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

彭建华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李劼人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

彭建华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在李劼人批评中，一九三七年《中国文艺》第一卷2期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具有长远的影响，郭沫若并不明确地说出李劼人与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文艺论争话题，包含太多时代的潜话语。以下将对照李劼人的文学批评《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考察李劼人小说批评存在的误区。

留法勤工俭学;法语学习;象征主义;影响;接受

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上中下)是193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部分接受了自然主义及其后文学的影响，应该实证地分析李劼人创作的小说与法国文学的关系。李劼人关于法国现代小说的基础观念大抵表现在《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之中。《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主要考察1885-1922年间法国小说的进程，叙述了自然主义之后的多种文学潮流，但它并不是完全而科学的法国现代小说的历史评论，有一些可争议的观点。在文中，李劼人不恰当地运用了文学进化-革命观念，“我们读过法兰西文学史的，便晓得自然主义之所以兴，是由于反抗罗曼主义;罗曼主义之所以兴，是由于反抗古典主义;一六六○年的古典派，又是反抗一六三○年的罗曼主义而生的。”［1］P452

李劼人的评论观点是从多种法国文学史批评综合提取出来的，例如朗松的《法国文学史》(Gustave Lanson，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Librairie Hachette et Cie，Paris 1903)，朱勒威尔的《法兰西语言文学史》(Louis Petit de Julleville．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1900．Paris，A．Colin，1896)，尔丹惹的《法国文学史》(Joseph H．Retinger，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du romantismeànos jours．Paris:Grasset，1911)，卡纳的《法国文学史》(RenéCanat，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par les Textes．Paris，Paul Delaplane 1905)，法格的《法国文学简史》(Emile Faguet，Petit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Paris:JM Dent et fils Collection Gallia，1913)和别的作品。

这篇丰富翔实、至今依然具有启发意义的评论，有利于人们分析法国文学对李劼人小说创作的启发作用。在文中，李劼人列举了心理主义小说作家马格里特兄弟、波尔多(Henry Bordeaux)、卜勒浮斯特(Marcel Prévost)，象征派小说(诗情小说)作家撒曼(Albert Samain)、居勒(François de Curel)、尔尼叶(Henri de Régnier)、亚丹(Paul Adam)，感情派小说作家巴海士(Maurice Barrès)、菲利浦(Charles-Louis Phillippe)、纳叶夫人(Anna de Noailles)，乡土小说作家巴散(RenéBazin)、尔尾叶(Paul Hervieu)等。值得指出的是，对菲利浦的简要评述甚为不当，法郎士、布尔惹(Elemir Bourget)被称为自然主义之后卓然特立的小说家，李劼人较详细地介绍了布尔惹的创作及风格，然而他却未翻译二位小说名家的作品，“以巴海士的爽快、明识、劲健，几乎颇有一个大师的身份”，但李劼人也未翻译巴海士的小说。此外，李劼人的法国文学批评还与翻译实践紧密相关，他对法国文学的批评往往是作为法国文学翻译的译者附言、译后记、译序，李劼人的法国文学翻译几乎都有附加的批评，这大致构成了李劼人直接接受的法国文学视野。

一 左拉与自然主义文学

法国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它出现于1860年代中期，1870-80年代逐渐成为影响深入的文学运动，1880年代自然主义在法国开始走向衰落，但是迅速成为欧美的文学运动。追溯Le naturalisme的语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1870-1900年代法国文学上强大的批评思潮，左拉无疑是自然主义的领袖和理论鼓吹者。弗斯特、斯克爱英《自然主义》写道:“自然主义者们把巴尔扎克、福楼拜乃至司汤达都拥戴为自己流派的先驱者。他们不倦地称这些现实主义小说的大师们为他们的宗师和典范。左拉自己在《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中论及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时，很有见地地强调指出了他们作品中那些能使他们与自然主义者的模式相契合的方面。龚古尔兄弟也常常作为自然主义直接的先锋而被提起。他们在某些方面的确和自然主义相近，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对日常生活题材的选择，他们对遗传和环境作为支配因素的强调，以及他们力图‘象大夫、学者和史学家’那样去研究人这一观念。”［2］P29-30

