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溯源考

任晓兵

(内蒙古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70)

“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溯源考

任晓兵

(内蒙古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70)

中国形象的想象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文章即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文学书写主题之间存在的关联影响切入，论说“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源头，进而揭示这一文学书写主题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建构这一社会意义;以及说明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还未完全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就不会在文学创作中停止。

“五四”;文学书写;中国形象想象;民族主义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Anderson，B)曾对“民族”(nation)做了一则著名的智性界定，民族是一“想象的共同体”——“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这个对何谓“民族”所做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界定，实是“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认知的变形，它包含着民族想象与国家认同这两项不可割舍的命题。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晚清社会在来自西方和东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全球化扩张的武力冲击之下，传统的“天下”观以及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意识被渐进地无情击碎，有识之士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失落自我认同的孤独，只知有“我”，而不知“我”为“何者”。这种强烈的自我身份无法确认的“失根”感使得华夏中国有识之士思想域中的“个人主义”和“家族主义”认知被深深质疑。伴随着西方强势国家海外扩张击碎华夏中国“天下”观的同时，其“民族主义”的认知作为西方社会强势国家中资产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也随着华夏中国被冲击的历史进程而舶来，成为了被质疑的“个人主义”和“家族主义”于华夏有识之士思想域中的“代替”主义。半个世纪中华夏中国愈发惨痛的生存危机，特别是1894～1895年对东洋帝国主义日本的“甲午”抗争战事的失利和1900年满清帝国国都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与荼毒的痛苦体验，使得华夏民众急切渴望出现一个并非如“天下”观认知的虚空集体认同，而是可以通过具体可感可识的共同言说话语、道德宗教、文化习俗生成的集体认同来凝聚所有的华夏成员，进而形成以现代民族主义意识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来抵御外辱。

一

“甲午以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凡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赔偿，创钜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也，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2］所以，关于民族、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的认知就成为自晚清以来华夏中国的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在清末民初甚至成为华夏中国的核心话语。诚如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3］根源于此，对民族国家的强烈诉求构筑起了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以白话作为表达话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主题。这种诉求在当时是一种巨大的时代话语，它以摧枯拉朽之势去旧革新建构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民族国家的时代认知;以至明末清初儒教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篇中言说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话语都被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之父梁启超置换建构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现代民族国家话语。

清末民初的文学与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在形式和思想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源与流的关系，对此，已有很多前人做过扎实的学术考证，文章在此就将这一“源与流”的关系作为一种定论移植运用。清末民初文学特别是小说在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一种乌托邦式的国家设想。这种文学现象的发生首先直接源于晚清社会语境中政治文化精英知识分子对“天下”与“国”的重新认识，意即民族主义的国家意识成为他们对华夏中国重新认知的重要认知平台;其次是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们于现实政治诉求上的挫折迫使他们借助于文学艺术的构建方式转移现实受挫的体验，以文学书写的方式来变相达到改良政治的诉求，这间接推动了清末民初小说“国家想象”表意的盛行。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陈天华的《狮子吼》、陆士谔的《新中国》、蔡元培的《新年梦》、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以及其他文人写作的《梦平倭奴记》、《中国兴亡梦》、《洗耻记》、《月球殖民记》等小说，这些小说无一不是运用曲笔的叙事，想象和创造一个“乌托邦之国”，目的是“借理想之境界抒强国强种之夙愿，……投射出一种对中西冲突中劣势位置的想象性慰藉和观念性满足。这也是中国一个崭新的国族神话讲述的开始，他们在稀奇古怪的境域与亦真亦幻的事件书写中展示了中国现代化的种种可能与不可能”。［4］由此可知，借助于文学的想象与虚构可以有效地在特定的社群内培养起集体认同，创造一个民族国家。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运动确立了法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模式，同时也奠定了民族认知的现代涵义，即民族是等同于国家的。因此清末民初对中国形象进行想象的书写文本亦即也是对中国民族进行想象的书写文本，两者于实质上是相通的。

二

清末民初的这种对中国形象想象书写的小说在实践的同时，也被有识之士确立为一种文学观念借助于报刊这种现代传媒工具传布:1902年《新民丛报》第14号上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梁启超所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刊登广告，其第二条陈述内容为“本报所登载各篇，译著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撰，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5］这句话语中最核心的陈述即落在“中国文学”四个汉语符号上，“中国”于此并不是指向一个有着明确边疆界线的地域性的疆土概念，而是指向一个有着独特文化(包括思想文化、民俗文化、语言文化等)以及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国家“认同体”。因此，“中国文学”就已绝非是指在中国地域内生产出的文学此种陈旧狭隘的认识，而是指在时代语境中提供对构建民族国家“中国”——这个有着鲜明符号特征的“国家认同体”进行想象和描述的文学资源的界定。在梁启超所倡导的这种“中国文学”观念的推动下，文学尤其是小说中的“国家想象”就成为与中国现代性追求密切关联的“国家意识”的载体。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之一。

