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沙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

薛其林

(长沙大学长沙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论长沙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

薛其林

(长沙大学长沙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辛亥革命前后，长沙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和重镇。伟大的长沙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在革命思想的宣传与发动、革命组织和方略的策划与部署、革命行动的坚毅迅猛等方面都发挥了核心作用，谱写了一曲曲震撼山河的壮歌。新一代的三湘俊杰(黄兴、蔡锷、宋教仁等)脱颖而出，成为挽救时艰推动社会进步的骨干，发动和领导一波接一波的思想启蒙和革命运动，极大地推动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在他们的带动下，勇当社会责任、作励敢死、“敢为天下先”的长沙精神进一步彰显，并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这种爱国意识和进取精神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拓展，直接催生了以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等为代表的现当代革命家和政治领袖群体，使长沙成为全国瞩目和耀眼的革命圣地和摇篮。

辛亥革命;长沙;地位;革命思想;革命组织和方略;革命行动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伟大的改革开放这三列火车头，前后相继，奔腾前进。三次历史性巨变产生了三位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1］。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统治，开启了民主革命的崭新进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长沙是一座享誉中外的“历史名城”。作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地，“长沙”之名，早在3000多年以前的西周就已存在。悠久的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其中马王堆古汉墓、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和唐代铜官窑釉下彩等考古发现震惊世界。同时，长沙也是一座人才辈出的“文化名城”。从古代湘楚文学的开创者屈原、阴铿、李群玉、胡曾、周敦颐、李东阳、王以宁等，到湖湘经世文学时期的王夫之、魏源、曾国藩、何绍基、郭嵩焘等。“经世致用、兼收并蓄”的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一脉相承，“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更是激励长沙人才辈出，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座万人景仰的“革命圣城”。戊戌流血变法第一人谭嗣同，辛亥首臣黄兴，护国将领蔡锷，政党政治第一人宋教仁，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这些都是引领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演进和社会变革的突出代表，造就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功业和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这种厚重的文化底蕴为当代长沙经济文化事业和城市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辛亥革命前后，长沙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和重镇。伟大的长沙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浴血奋斗，谱写了一曲曲震撼山河的壮歌。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革命运动的持续开展，新一代的三湘俊杰(黄兴、蔡锷、宋教仁等)脱颖而出，成为挽救时艰推动社会进步的骨干，发动和领导一波接一波的思想启蒙和革命运动，极大地推动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沙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城市，勇当社会责任、作励敢死、“敢为天下先”的长沙精神进一步彰显，并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这种爱国意识和进取精神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拓展，直接催生了以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等为代表的现当代革命家和政治领袖群体，使长沙成为全国瞩目和耀眼的革命圣地和摇篮。

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事变的发生，都离不开思想舆论、严密的组织和大规模的运动三个要素。辛亥革命爆发前后，长沙作为革命重镇(辛亥元勋诞生地、红色火种酝酿地、辛亥武昌起义首应地)，在革命思想的宣传与发动、革命组织和方略的策划与部署、革命行动的坚毅迅猛等方面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充分彰显了长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非同寻常的地位和影响。

一 有力的革命思想宣传与发动

辛亥革命前夕，长沙人就大肆倡导和宣传革命排满、暴力革命、民主共和思想，使得排满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期间，各种由长沙人创办的反清革命书刊蜂拥而出，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性的反满革命思潮的高涨。其中《国民报》、《游学译编》、《洞庭波》、《二十世纪之支那》、《猛回头》、《警世钟》等影响尤为突出。反满志士杨毓麟在流亡日本后，创办了“湖南编译社”，发行《湘学译编》，以“湖南之湖南”为名发表了《新湖南》一文，积极鼓吹革命排满，要求先“鼓吹民族革命”，后“推行民权革命”。易白沙在《帝王春秋》一书中，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全面揭示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帝王政治上的反动，思想上的愚昧，生活上的荒淫，呼吁人民起来彻底推翻吃人的帝王专制制度。《民报》创刊后，陈天华相继发表了《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以及《今日当分省界之日耶》等文章，再次强调∶“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宁举吾侪尽牺牲之，此目的不可不达”，并对改良主义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提醒人们不要迷信维新派的改良主张，更不要为清政府的假“宪政”所迷惑，而要吸取教训，走暴力革命的道路。从而使长沙成为了全国暴力排满革命的先锋和中心。也正是在这种激进暴力革命思想主张的影响下，无数辛亥志士毅然决然投身反满革命的洪流中。

比较江浙、广东等地的革命思想而言，湖南 长沙 的革命思想更激进，充分凸显了暴力革命的色彩。在长沙的带领下，“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等革命排满和激进暴力革命的思想口号迅速传遍全国。

