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贺长龄的经世教育观*

刘 鹤

(凯里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湖湘文化与贺长龄的经世教育观*

刘 鹤

(凯里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湖湘文化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及主张变革的特征深刻地影响了贺长龄经世教育观的形成。贺长龄重视并致力于发展教育，倡导培养德才兼备的经世人才;他批评“俗学”、“俗士”，主张变通教育学习和科举考试内容。

湖湘文化;贺长龄;经世;教育观

贺长龄(1785－1848)，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经世派官僚，曾担任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是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和湘籍经世派的杰出代表。他关注民生，具有强烈的经世思想［1］。他重视并致力发展教育，倡导培养德才兼备的经世人才;他批评“俗学”、“俗士”，主张变通教育学习和科举考试内容。贺长龄经世教育观的形成，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又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一 湖湘文化与贺长龄经世教育观的形成

贺长龄1785年出生于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沙，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湖湘文化自创立起就有重视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提倡经世致用实学的突出特征。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胡宏的“学也，行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再到张栻的“知行并发”、“贵实用而耻空言”，湖湘学子历来留心经世之学，尔后的王夫之更是把经世之学推上一个新的高度［2］。置身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出生于书香门第且又勤奋好学“手不释卷”的贺长龄产生强烈的经世思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摇篮，也是湖南重视教育的历史见证。岳麓书院千年办学，弦歌不绝，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湖南各界的高度重视。湖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大放异彩，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重视教育不能不说是其中最重要的文化内因。湖南人喜好读书，视读书为至上。同时，湖湘重视人才培养。岳麓书院是湖南人才培养的摇篮，“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纵观岳麓书院一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北宋，山长周式便“教授数百人”。南宋理学家张轼出任山长后，岳麓书院培养出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来岳麓书院与张轼会讲，历时两月，吸引了大批士子纷纷返归前来听讲，“方其盛也，学徒千余人”，“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1806年，贺长龄求学岳麓书院，师从于著名学者罗典。1830年，贺长龄因母病严重，请假辞官回籍养亲，旋母故丁忧，服阕期满后，又因疾病缠身，在家休养。贺长龄在家五年，时常到岳麓书院讲学并曾担任岳麓书院山长。因此，湖湘文化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优秀传统顺理成章地被他吸纳无余，也铸就了他重视并致力于发展教育，倡导培养德才兼备的经世人才的经世教育观。

湖湘文化与时俱进的变革思想特征也有助于贺长龄主张变通教育学习和科举考试内容的经世教育观的形成。湖湘文化具有主新反旧、不泥于古的变革禀赋。屈原就是因为坚决主张改革内政而遭流放。湖湘文化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都主张，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弊端，必须变法改革。胡宏认为∶“国家之政，必有坏乱不起之处，深知其处大变革之者其功大，小变革之者其功小，不变革者必沦胥以亡”。王船山旗帜鲜明地否定封建专制，批判唯心主义，充满着民主启蒙和吐故纳新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湖湘后学。湖湘文化代表人物都主张认清社会发展的总趋势，顺应和驾驭时代的潮流，顺时而动，遇机而发，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湘籍维新志士杨毓麟曾将湖湘文化的变革精神归结为湖湘文化的独立根性，也就是湖湘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根本。他指出湘人无奴性，没有奴性的人是最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他们不受旧思想束缚，不囿于陈见而敢于求变，因而历代湖湘士人都有一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变革精神。显然，湖湘文化的变革精神深刻地影响了贺长龄求变的经世教育观的形成。

二 贺长龄的经世教育观

(一)重视并致力于发展教育，倡导培养德才兼备的经世人才

1.重视并躬行教育。贺长龄认为教育具有重要作用，认为“教化行而风俗美，师道立则善人多”［3］(P1668)。他从教育的起源与发展上得出结论∶“是以政教者在一时，而以言教者在万世也。天不能常生尧舜文武，而特生一孔子以明尧舜文武之道于万世，是尧舜文武常接踵于天下也，读书讲学之功岂不远且大哉?”［3］(P1745)他热爱教育，说“读书、养亲、课子、课士，此天下乐事也。”

