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变形小说渊源与特征探讨*

陈娟曾文韬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湖南衡阳421001)

中国现代变形小说渊源与特征探讨*

陈娟曾文韬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湖南衡阳421001)

目前学术界对“变形”人物的研究有所涉及，但从整体而言还鲜有对中国现代变形小说进行总体探讨的。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的历史渊源，以及相比西方和古代的变形小说，它的特征，以及它与现实主义文学的联系都有待阐释。本文主要从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中方与西方、现代与古代小说中变形的异同，并以此概括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的一些区别特征。

中国;现代变形小说;渊源;特征

“变形”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为:艺术中对表现对象的性质、形式、色彩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畸变［1］。以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分析，“变形”是一个动宾关系的短语，“变”是动词性成分，在短语中相当于谓语，意思是“变化”或“改变”;“形”是名词性成分，在短语中相当于宾语，意思是“形式”或“形体”。因此，对于“变形”的定义，可以理解为事物的形式或形体发生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事物”既可以指具体的物质层面的东西，比如人的外形，又可以指抽象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人的心理。

谈到变形小说，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的《变形记》，而围绕《变形记》展开的“变形”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也已成为热点，如《略论“变形”的艺术效应——卡夫卡〈变形记〉探微》［2］、《变形母题的文学阐释——以〈变形记〉和〈生死疲劳〉为例》［3］等等都以类似于《变形记》中的“变形”为研究对象。在学术界，有关变形母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比如张东茹的《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变形”母题解说》［4］、金官币的《唐志怪小说“狐精”故事中的变形母题研究》［5］等一系列对古代文学中变形现象的探讨以及黄彩文的《身体政治学的诗性表现——论茅盾小说的变形艺术》［6］、王一川的《历史真实的共时化变形——“狂人”典型的修辞论阐释》［7］等从文学价值的角度出发对茅盾和鲁迅这批现代作家笔下的变形现象进行分析。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也有人从中西方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变形”母题，如孙世权的《异化的人性扭曲的社会——再读〈变形记〉与〈促织〉》［8］、陈晓意的《从左拉〈金钱〉到茅盾〈子夜〉看文学接受中的变形》［9］等等。

可以说近几年来“变形”母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其研究方向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对卡夫卡《变形记》的探讨;(2)对古代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的探讨;(3)从文学价值的角度对茅盾和鲁迅等现代作家笔下的变形现象进行探讨;(4)从中西方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目前学术界还鲜有将中国现代变形小说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类别，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的历史渊源是什么、相比西方和古代的变形小说它有什么特征以及它与现实主义文学又有何联系?本文试从比较的视角来对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进行探讨。

一 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的历史渊源

就文学中出现的“变形”现象而言，中国的“变形”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神话传说。在盘古开天辟地、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早期神话故事中都有明显的“变形”现象，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狐变”故事更是将“变形”作为主要题材来进行创作，如《吕氏春秋》就记载了大禹之妻涂山女是由九尾白狐变化而来的:

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曰:“吾之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10］

此外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庄子》《楚辞》以及《搜神记》中也有诸多的“变形”现象，如“庄周梦蝶”、“杜鹃啼血”等故事，而魏晋时期涌现出的大量有关“望夫成石”的传说亦可归为“变形”的行列，这些传说大多讲述妇女思恋丈夫而幻化成石的故事。到了唐代，春秋时期的“狐变”故事与佛道思想相结合产生了专写狐精鬼魅的志怪小说，并且风行一时。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与狐精志怪小说类似的“银变”故事。“银变”特指以金银为主的一些贵重金属的变化成形，如《论衡·验符》中记载:“土生金，土色黄。汉，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黄比见者，黄为瑞也。圯桥老父遗张良书，化为黄石。黄石之精，出为符也。夫石，金之类也，质异色钧，皆土瑞也。”［11］故事的大意是讲汉朝以黄色为祥瑞的标志，当年在圯桥上授予张良兵书的老人就是黄石之精化成的，而黄石其实也是金一类的东西，因此作为大汉朝开国第一谋士的张良受黄石精的恩惠在后人看来是一种福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银变”小说还是狐精志怪小说，其变形的原因都可以用民间道教中的“物老成精”观点来解释，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宗教思想对这类变形作品的影响。

