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舒 欣
(长沙大学中文与新闻传播系,湖南 长沙 410022)
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队伍中,蒋光慈是当时一位颇有争议的重要的都市小说作家,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早期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开创了都市小说中“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引领了革命文学的时尚,其创作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也构成了左翼文坛上后来批评的“光赤式的陷阱”,更因为他创作了不符合革命文学要求的另类都市小说《丽莎的哀怨》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而被开除出党,带着哀怨,孤独的死去,展现了一名革命作家在革命集体中的矛盾与困惑,而正是这种矛盾与困惑,揭示了革命现代性必然要求与个体命运的矛盾冲突。
应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党员,蒋光慈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他一生都以革命者自居,“……我不过是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而不是在象牙塔中慢吟低唱的诗人/……我只是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我但愿立在十字街头呼号以终生!”[1]
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充满的无限向往和浪漫的激情,一生中从未放弃过对革新不平等现状的努力。为让自己成为先进思想阵营中最坚定的一员,在理论上,他接受了先进的思想,积极参与了革命文学的建设,大力提倡革命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为此,他参与了革命文学的创作与论争,既写出了《短裤党》、《咆哮的土地》等配合革命形式需要,反映革命群众参与现实革命斗争的小说,也多次批判中国五四作家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显示出其作为一名革命文学坚定捍卫者的形象。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是一名深受五四启蒙思想影响,具有很强浪漫个性气质的作家,他很沉湎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不愿完全受左翼组织的束缚,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创作,而不是仅仅参与一些革命集会。因此,蒋光慈内心深处更为看重自己艺术家、文学家的身份。他在写给女友宋若瑜的信中坦言:“我虽然对于群众运动表充分的同情,但是我个人的生活总是偏于孤独的方面。我不愿做一个政治家,或做一个出风头的时髦客,所以我的交际是很少的。我想做一个伟大的文学家……”[2]他自己就曾在《纪念碑》中表达过“我从事文学一半是为着社会,可是一半也是为着自己要在文学的国度里找点安慰”这种文学观上的两重性。为社会,他要做一名革命文学家,而为安慰自己,就不免要陷入哀怨的自怜中去了。他一方面大喊“别再称我为诗人”、“愿立在十字街头呼号以终生”,一方面又在《异邦与故国》中自语“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艺术家的生命”。他在理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的这种差异乃至对立,无疑体现了蒋光慈对现代历史变革的向往与对个人私人空间坚守之间的冲突,也必然引起的他本人内心的激烈矛盾,并反映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在蒋光慈的小说创作中,明显地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叙事风格来,一种是个人情感宣泄的叙事,如《少年漂泊者》、《最后的微笑》、《丽莎的哀怨》等,一种是对现实革命斗争描写的叙事,如《短裤党》、《咆哮的土地》,还有一种就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大量的“革命加恋爱”的叙事,如《野祭》、《菊芬》、《冲出云围的月亮》等。在描写革命斗争的作品中,革命理念处在绝对支配的地位,个人情感体验完全处于被遮蔽和压抑之中,《短裤党》中就看不到人物个性心理的描写,完全是一次工人武装斗争的平面展示,即使在《咆哮的土地》中,主人公(李杰)个性心理有所流露,也会被小说中所描绘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所规范和压抑。但这类题材的创作,只是出于个人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也服从于现实革命的需要,作者对现实革命斗争并不熟悉,也就难以避免存在着艺术上的缺陷。