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对大禹形象的提升

李殿元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论司马迁对大禹形象的提升

李殿元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史记》中的大禹形象，较之春秋战国前古籍中的有限记载，有较大的提升。关于大禹的“史事”，经过司马迁的充分考证、改造、加工，其形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并因之使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楷模。尽管这样的提升并非就不存在问题;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不仅不应该去责难司马迁，还应该充分肯定这种提升在客观上的积极意义。

司马迁;大禹;形象;提升

两千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公认写出《史记》。开创纪传体史书的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这当然是有大量的依据可以证明的。但是，司马迁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人的主观偏向。在对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资料考订和文字撰写上，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如此。

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初，伴随着“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潮流而在中国史坛上兴起了以顾颉刚先生等人为首的，以疑古辨伪、怀疑传说神话古史为职志的疑古派史学。他们揭橥质疑、求真的旗帜，运用乾嘉考据方法和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和检讨。顾颉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1］打破了人们对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迷信，廓清了上古史的许多迷雾，为中国史学向科学化方向迈进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应该说，20世纪疑古派所进行的这一工作，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作为“严谨的史学家”，司马迁就已经开始了廓清了上古史迷雾的工作;只是，他在处理“三皇五帝”和大禹的相关资料时，事实上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一 司马迁这样记载“三皇五帝”

中国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有对祖先的敬仰、向往之情，试看从古到今的各种家谱，就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最好证明。在司马迁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关于三皇五帝，许多古籍就为之建立起了“翔实”的资料。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篇是《五帝本纪》而不是《三皇本纪》，［2］说明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当时关于三皇五帝的资料都记载下来。

在《史记》中，司马迁是记载有“三皇”的。例如《秦始皇本纪》记载:

二十六年，……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

这足证司马迁是知道并且了解战国时期关于“三皇”的传言及事迹的。那么，对传说最早的“人文始祖”，司马迁为什么不写《三皇本纪》而只写《五帝本纪》呢?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曰”中说“……《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司马迁在这里提到的《尚书》，即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典籍，古称《书》，也是儒家经典，所以又叫《书经》。《尚书》的第一篇是《尧典》，即是说中国的远古历史是从尧开始写的。这说明尧以前的历史资料肯定很少。在尧之前的历史，例如关于黄帝等“五帝”的事迹，司马迁认为记载是很混乱的，很不严谨。至于记载孔子曾和弟子宰予帮助过五帝的事迹和姓氏传承，但现在的儒家的人们都不知道了。

因为对资料的不满意，为了让黄帝的事迹能够“雅驯”，司马迁费了很大的功夫。他实际上是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自己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3］也就是说，司马迁为了写好黄帝，做了大量的实地考证，但是访问的长者先辈和实际地区对五帝的说法都不相同，各执一词，基本也都是听说或相传。司马迁把采集到民间传说与历史记载相对照，通过深入思考进行了加工整理。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4］意思是说既然经典上记下了五帝三皇，虽然还不能确切证明，但是必然有其根源，可能是更早以前的记载都遗失了，所以才造成比较混乱的认知，我并没有想过要解开，并且也很难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所以我对各种有关的说法，选择较为详细和可信程度大的采纳为对三皇五帝的史料，并作为我所写史记的开篇。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记载了远古时期的五个部落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在他们的“事迹”中，有部落之间的战争，有部落首领的禅让制度;同时记录的还有远古时期的先民们治洪水、开良田、推算历法、谱制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的情况。司马迁记载的这些传说为我们了解、研究远古社会，提供了有益的线索或信息，其中的一些记载亦为后来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按照司马迁对“三皇五帝”资料的处理情况，足以说明司马迁早就开始了廓清上古史迷雾的工作，他的确是“严谨的史学家”。

二 司马迁笔下的大禹

中华文明的开端在哪里?史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即是说，司马迁认为，中华文明的开端是黄帝，比黄帝更早的“三皇”是靠不住的传说。《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比较清楚地描述了在氏族制度行将崩溃的尧、舜、禹时代，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几位杰出的部落联合体首领是怎样带领他的人民开创新生活并开创国家体制的，而具体建立国家体制的就是大禹。

《史记》中的《夏本纪》大约有4100字，系统地叙述了由大禹到夏桀约四百年间的历史，其中有3400字记载的都是与大禹有关的资料，这足以证明司马迁对大禹的重视。《夏本纪》突出地描写了大禹在几个方面的“史事”:出自黄帝的显赫“世系”;鲧被“四岳”坚持推举治水及治水失败;舜举禹继鲧后继续治水;禹忍辱负重，终于治水成功;开九州，定贡物、贡道，划九州，定五服;受舜荐举为氏族联盟首领继承人，20年后即天子位;禹先后确定皋陶、益为继承人;在东巡狩时崩于会稽;其子启废除禅让制，自即天子位。［5］这些“史事”，经过司马迁的充分描绘，一个功绩卓著的远古部落首领和帝王——大禹的形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夏本纪》根据古籍记载及有关历史传说，系统地叙述了由大禹到夏桀约四百年间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由原始部落联盟向“家天下”的国家、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概貌，突出地描写了大禹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作用和贡献。

