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语境下的兴女学思想探赜*

陈文联，桂运奇

(中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3)

维新语境下的兴女学思想探赜*

陈文联，桂运奇

(中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3)

19世纪70年代，以郑观应、王韬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面对民族危亡，提出了一些兴女学的思想和主张，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关注女子教育的思想家;甲午战后，以康梁等为首的男性精英们推动兴女学思想继续向前发展;进入20世纪，早期知识女性们的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并试图从自身经历出发解读女子教育问题，标志着维新语境下的兴女学思想达到了高潮。

维新语境;兴女学思想;女性先觉者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妇女一直被视为“难养”的异类而加以歧视。“女子无才便是德”一直是中国封建纲常礼教的重要一环，受这种女性伦理的桎梏，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专门的女子教育机构。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伴随着西学东渐对传统封建文化的猛烈冲击，女子教育也随之出现新的转机。

一 早期维新派:维新语境下兴女学思想的萌动

19世纪70年代，以郑观应、王韬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开始活跃在近代社会舞台上，他们中多数人对西方世界有较多了解，要求以西方社会为参照，以挽救国家危亡为目的，以提高女性切身素质和能力为重点，提出了一些兴女学的思想和主张，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关注女子教育的思想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朴素的教育平等思想。早期维新派往往是从同情女性等方面来论及男女教育平等问题，缺乏科学、理性的理论武器作为思想依衬，呈现出朴素的教育平等观。郑观应严厉批判重男轻女、溺毙女婴等封建妇德，指出“不论男女，皆父精母血妙合而成。”并诘问，“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1]同时，他盛赞西方国家“无论贵贱，男女自六岁后皆须入学”[2]的教育平等景象。陈炽说“古人立教，男女并重，未尝有所偏倚于其间”[3]，后来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作祟，使中国广大妇女丧失了受教育权，沦为对国家、社会无用的“弃民”。他指出只有通过“设女学、兴女教”，大力发展女子教育，才能使广大妇女成为有用之人。宋恕认为妇人不学，只能终日生活在愚昧、奴役之中;至于现今社会女学受到压抑、女子绝少识字的局面，都是封建纲常伦理限制、奴役女性的结果[4]，当前我国应效法日本，男女一体实施义务教育[5]。反映了朴素的男女平等教育思想。

其二，大力宣传西方女子教育现状。早期维新派中的多数人对西方世界有较多的了解，他们或考察留学、或经办洋务、或担任公使，在认识到女子教育与国家危亡之间的密切关系后，他们很自然地会通过宣传西方女子教育现状来推动国内女学的发展。郑观应写到:“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术等等……虽平民妇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书文明道理”，而且“无论贵贱”，“不入学者，罪其父母”[6]。王韬提到英国“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7]。陈炽认为“泰西风俗，凡女子纺绣工作艺术，皆有女塾，与男子略同，法制井然，具存古意。故女子既嫁之后，皆能相夫佐子，以治国而齐家，是富国强兵之本计也。”[8]由此可见，早期维新派从西方国家兴办女学的举动中受到了有益启发，觉察到中国女子不受教育是造成国家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浓厚的传统教化色彩。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大都认为母亲对子女的启蒙和教导要重于父亲，而女子若能够通过教育达到纺纱精妙、书算通明，就可以相子佐夫，不致虚靡坐食;在女学内容上，他们认为也只能是以传统女学为主，西学为辅，因而其女学思想显露出浓厚的传统教化色彩。郑观应强调女性通过教育可以“纺纱精妙，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靡坐食。”[9]宋恕认为“人之生也得母气居多，其幼也在母侧居多，故使女人皆读书明理，则人才、风俗必有大转机。”[10]至于女学内容，郑观应主张“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诸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11]

早期维新派的兴女学思想，既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兴起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同时也开启了维新时期兴女学思想的萌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妇女的启蒙。然而，其兴女学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亦是明显。首先，包含浓厚的封建性。早期维新派主张兴女学的目的是把女子培养成贤妻良母，而女学的内容则只能是以传统女学为主，西学为辅。其次，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他们大多数人对西方资产阶级女子教育、政治学说还不甚了解，还不能用天赋人权说作为认识男女教育平等的理论武器。

二 维新志士的呐喊:维新语境下兴女学思想的形成

1894年甲午一役，我泱泱中华竟被“蕞尔岛夷”的日本所败，战败的惨状和耻辱使举国震惊。此时，以康梁等为首的戊戌维新派，在接受和吸收“天赋人权”说、“进化论”等西学养分的同时，他们大声疾呼兴办女子教育，并付诸于实践，将早期维新派萌动的兴女学思想推向一个新境界[12]。

