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在湖南的兴起与发展*

蒋 益

(长沙大学旅游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022)

“五四”时期湖南的新文学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长足的发展，而且为湖南新文学走向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文学社团和纯文学刊物的出现，使得湖南的新文学拥有了一批具有全国声誉的著名作家，如杨树达、李青崖、赵景深、王鲁彦、刘梦苇、罗黑芷、黄醒等，他们是在湖南新文化氛围中成熟起来的，他们或是长沙各校的教师，或是学生。不仅如此，一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脱颖而出的湘籍作家如田汉、丁玲、向培良、刘大杰、谢冰莹、白薇、黎锦明、彭家煌、叶紫、周立波等，也都受过湖南新文学氛围的熏陶，他们那时或先或后都曾经一度在长沙求学，接受了最初的新文学洗礼。五四后的长沙是中国新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可说是催生中国新文学的摇篮。

一 “五四”前夜的湖南——新文学在湖南兴起的背景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政治和军事上形成了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的对峙局面。自孙中山在广州建立起新的国民政府之后，就更使这种对峙局面尖锐与复杂化了。湖南，在地理位置上恰恰成了军事对峙的中心地带，辛亥革命后所发生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护法战争都把湖南当作了血腥战场。在这场旷日持久、拉锯式的南北军阀混战中，湖南的地方政权曾九易其手，先后主持湘政的军阀如汤芗铭、张敬尧等野蛮残暴，对文化的摧残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长年的战祸使湖南蒙受浩劫，满目疮痍。湖南社会危机四伏，百业凋零，有识之士对此痛心疾首，欲思拯救。

另一方面，湖南是中国一个极富革命精神的省份。戊戌变法时期，湖南被誉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涌现了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宣传家和活动家。全国维新运动主将、舆论界骄子梁启超等也来湖南这块充满生机的地盘大显身手。湖南兴学堂、开学会、办报刊，使变法运动迅速形成高潮，开各省风气之先。辛亥革命期间，湖南被时人称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继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党人又率先响应，成为武昌起义后的“首应之省”。湖南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产生了黄兴、蔡锷、禹之谟等一批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并在激烈的与封建主义的殊死军事较量中，使民主思潮得到广泛的传播。

残酷的社会现实，高扬蹈厉的传统革命精神，使当时的湖南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面貌:现实使人沉思，痛恨，奋起;而承传的变革精神又使那时代的文化先驱者们能够找到或汲取变革现实的方式与力量，从而敢于直面血淋淋的现实，奋起抗争，开辟新的道路。正是在这既沉实，又悲凉;既疾首痛心，又振奋激昂的精神风貌中，湖南跨入了新时代，迎接着更深入、更普及、更触动人心灵变革的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并且，出于历史的必然，湖南将在这场开创历史新时代的文化变革中，划出自己鲜明的轨迹，作出其特有的贡献。

二 青年主体、进步期刊与文化社团的涌现——湖南新文化运动的特色

湖南新文化运动从1915年开始酝酿，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刺激顿时涌向高潮，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具鲜明特色的、生气蓬勃的局面。

首先，青年学生始终是运动的核心力量与主体。学生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并显示其特有的革命潜力，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青年学生作为一个人数十分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变革，也足以证明中国革命的极大深入和民主思潮已经在何等程度上掌握了民众，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新的全面的文化变革的历史时机才会到来。

其次，各种进步期刊大量涌现。随着学生运动的蓬勃兴起，大批文化期刊的涌现使湖南的新文化运动顿时增辉添色，也使长沙成为除北京、上海以外的著名新文化运动基地。《新青年》7卷1号曾对湖南的文化运动情况作了专门报道，《晨报》也在《新潮中的“周刊世界”》一文中赞誉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在这些新文化期刊中，《湘江评论》影响最大。这份刊物由毛泽东主编，1919年7月创刊，内容分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栏目。文化思想的全面变革必然带来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变革，文学的变革也蕴含其中。几乎所有的鼓吹新文化的刊物，都发表了众多的早期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尽管显得稚嫩，但它们无疑地预示着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第三是各种文化社团的涌现。它们不仅在思想上，而且从组织形式上推动着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1919年前后，长沙出现的文化社团以新民学会和健学会为重要。新民学会对现代中国革命有着深远影响，健学会则在湖南的新文化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