在“革命+恋爱”的小说中,个人情感与革命理念处于一种纠缠的状态中,作品主人公情感的宣泄因小说中人物关系的设置而受到牵制,如《野祭》中的郑玉弦、章淑君、陈季侠,《菊芬》中的菊芬、江霞,《冲出云围的月亮》的王曼英、柳遇秋、李尚志。虽然陈季侠、江霞、王曼英的个人情感可以不由自主地流淌出来,个人的恋爱也难免对革命理念造成冲撞,但革命理念仍然可以规范个人情感的走向,主人公的情感往往被恋爱对象的革命行为升华为革命的激情。所以,在这类小说中,我们既能体验到里面的个人的孤独与焦虑,又能感到其中的集体的革命斗志。而一旦作品主人公没有了这种人物关系的牵制,其情感与欲望的宣泄就如脱缰的野马,任意而为。如《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在离开柳遇秋,遇见李尚志之前,就曾有一段在上海独自用自身肉体报复社会的荒唐而颓废的经历,直到李尚志出现,才将这脱缰的情感拽住,引导到集体革命斗争的轨道上来。虽然这些小说中,主人公最终都皈依了革命,但这种革命与恋爱的纠葛,既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盲目与狂热,更展现出恋爱中的个体寻求与革命群体的融合以克服孤独与分离感时的状况。小说首先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具体存在,更是以个人在革命中的内心体验与经历、思想感情以及心理矛盾的发展变化为主要描写对象,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个体融入革命集体的问题。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形象在革命必然性的要求与规范下,呈现出各种裂缝、冲突和多种向度的气质和人格。这与其说是塑造了革命者的坚定形象,倒不如夏志清所评论的,“发掘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无产阶级时候的混乱迷惑经验”[3]。而在这种完全是个人情感的叙事中,作者就几乎彻底沉浸于人物的个人生活体验而不能自拔,而读者在阅读时,也往往会坠入这个叙事陷阱中,“于不知不觉的中间,受催眠暗示的”(郁达夫《日记文学》),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移情”“潜入”到所叙之事中,这无疑会大大缩短读者与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叙事的感染力与真实性,但也难免会影响读者冷静的评判,引发误读。这一点在《少年漂泊者》中就初见端倪,汪中的苦难的人生经历、四处流亡的漂泊感和作者个人的生活感受融合在一起,让许多青年读者深受感染。在《最后的微笑》中,作者更是向人物的内心进行了挖掘,他以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手法[4],对工人王阿贵在盲目复仇前复杂的心理状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主人公大段独白,让人感到作者的情感深陷其中,人物的个人情感如潮水般的宣泄逐渐成为了革命理念难以掌控的“他者”。当这种宣泄只是从被压迫的苦难工农、知识分子身上发出的时候,还可以自然地导向对现实黑暗的反抗,引出革命的主题。而一旦体验对象发生改变,变成了敌对阶级的人物时,其情感的宣泄就难免要与现代革命的规范发生冲突,《丽莎的哀怨》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于是这部小说也成为了蒋光慈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丽莎的哀怨》完稿于1929年4月,先在《新流月报》上连载,接着出了单行本,它讲述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对白俄贵族夫妇在中国上海的生活故事。小说全篇是以丽莎个人的内心感受为焦点,但在描绘这种感受时,却在不经意间揭示出个体生命的偶然性与革命必然性的矛盾与冲突。所谓“必然性”就是一种对历史进步的确信,即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必然性,认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具有最高的价值,其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它要求人们面对时代的必然性时只有放弃自身利益,才能确保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小说中主人公丽莎是被一个被卷入时代革命浪潮的女性。但小说通过对丽莎个人不幸命运的描写与思考,而提出了许多左翼小说创作中所忽略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个体命运的矛盾冲突问题。作为被革命大潮所裹挟的女性,王曼英与丽莎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作为时代大潮的主动者与被动者,两人的感受与结局却完全不同,她们在堕落之后的生存状况因阶级身份的不同而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王曼英的身体所遭受的苦难是黑暗的现实社会造成的,可以成为她迈向革命的途径。她以正确的意识形态和健壮的体魄顶住了病菌对肉体和精神的侵袭,在融入革命群体中后马上获得了新生,其情感的流露毕竟处在革命理念的掌控之下。而作为剥削阶级的丽莎,其身体所遭受的痛苦却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造成的,注定要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淘汰。但其个体真切的生命感觉在作者感同身受的体验中,从宏大的荡涤一切反动、腐朽黑暗势力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掩盖下凸显出来,而正是丽莎身体的痛苦和心中的哀怨对现代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提出了质疑,暗含着对革命主体的否定与怀疑。