基于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贺长龄十分重视教育，“劝学频年意未阑”。他一生致力教育，并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供职翰林院时，贺长龄就躬行教育。“公居词垣，藉授徒修脯自给，诱掖勤恳，十数年中成就百辈”。1816年，贺长龄出任山西学政，“山西之士闻之，其何如欣喜而跂望也”［4］(P12)。他到任后，“于晋阳书院增益膏火，厘正条规，不时召入公廨，授之餐而课试之，按临所得佳士资送会城肄业，试竣复择其尤携入京师”。他丁忧在家时，除时常到岳麓书院讲学外，还在家乡兴办义学，因材施教。“其成材者一师教之，其习句读而粗通讲解者又一师教之，顾使学者各以类聚，而师之心力亦不致疲于兼顾也。”

在贵州巡抚任上，贺长龄对当地的教育发展更是竭智尽力，大力鼓呼。“贺长龄担任贵州巡抚、云贵总督期间，大力创办义学、积极发展民族教育。在他的推动下，贵州义学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达到清代最高水平”［5］。他把当地的文教事业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多次为捐建书院考棚的士绅请奖，以致不识大体的“朝士相与语日∶‘黔抚章疏，不问可知，大抵请节妇祠乞书院奖耳’”［3］(P38－39)。他认为“崇教化厉人才，固有司者之责”，因此他“倡廉轫建，凡贵阳、铜仁、安顺、石阡等府，普安、八寨、郎贷、松桃等厅，黄平州、普定、天柱、永从、甕安、清平、兴义、普安等县皆兴立书院义学”。同时，他拨出官帑，整修省会书院，使之成为全省最大的示范学院，分上、内、外三舍，各以成绩高下编次。他还参照岳麓书院的办法厘定条规，诸生每日功课，均须填注册薄以备考查。他本人有时也亲往督查，令诸生试背，并摘问要义以为升黜［6］(P165);他还利用云天寺庙产在城外设立义学，专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读书;此外，他还奏请在铜仁、石阡增设考棚，贞丰、八寨增设拔贡学额，以培养人才。他甚至亲自到省会书院上舍“课士”34人，在贺长龄的倡导下，“黔士蒸蒸向学，风气丕变”，贵州教育蓬勃发展起来［7］。1845年，贺长龄离黔赴滇，他给后任黄惺斋留下书籍数箱和信札一封∶“仆每思黔省为天下极苦之区……边邙僻陋，贫不知学，往年饬所在官吏，筹谷建仓，设立义学，足下踵而行之，千万留意!”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2.倡导培养德才兼备的经世人才。贺长龄在任内大兴教育，其目的是培养“服官则有实政以裨国是，居乡则有懿德以忾人心”的经世人才［3］(P1725)。贺长龄认为“古之君子或出或处，必有及物之功”。他要求士人“卒业诸经，令读儒先说理之书……必如是，方为真人才、真人品、真学问、真经济”［3］(P1977)，他认为真正的人才必须能从诸经中学得人品、学问、懂得经济。无疑，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实政”人才是贺长龄所服膺的。因此，他的人才主张尽管带有举业教育色彩，但其经世教育的特点已经十分突出了。