到清朝，产生于蒲松龄之手的《聊斋志异》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变形作品的集大成者，这部作品真正将变形故事推向了小说的殿堂，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已接近于现代短篇小说，其中最典型的篇目莫过于《促织》。《促织》讲述了明朝宣德年间宫中流行促织(蛐蛐)之戏，朝廷每年到民间去征收促织，主人公成名因没有促织不能交差而被官府杖刑，后来在绝境中他得到了神明的指点，抓到一只俊健的促织，全家人因此欣喜万分，成名也终于如释重负，但是没过多久他那贪玩的儿子却又意外地弄死了促织。故事情节至此渐入高潮，怒气冲冲的成名正准备找儿子算账，却发现儿子早已投井自尽，最后落得个人虫两空的境地。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当成名悲痛万分的时候，他又听到了促织的叫声，循声搜寻，发现了一只与之前不一样的小促织，这只小促织似乎有某种灵性，落入成名袖中，成名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无奈地把它交给了官府，但是让成名没想到的是，这只小促织勇猛无比，不仅打败了宫中其他异状的促织，而且还能斗公鸡，并且能够应节起舞。于是，否极泰来，成名一家受到皇帝的嘉赏，到最后作者才交代，原来这只小促织是成名儿子的魂魄所化。在《促织》的故事中，作者对成名之子的“变形”处理实际上包含了对当时封建强权压迫人的辛辣讽刺，故事里的促织象征着出于弱势的无力反抗的底层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供统治者娱乐，以“死”的方式来达成荣华富贵，这是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颠倒与否定，蒲松龄在《促织》结尾处还写了一段“异史式曰”来暗示他的讽刺思想:“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12］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形故事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形式都有所突破和发展，如从上古神话到《聊斋志异》的这一系列演变，就体现了情节由单一到丰富、想象由简单到复杂、主题由浅显到深刻的变化过程。纵观这一演变，它有两个主要特征:(1)从内容上看，中国古代变形故事的组构在发展中相继受到过祖先崇拜、宗教迷信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早期神话中的盘古开天辟地、夸父追日等故事就包含有对原始先祖的崇拜之情，魏晋南北朝的不少“狐变”或“银变”故事充满着佛家的说教意味，而清代的《聊斋志异》以一系列的灵幻故事来针砭时弊则是儒家“文以载道”思想的某种体现。(2)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变形故事始终都披着一层宗教迷信的外衣，这层外衣多是以道教“神话仙化”的形式而启发的人类“异化”或者异类“人化”现象，类似于现代文学创作领域中夸张的创作手法，有助于增强中国古代变形故事的艺术感染力。

二 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的特征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变形作品的基本特征是形式夸张，宗教迷信色彩浓厚。如果从变形特征来看，这些古代作品的“变形”属于我们之前提到的物质层面的外在变形，而相比之下的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的“变形”则属于内在心理层面的内在变形，比如《阿Q正传》、《骆驼祥子》、《金锁记》等等，这些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虽然没有古代变形故事里那些充满神奇想象的外在变化，但是却有其内在的心理的变化。而且中国现代变形小说从古代变形作品那里部分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优秀传统，又在当时的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文学创作手法，因此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性，值得说明的是这些特性是共性中的个性，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所以需要用比较的手法来进行探究。

首先，相比于西方用荒诞夸张的外形变化来促成人物的心理变形曲折地反映人物内心，中国现代变形小说则喜欢直接用真实客观的情节变化来达到这一目的。为了更好地说明两种变形小说的差异，我们在这里对“变形”进行更细一步的区分。

依照现代西方写作学的理论，变形可以分为两类:物化和畸变。物化即以人格化的物来表现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容，或以虚幻情境下的人演绎现实生活中扭曲的事，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小说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莫名奇妙地由人变为虫，然后整部小说情节都是围绕着他变成虫之后的遭遇而展开。格里高尔家人心理、情感的改变也是由于他的变形所引起的，而家人的冷漠、厌恶则又直接导致了他的自我否定，使得他由“虫形人性”变为了“虫形虫性”，可以说格里高尔的“物化”是整个故事的导火索，使得小说情节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发散开来，物化的“变形”成为了小说的主要情节脉络。而畸变就是在不改变人物、景观外形的情况下，展示出人物精神、心理的主观变异，比如张爱玲《金锁记》里面的曹七巧，三十年的世故与沧桑让她的财欲和情欲都得不到满足，无处可发泄的她心灵发生了极度的扭曲，最终由一个曾经向往幸福生活的天真小姑娘转变成一个专门扼杀他人幸福的利欲熏心的老太婆。在这里曹七巧还是曹七巧，除了满脸的干巴巴的皱纹以及冷漠的眼神让她看起来有点异于正常人以外，本质上她确实还是个“人”，但是她的心灵已经扭曲得不像个人了，她身上有关“人”的感情的东西也全被抹杀了，只剩下“仇恨”与“金钱”，就连最宝贵的亲情，她都能视若无睹，残忍地扼杀掉儿子和女儿的幸福。在《金锁记》中围绕曹七巧的心理变形而展开的描写是小说的关键，作者想要通过一个被扭曲的心灵来表现在封建统治背景下，受奴役受压抑的女性的麻木、愚昧以及精神畸变。

