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和语境的回归——以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为研究重点

时间：2024-08-31

周晓平

(嘉应学院文学院，广东梅州514015)

民间文化和语境的回归
——以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为研究重点

周晓平

(嘉应学院文学院，广东梅州514015)

“民间文化”、“民间语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创作回归传统和民间的一种自觉选择，是一种确认的理想存在和价值取向。民间意识的复活，在深层意义上成为文学真正变革的动因。笔者针对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个案进行剖析:一是民族文化影响下的群体思维模式和心理因素影响着作家内在的主观世界;二是民间语境的“异质书写”体现对主流话语的颠覆与消解。它的文学价值、审美意义于民族传统文化日益衰微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民间文化;民间语境;贾平凹创作;自觉;回归

一

新时期兴起的“寻根文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经过反思后回归传统和民间的一种自觉选择。“民间文化”、“民间语境”是文学创作中“民间理念”的具体表现形式。“民间理念”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陈思和提出的有关观点。他认为“民间理念”于当代文学创作而言，简单概括三个特征:一是体现平民的精神气质;二是保持乡土民间的现代审美，如创作风格的自由表达;三是继承民间形态的传统文化，如民间艺术、理念、宗教形态等，“精华”和“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民间藏污纳垢的形态。于是称为第三种民间理念［1］P5－6。这种理念体现了民间的文化视野，而非上层意识形态、权力意志，是在新的形势下民间语境叙事与文化立场的体现。文学创作归隐于民间，作家眼睛朝下，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反映生活、反映新的时代潮流，从而把未知的世界进行展现。

改革开放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非权力意志下的“民间”审美空间不断得到拓展。继后，20世纪的后十年，文学创作游离出那种“宏大叙事模式”而走向民间叙事，表现了民间文化立场，从创作中确认理想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

“启蒙”在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制约带来了坚守的困境，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知识分子试图在民间找到新的思想的同时找到自由的、富有活力的、生机勃勃的文化精神，使其精神价值立场和独特的民间语言表现变得更有当代意义和现实的战斗力，显然是在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一种积极的精神调整。［1］P5－6

民间理念的再次提出，在当时并非是一个很明晰的概念，可是却呈“主流化”趋势，由于是在新时期启蒙主义色彩很浓的特殊文学背景语境中显现，当然受到当前思潮和时尚叙事语言所覆盖［2］P68，但是后来，民间理念形成了一股文学思潮，其影响很大。

民间理念观念产生的契机是“风俗文化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后悄悄出现的。这种小说的意义尚存在相当的模糊，未有明晰的阐释，而当代文学创作的重大变革很多都是由此产生的。之前，当代小说虽然进行了多种变革的尝试，但是摆脱不了那种强大遮覆的话境与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小说创作缺少真正的活力，它同整个民族的文化与艺术的传统链条中断开而无所适从。在这种形势下，一种特殊意义的小说出现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邓友梅的《那五》、《烟壶》、陆文夫的《小贩世家》、《美食家》和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它与当代社会生活“无关”的乡间民俗和市井生活场景，成了具有相当意义的构成，两种民间景致在乡村和城市都一并产生。这种民间意识的复活导致了1985年小说的“爆炸性”的革命。它在深层的意义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变革动因，后来，这种构想在“寻根小说”文学创作那里得到了一致的赞赏而成为共识。

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语境是一种主流话语，是一种强势语境。所谓民间理念还是一个隐喻、一个既具有本源性又具有功利性的概念方式，它事实上是文学革命的一个潜在因素。当然，其表现也比较初步，在乡村与城市呈现为不同的理解，前者更多地是表现为“古老风情”的东西，后者却是多是着眼于某种边缘性的人格模式或道德理念。民间因素，人们对其并非理解，而是充满着相当程度的隔膜，人们对民间因素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甚至出现误读。只有到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乡土文化考究的乡村小说发展，乡土文化开始接受到部分作家的关注，随着作家们的文化思考不断深入，也因为乡村文化、主流文化的反差日益明显，乡土文化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民俗文化与语境审美对象受到普遍的关注。在其文本中，能深切地体会到对于民间大地描述中浸透着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在作家把自己的“心”交给民间的同时，民间则给了他们抗拒压迫、守护生命的精神滋养。许多读者对其反主流话语风格非常欢迎，因而备受推崇，并在某种程度上对当代主流社会话语起到消解的作用，并且作品中民间语言性质呈现出一种客观性而产生颇大影响。