同时，贺长龄非常重视人才的“懿德”。他“平生笃宗理学，以导养身性为主”，认为“学以治性也……为学人不能自治其性将何以治人”。他主张“心定而气聚，气聚则精凝，精凝则神充”，以求“养德”“养身”。他在家乡兴办义学，不仅教人识字，而且教人做人。“古之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今则竞心于利禄，而于所以为人之道，概乎其未有闻，正使华藻惊人，适以漓其本性，则今日义学之设，徒为混沌之凿，而非余爱护此乡之初意矣，来学之士其尚体余此心，明德饬行以读书做人合为一事，则庶几古门塾之遣风，可复见于今日乎?”［3］(P1681)在他看来，人才必须德才兼备，因此，他要求“诸士肄业其中，朝受业，昼讲贯，夜服习，亲师论学取友，不苟同于流俗，教者有不倦之心，学者有不怠之功，蓄道德而能文章，处则为正士，出则为名臣”［3］(P1669)。他认为“真才必从德出，则其才乃为有用”，反对士人“竞心于利禄”，强调“修身”。

(二)批评“俗学”、“俗士”，主张变通教育学习和科举考试内容

1.主张变通教育学习内容。作为一个封建官僚，贺长龄认为儒家经典是教学的主要内容，他主张熟读儒家经典。在与朋友讨论子弟功课时，他说“五经曾否毕功?小学近思录及性理大全等书断不可不读，幸勿视为迂谈。逖观曩哲从程朱入门者，文章不乞佳而自佳，所谓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一得而无不得也”。他尊奉孔子和儒家经典，盛赞诸经，“习其器以求其义，循乎物以协乎则，即学即事，德业兼焉，学者始基莫善于此”。他非常服膺孔子及其学说，“自孔子删《六经》，群言尽息。数千年一尊夫子之教而莫之敢异者，则以言必指夫事，事必轨夫道，道必事夫天，虽已是未之能行，而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天意所留以系万古之纲常者。历观前世，其一时政事风俗有合于吾夫子之所言，则其国必兴，合之多则盛，合之少则衰”。他熟读诸经，并得出体会，“凡书中所言之事，皆吾心中所有之理也，以心证事，凡心所不安皆事所不顺也……而后知圣人书乃天理民彝之记载，字字句句无不可见圣人之心”。但贺长龄重视通经致用，力图从儒家经典中掘出致用之学。他认为读经的目的在于致用，要么“修身齐家”，要么“治国平天下”。他称“我辈读书非关身家性命，即系天下国家，余可概置弗阅”，“读书必期乎有用，务崇实学”。他认为“读书非徒记诵，举业胥征实学”。他重刻《课士直解》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以诏多士，俾知四子书之裨益身心而有资于世用”［3］(P1752－1753)，显然，讲求实用是贺长龄提倡读经的根本目的。

贺长龄认为真正的学问是“诣深而识正，体大而用宏，又皆布帛菽粟之言，人人可跂而及”的［3］(P1725)。他自己“论文外而于地方之利病，民生之休戚，用人行政之权衡，亦靡不纵谈”。他一再批判“俗学”、“俗士”，试图对传统教育的内容进行变通。贺长龄曾经主办过及幼堂。该堂是为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设立的慈善教育机构。为了这些孩子的终身之计，他把教育分为两类，一是习文识字教育，“授之读焉将俾之识字也”;一是专业技术教育，“习之艺焉将俾之食力也”。在贵州，他刊布《农政全书》、《蚕桑编》、《种桑捷法》、《木棉谱》等书，教导当地人学习种桑养蚕、纺织及种植棉花等传统技术。士人通经而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贺长龄通过通经入仕治黔教民而促进了贵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明显，除儒家经典外，传统的技术技能也是贺长龄眼中的教学内容。

2.主张变通科举考试内容。与其他封建官僚一样，贺长龄把通经与入仕紧密联系起来，士人要“仕学相资”。他认为“仕学不相资，入官遂同墙面”［3］(P1751－1752)，必然“使经义尘封，人心榛塞，吏治不良，民生重困，国家徒有养士之费而卒罕收得士之效”。但贺长龄有其过人之处，他察觉到传统科举制度的弊端，并试图在科举考试内容方面进行变通。

