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试析章学诚《文史通义》反映的治学思想

万 蓉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上海市普陀区业余大学，上海 200062)

章学诚(1738－1801)，清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他所著《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反映了章学诚诸多方面的治学经验和思想，对历史编纂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世所公认的章学诚论学的核心内容，即以学术史研究的眼光从事校雠学，而不仅仅囿于文字的考订。这也是古代学术影响最大的一种方法论。在这样一个整体思想的框架下，章学诚还提出了许多为学的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其中特别是《博约》篇中提出的“学贵博而能约”的思想，值得我们注意。

一 “博约”思想的内容

在《博约》的中篇中，章学诚说:

“博学强识，儒之所有事也;以谓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名有由立，非专门成学不可也，故未有不专而成学者也”［1］。

这一段话精辟地概括了博学和专精的关系，提出了一般知识与专门研究并重的治学思想，此处的“博”，意为渊博，即广泛的游览、系统的涉猎;“约”意为专精，即在广泛游览的基础上，选择一个领域作深入的研究。要做到“约”，首先要有渊博的知识作为基础，这里体现了“博”和“约”的辩证统一关系。

首先，“博”和“约”是辩证统一的。

“博”的目的应该在“约”，为约求博，体现了明确的目的性;反之，约也只有在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要成专家之学，必然要有渊博的知识为基础，有了丰富的学问，才能择一而专。所以这二者在治学过程中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有了渊博的知识，才能于其中选择一项，精而专之;有了博览为基础，才能上升到专精。

其次，“博约”的精义在于有所见而成专家之学。

章学诚的立论针对汉学的流弊，他认为治学者如果没有专门之攻，没有专长，则不足以谈学问，因为他不能深入;而没有普遍的知识，也不足以谈学问。他把那些贪多求全，不知选择，过分重视旁征博引而炫耀学问之富的人称为“贱儒”、“俗儒”。正是针对这样一些学者，章学诚提出“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2］的主张。其实强调的就是要有自己的专门之学，而不能漫无目的地片面追求博雅考订。

《博约》中认为当时流行的“举业所以觇人之学问也”，是“《(礼)记》所谓博学强识以待问也”，认为“宁得不谓之学问欤”?［3］即这样的学习根本不能称之为学问。这里所说的待问之学批评那些博览群籍而不加精研者，仅能提供查考功能，这正如字典辞书，如无人提问查考，则所学无用。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此等学问恐更无用武之地了。

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章学诚所提倡的广泛的涉猎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全盘皆收，而是有明确的原则的。一方面，广泛地学习应当有着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学海无涯，“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4］，那么如果我们如果不加选择，将会勉力终生也未见能有所见树。另一方面，这种目的性和方向，指的就是广泛地学习与专业性的探讨之间的内部紧密联系。在《假年》篇中，章学诚生动地将学问与人的身心的关系比作人饥寒时对衣食的需求。其目的是为了实现饱暖，而非吃尽天下食物，穿尽天下衣服。所以:“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5］。此处即可理解成治学的要义在于寻求适合自己的“衣食”，又说“古人所谓贵博者，正谓业必能专而后可与言博耳。该专则成家，成家则己立。”［6］这里强调的就是学者主要致力之处仍是一个集中的方向，然后实现“学必有所专”，是强调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章学诚所谓的专门之学，决不仅仅指“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的因名气而成为专家的人，而是能够在相应的专业领域有自己的思考，能出一家之言，成一家之学的人，即“独断之学”。章氏认为朴学大师戴震的成就决不仅仅是考据:“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时人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7］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章氏把典籍和学术分为“比次之书，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提倡“多闻而有所择，博学而要于约”，并品评马端临《文献通考》的成就比不上郑樵《通志》，原因在于郑著“足以明独断之学”［8］。可见学问不管以何径入门，其最终的落脚点都在成专家之学上。

再次，实现“博约”的途径在于“通”。

有人认为章学诚强调的专门之学，会影响对知识的整体认识，特别是对“道”的整体感悟。章学诚就这一点也作了清晰的论述:后儒所重视的义理考据辞章，是主要的从事学术的路径，而因着学者精力和生命的有限，必将在浩瀚的知识之海中有所选择，这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情。而学有所专就是将专于一家之学和暂缓其他知识的学习相调和，把当下主要的精力放在某一专门的学术领域中，而这并不意味着对整体知识的放弃，反而在专门之学在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实现知识门类之间的互通。在《横通篇》中，章学诚提出了“通”，以道路为喻，认为“四冲八达无所不至”、“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通”，即既能达于大道，又能得以贯通。因为能达到大道，是以能成就大学问;为能得以贯通，故能成为专家之学。在《辨似篇》中，章学诚又将做学问的方法作了具体阐发:“理之初见，毋论智愚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非再三之力转不如初也!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后复得初见之至境也，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9］强调学问的取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将“初见”与“再思”、“三思”结合相通，才能及于大道。他还强调要如孟子般“善学孔子”而和孔子不雷同，即是因为有所见，亦是因为能得通之精义:

孟子善学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义。夫子为东周，而孟子王齐、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10］。

所以博和约互为前提，互相促进，这才是章氏治学之道的精髓所在。同样，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章学诚才批评戴震的训诂、制数之学，提倡学术方面要实现多元化，而不能单以一种治学方式来评价学人，即不可认为“舟楫以入都，而谓陆程非京路也”。在这一点上，章学诚与黄宗羲的思想是相通的。

