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后期书坛批评标准的转向——以对颜真卿崛起之评价为切入点

周芳利

(内江师范学院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四川内江641100)

北宋中后期书坛批评标准的转向
——以对颜真卿崛起之评价为切入点

周芳利

(内江师范学院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四川内江641100)

北宋书家对颜真卿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评价，一种以儒家伦理道德的标准来强调颜真卿的人品，进而延伸到他的书法作品;另一种对其书法的评价带有浓厚的道禅意味。前者以欧阳修、朱长文为代表，后者以北宋中后期的苏轼、黄庭坚为代表。文章指出，两种差异性的话语显示出北宋书坛儒家和道释两种评价标准的冲突与融合之处。文章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庆历变法失败后，北宋文人由推行经世致用的儒家精神到摇摆于儒家与道释之间的心路转向所致。

北宋;书坛;转向;颜真卿

对于颜真卿，在北宋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评价，一种以儒家伦理道德的标准来强调其人品，进而延伸到他的书法作品中;另一种评价方式肯定其儒家品质外，对颜真卿的书法评价带有浓厚的道禅意味。两种评价标准的出现与北宋儒学复兴以及“尚意”书风的出现有关。北宋是理学萌芽并发展的阶段，儒家的复兴一直是北宋文人内心的迫切愿望，颜真卿以“忠臣烈士”的身份崛起于北宋书坛，是北宋文人内心儒学复兴的诉求;“尚意”书风的萌芽又暗示了儒学复兴背后的一股潜流，儒学与道释一显一隐，成为北宋书坛的两股力量，而颜真卿的崛起就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北宋书家内心的彷徨和冲突之处。

在我们分析北宋文人对颜真卿评价之前，有必要花些许笔墨对文人的身份做一描述。在现代，我们所称的文人与士大夫，虽是两个不同的名词，实则是同一群体的不同称谓，他们是官僚与文人双重身份的结合，承担了古代中华帝国的行政和文化的双重职能。显而易见，文人从政有诸多益处，文人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功是获得官位的基础，而较高的官位又使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不过文人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混融性造成了他们矛盾的双重人格模式，由此带来了文人个体的内在紧张。作为一个文学家或艺术家，他们具有创造性的天赋和敏感的诗人气质;在庙堂之上，他们需具备维持帝国政治系统运转所需要的服从性与统一性，对国家法律、经济等领域的了解以及对所属职责大小事务的处理能力。这种双重的人格模式在北宋“新政”失败以及党争日剧的现实中体现尤为明显。笔者倾向于认为，文人追求个人修养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来源于文人面对双重社会角色而希望具有的整合能力，而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在“行义求志”和“养生治性”中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作为个人修养的一部分，一直为士大夫所喜爱的文人艺术，并不是如他们自己所说的“自娱”那样轻松，而是双重身份整合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文人所谓的整合，是把不同的标准加以系统化后放在同一个框架内，由此形成了文人艺术标准的多元化乃至前后矛盾，其体现之处是文人摇摆于儒家实用主义与道释的超然脱俗之间。文人在政治上，以耿介获得称赞，在书画领域，则以悠游的精神状态赢得尊重，形成文人的艺术世界与政治世界两个不同维度，对颜氏评价的不同观点乃至于前后矛盾之处，即与此有关。

一 北宋书坛儒家干将对颜真卿的评价与接受

颜氏崛起的第一阶段应从景佑年间算起，期间整理古人碑刻的运动兴起，遗落在荒郊野外的颜真卿碑刻作品逐渐进入宋人视野①，但是北宋文人从思想上关注颜真卿，要从庆历士人算起。史学界普遍注意到，宋仁宗庆历之际，以范仲淹为核心，形成以欧阳修、胡瑗、韩琦、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刘牧、宋希哲等人组成的文人团体，他们高扬儒家传统道德，通过阐述经典儒家理论来关注当下政治，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严格说来，这场社会改革运动并不是一场艺术复兴运动，参与者中除欧阳修外，这一文人集团对艺术基本持冷漠态度;不过，作为影响浩大的社会思潮，其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下贯到文学、哲学、艺术诸领域，使得宋代独特的的文化特征逐渐明显。庆历新政改变了北宋士风，成为颜氏崛起的精神基础。