其一，以“天赋人权”说来论证男女教育平等问题。与早期维新人士不同，康梁等维新志士们对传统女学观的揭露和批判已不是仅仅停留在人道主义或是对女性的同情、怜悯层面上，而更多地是将其放在“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高度来考察，使之更具理性色彩。康有为从天赋人权的角度指出:“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13]他认为女性不一定不如男性，女子也可以享受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并指出:“人之国，男女并得其用，己国多人，仅得半数，有女子数万万而必弃之，以此而求富强，犹郤行而求及前也。”[14]梁启超强烈驳斥“女子不可教论”，指出男女智力上的差异并非由于男女生理结构不同，而是女子没有接受教育造成的，他说“男女躯体峙立，首函清阳者，其聪明必不甚相远。所以生差别者，在智慧之开与不开耳”[15]，“断不能说整理的功劳和创造的功劳有优劣之分”[16]，男女在学习能力上的差异只不过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罢了。严复则认为“知言语文字二事，系生人必具之能”[17]，读书识字等受教育权是妇女的基本人权，不存在男女之别，中国妇女并非聪智不如男性，而是封建伦理把她们禁锢在深院之中，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权利。

其二，将兴女学思想上升到救亡图存的高度。康有为认为，封建纲常礼教剥夺了女子的教育权，使“二万万人有用之才，而置之无用之地”，而“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18]所以，若女子教育再不提倡，则国家富强无望，进而得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19]的结论。在梁启超看来，国家积贫积弱，“其根源非一端，而妇人无实业，实为最初之起点”，“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20]呼吁“欲强国，必由女学。”[21]显然，梁氏认为国家贫穷的根源就是妇女没有教育权，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兴女学。可见，维新派已将兴女学思想与民族强弱有力结合起来。

其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维新派领袖们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至于如何兴办女学，康有为指出，“若能厚筹经费，广加劝募，令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22]梁启超认为，女子教育的内容应该有算学、医学、法学、师范、纺织、绘画等科目，同时在学校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定期对学生进行考试等。在理论指导的基础上，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协同维新人士经元善等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由自己创办的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学校课程分中文、西文两种，尤其是开设了图画、医学、算术、地理、体操等西方自然学科。该校的教学课程、方法和学校管理都具备近代资产阶级教育色彩，开启了中国女子教育的新风尚。受“经正女学”影响，国人自办的女学校日益增多，典型者如上海吴怀疚先生于1898年创办的“务本女学”，它成为国人捐资办女学的发端。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维新派兴女学思想是在紧迫民族危机刺激下形成的，其目的是为变法图存提供理论指导，过于强调女性应对国家、民族承担的责任，却忽视其应享权力。在他们看来，“妇学实乃天下存亡之大原也”，女子有了文化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而绝少提及女子应享有的基本人权。

三 先进女性的觉悟:维新语境下兴女学思想的高潮

进入20世纪，受维新人士的启发和鼓噪，早期知识女性们的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觉醒，试图从自身经历出发解读女子教育问题，她们批判传统性别观念，主张教育平等，积极参加兴女学的相关实践，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先进女性的觉悟，不仅是迈出了近代女子教育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维新语境下的兴女学思想达到了高潮。

其一，由爱国而重民主，站在人权的立场谈兴女学。20世纪初年，受西方女权思想影响，先觉女性们进一步认识到“欲强中国，必复女权”。吕碧城敏锐地指出:“今之兴女学者，每以立母教助夫训子为义务。虽然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安敢辞教子之责任。殊不知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之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具政治之思想，享公共之权利。”[23]也就是说，吕氏并不反对“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观，但更加注重女性与男性同等的国民身份和应享有的国民权利。唐群英则认为:“男女无异，弱其智，则女与男同一脑力;弱其能，则女与男同一行动;弱其势，则女与男同一立于地球之上。”[24]不难看出，辛亥时期的觉悟女性，已自觉地将兴女学思想与男女平权结合起来。