新民学会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是强烈的时代要求在一批极富理想、抱负的新青年身上的充分体现。新民学会的成员几乎全部是在当时湖南省城求学的热血青年，其主要组织者是当时在省立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新民学会对湖南新文化的一大贡献是创办文化书社。书社以全面介绍新文化为己任，在短短的一年之内销行书籍一百六十余种，杂志四十余种，报三种。报刊包括《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在内的全国著名新文化刊物，书籍则有作为中国新文学最初创作的胡适《尝试集》、《新诗集》、田汉等的《三叶集》等，还销行了包括托尔斯泰、契诃夫、泰戈尔在内的世界著名作家的译作。文化书社自1920年8月成立到1921年3月，迅速向全省各地扩大发行，先后在平江、浏阳、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等地成立了分社，使新文化传播形成网络，伸展到湖南省境内。新民学会不仅为后来的中国政治革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产生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一批革命家，而且极大地促成和推动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与发展，使湖南成为全国最早经过新文化洗礼的省份之一，从而为湖南以后作为文化大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就文学而言，新民学会虽不是专职文学团体，但在他们的全部文化活动中，新文学始终是他们事业的重要环节之一。事实上，新民学会也产生了像萧子璋这样的文艺活动家、作家。至于他们之中的周世钊、邹蕴真等更是创作和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新文学作品，为湖南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健学会主要发起人陈润霖是当时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其他成员大多系省立各校的校长，如朱剑帆为周南女校校长、徐特立为长沙师范校长等。这样一批湖南思想界、教育界的“巨子”集聚一堂，倡导新文化，他们当时所产生的影响自然要比新民学会大，加之他们主要以公开演讲的形式向社会定期举行报告会，这样就更引人注目，显赫一时。健学会对文学的影响是间接的。它所讨论的那些有关人生问题的观点，应该说后来都成为了新文学的重要主题，至少可说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新视野与新领域。健学会直接贡献于湖南新文学的是杨树达题为《教育和文学》的讲演。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杨树达，则可誉为湖南新文学的杰出先驱。毛泽东曾把健学会的出现比作“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健学会成员凭借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起着典范和表率的作用，从而给省城各大学校造成了一种新文化的氛围与气势，正是在此氛围之中，一批新文化的巨人脱颖而出，他们之中就有后来作为中国新文学大家的田汉、丁玲等，正是在这时候，他们都先后在省城求学，接受新文化的洗礼与熏陶。

新民学会与健学会的活动有如点火或播种，自此以后，新文化运动便在三湘大地上蔓延开了，这或许是古老闭塞的湖南走向新时代的开端。

三 湖南白话文学的倡导——湖南新文学兴起的标志

湖南的新文学的兴起以白话文学的倡导为标志。代表人物有杨树达、李抱一、黄衍仁、宫廷璋等，尤其是杨树达，他被称为当时最早提倡新文学的人。

杨树达的提倡新文学，是从文学形式变革入手的，他在健学会所作的讲演《教育和文学》可说是湖南最早也是最有力的文学革命论文。杨树达站在文学革命的理论高度，论述了作为文学革命先行的白话文运动产生的历史必然。他运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声称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语言形式，文学语言的形式是随时代而变迁的。杨树达在讨论文学形式革命时涉及到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对古典文言形式的否定即是对封建专制的儒家思想的否定;对白话语体的采纳即是为现代新思潮的吸收传播开辟了道路。

当时《大公报》主笔的李抱一也在他的《我对于白话文体的意见》中，对于推行白话文的社会意义作了论述，提出了“思想要传播，文字须浅近”的观点。

黄衍仁在其《驳陈丙坤君〈白话文实施上商榷〉》中给文言文下了一个定义，称之为颂圣的、台阁的、官腔的、轻薄的、肉麻的、牢骚的、寒酸的、逃世的、大言不惭的、不近人情的、摇头晃脑的文字的集合体。