(一)欧阳修对颜真卿的评价

在北宋，颜真卿地位崛起接力赛的第一棒是在欧阳修处。虽然欧阳修谈到颜真卿的地方并不是很多，但其影响力却不可低估。叶培贵先生曾精彩分析了欧阳修从其儒家品格、艺术水准以及审美特征三个方面赞扬颜真卿。在谈到颜真卿政治－道德人格时，欧阳修说:“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庄尊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阙，不忍弃也。”［1］P59可以说，颜真卿在北宋的崛起，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人品。在欧阳修所生活的北宋，大批具有平民色彩的文人进入权力中心，完成了政权从贵族集团到文人集团的转变。在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他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通过各种手段，他们试图标榜一种自己独有的价值观，寻找、建立不同于唐以前文人群体的伦理标准。颜真卿不畏权臣、刚直不阿的气质，“忠臣烈士”的道德风尚同北宋文人崭新的价值观相契合，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开始以一种新的目光打量颜真卿。“忠臣烈士”的形象成为他的一个政治符号，成为后面朱长文、苏轼、黄庭坚等文人评价颜氏时绕不开的一个点。

虽然作为“庆历新政”的代表人物，对儒学复兴的目标念念不忘，在欧阳修的众多书评中，却又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

“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馀。”［2］P308

“自此以后，双日学草书，单日学真书，草书兼行，十年不倦当得名。然虚名已得而真气耗矣，万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然则自古无不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3］P308

“每书字，尝自嫌其不佳，而见者或称其可取，尝有初不自喜，隔数日视之，颇若有可爱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较其工拙，而区区于此，遂成一役之劳，岂其人心蔽于好胜邪!”［4］P309

在这一类的书评中，欧阳修不止一次提到“乐”、“自适”等词语，也正因为如此，欧阳修被现代书论家放在了北宋“尚意”书风开拓者的位置上。在欧阳修的书法评价体系中，赞慕“忠臣烈士”与追求“自适”成为他评价书法两个截然不同的标准:一个是典型的儒家标准;一个是处于萌芽期的“尚意”标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文人内心的两面性，由此塑造了颜真卿在北宋的两副面孔，一副为“庄严尊重”的儒家身份，一副为飘逸绝伦的道释身份。在欧阳修处，颜真卿并没有被过分拔高，不存在二种标准如何“调和”的矛盾，但随着颜真卿地位的提高，如何架设一个沟通彼此的桥梁就成为每一个评价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朱长文对颜真卿的评价

在北宋，欧阳修把颜真卿的命题提了出来，接下来的朱长文不但用儒家传统标准来衡量颜真卿，而且大胆地把他放在与“二王”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那么，朱长文是如何面对儒家标准与道禅标准之间的冲突呢?

朱氏曾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是一个地道以儒家标准为准则的文人。在面对颜真卿的评价上，朱长文与欧阳修的批评模式几近雷同，他也是先从政治－道德人格的肯定转入对颜字的肯定。在《续书断》序言中，他就试图理清人品与书品之间的关系。他提出“贤者”与“不肖”者两个命题，只有“贤者”因其道德的力量才“与文俱传”。在谈到颜真卿的人品时，朱氏无不激动地说:

“羯胡构乱，河朔诸郡皆陷，独平原坚守……事肃宗，不畏于李辅国、鱼朝恩;事代宗，不阿于元载;事德宗，不悦于卢杞……”［5］P323

由人品到书法，朱长文顺势而引:

“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翰墨，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6］P323－324

朱长文利用“书为心画”这个命题，寻找人品与书品的相近之处，以此为标准，颜真卿的字自然是“庄重笃实”、“淳涵深厚”、“秀颖超举”了，因此，“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7］P323－324