二 正确的革命方略策划与部署

在同盟会成立之前，长沙即已成立了时务学堂、华兴会等民主革命组织，精心策划和准备了革命的战略、策略、手段和方法。

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成立，并积极准备力量筹划长沙起义，成为全国武装革命的中心。华兴会会员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分布省内外，还建立了同仇会、黄汉会等外围组织。华兴会的筹建，标志着长沙和湖南革命组织上的重大发展，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从此，革命风潮弥漫三湘和全国。

华兴会成立之初，就制定了比较明确的革命方略，黄兴等在确立了暴力革命方式的同时，也认识到了革命成功的突破点。认为，暴力革命不可能从都去首都“建瓴以临海内”开始，“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明确提出了中部一地发难他地驰援的方略对策。就中部形势分析，湖南 长沙 和湖北武昌，是理想的发难之地［2］。因此，在黄兴的支持，宋教仁等的策划下，谭人凤、焦达峰等在湘鄂之间积极运作了长江流域起义事宜。

在革命的主体、内容和目标上，辛亥长沙志士跳出了狭隘的精英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局限，上升到精英革命与国民革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相结合的高度。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一度将革命的主体侧重于会党、军人、知识界和上层人士身上，对一般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大众的力量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辛亥革命前夕，陈天华、宋教仁认识到以前的中国革命是少数人的“英雄之革命”，今天的革命则是多数人的“国民之革命”［3］，开始意识到民众的力量和地位。华兴会在长沙成立之时，黄兴最先倡导并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4］。在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方面，长沙的辛亥志士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杨毓麟要求以排满为手段的同时，实现民主共和的民主革命目的。陈天华也鼓动排满与宣传民主同时下手，在其《绝命辞》中更是强调，反满不是狭隘的排满，要求把政治问题与种族复仇问题区别开来，不仅要反对满族贵族，而且要反对封建的汉族贵族。宁调元虽主张激进“排满”，但在民族问题上，则倡导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更反对滥杀满人。从而在排满的民族革命中凸显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

历史证明，要完成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统治下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使命，这一民众革命的方略是绝对必需的，也是极为正确的。也正是因为有了民众革命思想的基础和铺垫，所以，长沙才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早影响最大的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策源地。

三 坚毅迅猛的革命行动

革命思想成熟、革命方略制定后，就必需持续且坚毅迅猛的革命行动。就此而言，辛亥长沙志士可谓言行一致，前赴后继，以坚毅果敢的行动再次彰显了“湖南骡子”的精神面貌。

1900年8月，浏阳人唐才常、林圭、沈荩、秦力山等以两湖和安徽为基地，发动自立军起义，标志着戊戌维新运动改良主义道络的基本结束，成为以后同盟会领导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先声。1904年11月，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分任正副总指挥，联络会党发动的长沙起义，声震两湖，波及国内外。正如孙中山所说∶“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5］。1906年5月23日，长沙的湖南同盟会员禹之谟等发起了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位烈士的活动，在湘江两岸掀起了民主革命汹涌澎湃的浪潮。

1906年爆发的萍浏醴起义可以说是长沙人民排满革命之预演，也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斗争。这次起义，不仅声势浩大，而且第一次举起了“中华民国”的旗帜，因而震惊了长江沿岸各省。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长沙首起响应，焦达峰立即组织举行长沙起义，光复长沙，使湖南成为第二个宣布独立的省份。“武昌响，长沙应”，长沙首应的作用由此可见。与此同时，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最关键时刻，长沙立即组织援鄂军。湘军的入鄂作战，对于安定武汉前线人心，巩固以黄兴为总司令的武汉保卫战的胜利，促成各省的光复，发挥了巨大作用，直接导致了满清统治在全国范围的迅速解体和辛亥革命的胜利。

创业者道艰，承之者任重。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的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开端，为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6］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党人继之而起，高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成功开拓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全新面貌。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对于促进社会各界更深刻地理解辛亥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弘扬民主革命精神，进一步彰显长沙人的爱国热情、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长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时代价值。

［1］江泽民文选(卷二)［M］.2006.

［2］刘揆一.黄兴传记［A］.辛亥革命(四)［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宋教仁.汉族侵略史叙例［J］.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1).

［4］黄兴.黄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孙中山.革命原起［A］.辛亥革命(一)［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毛泽东选集(卷五)［M］.1995.

(责任编校:简子)

K257

A

1008－4681(2011)06－0001－03

2011－06－08

薛其林(1967－)，男，湖南益阳人，长沙大学长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比较文化与区域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