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福建巫觋的社会地位探析

林 希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马列主义教学部，福建 福州 350202)



明清以来福建巫觋的社会地位探析

林 希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马列主义教学部，福建 福州 350202)

明清时期，虽然福建官方重儒禁巫，但儒家思想主要浸润于上层社会，在下层社会，巫觋仍然在发挥其深广的影响力，而官方有时也需要借助巫觋或巫术来安抚百姓、安定地方。明清时期，福建巫觋文化与地域文化相契合，且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明清；福建；巫觋；社会地位

巫觋在现代人看来是迷信、愚昧，但在古代社会曾有着相当大的号召力，自周代巫职分化后，巫觋渐失政治地位，从此巫觋没入下层社会。即使如此，巫觋在民间的号召力依旧极强，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明清时代，巫觋仍在民间继续发挥其深远的影响力。探究巫觋在明清福建社会中地位，有利于了解当时福建社会的状况，是研究福建民俗、社会不可忽视的一条路径。

一 明清福建官府重儒禁巫

明代以降，由于朱程理学在南方社会广泛传播，儒家思想渐入人心。“自李道爱侯崇尚正学，禁止恶鬼，风俗人心，翕然一变；至朱晦翁避地至止，羲文周孔之道，洋溢溪山，理学文章甲于他邑；而忠孝义烈之风至明季而大畅。”[1]士大夫阶层浸淫其中，对巫觋、巫术嗤之以鼻，认为巫觋施巫术行诅咒，有违儒家教义。“喇嘛有咒诅之术，凡蒙古有所争斗，必令其徒诵之，时有验者，名曰‘黑经’。然其掌坛番僧往往自毙，盖邪术也。按汉武帝尝命丁夫人祀祠，以诅大宛、匈奴。北史，天竺有婆罗僧，善咒诅人，魏太武尝用之，盖即此术之滥觞也。夫以堂堂之国，不能以威德胜人，而欲仗区区之异术以压其敌，其志亦鄙矣。”[2]

不少农民起义军以巫术为名组织起义队伍，有些起义军主要领导人物即为巫师，因此士大夫们认为淫祀乃地方不稳，暴徒作乱的根源，主张严厉禁毁。“永乐十八年二月，蒲台妖妇林三妻唐赛儿作乱。自言得石函中宝书神剑，役鬼神，剪纸作人马相战斗。徒众数千，据益都益卸石栅寨。”[3]明永乐年间白莲教女首领唐赛儿就是利用白莲教在民间广泛的影响力，假借鬼神之名，组织起农民起义军。据明太宗实录记载：“赛儿，县民林三妻，少好佛诵经，自称佛母，诡言能知前后成败事。又云能剪纸为人马相战斗，往来益都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扇诱愚民。”[4]可见唐赛儿并非单纯的白莲教徒，而是能以占卜、能驱鬼神的女巫。另清乾隆时期的老官斋教起义，与上述的唐赛儿起义相似。老官斋教是白莲教发展到清代之后出现的一支分支，其领导人之一朱锦标之妻女巫严氏，即老官娘，与唐赛儿在农民起义军中所起作用相同，“老官斋一教，又与王大伦、并七道桥会内朱锦标之妻女巫严氏即老官娘，互相结联……女巫严氏，素能降神，又能舞剑召魔，遂以神道蛊惑愚民……正月十二日，女巫严氏降神，假托神忏弥勒佛欲入府城、葛竟仔等，各以神言煽惑同会……女巫严氏乘轿张盖，率众先驱，扛抬神像，跳跃而行，扮作迎神，贼众分起前进。”[5]从上可知在阶级矛盾激烈对抗之际，巫觋、巫术是农民起义领袖团结、召集起义军的有效手段，说明无论官方如何禁绝，上层社会如何鄙视巫觋，其在民间仍有很大市场。