二 “博约”思想的来源

章学诚的这一主张前人早有论述。孔子曾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孟子·离娄下》亦有“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约之”之句。《荀子·大略》:“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则是从反面提出仅博览多知而无专精之学者非君子之友。章学诚在《博约》篇中批评“苏氏之类求，韩氏之鉤玄提要，皆待问之学也，子谓不足以成家矣。”然而，韩愈在《进学解》中除了主张“提要钩玄”，还指出了“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由博返约，以约驭博的问题，指出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苏轼也说过:“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同样注意到了“博”和“约”之间的关系。韩苏的散文创作实践以恢复先秦两汉古文为倡导，却充满了创新，特别是苏轼文赋的艺术成就，可以说达到了唐宋古文对前代文体继承和革新的成就顶峰。

浙东学派，是在对乾嘉学者治学方式的批评和矫正中发展和兴盛起来的。从学术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当时的浙东学派，正是非常重视建树独创精神的专门之学的，他们自成一家，贵有独创精神。例如一代大师黄宗羲对古往今来之学、上下天文地理之识，无不精研。但他学术上享有盛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他的学识渊博，更重要的是他的独创精神。最典型的是他的《明儒学案》开创了我国学术思想史编纂的先河，成为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开辟了中国史学史的新途径;而其《明夷待访录》一书，更是当时具有先进启蒙思想的杰出著作。全祖望一生的成就也主要在史学方面，他续黄宗羲之作而编的《宋元学案》，在体例和组织上都比《明儒学案》有重要发展，体现了他的独创精神与专家之学。可见，清代浙东几位大学者，都是各有所长的专门名家。

仓修良先生认为:“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11］。章学诚所撰述的《文史通义》和《校雔通义》二书，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体现了博学与专精的完美统一。现代著名学者郭绍虞的概括也充分体现了章学诚学术宗旨的这一特点:“章氏之学，以识见长”，“能见其大，所以不局于一端，举凡昔人所谓经学、理学、心学、文学之分而综合为一;能见其精，所以仍贵专门，虽合昔人德行、文章、经济、事功诸学而自成一家”［12］。即章学诚的学术成就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既体现了综合的知识涉猎，又贵在专门。章学诚曾说:“浙东贵专家”［13］，他自己身体力行，在如何建立专家之学上深有体会:

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于货殖，居布帛者，不必与知栗菽，藏药饵者，不必与闻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阙于衣材，售药而或欠于方剂，则不可也……夫学必有所专［14］。

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15］。

三 “博约”思想的意义

“博约”思想所体现的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其科学性。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正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早在先秦时期，《庄子·秋水》中便以河伯和海神对话的寓言揭示了这一道理:“宇宙是无穷，人的认知是有限的”。正因如此，求取知识就不能无边无际，如欲以人有限的生命而阅尽无限的书籍，便是不自量力，便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而，博览书籍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专精服务。因而学问之归宿应在成一家之学。那么，如何可成一家之学呢?当然在创新和独见，而如需有独见，则更要有博览群书的功夫和积累。这种广博的阅读常常要越出所攻专业之学的范围，实现“博杂”。所以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博杂》篇中提出，博学是学术的要义，并以“张罗求鸟”为喻，指出治学者目标不能过于狭窄，要像张网捕鸟一样广泛地涉猎，这样才能具备坚实的知识基础，从而厚积而薄发。这也是求知的第一个阶段和重要基础。

北京大学教授钱志熙认为“发生于南宋而成熟于明清之际的浙东学派……导出了成熟形态的史学与文献学，标志着中国近世学术的独立……至明清之际，在与南宋浙学差不多相同的地域内，再次产生了后人称为浙东学术或浙东史学的一个地域性的学术流派，其影响直接贯注中国近现代之际的学术，被视为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之前性质最成熟、自觉的传统学术。”［16］这种学术上的真正独立、成熟和自觉，其实和章学诚所总结的治学思想是直接关联的，正是这种“博学于文，约之于礼”的治学思想作为基础，才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浙东学术成果。

对于我们今天的治学而言，处理好“博”和“约”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中国曾经拥有过大师巨匠式的人物，他们不仅“专”，而且“博”、“通”。很多大师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都有较大成就，例如作为大作家的沈从文，研究古代服饰同样独树一帜;钱穆先生是史学家，他的《中国文学论丛》也是精彩的著作;大师季羡林更是学贯中西，精研多个学术门类。然而对于大多数学人来说，这样的境界当然可以心向往之，却不可奢望一蹴而就，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无业不攻，似乎什么都感兴趣，但是什么都走马观花，则有好高骛远之危，难以体会到学问真正的乐趣。

章学诚在谈博学与专精的关系时，并未清楚讲述如何选择专精领域的问题，而在当代社会，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学问来说尤为重要。我们要结合个人兴趣能力和时代的需要两方面来进行选择。在读书过程中，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则既要汲取朱熹所言“读书须是专一。读这一句，且理会这一句;读这一章，且理会这一章。须是见得此章彻了，方可看别章”的要求，也要学习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精神。有心治学者可以注意结合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对跨学科的内容作一些学习和研究。对研究者来说，这样可以丰富知识、开拓视野，同时也能够有方向地向较新的，自己原来不熟悉的领域探索，这应当是治学的有效门径之一。

［1］［3］［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5］［6］［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假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10］［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辨似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第四篇第二目)［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13］［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家书(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钱志熙.论浙东学派的谱系及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位置——从解读章学诚《浙东学术》入手［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