左拉(émile Zola)的早期创作(例如《给妮侬的故事》、《克洛德的忏悔》)和后期小说(“三名城”、“四福音”)都不属于自然主义小说，甚至《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某些小说明显偏离了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米歇尔·莱蒙认为“他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觉得理论和作品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他想在自己的小说中提出案件记录，以创作一些结构完整的作品。他力图表现出学者那种冷静、不动感情的态度，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倾注他抒情的和幻想的才华。他所不断宣扬的科学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不过是刺激他的天才的东西而已。”［3］人们应该比较左拉的小说作品与他那些争辩性质的自然主义理论，如《试验小说》(Le Roman expérimental)、《自然主义小说家》(Les romanciers naturalistes)、《戏剧中的自然主义》(Le naturalisme au théatre:les théories et les exemples)，左拉明显利用“自然主义”理论为自己的小说辩护，或者展开宣传。

1866年左右，左拉在小说的创作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提出科学性的创作观念。而后，《黛蕾丝·拉甘》“第二版前言”(Préface de la deuxième édition de Thérèse Raquin，1867)明确提出小说的目标首先是一种科学的目标，即生理学的病例研究。左拉写道:“在《黛蕾丝·拉甘》这部小说里，我所要研究的是气质而非性格。这便是全书之要点。我选择了几个被神经和血液所绝对支配的、完全丧失了自由意志的人物，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受到自身肉体的宿命的牵制。黛蕾丝和罗朗只是两头人形走兽，除此而外，更无其他。”［4］P120“人们只要仔细阅读这部小说，就会发现小说的每一章就是关于生理学的某种古怪病例的一种研究。”［4］P120“当我在写《黛蕾丝·拉甘》时，我忘记了这个世界，一头埋在对生活作精确和细致的摹写工作里，专心致志地分析人体的复杂机构，所以我敢向你们保证，黛蕾丝和罗朗的残酷爱情，在我眼里并无半点不道德的成分，也并无足以推向邪恶激情的因素。”［4］P121“我尝试在《黛蕾丝·拉甘》中采用的科学分析，一定不会叫他们惊奇;他们将在那里重新发现本世纪为了揭示未来奥秘而曾热烈使用过的近代方法和普遍的探索工具。不论他们得出的结论如何，他们将承认我的出发点，承认我对人的气质以及对人的机体在环境和情势压力下所产生的深刻变化的研究。”［4］P123

围绕《小酒店》(L‘Assommoir，1876)的出版争论，巨大地促进了自然主义的社会影响，1876-1881年，左拉写了很多论文和宣言以争取自然主义理论被人们接受，因此，他也赢得了普遍的文学声誉。1876年于伊斯曼写作了《左拉和〈小酒店〉》(émile Zola et l’Assommoir)。1879年左拉写作了《实验小说》，几乎完全是对贝尔纳《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的直接移用与大胆模仿，左拉系统地提出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特别是小说的科学的实验方法。1881年左拉在《戏剧中的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家》中重申了更早的文学主张。