其二，将兴女学思想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20世纪初年，在国家前途未卜的局面下，觉悟女性们跳出以教育论教育的框架，把女子教育推到国家兴立层面加以论述，体现出对教育认知的时代意义。秋瑾对比中日女学，感触颇深:“东洋女学之兴，日渐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住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也?”[25]女子只要“学得科学工艺”就能与男子共担历史使命，“扫尽胡氛安社稷”的救国壮志必能早日实现。可见，觉悟女性们将爱国与女学结合起来，要求通过兴女学来摆脱落后状态，充分发挥二万万女子的巨大人力作用，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其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价值。辛亥时期的觉悟女性们不仅仅是坐而论道，而且起而执事，把自己的女学思想付诸于教育实践。她们或将子女集在一起，自办女学;抑或纠合同志，变卖嫁妆、募集资金、捐输巨款兴办女学;甚至有如惠兴、惠仙二女士以身殉学的感人事迹。1904年，吕碧城与傅增湘等一起筹建了北洋女子公学，并在随后几年内出任该校总教习，总理学校教务。秋瑾留日归国后，先后创办“锐进学社”、“蠡城学社”等学术文化机构，并出任“大通师范学堂”的督办，在实践中践行自己的女学救国思想。在先进女性们的感召和带动下，国内的兴女学思想和女子实践活动得到了较大发展。《东方杂志》1904年就报道了北京、广东等十余省份40余处兴办女学的消息，至1907年这一数字已增至60余处。先觉女性们把兴女学同兴女权结合起来，走出了“贤妻良母”式的女学路径，她们阐述了自己对女子教育的真知灼见，呼吁改变女性的精神生活和生存方式，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

四 简短的结论

为挽救民族危机和求得女性解放，近代先进之士冲破传统女学观束缚，探寻着女学救国的方法和路径，极大促进了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

其一，维新语境下的兴女学思想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加深而不断向纵深发展。从戊戌时期到辛亥时期，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从封建专制政体到进行资产阶级改良，再到利用暴力手段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剧烈变革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也随着这一进程日渐加深。近代思想家们所主张的政治理想决定了其兴女学思想所表现出的广度、深度及其价值取向。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大都是出身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中体西用的拥护者。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的“礼法之防，伦常之立”，“至备而至隆”，其兴女学思想大多是出于对妇女的怜悯及整肃纲常，其认识尚属感性阶段，略显肤浅。康梁等男性精英们主张君主立宪制，对封建专制政体进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其兴女学思想主要是站在天赋人权的角度，主张将受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传统女性改造为近代新型的“贤妻良母”。到辛亥时期，辛亥志士们奋斗的目标是推翻满清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并进一步认识到“欲强中国，必复女权”的道理，其兴女学思想与“男女平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显然，维新语境下的兴女学思想是不断向纵深发展的。

其二，男女两性不同的历史作用。在近代中国女学观的重构过程中，男性精英在认识深度、理论阐述、变革实践上往往起到时代的火车头作用，成为变革传统女学观的积极宣传者和主动倡导者。早期维新派以“全社会的代表”自居，通过撰写专著、发表言论，将矛头直接刺向封建伦理纲常，抒发了改造传统女子教育的意愿。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男性精英协助维新人士经元善等于1898年在上海创办了经正女学。20世纪的兴女学思想再度掀起高潮，带头的依然是男性。当然，我们在肯定男性精英主导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略觉悟女性所作出的贡献。20世纪初年的先觉女性们在男性精英的鼓噪下，积极投身兴女学思想的宣传和实践中，甚至出现了惠馨女士为兴办女学“以身殉之，冀动人怜”的感人事件。不过，维新语境下的兴女学思想，起主导作用的仍是男性，女性只是该思潮的追随者。

[1]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夏东元.郑观应[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3]陈炽.庸书(外编卷下)[M].北京:光绪慎记书庄石印.

[4][5]胡珠生.宋恕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

[6][12]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7]王韬.漫游随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陈炽.陈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9]郑观应.女教[A].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0]曾晟堂，白晓娟.宋恕论略[J].宁夏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

[11]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13][14]康有为.大同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5][16][20][21][英]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和英雄崇拜[M].张志民，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17]严复.原强(修订稿)[A].严复集(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19][22]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3]吕碧城.兴女学议[N].大公报，1906－02－18.

[24]蒋薛，唐存正.唐群英评传[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25]秋瑾.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ploration of Women’s Education Thoughts in the Reforming Period

CHEN Wenlian，GUI Yunq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 410083，China)

Facing national crisis，thinkers in the early Reforming period represented by ZHENG Guanying and WANG Tao，put forward some women education thoughts and opinions.After the Sino － Japanese War，KANG Youwei，LIANG Qichao and other male elites further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education thoughts.In the 20th century，inspired by the reformists，early intellectual women’s female subject consciousness gradually waked up，and they attempted to interpret women’s education problem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which marked that women’s education thoughts have reached the climax.

Reforming period;women’s education thoughts;early intellectual women

K252

A

1008－4681(2014)01－0072－03

(责任编校:简子)

2013－12－04

陈文联(1967－)，男，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社会性别思想史。桂运奇(1987－)，男，安徽六安人，中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