首先,小说没有采取一般“革命文学”对没落阶级必有的谴责和鞭挞。整篇小说是丽莎自杀之前的哀怨之辞。俄国十月革命不仅改变了丽莎以往的贵族生活的轨迹,而且也摧毁了她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个人美好的私人空间已被挤到了生活边缘上。从俄罗斯到上海,流落异国他乡的生活,使往日的浪漫早已烟消云散。原为贵族军官丈夫的白根已无力谋生,只能靠丽莎去跳脱衣舞,乃至卖淫为生,神圣的爱情已烟消云散。经历了生活上巨大落差的丽莎更是感到世界充满着变幻莫测的偶然性,这使她意识到:“世上的事情,真如白云苍狗一般,谁个也不能预料。”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导致了丽莎的命运逆转,那么这就是对个体偶然性命运的最终裁决,因此对丽莎而言,这一切的痛苦和悲伤都是避免不了的。所以丽莎清醒地认识道:“俄罗斯没有灭亡,灭亡的是我们这些自称为俄罗斯的守护者……新的俄罗斯是不需要我们的了,我们没有被她需要的资格。”革命的必然性虽然可以忽略个人的受难与血泪,但对于个人而言,真实的亲身经历却是真真切切的:飘零于异国、做卖淫妇的苦难,身体染上了梅毒……如果这些惨痛经历在革命必然性的判定下都成了必然的合理存在,那么丽莎的哀怨就注定是绝望的。
在哀怨同时,丽莎也对金钱进行了质疑与诘问。她对金钱充满痛恨与诅咒,“金钱是万恶的东西,世界上所以有一些黑暗的现象,都是由于它作祟”,革命出发点与她所持的观点是一样的。但问题是革命所持的目的是要消灭阶级的压迫和金钱所造成的罪恶,为什么会造成丽莎自身最终也承受金钱压迫所带来的不幸呢?如果这些是合理的,那么岂不是跟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的要求正好相反么?所以丽莎哀怨地述说:“他们(布尔什维克)的目的在于消灭这万恶的金钱,那我,一个被金钱所牺牲掉了的人,是不是有权来诅咒他们呢?……矛盾,一切都是矛盾。”这些切身体验与思考,难免引发人们对轰轰烈烈的现代阶级革命的深入反思,真正的理想革命应带来人类的彻底解放与自由,而不是如人们曾经憎恶的阶级压迫那样把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立在另外一部分人的痛苦之上。面对现实革命中仍在继续存在的悲剧,蒋光慈在感受中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疑惑和忧虑。即使他一直对现代革命充满着浪漫的憧憬,励志用革命改变中国的现状,但是在革命必然性与个体命运的矛盾冲突中,他隐约感觉到自己终究不能实现消灭所有的人间不平。
也许是蒋光慈似乎意识到这种融入丽莎个人感受的宣泄已脱离了革命理念的控制,对革命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颠覆,他还是试图把对丽莎的个人感受的倾诉拉回到现代革命的轨道上来,这样在小说中,作者还描写了丽莎在临死之前对她美好童年的回忆,回忆起的姐姐薇娜因反叛家庭而走了上革命的道路;也设想了自己爱上木匠伊凡可能性……这些情节也许或多或少表现出丽莎对无产阶级革命认识的一种觉醒。但即使是这样,小说的基本格调已定,而丽莎的个人哀怨与命运,无疑留给人们去深深的思索。它不但使读者对没落的资产阶级贵族的遭遇产生惜惋之情,还导致了对革命真实意义的遮蔽和隐形消解。所以小说通过对丽莎个体命运的深深体验,难免让读者对革命必然的合理性产生一定的质疑,对整个革命文学中表现革命必然性而忽视个体命运的趋势提出了颠覆性的疑问,在对丽莎哀怨的同情中,在丽莎矛盾痛苦感受中,让人感到小说渗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虚无情绪。
小说发表后,尽管有左翼文学评论家从艺术的角度称颂《丽莎的哀怨》是一部“散文诗,诗的散文”,表明了“旧的阶级的必然要没落,新的阶级必然要起来”[5]的真理。小说在人物心理和形象的刻画上可以说是对早期左翼小说公式化、概念化的一次反拨,但在思想上又无疑溢出了左翼文学规范化的轨道。许多的左翼文学评论家还是敏锐地发现了小说存在的问题,对小说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以此要求对蒋光慈进行组织处分。华汉当时就严厉地指出:“《丽莎的哀怨》的效果,只能激起读者对于俄国贵族的没落的同情,只能挑拨起读者由此同情而生的对于‘十月革命’的愤感”,从而“产生人类因阶级斗争所带来的灾害的可怕之云无主义信念”,是“含有非常危险的毒素的形式”[6]。虽然蒋光慈在小说遭到批判后,尝试创作了《咆哮了的土地》这样一篇反映农村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但我们还是在小说中的革命知识分子李杰不配有好的命运的死亡结局中感受到革命并非都是的光明的前景,而是隐约着一种对现代革命知识分子未来命运的担忧。对此,鲁迅就深刻地指出:“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理想与现实的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在鲁迅看来,现代革命知识分子在讴歌现代革命的同时,也可能会“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7]。