《实验小说》并没有强调自然主义小说中人物性格的遗传法则和环境影响的法则，左拉写道:“我们看到小说家同时是观察者也是实验者。作为观察者来说，他提供他所观察到的事实，定下出发点，构筑坚实的场地，让人物可以在这场地上活动，现象可以在这里展开。然后，实验者出现了，他制定实验，我要说的是，他使人物在特定的故事中活动，以指出故事中相继出现的种种事实将符合所研究的现象决定论的要求。”［5］P130-131“自然主义小说家着重观察与实验，他们的一切著作都产生于怀疑，他们在怀疑站在不甚为人们所认识的真理面前，站在还没有被解释过的现象而前，不断地观察与实验，直到一个实验所得的观念突然唤醒他们的天才并促使他们去制定一项实验，以便能分析事实，从而掌握事实。”［5］P134“这就是构成实验小说的条件:掌握人类现象的机理，表现出生理学将给我们解释在遗传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的智慧与情欲表现的部件，然后表现出生活在他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环境中的人，怎样每天改变着社会环境，又怎样自己反过来在环境中经受着不断的改变。”［5］P139-140“实验小说是本世纪科学进步的结果;它继续并补充了生理学，而生理学本身又是建基于化学和物理学的;它以服从物理化学定律并由环境影响所决定的自然人的研究来代替抽象人的研究，代替形而上学的人的研究，一句话，它是我们科学时代的文学，正如古典文学和浪漫文学是相应于经院哲学和神学的时代一样。”［5］P141“我们是实验论的道德学家，我们以实验指出，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某种激情会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我们一旦能掌握这种激情的机理，我们就能处置它、约束它，或至少使它尽可能地无害。这就是我们自然主义作品的实用意义和高尚道德。我们对人进行实验，我们一块一块地拆卸与装配人的机器，使这架机器在环境的影响下运转。在时代进步之后，在人们掌握了法则之后，我们只要左右个人与环境，就能达到更好的社会形态。我们就这样创立了实用社会学，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有助于政治经济学。我重申，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的工作，还有什么比这更宽广的用途了。做善与恶的主宰，支配生活，治理社会，逐步解决社会正义的一切问题，特别是在用实验来解决犯罪问题的同时，给正义以坚实的基础，这难道不是人类事业的最道德、最有用的工作么?”［5］P143“社会的循环与生命的循环是同样的:在社会中也有一种连络各不同成员、各不同机构的相互依存，就像在人体中一样，它们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如果一个机构出了毛病，其他许多机构就会受到影响，一种复杂的病症就接着发生了，从这点看来，在我们的小说中，当我们对某种严重的、毒害社会的创伤进行实验时，我们的做法就和实验论医生一样，即竭力设法发现原始而简单的决定论，以便以后能抵达行为所遵循的复杂的决定论。”［5］P145“我们只在我们的小说中应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也是决定论者，我们用实验的方式来寻求决定现象的条件，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永不脱离自然的法则。克洛德·贝尔纳说得好，只要我们能够施加影响，比如能通过改变环境来左右现象的决定论，我们就不足宿命论者。”［5］P146“撇开写作风格不谈，在实验小说里，实验很清楚地已成了小说家的个性的部分。感情既然是实验方法的出发点，理智既然接着也加入进来，参与实验，并接受实验的检验，那么实验者的天才就是驾驭一切的东西了。此外，正是它，使在别人的手中原是毫无生气的实验方法，到了克洛德·贝尔纳的手中就变成了一件强有力的工具了。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方法无非是工具;而创造杰作的却是工人，是他们带来的观念。我还摘引过这么几个句子:是一种特殊的感情，一种quid proprium(固有的东西)，构成了各人的独创性、发明性或天才。在实验小说中，这就是构成天才的部分。”［5］P149“对作家来说，天才不仅存在于他的感情之中，存在于既存的观念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形式和风格之中。不过，方法的问题和修辞的问题是毫不相同的两个问题。自然主义，我再说一句，唯一在于实验方法之中，在于用在文学的观察以及实验之中。”［5］P159

1876年之后，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团体“梅塘群体”逐渐形成;1880年《梅塘之夜》(Les Soirées de Médan)出版，分别收入了左拉、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于伊斯曼(Joris-Karl Huysmans)、塞阿尔(Henry Céard)、埃尼克(Léon Hennique)、阿勒克斯(Paul Alexis)各一个中篇小说，“梅塘群体”的自然主义创作发挥了重大影响。到1884年，于伊斯曼转向，自然主义团体内部出现明显分裂，1887年8月18日班讷坦(Paul Bonnetain)、德斯卡夫(Lucien Alexandre Descaves)、居奇(Gustave Guiches)、马格利特(Paul Margueritte)、罗斯尼兄弟(J．-H．Rosny，pseudonyme commun des Joseph Henri HonoréBoex et Séraphin Justin François Boex)联名发表《五人宣言》(le Manifeste des Cinq)，公开表达了对左拉领袖地位的不满。1893年左拉完成《卢贡·马卡尔家族》写作，他的自然主义创作已经终止，1897年左拉写作了《致青年们的信》(Lettreàla jeunesse)，再次重申了自然主义主张，然而，此时自然主义运动在法国最终结束了。