先驱者们从文学形式的革新入手，果敢地提出了彻底摈弃文言文学，倡导白话文学的理论主张，并且进一步深刻地阐明，白话文学必包含对文言文学所集中体现的封建思想观念，尤其是儒家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猛烈批判与彻底否定，包含对现代民主新思潮的接收与传播，以唤醒麻木呆滞的广大民众，适应现代社会。这里，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实质上已深化成了文学内容的革命，新文学——即完全的白话文学——必以揭露批判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观念，宣扬现代民主科学意识为己任，以唤醒国民意识，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全新的。

四 湖南新文学社团与刊物的涌现——湖南新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的涌现是湖南新文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详细介绍了当时湖南新文学社团产生的情况。在这些文学社团与刊物中存在时间较长且影响较大的，有省立一师文学研究会及《文学周刊》;岳云中学文学研究会及《卿云》;绿波社及《潇湘绿波》;零星文艺社及《零星》以及湖光文艺社及《湖光》。

当时的第一师范，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在这里就读的文学青年有感于时代急潮的冲击，受文学革命的影响最先觉醒，于1922年5月发起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新文学团体——省立一师文学研究会，其会刊《文学周刊》也是湘省最早出现的纯文学刊物，抱着“为人生”的文学观，内容以评论为主，以文学本质和对旧文学的批判继承的讨论为特色。《文学周刊》作品主要为诗歌与小说。诗歌多为应景即时之作，抒发情怀感触，深深地带有那时代的烙印，所描摹的本世纪初长沙的特有景色，也留下了一道宝贵的地方风景线。《文学周刊》所发的小说数量不多且篇幅短小，但这些小说有一个特色，便是直接描写现实，直面惨淡人生，给人以沉痛而坚实的感觉。《文学周刊》作为湖南第一个新文学刊物，从文学理论到创作实践，都为湖南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李青崖所组织的湖光文学社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所提到的五四文学社团在长沙的唯一代表。湖光文学社不同于主要由青年文学爱好者组成的一师文学研究会，其参加者大多是较为成熟的文学家，除当时已熟谙西方文学的李青崖之外，还有黄醒、黄衍仁、罗黑芷、张唯一、李抱一等，他们都是当时长沙的文化名流。

社刊《湖光》半月刊由李青崖主编，于1924年5月15日创刊，仅出8期便因经济困难停刊。《湖光》并不依托于报纸而单独发行，因此被视为湖南的纯文学刊物。

《大公报》对该刊的出版作了热情的介绍:“湖光文学社所出之《湖光》半月刊，为一种纯粹的文学刊物，其创刊号发行后，颇为社会所欢迎，如此长沙，居然有此宁静头脑之书呆子之结晶体，未免不是一种可玩味的现象。”

《湖光》作为一种纯文学刊物，内容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等，但该刊尤偏重于小说和译作，为之撰稿的罗黑芷、黄醒后来都成为了具有相当影响的小说家，而专译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莫泊桑、莫里哀、法朗士名作的李青崖则成为了世界文学名著翻译家。

长沙岳云中学文学研究会的主要组织者是当时任教于岳云中学的赵景深，他是著名的文学史家、文学翻译家、作家，任教于岳云中学时正值他文学道路的开端，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学青年。

《卿云》是岳云文学研究会会刊，重在创作，很少刊载文学批评，注重小说与诗歌。

绿波社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社团，成立于1923年2月12日，于1925年在长沙成立了分社。其中坚王鲁彦对湖南新文学作出过突出贡献。王鲁彦在湘期间，既是他从事创作的起始期，又正值湖南新文学的发韧期。他直接参与过一师文学研究会《文学周刊》的编辑工作，又为《潇湘绿波》的主要成员，为湖南的早期新文学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在创作上，他以长沙的军阀混战为题材，创作了名篇《柚子》。小说被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同时给予了深刻的评价，被誉为“乡土文学的作家”，从而使他成为知名的新文学作家，开始了他虽然短暂但却丰富独特的文学创作道路。

茅盾曾把中国新文学社团和新文学刊物的大量涌现比喻为“尼罗河的大泛滥”，并且断言:“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活动的洪水中已经锻炼得一付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茅盾的话当然也适合湖南的新文学发展状况。如以上所述，大批新文学社团和纯文学刊物的出现，不仅使得湖南的新文学顿时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长足的发展，而且为湖南新文学的走向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