就在蒋光慈发表的《丽莎的哀怨》不久,左翼作家殷夫也发表同类题材的小说《音乐会的晚上》,该小说以一个流落到上海的旧俄时代贵族子弟安得列夫近一个月的生活日记,展露了他由失落到抗争复入绝望的心灵历程。
安得列夫与自己未来的岳丈格里哥里、玛利亚父女一起寓居在上海租界内,他依然保持着贵族的生活习性,整日无所事事。他对过去的贵族生活充满幻想,把玛利亚的爱情视作自身的依靠。格里哥里父女靠开小店为生,父女亲自动手管理经营店务。不久,这种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身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中国青年C君来到玛利亚身边,以其诚实、朴质的性格赢得了玛利亚父女的欢心。安得列夫以为玛利亚对他的冷落缘于自身的颓唐。他决定奋起,要联合流落在中国各地的旧俄贵族恢复在俄罗斯的往日荣光。但他得到的却是更深的失望。这时,玛利亚在C君的教育下明白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意义,毅然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做一个女工。安得列夫最终彻底绝望了。
这篇小说表现了安得列夫心灵历程在搏战中走向毁灭和玛丽亚的最后选择,揭示的是不可阻遏的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展现了贵族知识青年分化的趋向。这篇小说虽然并未引起当时文学界的注目,但也没有遇到批判。在我看来,这两部小说之所以遭到不一样的待遇,主要就在于两者的叙事倾向不同。
《丽莎的哀怨》以第一人称叙事角度,展示了丽莎沦落时的心灵痛苦,作家没有对她的哀怨进行评判。因而,客观上让读者对一个既是属于没落贵族而又纯洁、天真、美丽的少女丽莎的沦落禁不住抱以同情之心。而《音乐会的晚上》虽然同样以安得列夫的口吻展示了其内心的痛苦哀怨的心理,但是由于青年C君的出现以及玛利亚最终抉择,传达出了作者的倾向来。可以说,殷夫在玛利亚对革命道路选择上,正揭示了个体命运最终融入到革命必然性的规律,而蒋光慈笔下哀怨中丽莎的思索可能导致的却是对革命必然性的质疑。这些差异也许就是这两部类似作品不同命运遭际的原因吧。
1930年10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日报》登载了这样一段话:“他曾写过一本小说,《丽莎的哀怨》,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来分析白俄,充分反映了白俄没落的悲哀,贪图几个版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给读者的印象是同情白俄反革命后的悲哀,代白俄诉苦,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经党指出他的错误,经他停止出版,他延不执行,因此党部早就要开除他,因手续未清,至今才正式执行。”于是,一个一生以革命者自居的作家,曾经以乐观的口气嘲笑诗人海涅对革命风暴又喜又惧的两难心态:“多情的海涅啊!你为什么多虑而哭泣呢?”(《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但他自己却因创作不符合左翼文学的规范,不愿受左联组织的约束而被开除出党。尽管蒋光慈在其后努力创作了《冲出云围的月亮》、《咆哮的土地》这两部表现个体命运融入革命必然性的小说,但为时已晚,因贫病交加而英年早逝,最终带着哀怨,终止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1]蒋光慈.鸭绿江上·自序诗[A].蒋光慈文集(第1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2]蒋光慈.纪念碑[A].蒋光慈文集(第3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3]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4]蒋光慈.蒋光慈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5]冯宪章.《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J].拓荒者,1930,(3).
[6]华汉.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J].拓荒者,1930,(4、5 合刊).
[7]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A].鲁迅全集(第7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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