居伊·罗贝尔(Guy Robert)认为左拉的自然主义与其说是出于贝尔纳、吕卡斯医生和遗传学，还不如说主要由于巴尔扎克(例如《贝姨》La Cousine Bette，1846)、泰纳以及环境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中左拉运用了贝尔纳的实验主义原则，左拉提出“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观察方法”，他的《戴莱丝·拉甘》(1966)创作是建立最初在“观察与科学分析的场地上”，进行“生理学案例研究”的探索性作品，左拉积极响应了当时代的显著的科学精神。1868-1869年左拉构思“卢贡·马卡尔家族”创作计划，籍此“研究血缘和环境问题”。福楼拜的客观，不动情感的态度，龚古尔的真实小说论，实证主义哲学，泰纳的决定论，生理学(尤其是遗传学)的最新成就影响了左拉的小说理论，小说的目标是解决“气质与环境”的问题，对自然和人进行调查研究，即创作科学性的小说。

二 李劼人对法国自然主义的批评

李劼人在《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中比较明确地叙述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及其特征。该文中确乎包含一些矛盾的成分，一些误解，如把福楼拜的《波娃利夫人》(Madame Bovary，1857)认作自然主义作品，《萨朗波》(Salammbô，1862)认作罗曼主义作品。“法兰西自然主义文学，从一八三O年左右勃兴以来，极盛时期足足经历了三十多年，直到一八八五年前后，始呈现出盛极而衰的样子。自然主义成熟得很猛，所以它的衰落也较它一般前辈来得快;就在一八八五年之顷，一时法兰西文学界中猛迸出一种又普遍又惊人的呼声，即所谓‘自然主义之崩颓’(la bangueroute du naturalisme)是也。”［6］P453李劼人认为自然主义的极盛时期是在1851-1885年间，所谓从1830年左右勃兴，当指司汤达一派的写实主义(le réalisme)的兴起，确实，在法国批评中更多认为自然主义是写实主义的新的发展。李劼人所谓的自然主义(le naturalisme)包括写实派(réaliste:émile Zola，Guy de Maupassant)，理想派(idéaliste:Octave Feuillet，Victor Cherbuliez，Eugène Fromentin)，和印象派(impressionniste:Edmond et Jules Goucourt，Alphonse Daudet)，福楼拜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开山鼻祖，不归入以上任何派别。自然主义的写实派又被称为左拉学派，包括左拉、莫泊桑。在《〈离婚之后〉后记》(《小说月报》第十六卷5期，1925年5月)中，李劼人指出保尔·马格利特是自然主义将崩颓时法国文坛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更加突出了心理的解剖和意识的分析，“不过保尔·马尔格利特受龚古尔弟兄印象派的影响却比受左拉写实派的影响为大，所以他后来虽反对自然主义，抨击左拉的写实手段，以及非难写实派的人生观。但他从1887年以后自己发挥天才的作品，仍不免带着印象派的浓郁色彩。”［6］P566-567“他不过以写实派的纯客观与夫不顾内心生活的做法为不满足，抨击那拘束进步思想的师承而已。他虽是偏重在哲理一方，注意的是生命的意识，然而他仍赞成写实派‘观察实际’的科学方法。”［6］P5671887年《五人宣言》所包括的5个年轻作家是马格利特、班讷坦、德斯卡夫、居奇、罗斯尼兄弟等。《五人宣言》是自然主义运动极为重要的事件，显然李劼人对左拉一派的自然主义理解，超出了“梅塘团体”(le groupe de Médan)，尤其是列举了后来的自然主义叛离者们(“自然主义的破坏者及结束者”):于伊斯曼(Joris Karl Huysmans)、罗斯尼兄弟、布尔惹(Paul Bourget)、马尔格利特兄弟(Paul et Victor Margueritte)、米尔博(Octave Mirbeau)、沃居厄(Melchior de Vogüé)，李劼人却未翻译他们的小说。稍早时间，周无《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却有不同的看法:“在十九世纪下半期，风靡一时，传布甚广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e)，在爱米儿·左拿(émile Zola)，亚尔逢斯·多德(Alphonse Daudet)，福罗贝尔(Gustave Flaubert)，亚拉多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毛巴桑(Guy de Maupassant)，和罗第(Loti)等人的统属之下，在法国文学界中，却有很大的力量。但在他极盛时代，已有了甚多的劲敌。其中的代表便推布尔惹(Bourget)。及到毛巴桑死后，法郎士随后的彩色，又渐倾向在象征主义(Symbolism)，后起的健者无人，于是自然主义遂不能支持抨击者的力量，因而至于崩坏。”［6］P15值得指出的是，布尔惹、法朗士(Anatole France，Jacques Anatole FranÇois Thibault)、米尔博、罗蒂(Pierre Loti，pseudonym of Julien Viaud)在根本上不属于自然主义。法朗士“前期是自然主义下的人物，中期是象征主义下的徘徊者，到末期便无能名之。要之，他的方向太多，而且又是文坛上的寒暑表。”［6］P476李劼人所谓自然主义的理想派作家均与左拉一派没有什么关联，费叶、舍尔毗烈分别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浮茫丹在创作上近似乔治桑。