在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物化是以物质层面的外在变形为小说情节的导火索，而畸变是以精神层面的内在变形为故事的脉络。前者的“变形”一目了然，而后者的“变形”往往需要读者具有一定的分析理解能力。按照现代西方写作学的这个理论，中国现代变形小说大多属于“畸变”，这类变形作品除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以外，还有老舍的《骆驼祥子》、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以及郁达夫的《茫茫夜》，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情节叙述的真实完整，小说的主人公在一种客观真实的情节发展下表现出各种心理变化，比如祥子的思想堕落，阿Q的价值观念颠倒，祥林嫂的精神颓废，于质夫的性取向异常。

其次，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相对于古代的变形作品来说篇幅宏大，叙事详尽，描写丰富，尤其是在把握人物的心理变形方面更有质的不同，这主要体现为将典型塑造与心理变形相结合的描写方法。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的作者喜欢将人物的心理特征置于典型环境下进行描绘，使人物的心理特点象征化，成为一种代表性的符号，比如阿Q的国民的劣根性，祥子的堕落，曹七巧的心理变态。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叫做典型塑造法。鲁迅对这一方法很有造诣，他像一位熟练的工匠，能将人物性格特征中最精华的部分用细微的笔调表现出来，同时赋予小说或人物以时代意义，因此，鲁迅笔下的一些变形人物不仅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心理变化而且还代表了整个时代社会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典型的，无论是人物还是社会都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比如鲁迅在谈到《阿Q正传》的起因时说创造这部作品是为了“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以服务于现实的革命斗争。”［13］他塑造的阿Q这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典型，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在旧中国社会的失败，这也是当时时代的真实情况。

恩格斯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单个的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14］鲁迅深知典型效应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因此他用平素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将阿Q的形象刻画出来，将这个集国民劣根性于一身的阿Q推上社会批判的风口浪尖，让国人去批判他同时在批判中反省自己。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的社会批判意味在这种典型效应的影响下更加的深刻浓厚。

古代变形作品相比中国现代变形小说则大都显得短小精悍，尤其是一些神话故事，比如《山海经》中夸父追日的故事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尽管古代变形作品当中也有称之为小说的，但无论是情节内容还是创作规模都无法与中国现代变形小说媲美，比如由众多民间故事汇集改编而来的《聊斋志异》对于故事事件和人物会话以外的其他描述都简而概之，其中《促织》的发生背景就用了一句“明宣德年间宫中善促织”来简单地交代。同样是交代背景，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却用了一千三百字来描绘北平洋车夫的状况。另外，中国古代变形作品没有中国现代变形小说那种熟练运用典型效应的技巧和本事，而旨在以奇特的情节来吸引读者的兴趣，鲜有对人物性格的精雕细琢，因而《促织》中的成名之子只是一个悲剧的普通小人物，缺乏吸引舆论的丰富内涵，也背负不起与整个社会体制相对抗的使命。所以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相对于古代的变形作品来说，它的不同之处可以概括为在一个相对宏大的叙事中成功地运用典型效应刻画人物心理。

第三，从上述的分析来看，无论是西方的变形作品，从奥维德的诗集《变形记》到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还是中国古代的变形作品，从《山海经》到《聊斋志异》中的《促织》，它们的“变形”都带有神话或荒诞的色彩，创作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进行描写叙述，因此故事内容大多天马行空，而中国现代变形小说却很少见到这种夸张荒诞的手法运用，也没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中国古代变形作品中以“精卫填海”、“望夫成石”、“梁祝化蝶”为典型的这类故事都借用了道教里的“魂变”模式来达成作者对现实人生的理想，但这种变形故事的虚构成分太浓，缺乏太多的现实合理性，奥维德的诗集《变形记》中的许多变形故事也与此相似。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莫名其妙地由人变成虫的模式明显不同于中国古代变形故事中的“仙化”和“物老成精”的构造，它是卡夫卡式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体现，即以小人物的夸张遭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不合理的一面。