在《与黄惺斋年兄书》中，贺长龄勉励道，“我辈此时已晚，年兄方不为迟，岂可蹈俗学之陋，误子弟终身哉。更需广为劝诱，使后起咸知正学，则风流渐染，久之必有大贤出于期间”。他批判“俗学”，指的是专为应科举考试的“虚华”之学。他批评投机科举考试的“属吏”，认为他们的“禀牍率以丽语衍饰，无裨实用”。他用人不重视科举考试所强调的“手书细楷”，而“尤在观其人之能否谙悉事理”。他视察山西书院官学时深入调查研究，发现传统科举考试导致士子对儒家经典一知半解，不能求其经世精神。“士子积弊，则空疏庞杂二者为多，大抵经义不明，虚华相尚，推求其故，则由童试正场向例不用经文，应试者遂多不读全经或读之而不求甚解，又或任意删节以趋简捷，及入学之后如行补读则学已失时，诵习难精，率皆剿袭涉猎，取资途泽，求其实能通经者盖寡，义理未明恐心术学术不免偏驳，其所关于士习人才诚非细故”。在批评当时士子读经不够、不求甚解积弊的同时，他提出解决办法，力图在考试导向上使士子诵读儒家经典∶“所取文章必以原本经术为首选，诗赋等题亦多由五经摘出，以观其肄业之生熟，月课于四书文外加经文五篇，每经各出一题，籍以课期肄习，虽各属文风优绌不同，所作课文未能一律雅瞻，而因文考义于经学，亦不无小补”。贺长龄强调通经，试图变通考试内容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他曾向地方官推荐《课士直解》，说它“晰义极精，书院考课照此出题，令多士熟习，虽先儒嗤为倒故，而于人心可资警省，不为无补”［8］。显然，贺长龄希望变通科举考试制度，在科举考试导向上使人才熟读诸经，求其经世内核，最终趋于通经致用之途，这也是他有别于同时代墨守成规的封建官僚之处。

不容否认，贺长龄的教育观也存在一些缺陷∶在教学内容方面，他偏重儒家经典，对生产技能教育还不够重视，对“新学”则只字不提;对待科举制度，他只是主张变通;对人才培养偏重“正士”、“名臣”，对技术人才还重视不够，对新型人才亦只字不提。贺长龄教育观的缺陷与他仕途顺利和晚年长期经营云贵密切相关。他“年十六应童子试辄冠其曹”，1801年，他补学官弟子。1807年，他参加本省乡试，取得了第一名。次年他高中进士，此后平步青云［9］。1836年，贺长龄担任贵州巡抚，后升任云贵总督，直到1846年卸任回乡。在此期间，他花费了大量精力处理民族关系［10］，几乎将所有精力放在云贵民族地区治理开发上，并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1848年就辞世的贺长龄，我们不能求全责备。总之，贺长龄在继承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经世教育观，并影响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从而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11］。

［1］刘鹤.贺长龄经世思想形成原因初探［J］.长沙大学学报，2007，(4).

［2］罗海兵.魏源教育思想与湖湘文化［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3］贺长龄.耐庵奏议存稿［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4］唐鉴.赠贺耦耕太守提学山西序［A］.唐确慎公集(卷二)［C］.上海:中华书局，1921.

［5］张羽琼.论清代贵州义学的发展［J］.贵州文史丛刊，2002，(1).

［6］唐伯固.岳麓书院与贺长龄［A］.岳麓书院1010周年纪念文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7］刘鹤，彭永庆.试论贺长龄治黔方略［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8］靳环宇，胡嫔.试论贺长龄的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J］.当代教育论坛，2003，(1).

［9］刘鹤.贺长龄经世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0］刘鹤.论贺长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1］刘鹤.论贺长龄的经世思想对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影响［J］.长沙大学学报，2008，(3).

(责任编校:简子)

K249.3

A

1008－4681(2011)06－0016－03

2011－06－06

刘鹤(1971－)，男，湖南绥宁人，凯里学院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