左拉的自然主义与1830年代而来的写实主义有明显的继承关系，避免了浪漫主义(即李劼人所谓罗曼主义)的胡思乱想的病症的传染，或者浪漫主义的凌空蹈虚。李劼人指出了自然主义的主要特征: 1．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验哲学，白尔纳尔(Claude Bernard)的实验医学，实验科学，戴伦(Hippolyte Adophe Taine)的定命主义，是左拉自然主义的理论来源;2．实验小说就是今世纪科学运动的结果;并支持和完成生物学的东西。这种小说即为吾人科学时代的文学……换言之，左拉的自然主义是全赖实验科学的方法，［利用实验科学的方法］，只重实际的经验，忽视心灵的力量，［比如写一个钱商，亦必躬入市场，置身市侩之中持筹握算，然后下笔］，［引证上的真实，细微处的正确，以及写实派的那种劲健蓬勃的言词］;3．纯客观的描写，只是把实质的对象一丝不走的写下来，仿佛编演了一段不加说明的活动电影，而心灵的对象却不涉及，［真实的观察］，［从实质描写］;4．不顾阅者的心理，不怕社会的非难，敢于把那黑暗的底面，赤裸裸地揭示出来，［把社会写得完全是一个可恶的，无可救药的，善恶分明的社会］，［凭其观察所得，毫无顾忌，将种种黑幕，尽力地揭破］，［只是着力在黑暗的正面，只管火辣辣地描写出来］;5．自然主义的目标是“人的教育者”(L‘instituteur des hommes，巴尔扎克语)，即极力想把人间的事物及肯定的影响，一一呈诸吾人，以做为恶的龟鉴，使读其书的人迁而为善;6．于伊斯曼的批评:自然主义使用码头上用的词语，卑田院同厕所中用的字汇，把残酷的近代生活夸张了，乃至把兽性的强力也颂扬起来，把无人情的保险箱也恭维起来。

在《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中，李劼人对自然主义提出了一些道德上的批评:1．自然主义的末流太枯燥太冷酷，［冷酷，粗疏］，［冷酷的机械的自然主义］，［束缚心志的枯燥定型］，太不引人的同情，［蔑视读者心理］;2．不管毕竟何处是光明的所在，怎样才是走向光明的道路，［把社会写得完全是一个可恶的，无可救药的，善恶分明的社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令人讨厌］，［以感觉的病态来迁就那个系统］，忽略了“生命是当爱的，是值得痛苦是当尊重的，心灵的安慰是当需要的，慈悲人道的责任是当担负的”，［忽视心灵的力量］，［而心灵的对象却不涉及］;3．究竟以它描写过于逼真，使人无躲闪余地，故其结果，不是使人忿走极端，以为假面既揭，更无所用其顾忌;便是使人颇生悲戚，视现世如五浊世界，而消灭其同情心;4．于伊斯曼的批评:自然主义使用码头上用的词语，卑田院同厕所中用的字汇，把残酷的近代生活夸张了，乃至把兽性的强力也颂扬起来，把无人情的保险箱也恭维起来;5．对于科学的过甚其词，各部书中载满了专门的科学的不可移易的单字，如龚古尔兄弟;6．左拉学派下作家的眼光，总难看出巴黎以外;7．左拉的自然主义引发“道德之恐慌”(crise de morale)，“感情与理想的歧路”(Au carrefour des idées et des sensations)。左拉却反复宣称自然主义小说家是实验论的伦理学家，即实验主义的道德家。