因为社会背景、叙事话语的变更，在20世纪后十年，民间语言的显现对启蒙话语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并且使所谓的主流话语失去了当初的优势。临危的境况渐趋出现，文学的启蒙主题与精英话语叙事的独立合法性逐渐失去。文学创作必须借助于其他支撑，对自身的价值立足点做出新的解释。为此，当代作家怀揣着深深的忧思，他们试图重新寻找和定位当代文学创作的精神价值。民间语境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并生发出不断延伸的含义和影响。贾平凹、高晓声、刘绍棠、路遥、郑义、刘玉堂、刘恒等作家试图另辟蹊径，取法民间，在其创作中注入民间性的内容，以“语言的戏仿”和富有“解构主义”色彩的方式来演绎创作中的叙事话语，并使之在文学创作中变成为自己的风格。即通过在民间化的语境中进行“意识形态的话语嬉戏”方式来完成［3］P129。

二

陈思和向来重视民间文化，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在谈到贾平凹有关“民间”与都市文学创作的时候，他说:“贾平凹是个农民出身的作家，从小就接受了农村民间文化的熏陶，这使得他在用文学方式来表现农村世界时，有的民间的隐形结构仍能派上用场。”［4］P277

在80年代，贾平凹以表现陕南商州古老地域风情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小说陆续发表，如《天狗》、《商州》、《商州初录》、《黑氏》、《浮躁》等。他以淋漓尽致、旷远灵空的艺术构图再现了商州的民风习俗、野情异趣。在这里有独出心裁、争强赌胜的棣花社火、“一石踏三省”、鄂豫陕共居一处的白浪街，和自古至今承袭的古风民情。其中深得“红楼”、“金瓶”之神韵的《废都》，其有意识地为人物的活动和心理特征提供了地域文化的背景。在文学作品中，贾平凹试图为现代中国社会找到一种传统的精神力量。他从商州特点的风土人情出发，追寻地域文化的本体原貌，在对商州的山川景色、人文地理、民情风俗等的描绘中建立起一个民间艺术的商州世界:善良的人性和野蛮的习俗、怡然的闲适与封闭的心理交融出现。从或兴或衰的传统习俗中、从幽怨悱恻的爱情故事中、从人物矛盾百结的情绪心态和较量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命变运迁。在人的物质追求上，他认同于乡土社会的“现代”倾向，在人的精神追求层面上，则认同于回归自然、回归传统的倾向。

陈思和说道:

贾平凹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还在于他通过描绘秦汉文化中特有的生存方式和风土人情，展示出来自民间的美好人情，以一种清新、淳朴的笔调营造了一个特别具有诗意美感的艺术世界。［5］P112

贾平凹的文本创作，主要是以浓郁的民风民俗民间气息描写，来显示社会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

贾平凹文学创作中地域文化的特色，也可以从其另类文学创作——散文中得到充分的展现。贾平凹的散文集如《月迹》、《爱的踪迹》、《商州散记》、《红孤》等都有着意境创作的“空灵”。在他创作的具体散文中如《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一位作家》、《自在篇》、《黄土高原》、《走三边》《屠夫刘川海》、《笑口常开》等颇具世俗风情。这种世俗风情透露出原始乡村的一种神秘色彩。贾平凹小说《商州》中民族神秘文化色彩的现象，处处有所表现，而且随着他文学创作的深化与阅历的丰厚，这种现象愈加成为其普遍现象。如《黑氏》中木犊远行祷念的神秘咒文，《浮躁》中民间对阴阳风水讲究、韩文举卜卦观天象、夜梦土地神，《龙卷风》中赵阴阳观天象预测第二年收成果然应验……一系列率性描写的巫文化现象，让读者产生许多的联想和深思。这种文学样式所表现的民间文化意境是和他的小说创作意境的表达如出一辙。如《古堡》中，贾平凹充满感性地写张家老二同光棍们跳“巫舞”:

老二……在矿洞那儿的土地爷上面躺下歇息。但那大院里一阵一阵飘过来的音乐声，使他又不能静静地躺首，就如同狼一样地跳起来，拉了枯草和树枝，在洞口燃起火，自个儿乱跳乱吼，发泄自己的冲动。这喊叫声、蹦跳声，使那些逗起了冲动却无法排泄的村中光棍汉，都跑了来和老二一起乱跳。后来，他们就跳起往日过会时祭神驱邪的巫舞。已是寒冷的暮晚，他们全脱了身上的棉衣，甩掉了帽子和包头巾，将那些废纸撕了条子，一条一条贴在脸上，举着钎子、镢头绕篝火乱跑。皆横眉竖眼，皆龇牙咧嘴，似鬼神附身，如痴如疯。旁边的人就使劲敲打铁器，发出“晦!晦!”吼声。后来就你从火这边跳过去，我又从火那边跳过来，用火灰抹脸，汗水流着，冲开灰土，脸恶得如煞神一般。这是性的冲动，原始力的再现……

