语保和普查工作缺乏过程监控和后期评估[39]。仅从文献上看，文革之前的民族语言工作基本没有语言生态概念和濒危感，那是因为当时普通话还没有被很好地推广，当时中国的民族地区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还很少。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带来了“异文化语言”的入侵，破坏了民族语言安宁的存活环境，普通话作为现代文明和强势汉文化的载体，无疑是这种“破坏”作用的主要“推手”。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现代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来检讨我国的语言政策与法规制度，尤其是检讨我国的推普制度与民族语言政策在执行层次上存在的“内在矛盾”，检讨建国初期民族语言工作中生态观念的“淡漠”。

但我国的推普工作与民族语言生态建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讲都是高度统一的，它们一同服务于维护祖国统一，服务于团结56个民族并肩迈向“四化”的大业。推普政策实施是为了让各民族建设者能保持良好沟通与合作，增强各族人民的国家意识和凝聚力；保障民族语言权利是维护弱势语言的活力与族群意识，维持语言生态的多样性与和谐。将两者对立，就是不公平地看待新中国民族语言工作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

从西方生态语言学视角审视我国民族语言工作的文章往往总结出“失大于得”的观点。但很多民族语言的“失”或衰竭是时代变迁的结果，并非国家制度与政策之过错。在文化经济剧烈交流的今天，语言消亡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生态语言学发轫的西方一样无法有效地加以解决。重新审视西方生态语言学，我们发现其“言大于行”的特点。西方生态语言学仍沿袭20 世纪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极具身心二元哲学思想的二分法研究传统[42]，所以西方大部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兴趣仍在“形而上”的层面，停留在为执政者提供理论支持的层面，对语言生态保护的实际担当反而很有限。有影响力的生态语言学家更关注生态隐喻[3，5]、生态批评话语分析[4]等课题，而这些研究与语言生态保护的实践是脱节的。

五 我国民族语言生态保护工作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

与西方生态语言学理论脱离实践的情况不同，我国的民族语言工作一贯注重调查、实践。我国的国体、制度与具体的政策法规符合国情，所以民族语言生态保护工作具有制度优势。这里说的制度归根结底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制度之下是政策，政策之下有法规，政策法规的背后是执行。我国的国体决定了我国各民族在接受教育等所有事务上的平等，这种平等表现为任何民族都有使用、学习本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力，表现为少数民族聚居政策，表现为民族语言政策的持续性与长期效益和对语言生态保护的长期、稳定的投入，表现为人才梯队。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媒体传播就是上述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

(一)民族地区双语教育

推普多被认为导致诸多民族语言濒危，在民族地区以普通话为主的中小学双语教育制度，更是被视为“罪魁祸首”。但事实是，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制度在同时促进推普和民族语言使用权的自治。推普是为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包括培养语文人才梯队，只有掌握普通话，少数民族青少年才能完成高等教育，用学得的知识来更好地维护母语的地位和价值。同时，实施民族语言教育让少数民族年轻人永不忘却或放弃母语及其承载的文化，这是最有效的保护民族语言的方法。在西方我们找不到为无文字民族语言创建文字并推广普及的例子，因为西方生态语言学仍沿袭“语言与社会及文化二分”的传统，因此忽视文字，不支持为无文字语言专设文字的努力。何况这项工作投入的人力财力巨大，周期非常长，在盛行多党制的西方缺乏政治保障。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教育资源必然向有产阶层集中，所以无法真正实现教育民主。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为各民族大学(学院)持续输送田心桃式的语文人才，这就是我国能持续培养壮大民族语文建设队伍的制度保障。有研究表明，小学和中学双语课堂的教师在使用民族语言和汉语与学生交流时，使用民族语言的频率更高(惠天罡2015)[43]。双语教育的意义堪比“扫盲”，扫盲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打破教育资源垄断和由此形成的社会阶层固化，实行教育民主。为少数民族实现教育民主，普通话教育有着“打破民族间的阶层化和不平等”的重要意义。同样，如前所述，我国一贯高度重视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文字的修建与中小学文字教育是这项工作的核心，一方面是因为让语者学会文字是保护其母语的最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文字教育本身就是在民族地区进行的扫盲战役。反观西方国家，它们没有这些制度保障，不可能批量培养出少数民族出身的生态语言学家或从业者。西方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基本都是白人即主体民族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这种视角下形成的成果很难有效转化为语言生态保护工作的实际方法或步骤。

(二)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媒体传播

说到西方语言生态工作的不足，D. Crystal也许是最敢于批评西方现行语保工作的生态语言学家。Crystal(2006)非常重视影视媒体对于语言生态维护的作用，但他对英国、荷兰等国制作发行的关于语言消失的电视纪录片非常不满，直言这些片子的创作动力完全是出于狭隘的眼光[22]。为何欧美媒体的眼光如此狭隘？因为它们基本上全是利润和利益为导向。利润是指票房和收视率决定的广告收入高低，利益是指欧美媒体离不开背后金主，基本上是为某政党代言，所以必须坚持某种政治正确。欧美媒体涉猎濒危语言，只是拿它来做政治噱头或工具。在我国，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媒体传播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国影视媒体只服务一个政党，反而具有独立性，即不会对利润、利益趋之若鹜。而且既然党中央的民族语言政策是正确的，党管理的媒体行为也自然不会“跑偏”。几十年来，中国影视界在促进少数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展示少数民族的语言、艺术、文化等方面以及唤醒社会对民族语言的认识与责任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广西有20多个县市设有壮语电视频道，广西全境都能收看壮语电视节目，这些节目是语言工作者和媒体人共同努力的结晶。电影方面，我国光在80年代就公开上映了近十部对白运用民族语言的电影，有些还很受欢迎，如《青春祭》(蒙古语)。进入21世纪，民族电影中民族语言使用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出现全部用民族语言或全部使用少数民族演员的电影。这些作品有：《诺玛的十七岁》(哈尼语)、《青槟榔之味》(黎语)、《寻找嗓嘎》(侗语)、《鸟巢》(苗语)、《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裕固语)、《益西卓玛》(藏语)等。这些电影在非民族地区受众很小，但仍被制作上映，从商业或艺术的角度都无法解释，只能从政治和民族的高度去理解。这在信奉商业准则或艺术境界的西方影视界，是很难想象的。

在我国，民族语言状况作为基本国情被重视和濒危语言保护工作都比语言生态研究更早提上日程，生态语言学是本世纪初“舶来”的西方理论，它的引入对我国的民族语言工作当然有益，但没有重要的影响，我国目前的民族语言生态建设是卓有成效的，这并不是得益于好的西方理论与范式，而是植根于建国伊始便确立的我国的国体和民族工作政策、教育政策及后来不断完善的相关法规制度。可以说，生态语言学在中国一定有广阔的前景，但这恰恰是因为我国民族语言生态建设有优良的制度作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