李劼人和现代中国对自然主义的阐释与发现并不完全不准确的，由于一种来自文化传统的片面，即基于所谓健全的道德和伦理理想，人们批评了左拉的自然主义，即更多是批评处于被命名为自然主义的文学现象，这是一种概念的想象力的分析，这是现代批评根本无法达到的缺乏实体的虚空。李劼人把左拉式的实验科学的方法理解为只重实际的经验，比如写一个钱商，亦必躬入市场，置身市侩之中持筹握算，然后下笔，纯客观的描写，只是把实质的对象一丝不走地写下来。“五四”一代往往是这样认识自然主义的。李劼人与左拉一派最根本的分歧便在于实验科学的方法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小说的科学性观念。

李劼人认为自然主义仿佛编演了一段不加说明的活动电影，则是一个理论的新比喻。1920年代流行着无声电影，显然李劼人在法国认识到了法国电影，和电影叙述的独特性质，也就是说，当时法国学界普遍流行，左拉的作品是现实的复制，自然主义强调小说对现实的复制，把实质的对象一丝不走地写下来，显然李劼人接受了这一观点，不恰当地认为这就是实验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把小说叙事同电影平行比较，在小说叙述上强调技术因素，李劼人的发现(1922年)在文献社会学的意义上是重要的。我不想太多超出自然主义的论题。

由于对自然主义的严峻批评，李劼人对左拉和自然主义只是警惕的选择与接受，甚至是反叛性地借鉴，在显著的抗拒性阅读活动中，现代中国的实用理性排除了自然主义的核心精神:改善病理的社会。李劼人确乎在左拉和自然主义小说中发现了批评社会的努力与方法。李劼人发现自然主义的科学性的小说具有高度珍视的品质:真实的观察，从实质描写，引证上的真实，细微处的正确等等，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小说的幻想因素，主观的情感描写成分。

三 李劼人的创作与自然主义

人们称李劼人是“中国的左拉”，显然是一个反讽式的误解。左拉与自然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文艺论争话题，包含太多时代的潜话语，例如刘半农讥嘲地称陈源为“中国的左拉”，李长之曾称张资平为“中国的左拉”，钱林森赞誉地称巴金为“中国的左拉”。曹聚仁《小说新语》之“写实的与理想的——写实主义作家李劼人”写道:“其实，在他的修改工作没开始前，我已在《文坛五十年》中说到他的几种以现代中国史事为背景的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上、中、下卷，我说他是中国的左拉;他这几种小说，有如左拉的《卢贡家族的命运》。“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创作，在长篇小说这一方面，很少比这几种更成功的。”［7］曹聚仁称李劼人是“中国的左拉”，明显的理由是李劼人曾用近百年历史演变，从庚子拳变到辛亥革命作背景，写了三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在规模颇近于左拉的长篇小说连丛，而且风格也颇近似。曹聚仁“左拉的写实主义”一文中写道:“我说李劼人先生是东方的左拉，这句话，还得稍加注解的。在法国，写实主义是从画家果尔培开始的，到了左拉才用到文艺上来。……在他［巴尔扎克］之后，如佛罗培尔、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都德这些小说家，他们都是写实主义的作家。左拉还在理论上有完整的体系，见之于《实验的小说))。……鲁迅也是写实主义小说家，他是巴尔扎克型的写实，至于李劼人的写实，则是左拉型的写实。”［8］P251

在李劼人批评中，1937年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具有长远的影响，郭沫若并没有明确说出李劼人是“中国的左拉”。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写道:“据刘弱水说，李［劼人］的创作计划是有意仿效左拉的《鲁弓·马卡尔丛书》。每部都可以独立，但各部都互相联系。他要一贯地写下去，将来不知还要写多少。是的，据我所读了的这三部著作看来，便分明是有联系的作品。整个的背景是成都附近，时代是四五十年前以来。《大波》仅出上卷(以下出否未明)，写的是辛亥年的四川争路的经过。《暴风雨前》写的是其前五六年间的启蒙时代。《死水微澜》是更其前数年间的痼闭时代。如那题目所示，作者是有意用诗样的字面来，把各个时代象征着的。”［9］P302-303郭沫若并没有太多论及左拉及左拉一派的自然主义，并未提出学界所谓“李劼人是中国的左拉”一说。“中国左拉之待望”表明李劼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尚未与左拉相似，并呼唤李劼人写出新的《鲁弓·马卡尔丛书》(Les Rougon-Macquart)。郭沫若再三指出李劼人《大波》等小说表现法旧式。1930年代中国文学(小说)思潮更迭，新异手法层出，确乎不可得知，郭沫若意味的，与笔调旧式相对的“新”是什么，左拉一派的自然主义是旧式的吗?