说中国现代变形小说很少有夸张荒诞的描写，主要是因为它诞生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之下，受西方现实主义的影响颇深，因此故事内容严肃认真，情节构造和人物设计贴近现实。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的创作者当中虽然不乏有浪漫派或者象征派的作家，但基于当时中国危机重重的社会现实，加上普遍流行的启蒙救国的思想，这批文人也都有意无意地在创作中遵循客观真实的原则，所以总体上来看中国现代变形小说中没有出现人类“异化”或者异类“人化”这样的夸张现象。

中国现代变形小说中虽然没有宗教神话的色彩以及现代派的夸张想象，但是却融合着儒家“文以载道”的思想内涵，这种思想内涵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相结合产生了一种直白的悲剧式的叙事方法，这种叙事方法也是旧中国黑暗社会的特有产物。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这种叙事方法的典型代表。初入北京城的祥子是个有理想有目标的上进青年，他不抽烟、不赌博、不喝酒，省吃俭用，老实厚道，身上集聚了不少传统美德，但他却不幸来到了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在重重的社会打击之下，他把理想输给了现实，出卖了灵魂的他开始走向堕落，小说中，祥子最终由一个上进青年退化为旧社会的没落鬼。这部小说的悲剧意义在于新社会给人以希望，而旧社会却给人以绝望，人性在这丑恶的旧社会的压迫下显得脆弱不堪，祥子最后那双空洞失魂的眼神给了这部人性的悲剧画上了个圆满的句号。

总结以上论述，中国现代变形小说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特征，注重小说的内倾性，着力于表现人物的心理变化与外部环境的联系，通过人物的心理畸变来达到对社会现实的讽刺与批判;同时，作家在小说中描绘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都具有典型性，这种典型性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一方面，典型的社会环境造成小说人物的典型性格，另一方面，小说人物的典型性格能反映出作家塑造的典型环境。

三 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的意义

通过对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中国现代变形小说中的创新性运用，并且这种创新结合了现代中国的许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现代变形小说在这种创新性手法的运用下其意义也具备了典型性与独特性。

首先，从作家的创作目的来看，中国现代变形小说成为当时作家们批判现实的有力武器。近代以来的旧中国一直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束缚中求生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打击着国人的自信心，三大矛盾的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人性在旧中国这个混乱的社会中升降沉浮，各种社会弊端犹如毒瘤一样在中华母亲身上蔓延，在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背景下，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机爆发了，于是以鲁迅、、郁达夫、茅盾、老舍、张爱玲为代表的这一批受过西方文化思潮洗礼而率先觉醒的文人极不愿埋没在旧社会的末流里，他们在现实的生活里找不到合理的宣泄途径，只能将自己的精神及感情寄托于文学创作，而社会的变形、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给他们提供了极好的创作素材，因此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变形”运用到了文学创作当中。而从社会道德层面来看，没有比人性的扭曲、心灵的堕落这些题材更能反映时代的弊端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这些精神体现于一代人的生活理想。如果一个时代的人的生活理想变质了，那么这一代人的精神甚至这个时代都是有问题的，出了问题社会医生进行医治，而中国现代变形小说作家就是这个医生，他将人性剖析给我们看，其实也是在给我们剖析社会结症，给我们展示一个病态的社会。中国现代变形小说虽然讽刺了社会，但是其根本目的是在提醒我们要自救，而自救的药方就是审视我们自己的心灵。