对此各级官员多次上书指明淫祀、巫觋之害，请求禁绝淫祀，纷纷提出对策建议，限制巫觋的活动。“御史李逢辰奏请严禁淫祠邪说一折。国家祀典,自有常经,邪说诬民,本干例禁……苏州府城西十里楞伽山,土人立五通祠,前于康熙年间毁祠踣象,日久禁弛，赛飨如故。及女巫假托神语，按簿还愿，陋习相沿，不独苏州一府为然，不可不严行饬禁。着孙玉庭、韩文绮、即饬所属州县，将境内五通等淫祠，概行撤毁，毋任愚民赛飨结会。其女巫等并着地方官出示晓谕，责令该家长等严加管束。其一切创立邪说，哄诱愚民，烧香敛钱等事，随时访拏，严加惩治，以维风俗而正人心。”[6]又“闽省信巫尚鬼，迎赛闯神。前饬地方官实力查禁，其风已戢……偶逢时症传染，奸徒乘机敛钱，设坛建醮，抬像出巡。其费竟以千百金为计，不独废时失业，劳民伤财。即种种不法之事，皆由此起。现已痛切晓谕，并饬地方官，收土木之偶，投畀水火，倡言奸棍，严拏治罪，得旨嘉奖。”[7]官员们历数南方社会中巫觋的恶行：欺骗钱财、迷惑人心、劳民伤财，使得百姓不关心生产而为鬼神忙碌。可见其禁绝巫觋淫祀之决心不可谓不坚定。在官员儒生们的呼吁下，朝廷考虑到统治的需要，明太祖朱元璋“禁淫祠制”，清康熙二十五年“敕直隶各省、严禁淫祠滥祀”[8]。然而国家并非禁绝一切祭祀活动，而是将神祗分为正统与淫祀，未被列入国家祀典的巫觋被所谓正统社会所抵制，甚至受到打击取缔。

二 明清两代巫觋与官府的关系

虽然明清两代官府禁绝巫觋淫祀，但却屡禁不止。清代查慎行《福州太守毁淫祠歌》:“愚甿致贫盖有术，祈福淫祠亦其一。八闽风俗尤信巫，社鼠城狐就私暱。巫言今年神降殃，疠疫将作势莫当。家家杀牛磔羊豕，举国奔走如风狂。迎神送神解神怒，会掠金钱十万戸。旗旄夹道卤簿驰，官长行来不避路。忽闻下令燔妖庐，居民聚族初睢盱。青天白日鬼怪遁，向来祇奉宁非愚。嗟嗟千年陋习牢相纽，劈正须烦巨灵手。江南狄公永州柳，此事今亡古亦偶，独不见福州迟太守。”[9]材料中可见巫觋之言在民间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就算是官府也无力干涉。

究其原因，可归于福建地理特点：“八山一水一分田”。由于山水的阻隔，儒家思想在广袤的乡间山区中，特别在没有接受教育的普通平民农户间影响还是十分有限。再加上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下层百姓要向大自然讨生活，生活艰辛无保，且世代都难以改变此生活状态，就更加相信鬼神、巫觋的力量。罗荣记曰：“邑依万山中，延袤各四百里，民无末作，勤生于田，因地卑高而丘堘之，虽层峦迭巚，泉可引溉，盈尺不遗；惟地衍田广，林箐蒙密，邻封流转之民，于是为归，逋逃不逞者亦间厕焉。古田建治山陂渐平处，无舟楫之通，民务稼穑，鲜逐末之利，昔号‘力田近古’，信然；而信巫好斗，则沿染使然也。”[10]因此，巫觋在下层社会中难以被根除，往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虽然上层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十分看不起巫觋、巫术，要求禁绝，但在遇到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地方官府却不得不依仗巫觋在民间的威信，以维持地方的稳定。