自然，朱长文的本意是把颜真卿放在继“二王”之后首屈一指的“大家”位置上，而二王的书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大山横亘在宋人面前，其评价标准成为衡量其他书家的权威准绳。颜真卿书风与“二王”书风明显不同，其书“少媚态”举世公认，成为朱氏抬高颜真卿的一个障碍。朱长文把韩愈拉出来，把颜氏的“少媚态”由劣势转为优势:

“或曰:‘公之书殊少媚态，安得越虞、褚而偶羲、献耶?’答曰:公之媚非不能，耻不为也。退之尝云:‘羲之俗书姿媚，盖以为病也。’求合流俗，非公志也。又其太露筋骨者，盖欲不锺前迹，自成一家，岂与前辈竞其妥帖妍媸哉!”［8］P324

魏晋风尚与唐朝法度遇到了显而易见的冲突，朱长文引用韩愈的话来给自己圆场，颜真卿与魏晋书风不合拍之处，成为朱长文得以炫耀的理由。朱氏所引的韩愈，正是欧阳修所推崇的古文运动领导者，儒学复兴的干将，他们的论点一致，也在情理之中了。

虽然旁征博引，朱长文对颜真卿“神品”的定位还是引起了一些非议，但无论如何，这一论断对颜真卿在北宋的崛起之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忠臣烈士”与“自适”的双重矛盾中，朱长文更倾向于前者，他把颜真卿塑造成为一位儒家的经典人物。那么“尚意”书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二 “尚意”书家对颜真卿的批评与接受

熟悉北宋史的人都了解，“庆历变革”的失败使北宋文人参政意识遭受沉重打击，其领导者范仲淹离开朝廷，苏舜钦忧愤而死，欧阳修则饱受打击。通过“经世致用”的政治理念来改革国家的实践遭受巨大挫折。这场失败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它改变了北宋儒学复兴的方向。由“经世致用”向所谓的“空谈心性”转变，道释两教的影响力并未因为儒家的挤压而失去影响力，反而因社会改革的失败和党争的加剧而走进文人内心。可以说，北宋史是一个缩小版的秦汉魏晋史，“外在功业”的追求再次让位于心灵的自由。在此影响下，对魏晋风尚的追求自然成为北宋书坛的目标，“尚意”书风开始了酝酿之旅。于此相关的，是书法批评标准的转变。

在评价颜真卿时，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尚意”书家依然将政治——道德人格标准看得很重，同时他们开始运用魏晋风尚的标准评判之。

(一)苏轼对颜真卿的评价

苏轼是北宋“尚意”书风中的中坚人物，在人品与书品问题上，苏轼给自己留有余地。他首先肯定了人品与书品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与朱长文那种非常肯定的论调略有不同，而是用较为活泛的“知人论书”方式。对于颜真卿“忠臣烈士”的儒家品格，苏轼当然钦佩，但是对颜字的某些评价，他开始寻找其中的魏晋风尚之处。颜字法度森严，与风流倜傥的魏晋风度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苏轼并没有长篇阔论地谈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就某一帖的具体特色予以发挥。

“颜鲁公平生写帖，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9］P2177

苏轼认为，颜真卿《东方朔画赞》“清雄”的书法特点来源于对王羲之的临摹，为了做到让人百分百信服，苏轼最后一句“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颇能说明他的用意，其潜台词是其清远韵味很少有人能看得出来，所谓看不出来的原因，是未尝“自得于书”了。

又:

“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尤未免也。”［10］P2178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苏轼的的遣词。“清雄”一词的“清”已经具有道禅观念，与苏轼“天工与清新”的“清”内涵接近，在《题鲁公草书》中，则直接用“自然”、“动有姿态”这样的词语了，“瓦注贤于黄金”的典故则出自《庄子·达生》。在这样的处理下，颜真卿上述数帖俨然成为“尚意”书风的代表。

(二)黄庭坚对颜真卿的评价

苏轼的徒弟，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黄庭坚也很推崇颜真卿。他秉承了欧阳修、朱长文把儒家人品看得很重的特质，同时又把颜真卿与魏晋风尚相链接。