其次，从小说的创作手法上来看，中国现代变形小说作家将现实主义与“变形”母题结合起来，这为以后的文学创作者们提供了一些借鉴。该手法用真实的社会来突显人物的“变形”，再用人物的“变形”来反映一个真实的社会，人物“变形”与社会现实相互照应成为中国现代变形小说一大特色。另外这种创作手法还注重人物内心的变化，作者在描写中采用心灵的扭曲来反映社会背景的扭曲，用内在的变形来照应外在的变形，在这种照应中，中国现代变形小说里的两个世界——“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都得到了丰富的描写。比如《金锁记》中的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描绘以及对现代社会两性心理的刻画，《阿Q正传》中对辛亥革命背景下中国旧农村社会状况的展现以及对以阿Q为代表的一批还未觉醒的国民的心理把握，还有《骆驼祥子》中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矛盾压力下的下层普通劳动人民内心的纠结与无奈的描写。两个“世界”相互衬托，揭示出小说的深刻的内涵:《金锁记》通过曹七巧非人性、非女性的扭曲，写出了在长期封建统治背景下，在受奴役被压抑遭虐杀的处境中女性的麻木、愚昧以及精神畸变;《阿Q正传》以一个价值观念颠倒的阿Q来反映和展现我们国民的劣根性;《骆驼祥子》以一个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来进行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的这种“变形”与现实主义结合的方法是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手法的丰富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最后，从小说的社会影响来看，中国现代变形小说塑造的一部部悲剧对我们今天的人们仍然有重要的教育启迪作用。中国现代变形小说给我们展示了诸多人性的不足与阴暗，尤其是鲁迅、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更能反映一种自我批判精神与反思精神。这种批判和反思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中国现代变形小说中所描写的人性基本都是遭打压遭毁灭的对象，由此，这就不能不在小说中引发一系列“悲剧”。什么是悲剧?鲁迅说“悲剧是一种特别的艺术，它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指美好的、有意义的东西，人性就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它是我们生活的支柱，维持着我们的道德信仰，给我们生活的动力，一旦它遭到打击和破坏，那么被毁灭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活而是整个的人生，因此，个人人性的扭曲是个人的悲剧，整个社会人性的扭曲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中国现代变形小说不满足于诉说个人的不幸而是要渲染整个社会的不幸，只不过它是以个人的悲剧形式来烘托反映社会的悲剧。小说中的这一系列的悲剧展示了有关社会和人生的两点启示:(1)珍惜和谐稳定的当下社会。阿Q、祥子、曹七巧的心理变形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分不开的，新社会给人以希望，旧社会给人以绝望，努力创造和维持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来培育人们的希望是当代国人的一项使命。(2)坚守自己的个人信仰。如今的中国是个需要重新寻找信仰的社会，有人茫然不知所措，有人极端无所顾忌，失掉了信仰的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容易悲观乃至绝望，最后不堪重负而走向自我毁灭，比如马加爵;同样，丢失了信仰的人也会在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上走向歧途，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毁灭了自己，成为另类的“人”，比如干露露。信仰的丢失会使人像阿Q、祥林嫂、祥子一样发生心灵的畸变，这样的畸变一旦把人引向极端，可能会复制出越来越多的马加爵和干露露，因此中国现代变形小说以悲剧的形式给我们岌岌可危的信仰打了一针强化剂。

［1］夏征农．辞海(缩印珍藏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2］杨荣．略论“变形”的艺术效应［J］．南都学堂(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5卷，1995(5)．

［3］冯萍．变形母题的文学阐释［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2(5)．

［4］张东茹．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变形”母题解说［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5］金官币．唐志怪小说“狐精”故事中的变形母题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6］黄彩文．身体政治学的诗性表现——论茅盾小说的变形艺术［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6)．

［7］王一川．历史真实的共时化变形——“狂人”典型的修辞论阐释［J］．天津社会科学，1995(5)．

［8］孙世权．异化的人性扭曲的社会——再读《变形记》与《促织》［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8)．

［9］陈晓兰．从左拉《金钱》到茅盾《子夜》看文学接受中的变形［J］．中国比较文学，2002(4)．

［10］(宋)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11］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2］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3］湖北省武汉鲁迅研究小组．鲁迅论文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

［14］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s and Features of Modern Chinese Deformation Novels

Chen Juan，Zeng W ent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unan，Hengyang 421001)

The academic study of"deformed"character has been involved，but on the whole there has been little about an overall exploring themodern Chinese deformation novels．Wheremodern Chinese deformation novels come，what features they have，and how they relate to realistic literature if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deformation novels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ones?This paper，by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modern and ancient deformation novel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ummarizes some of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modern Chinese deformation novels．

China，modern deformation fiction，origin，characteristics

I207．4

A

1004－342(2014)01－57－06

2013－10－24

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201210555010)。

陈娟(1980－)，女，南华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