如遇到威胁到生产的旱灾水灾，且灾情严重的话，明代的地方政府为了表示体恤爱民，一般会请来受百姓认可的巫觋。“大旱祷雨。万历乙未夏秋，闽省大旱，官府令诸乡村作土龙捕蜥蜴祈雨，富人闭粜索高价。陈幼孺有祷雨谣云：祷雨祷雨，土龙背裂蜥蜴死。贫民挝鼓好吁天，渊中老龙不得眠，师巫禹步走田野，唇焦面赤喉生烟，东邻富儿检厢籍，陈陈尚有三年积，但愿粟价十倍售，何必年年是丰日。贫人吁泣复怨嗟，火云祈得红如霞，王无灵天帝远，巫师渐次逃还家。土龙前致富翁语，旱贫人不旱汝。”[11]由此可见，首先，祈雨活动不是巫觋自主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在大旱之际政府官员为了表示勤政爱民、忧民之忧、为民谋福，组织祈雨是政府的责任；其次，政府之所以组织巫觋祈雨，并非是认可巫觋的政治地位，这与原始宗教中巫觋之所以能主持祭祀活动是因为其崇高的政治地位不同。巫觋在这场祈雨活动中被请到各处作法祈雨，是因为大旱日久，官府主导之下的祈雨活动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百姓焦灼痛苦，而巫觋所谓的祈雨祭祀似乎是最后的可能奏效的办法。巫觋正符合了这种社会心态。第三，在祈雨活动中，富人对政府组织祈雨、对巫觋施法向天祈雨丝毫无敬畏之心，加之最终巫觋的祈雨活动并没有带来解旱的大雨，这些说明在一部分人看来原本神圣、不可亵渎的神灵与巫觋，与现实的利益相比已显得微不足道了，巫觋的权威性取决于是否能给人带来金钱上的利益。巫觋最终走下神坛，神圣不再。然而在民间由于普通穷苦百姓生活困苦，容易在迷信宗教巫术中找到寄托，加之其文化水平低下，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小，因此巫觋在民间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与明代相比，清代祈雨活动中的巫觋与官府的关系却迥然不同。在清代民间对巫觋深信不疑的基本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一些不法的巫觋就利用民众尚鬼信巫的心理，而趁机敛财。“闽省风俗，尚鬼信巫。偶遇雨旸失时，遂有无藉之徒，意在敛钱肥已，因而诡称某处神佛灵应，聚众迎赛，或将神像抬至街衢，挟令地方官、跪拜迎送。种种恶习，殊属不经。”[12]因此清乾隆皇帝特下谕旨：“凡地方遇水旱，自督抚大吏，以至州县有司，固当竭诚致祷明神，为民请命。岂有棍徒藉名聚众抬神，挟持官长，因而召争起衅，滋生事端，甚为风俗人心之害。此风断不可长，嗣后着严行禁止，倘有违犯，即照律治罪。地方官倘或悠忽从事，姑息养奸，即着该督抚参处。他省或有似此恶习者，着该督抚一体办理。”[13]由此，地方巫觋彻底脱离了与政治有关的活动，这类与生产有关的祭祀活动全部由地方官员代劳。“龙虎斗：咸丰壬子夏，旱。王春岩制军懿德以虎头整骨投南台江，即志言越王余善钩白龙处，至今犹传为龙宅也。寅日辰时所投，未刻果大雨，人咸异之，时称为龙虎斗。按此即东坡诗所谓“起伏龙”也。叙云：‘徐州城东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与泗水通，增损清浊，相应不差，时有河鱼出焉。元丰元年春，旱，或云置虎头潭中，可致雷雨，用其说作《伏龙行》。’施宿注《尚书故实》，南中久旱，以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数人牵掣不定，俄顷云起，雨水随降，龙虎敌也，虽枯骨能动之如此。刘禹锡《嘉话录》亦云：‘以虎头置龙潭中，威猛相击，其势必斗，则可以致风雨，或遇水旱，为之有验。’此法盖在唐时已然。用寅日辰时亦本东坡诗自注，是月丙辰，明日庚寅，辰寅龙虎也。按福州南台闽越王庙，有井深不可测，相传有龙居之，投虎其中，立致雷雨，春岩制府即祷于此。”[14]与前代不同，原本祈雨这类与上天沟通、有政治意味的祈祷活动，不可或缺的主导祭祀的巫觋不见了，反而是由制军这一类地方管制军事的总督去效仿远古巫术。统治阶层有意将巫觋摒除在祈雨这类有政治含义的祭祀活动之外，改由政府官员主导，这表明巫觋失去了影响政治的最后阵地。

明清两代福建巫觋的政治地位都不甚高，但我们可以看出仍有一些不同，即明代巫觋在地方政府的委托之下，仍然可以是祈雨祭祀活动的司祭者，而清代的巫觋由于其有一些招摇撞骗、骗人钱财的不法行径，被统治者所严厉禁止，甚至取消了其参与祈雨祭祀的资格，说明在清代政府大力打压之下，巫觋的政治地位下降得尤为严重。