考察郭沫若论述左拉及自然主义的批评，可以澄清一些问题。1923年郭沫若致草堂社的信论及自然主义，称:“近代文学的精神无论何国都系胎胚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近虽衰夷，然而印象派中，象征派中，立体派中，未来派中，乃至最近德意志的表现派中，都有自然主义的精神流贯着?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自然主义的精神在缜密的静观与峻严的分析。”［10］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称:“研究得那么透辟，描写得那么自然”，“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藉着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的形象化了出来”，“把社会的现实紧握着，丝毫也不肯放松，尽管也在描写黑暗面，尽管也在刻画性行为，但他有他一贯的正义感和进化观，他的作品的论理的比重是在其艺术的比重之上”，“而他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然而，他却并不因而流于死心塌地的失望。否，他是敢然的屹立了起来”。［11］似乎郭沫若并不完全肯定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表现了更多左拉式的自然主义的色彩，而是称李劼人是“健全的写实主义者”，“写实(主义)的大众文学家”，“笔调甚坚实”。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还特别指出，“新式的末梢技巧，其有也，在他自会是锦上添花;其无也，倒也无伤乎其为四川大绸”，也就是说，李劼人的小说在某些片段是有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手法运用，“尽管也在描写黑暗面，尽管也在刻画性行为”被隐约地指示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分明是有联系的作品，“把各个时代象征着的”，于是郭沫若承认李劼人的小说与左拉的《鲁弓·马卡尔丛书》有某些相似的结构特征。

左拉在其科学性的小说中，描写了平民的兴起，努力追求叙述的真实，并不回避粗俗下流的场景，左拉小说中的各种人物讲一种确实生活的语言，如《小酒店》实现了平民的趣味，既不吹捧，也不丑化，普遍运用生动而杂以城市平民俚语的语言。《娜娜》中的娜娜使用着丰富的、亦庄亦俗的混杂语言，包括强烈色调的下流语言;《萌芽》并不缺乏矿工的俚语表达，冲击了曾经流行一时资产阶级娱乐的高雅(趣味)小说，甚至在更早的《卢贡家族的命运》的“序言”(1871)中宣称它的小说中的人物在讲着他们自己生活的语言，一种属于未来语法学的语言。［12］另一方面，左拉的小说表现了一颗高贵的心灵，以豪迈、粗重、强调的方式使用了语言本身，与福楼拜一样，左拉熟练的运用间接语气叙述或者内心独白，每个人物都具有个性标志的语言。

李劼人谈到自然主义小说的语言特征，认为(自然主义)写实派运用一种劲健蓬勃的言词，自然主义使用码头上用的词语，卑田院同厕所中用的字汇，显然李劼人在早期短篇小说中已经学会使用白话精致的技巧，准确地叙述人物个性特征，刚健的语言风格和遵照汉语习惯避免俚语，尤其是下流粗话等等，李劼人敏锐地感到自然主义小说中俚语的运用是一种增进语言的趣味和表达力的方法，而且俚语可以加强故事真实性和人物性格。在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中，刘三金、蔡大嫂、罗歪嘴等人物普遍采用了城郊平民的俚语，包括下流粗话，郝公馆的主人们则讲着他们的语言，《暴风雨前》和《大波》中的维新者和革命者则是使用更多的新词，《天魔舞》中的陈莉华、陈登云也不少调情话语，这是一时流行的行话，然而李劼人在自然主义小说中感到风格的冲击的是运用俚语和粗俗下流话，当然这并不是左拉和自然主义小说的语言主要特征，正是这种语言的力量开拓了李劼人和现代中国小说的语言领域，做了一种崭新的语言习惯。但是，李劼人的长篇小说的语言还没有解放到语言风格完全服从于人物性格，服从于问题的研究，与小说的科学性的目标。李劼人更倾向于方言的运用，对白话的更深入的照见与语言自觉。