生命意识之于当地人，是一种在自然、社会、人际关系中求生存的愿望和追求。［6］P537

巫舞呈现出一种民族原始的生命张力，它深深地透显出民族文化生存的深层结构，表现了民族原始生命的意识。

从实际创作来看，贾平凹所要考察和表现的就是商州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试图寻找一条适合自己文学创作发展之路，更想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7］P277。贾平凹是商州长大的“山里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浑身散发出“山里人”的个性与气质。贾平凹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商洛文化有着一种天然血缘的潜在暗藏关系，他浑身上下流淌着商洛文化基因的血液。对于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其历史与文化、民俗与风情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腊月·正月》用相当的篇幅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探讨民间改革发展之路，贾平凹旨在运用新旧文化交替、中西文化碰撞的文化境遇表现乡村文化的深刻变化，这种民族文化的变迁又是以民间传统文化主轴为基本出发点，也表现了民族文化对改革思潮的深刻影响。

而对于城市文学创作题材，贾平凹的文学创作风格，同样体现了一种民间思想。在那种世风日下的背景下，城市文学创作题材于贾平凹而言，代表了一种堕落与腐败，《废都》是典型之作。它弥漫了作者担忧与警醒思想，城市主题的挖掘使其笔下的农民变成了百无聊奈的“文化闲人”。贾平凹在作品中着力打造的“赵京伍”成为一个典型形象，他作为一个替身连接了古代，也分化了现在，他让所谓传统精英文化渐渐离去，并以公开的“颓废”行为来颠覆传统世俗，挑战现实秩序。贾平凹先后创作的《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都是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都市“文明”的下滑与人文精神的丧失，由此表达了对传统农业文明的怀念和对自然的回归意识。“如果说《废都》是对传统士大夫的哀悼，那么《土门》便是乡村民间文化的挽歌。”

三

索绪尔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他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8］P43特定的地域文化总是在不自觉中，规囿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使生存于其中的人们逐渐形成具有特定价值观念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创作主体来说，地域文化中的这种群体思维模式和心理因素影响着作家包括直觉和感受在内的主观世界。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民间语言的成功运用，是增强文学地域性至关重要的一环。［9］P157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寻根文学为开端，对民间语言进行吸收、借鉴。当代文学作品开始有意识地把各自所在地的方言纳入文章中，贾平凹则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家。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大量地吸收了商州民间的方言、俗语，增强了作品的民间气息。贾平凹的创作素材较多地运用商州当地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传说与神话，因为这些民间素材的神秘色彩是老百姓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展望。商州当地的方言、俗语往往是被贾平凹运用来进行文学创作的绝好材料。他充满感性地回顾商州语言在其文学创作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没有学过多少古文，也不是人为地在耍魔幻现实主义，是商州语言提供了这一切。”商州方言正如南方的客家方言一样，较多地保留了古代汉语的很多词汇和语句特征。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中特意使用这些方言俗语，旨在传承优良的商州民间语言与文化。

从习惯上来说，商州的地理位置位于南方与北方的分界处，既是偏僻内塞的山地，又是秦楚不同方言的交汇与融合地。地域环境的特殊性使商州语言呈现出南北合流的独具风格，其表现为多变、驳杂、古朴、狂野而鲜活的特征。贾平凹的语言艺术就是在这种语言环境中发育成熟的。他从小在故乡生活到二十岁，后来才外出学习。长期以来故乡语言的浸染，使他乡音不改，乃至影响毕生，母体语言已经进入到他的骨髓与灵魂［10］P537。这在他的商州系列的小说与故事的创作中发挥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创作语言，一是经过贾平凹的艺术加工，二是原汁原味地引用，无不体现为乡土特色。《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就形象地表现了传统语境习俗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贾平凹在《“厦屋婆”悼文》说:

她比七爷大三岁，看起来要比七爷少十岁。相传山阳的水土好，她果然红白细肉，嫩得一指头能弹出水来，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一刻也不停止活动;一把捏得住的腰身，一走三颤地软和;尤其那双小巧俊俏的脚，来无响，去无声，水皮子刮风似的快，人们就像耍社火一样地嚷着瞧稀罕了。整个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比七爷再瞎，而各人的老婆又没有一个比七爷的好看。“［6］P537

贾平凹散文创作的语言，一是“朴”，一是”拙”［11］P282。“朴”得有味，散发一股浓浓的乡间情调;“拙”得彻底，就像农民性格中那种憨态。都是如此地贴近农村现实生活，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在农村的生活体验、没有对农民生活语言的深厚浸染，这种“韵味”是不可显现得了的。他在《商州又录·一》中写道:

最耐得住寂寞的，是冬天的山，褪了红，褪了禄，清清奇奇的瘦;像是从皇宫出走的女子，沦落或许是沦落了，却还原了本来的面目。石头裸裸的显露，依稀在草木之间。草木没有推折，枯死的是软弱，枝柯僵硬，风是在铜的一般的颤响。冬天是骨的季节吗?是力的季节吗?［11］P282