“予尝评颜鲁公书，体制百变，无不可人，真、行、草、隶，皆得右军父子笔势。”［11］P138

“余尝评鲁公书独得右军父子超轶绝尘处。书家未必谓然，惟翰林苏公见许。”［12］P139

在这两段评论中，黄庭坚至少陈述了两个意思:颜真卿的楷书、行书、草书、隶书各体笔势皆与“二王”相似，且书风具有“二王”的“超轶绝尘”处;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书家很少，只有苏轼赞同他的意见。黄庭坚的言论确实有点耸人听闻，用“超轶绝尘”四个字来形容颜真卿，这在书法史上还是第一回。对于黄庭坚把颜真卿的书法与“二王”书法生硬地拉在一起，并认为二者有极其类似之处的突兀观点，不仅是现代人，就连北宋本朝的文人也难以苟同，所以黄庭坚才有“书家未必谓然”一句。

黄庭坚喜欢以禅喻书，其中一段话一直为黄庭坚的研究者再三引用:“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13］355。评价颜真卿，黄庭坚也用类似方法。在论述一个观点时，黄庭坚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论据，没有经过任何推理，甚至不屑于同其他人争论，直接引出自己所悟之处，至于与其观点相异者，黄庭坚可以用“不具此眼”以搪塞之。黄庭坚此种观点的出现，本身就是受禅宗影响的结果。黄氏将颜氏书风与“二王”书风相统一的做法，也暗示挺颜派在面对颜氏书风与魏晋“二王”书风差异时，所面对的心理压力，用此种方法弥合颜氏与“二王”之间书风上的裂痕，既有几分倔强不驯，又暗含几分无奈。

三 结论

在北宋，庆历士人首先发现了颜真卿。因为颜氏“忠臣烈士”的道德之风与其书风内在的一致性成为当时新兴士人眼中儒家精神的代表;欧阳修将伦理标准引入艺术评价的方式，成为后人评论书法的不二法门，他之后的苏轼、黄庭坚诸人赞扬颜真卿，受欧阳修“书如其人”评判模式影响自不待言;更有朱长文为首的文人，公然将颜真卿放在“神品”位置上，并认为颜氏的“庙堂气”丝毫不劣于“二王”“超轶绝尘”的书风，其结论之肯定坚决，让人佩服，颜氏崛起于北宋书坛，受儒家中兴的影响已成定论。

道释思想对颜氏崛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追求“尚意”书风的“宋四家”来完成的，限于篇幅的影响，文章只选取了苏轼与黄庭坚二人对颜真卿的评价。“尚意”书家对颜氏书风的品评，同时具有儒家伦理标准与魏晋“二王”的双重标准，前者为北宋儒家中兴之成就，后者为道释在书坛的具体影响，而其共同特点，是为寻找颜真卿与魏晋“二王”书风的相似之处。

北宋书坛对颜真卿不同审美标准的存在，与其说存在于颜真卿的书法评价中，倒不如说存在于北宋文人的内心。文人同时具有政治与文化两种身份，使得他们的内在思想充满张力与矛盾，追求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与道释的悠然自处本是北宋文人在政治与文化生活中一显一隐、并行不悖的两种思潮。但是在颜真卿身上，却将这种“冲突”放大，使得北宋文人在评价颜真卿时具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忠臣烈士”与“超轶绝尘”并存，矛盾与争论由此产生。历史上一个真实的颜真卿经过北宋文人的“再阐释”，成为北宋书坛建构中的人物，既满足了他们渴望儒家复兴的愿望，又平衡了他们追求魏晋风尚的雅致。颜氏在北宋崛起过程中受到的不同评价，折射出北宋文人从推行经世致用的儒家精神到摇摆于儒家与道释之间的心路转向。

注释:

①具体可参见梁培先硕士毕业论文《从书斋走向神龛——北宋中后期的“颜真卿热”现象考辩》，中央美术学院2008年5月。

［1］［2］［3］［4］［5］［6］［7］［8］［13］: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续编［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9］［10］: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6．

［11］［12］:转引自曹宝麟．中国书法史·辽宋金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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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342(2014)01－121－04

2013－05－11

周芳利(1982－)，男，内江师范学院、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