左拉的小说创作之前往往有繁重而大量的写作资料收集，包括客观详细的调查纪录，然而现代中国小说家并不如此，也就是说，在故事的叙述细节方面，现代中国作家显得更随意、更主观化。显然，李劼人极多是采用印象化的私人体验。作者的气质特征显著地表现在他的长篇小说中。虽然是采用第三人称单数的叙述角度，这形成了李劼人长篇小说中一些人物的精神/气质雷同和细节上显著的想象力的色调。更为重要的是，李劼人并没有像左拉-巴尔扎克对世纪意识作出深入的观察与分析。怀疑主义的、批判的态度阻碍了李劼人一贯坚持“在现实中求真”，说教的倾向最终压倒了细节，李劼人明显表达了自然主义的目标是“人的教育者”(L’instituteur des hommes，巴尔扎克语)，即极力想把人间的事物及肯定的影响，一一呈诸吾人，以做为恶的龟鉴，使读其书的人迁而为善，而左拉在《小酒店·序言》中表示不抨击不说教。另一方面，左拉着力摆脱浪漫主义小说的幻想与情感张扬，而且泰纳的决定论并没有被李劼人广泛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中，也就是说，左拉小说最重要的品质，左拉式的对人在社会中存在的生物性研究，即血缘-环境对个人的影响的研究，李劼人在最根本上放弃了。李劼人更关注个人在社会中的活动本身，蔡大嫂-伍大嫂，黄太太-陈莉华，郝又三-黄澜生-陈登云，都没有在叙述中表现血缘-环境的决定论。虽然生理学的性行为(包括同性恋的人物黄念玉)被表现，但根本上没有强调科学性的分析。

1880年代法国文艺界对科学的信仰出现分歧和动摇，这些思潮，无疑，在尚未确立科学观念的现代中国，容易迎合普遍的心理，加剧了现代中国文学对科学的隔膜。李欧梵《“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指出“五四”“对中国影响最深的不是科学，而是文学”，［13］现代中国小说作家确乎对科学表现出敬畏的陌生。李劼人和“五四”一代作家基本上没有移用自然主义的实验科学的方法创作小说，现代中国没有流行科学性的小说，但是，自然主义小说确乎加强了现代中国小说追求真实和表现真实，把小说推向贫民的小说，描写贫民、工人、农民真实生活的小说，在这一方面，自然主义小说加强了大众文学的观念。

四 结语

李劼人较显著的借鉴、移用了法国自然主义中显著的文学精神和创作艺术:真实的观察、从实质描写、纯客观地描写，同时它们也变革了李劼人的世界观念和内在哲学。自然主义显然带来风格的冲击，拓展了李劼人和现代中国小说的技巧和语言的观念与实践，李劼人和现代中国作家很少客观地析自然主义本身，大众文学和白话的普遍视阈，是自然主义被接受的期待视野，对现代中国的批判则激发了真实的观念和有限探索，严重的道德观和幻想的创作习惯阻碍了自然主义的直接进入，如指责自然主义把残酷的近代生活夸张了，乃至把兽性的强力也颂扬起来，这有些曲解了于伊斯曼。现代中国小说家对科学的隔膜是严重的，左拉的科学性小说最终被淹没在这隔膜的深渊里。

［1］李劼人: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少年中国》，第三卷10期，1922年5月。

［2］弗斯特、斯克爱英．:《自然主义》，任庆平译，昆仑出版社，1989。

［3］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165页。

［4］朱雯、梅希泉、郑克鲁主编:《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第119-24页。

［5］朱雯、梅希泉、郑克鲁主编．:《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26-64页。

［6］周无:《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少年中国》，第二卷4期，1920年10月。

［7］曹聚仁:《中国文学概要》，《小说新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9页。

［8］曹聚仁．:《中国文学概要》，《小说新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51页。

［9］王锦厚、伍加伦、肖斌如编:《郭沫若佚文集(1906-1949)》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02-03页。

［10］郭沫若．:《郭沫若书信集》上册，黄淳浩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46页。

［11］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中国文艺》，第一卷第2期，1937年6月15日。

［12］Émile François Zola．La Fortune des Rougon，Charpentier＆Cie，1875年，第1-2页。

［13］李欧梵．:《中西文学的徊想》，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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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342(2014)01-66-08

2013-07-03

彭建华(1970-)，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