其大量的文本中都呈现了对民间灵魂和精神坐标的质朴追求，而且在创作都市生活的文本中同样都渗透着深重的民间情结。又如在《闲人》一文中，作者写道:

闲人真瞧不起小偷、流氓、嫖客、暗娼和拦路强奸者，觉得没有意思，恶心也害怕得病。他们相信男人的成熟和女人的圆满……有意地留神看街上的来往的女人，张口闭口阐述花朵是花草的生殖器什么的，到后来，闲人们分别有了姑娘，姑娘自然很漂亮，他们就会同骑一辆车子招摇过市，姑娘分腿骑在后座上，腿长而圆像两个大萝卜。闲人待姑娘好时好得你吃饱了还往你嘴里塞油饼，不好了，就一声吼，“滚”。

要积累深厚的民间生活经验，必须做生活的有心人。类似这样散如珍珠的民间语言，在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俯拾皆是。如“棒子”、“水泡似的嫩”、“羊群里站着云云”、“没根没基的”、“风很辣”这类词语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类似的惯用语、口语、谚语，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时常能见到，如“长胳膊长腿”、“眉不是眉眼不是眼”、“巴儿狗站在粪堆上，看好占了个高便宜”等等，还有《白夜》中库老太太的念叨和对目连戏的大段的摘录，都体现了浓郁的方言特色。

正如所言:“最干净的水是泉水，最精炼的话是谚语”、“谚语——语言中的盐”。文学大师们从来没有鄙视过方言土语。贾平凹对方言土语、商州乡音的借鉴，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有选择地利用。也如贾平凹所言:“古典语言把握雅，方言土语把握俗。”毫无疑义，贾平凹对待秦汉文化语境颇为谙熟，习惯成自然，有着相当程度的“怀旧情结”，但同时又有着很强的“喜新期待”，因而他的地域乡土小说，就有比较深刻的民间文化内涵，能够给人以较多的启示。他的小说借鉴了中国明清白话小说的艺术成就，语言风格力求自然、含蓄，富于情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

在《废都》中，让读者始终记忆犹新的是老头的民间时政歌谣。“老头”的时政歌谣作为与主流政治话语相对应的一种民间文学形式的底层话语，是《废都》多元话语系统中的一个独特部分。时政歌谣是广大民众有感于某些世事政治状况而创作的歌谣。它紧贴时代的脉搏，能敏感地反映时势的兴衰。它代表着来自民间的政治感受，代表了劳动人民对时政的基本认识与态度，以边缘话语形式对主流政治话语进行颠覆与消解。老头原是一个乡村民办教师，因遭上司陷害而未能转正。虽屡次上访，但都避免不了失败的遭遇。老头陷入了社会弱势群体之列，结果流浪在大街上收购破烂。但是，他正直善良，也玩世不恭，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角色，而对城市社会有着很多不一般的充满智慧的评价。他的歌谣是对西京甚至是对整个中国社会世事的辛辣讽刺，是对信仰缺失、物欲横流、贪污腐败、精神文明危机等社会问题的抨击方式。这些荒唐而又充满预言的歌谣，是对中国民间底层弱势群体的逼真而生动写照，当然体现了严重的批判色彩。引起重视的是，歌谣也道出了某些文人头顶神圣光环的虚妄，指出文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浮躁、堕落或贫困［10］P277。作为主流话语外的民间表达方式，时政歌谣是主流政治话语在民间的异质化表达和显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政治理想和为此理想而斗争的精神，是旨在谋求平等话语权的一种释放压抑的途径。这个老头的形象也可以说是那样一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无奈和悲苦。它是“异质书写”的“民间隐形结构”的一种特别书写，是对政治权力对民间利益进行损害的消极否定。

贾平凹文学创作中十分丰富地运用了散落于民间的古词语，虽然它的意思与白话意义存在相当差异，可是在特定语境中的使用，其效果显得十分奇特、明显:“城里人醒不开咱的话哩，咱也说官话——你长得美哩，大美人”(《高老庄》)。于贾平凹而言，古典汉语与方言形同一对双胞胎，联系很密切。他对方言的看重与创作实践是对生活、文化与生命权利的坚持，它的文学价值、审美意义于民族传统文化日益衰微的当代显得相当可贵。

［1］王光东:《民间理念与当代情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3］凌宇:《现代文学与文化的重构》，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

［4］陈思和:《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5］黄永林:《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人民出版社，2007．

［6］贾平凹、冯有源:《平凹的艺术——创作回答例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贾平凹:《腊月·正月》后记，十月，1984(4)．

［8］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5．

［9］参见黄永林:《大众视野与民间立场》，新华出版社，2005．

［10］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

［11］参见曾令存:《贾平凹散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I2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