与创作观念上的引导以及现实境遇中急迫的民族国家构建的实践相呼应，且特别是在小说这种文学形态被梁启超确立为文学之正宗取代传统诗文的“载道”后，小说写作如决堤洪水势不可挡，据有人考证20世纪最初10年之内中国小说作品的数量就比唐代以后一千余年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小说作品还要多。虽然这些小说中肯定未必都具有“民族国家想象”的情结，但也说明了一个不容被质疑的事实:小说在清末民初已为文学之翘首，以至又适时出现了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这些小说中的政治小说如《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以其国家想象的核心情结辐射他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生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玄幻小说如张茂炯的《万国演义》、“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等，以寓言和暴露的复合叙事叙述出了对“新的中国”的想象和这一想象的民族国家的困境。“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6］这是鲁迅对这类小说所做的评论，精准地道出了其参与时代语境中小说写作对“民族国家想象”的建构命意。小说写作民族国家想象命意的辐射与影响，甚至波及到了清末民初那些仍就热衷于描述儿女情长的言情类小说中。这类小说虽言儿女私情却非要将其置于时代的语境中铺展，即如林纾所说的“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诸如于1906年同年出现的吴趼人的《恨海》和符霖的《禽海石》，均将男女恋情设置在1900年庚子事变的这一国家创痛背景之中，将小儿女的私情硬生生和时代国家话语联系起来。徐枕亚写于1912年的《玉梨魂》中塑造的何梦霞“殉儿女之私情”的死亡却被作者叙事置换为“战死在武昌城下的舍生取义”。以上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在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中当小说被赋予“民族国家想象”的“使命”后，小说就被看作一个似乎可以影响决定国家生存兴亡的“神话”而被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奉上“神坛”。

三

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去认知的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预示着清末民初文学的结束和“五四”新文学的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鲜明表征就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文学书写的语言载体，与华夏民众的生活口语同一。1918年4月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惟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7］何为国语的文学，何又为文学的国语?对这两个问题的阐释，就必须从“五四”以前的文学包括清末民初的文学所普遍使用的书写话语切入来解说。传统文学包括清末民初那些具有国家想象意蕴的小说所使用的书写话语是传统士大夫使用的语言——文言文，佶屈聱牙晦涩难懂，没有深厚国学根基的知识分子阅读接受尚显费力，更何况那些阅读能力不高或几乎没有文字阅读能力的民众，所以以文言文写作的文学不具备在华夏中国整合民众集体认同的资质，而“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8］基于语言内蕴的这种民族主义属性，胡适才主张弃文言而取白话。白话在华夏虽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但其却可以在华夏社会各地域、各阶层、各行业的广大民众(无论是社会精英、权势人物还是乡野民夫等)之间作为交际沟通的媒介被自由使用和传布。因此，“五四”以降新文学的书面写作语言与日常生活口头用语取得一致性，就“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9］，这样就能够使原来没有任何往来互不认识的人群，通过阅读同一书籍或报刊开始自然地关注或思考起这些媒介中提供的问题，进而在相关媒介能够传播到的最大时空范围内，酝酿出一种与所有这些受到某一书籍或报刊影响人群都有关的休戚相关的“国族”想象。因此，对于被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被迫开始现代化变革的华夏社会而言，文学创作中弃文言取白话本身就是民族国家自主性的表现，也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在政体上摧毁了以“天下”观为轴心的满清帝国，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家;但这一国家得以生成的前期舆论宣传口号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鞑虏”意指满族，“中华”意指汉族，然而历史的事实早已经表明，满族和汉族只是华夏社会中的两个不同族群，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满族族群文化已被占华夏社会主体的汉族族群文化所归化，这即是说满族和汉族在时代的演变中逐渐生成了以汉族族群文化为主流的文化“集体认同”，都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一符合现代民族认知的民族主义的建构“符号”中。因此，辛亥革命虽完成了政权性质的变更，但并未建立起符合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国家”。因为民族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分支，所以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还未完全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就不会在文学创作中停止。因此，清末民初小说写作中“民族国家想象”的意蕴指向深刻地影响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使“新中国”的想象和创造成为了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如同王一川所指出的:“中国形象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作家和诗人们总是从不同角度去想象中国。”［10］

［1］(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2］梁启超:《爱国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70页。

［3］(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4］杨霞:《清末民初的“中国意识”与文学中的“国家想像”》，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5］梁启超:《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7月15日。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

［7］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

［8］(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9］廖仲恺:《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4页。

［10］王一川:《中国人想象之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载《东方丛刊》1997年第1、2辑。

I206．6

A

1004－342(2014)01－63－03

2013－10－09

任晓兵(1981－)，男，内蒙古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