即便如此，在南方巫觋之术仍大有市场，人们往往会在紧急无援的绝望时刻，转而迷信巫觋。明清更迭之际，在粤东潮汕地区退守孤城的郝尚久虽是河南人，但在南方征战多年，似乎受到南方巫觋文化的影响，在反清战争孤立无援之际，也开始笃信巫觋巫术，后因此疏于防备而被破城，最后自杀。“尚久见围紧援绝，惑信巫术。而巫者每降神语：‘自当佑庇’。会天雨暴涨，尚久虞灌城，请于巫。巫者降神：‘当用大铁锁数百斤锁蛟龙，则安’。尚久立令制造铁索。巫曰：‘神退’。诸巫让之曰：‘何事不可言，而言此险语？汝当自下海，勿累他人’！铁索成，尚久鸣锣击鼓，与诸巫送前巫者沈之江。顷而起，尚久见，令人救之，侥幸不死，愈深信惑，遂疏提防。亲信领旗王安邦见尚久昏迷邪术，不亲军旅，忖其必败，密遣人投降。”[15]另外甚至一些读所谓“圣贤书”的士大夫，也对巫觋十分迷信，“今吴俗最称信巫尚鬼，士大夫家，奉斗扶乩，持经礼忏，晓夜唪诵，恬不知怪。正学之所以不明，世教之所以日趋于敝也，非此故欤。”[16]可见无论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如何严厉禁绝巫觋，在没有改变巫觋生存的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其效果仍是十分有限的。

三 结语

明清两代，随着儒学渐为正统，巫术被认为是淫祀，统治阶层认为巫觋不利于封建统治，巫觋不再被统治者所认同，甚至被严厉禁止。这也是导致在国家认可的正祀中只有受国家正式敕封(如女神妈祖等)，而参与国家正祀司祭活动的只有官员而没有巫觋的真正原因，说明巫觋的政治身份和地位是国家权力所赋予的，并非独立存在。而在民间情况则完全相反，尽管明清两代都对巫觋及其活动十分鄙夷，但是巫觋文化却和福建的地域文化相契合，甚至主张禁绝巫觋福建的官府和鄙视巫术的士大夫在面临困境时，仍会求助于巫觋，于是巫觋虽然在明清时期在上层社会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却在民间找到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也正说明了文化的延续与流传，需要根植于广阔的社会土壤，迎合社会需求的文化往往极具生命力。

[1][10](清)辛竟可.古田县志(乾隆辛未版)[M].福建省古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1987.

[2](清)昭梿.黑经[A].啸亭杂录(卷10) [C].何英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清)张廷玉.列传·63[A].明史(卷175)[C].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

[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太宗实录[A].明实录(第14册，卷222 )[C].1962.

[5] 高宗纯皇帝实录(5)[A].清实录(第13册，卷309)[C].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宣宗实录(2)[A].清实录(第34册，卷309)[C].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高宗纯皇帝实录(10)[A].清实录(第18册，卷781)[C].北京：中华书局,1986.

[8]圣祖仁皇帝实录(2)[A].清实录(第5册，卷126)[C].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清)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2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 (明)徐火孛.榕荫新检(卷16)[A].福建民间信仰源流[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12] [13]高宗纯皇帝实录(4)[A].清实录(第12册，卷303)[C].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清)周亮工.闽杂记(卷1)[M].施鸿保，来新夏，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15](清)江日升.台湾外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16](清)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礼政十六·正俗下·皇朝经世文编(卷69)[A].魏源全集(第16册)[C]. 贺长龄辑，魏源编次，曹堉校勘. 长沙：岳麓书社, 2004.

(责任编校：简小烜)

Analysis of Wizard’s Social Status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Fujian

LIN Xi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Fujian 350202,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though Fujian stat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fucianism and banned the Wizard, Confucianism mainly infiltrated in the upper society, and in the underworld, the wizard was still in play to its widespread influence. The official also needed the help of wizard or witchcraft to appease the people and the local place sometimes. This phenomenon indicates that the wizard culture suited Fujian regional cultur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acquired larger development spa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ujian; wizard; social status

2016-08-27

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福建、琉球女神信仰研究”，编号：JYTJQ201502；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闽台传统社会民间信仰疗法探析”，编号：JAS160727。

林希(1980— )，女，福建福州人，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马列主义教学部讲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古代史。

K248；G127

A

1008-4681(2016)06-007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