司马迁以极其虔敬的心情，向人们叙说了大禹的业绩:尧舜时代“洪水滔滔，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禹父鲧奉命治理洪水，然而治水不力，由大禹接替其父，继续治理，大禹的办法奏效，消弭了水患。

在治理水患的同时，大禹还考察了九州的土地物产，规定了各地的贡品赋税，划定了五服界域，使得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统一、安定和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以及国家产生的雏型。

被大禹所制服的不仅是水患，并为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及其由其子启继承这个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禹在治水中的能力为氏族所信服，并在三苗战争中积攒了威望。大禹能够取代舜帝而成为王，是因为他组织氏族联合治水的成功和对三苗战争的胜利，这在氏族社会里，是最为常见的权力来源方式，可以说，是能力和威望让大禹成为舜帝的继任者，并使得诸侯们纷纷拥立禹即天子位。

在叙说大禹业绩的过程中，司马迁还插进了皋陶论“九德”以及舜和皋陶关于元首和股肱的歌词。“德”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一项重要内容，德治的思想贯穿了整个封建中国。君王及官吏要有德于民，顾念天下黎民百姓，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好其德”，君王统治才能长治久安，天下才能安定。这也反映了古人理想的天子及诸侯大臣的行为和道德规范。

司马迁在正面描述大禹的同时，也用简约的文字勾画和鞭挞了与大禹形象相反的孔甲、夏桀。

《夏本纪》写的是夏王朝的兴衰史。夏王朝的兴起，是因为历史选择了大禹，他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公仆，任劳任怨地去治理洪水，拯民于灾难，所以人民就拥护他;而夏王朝的衰亡，则是由于孔甲、夏桀这样的统治者败德、伤民，人民当然就怨恨他们。

当然，《夏本纪》所记载的大禹，未必是完全真实的，毕竟在司马迁时代，那也是两千年前的传说了，文献资料又是那么的有限;但是，通过司马迁的精心描述，大禹治水的业绩，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确实树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千古传颂。大禹及其大禹精神，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祖先的一种美德。

三 司马迁对大禹历史资料的处理

说《夏本纪》记载的大禹“史事”未必是完全真实的，是因为古籍资料太少太乱，司马迁要使用这些资料，必然有所选择，既有考订，也有偏向。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不受到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学者们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努力去探求和创新，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于是，就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东汉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此记载说:“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6］后来的历史学家据此即把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和活动称为“百家争鸣”。

所谓“百家争鸣”，就是在那个言论自由的春秋战国时代，代表不同阶层的每个学派，都在不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以扩大和提高本派影响。而扩大和提高本派影响的方法之一，就是极力抬高、神化自己学派所尊崇的英雄。大禹几乎是所有学派都尊崇的英雄，所以在此时期，大禹被不断拔高放大，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的形象。

大禹之所以能被神化，除了时代特点之外，应该说主要还是大禹个人的功绩所决定的。即是说，大禹有被夸大、拔高乃至神化的资本。大禹最主要的功绩是治水，解除水患让人民安居乐业;划分九州，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对全国实行地缘为主的政治区分，奠定了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洪水经过大禹治理后，消除了威胁，人民得以从事农业生产，解决了缺粮少食的问题，其他方面的事务也随之得到了治理，即所谓“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7］大禹治水的成功，不仅为夏、商、周三代的物质文明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后来的国家、国民的管理创造了“德治”的模式。范文澜著《中国通史》对此作了这样的评价:“禹治洪水是一个很悠久很普遍的神话”，“孔子说禹‘尽力乎沟洫’，大概禹在原始灌溉工程上尽了力，大有益于农业，因之为后世所歌颂并夸大为治洪水的神人。”［8］

大禹成功治水是不容怀疑的。2002年，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注意的属于西周中期后段的遂公盨被发现。在遂公盨的内底，有10行98个字的铭文，铭文开篇即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迺差地设征。”这个铭文内容是与大禹治水有关的。［9］这证明在距今2900年前，就有了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大禹凭借其在治水过程中所显示的能力和赢得的威望，接替舜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他联合各部族，通过征三苗、合诸侯等，逐步使血缘团体向地域团体过渡，氏族制度不再适应了，国家的出现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因为治理水患的重点是黄河，所以在黄河流域最早形成了国家，就是大禹建立的“夏”。国家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是大有利于民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大禹为民族生存、发展、兴盛建立的业绩，是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

正是因为大禹对民族生存、发展、兴盛有巨大的功绩，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大禹其人其事就受到诸多学派从各自需要的角度去进行的渲染，这些渲染使大禹作为历史人物的本来形象逐渐被神化。《韩非子·显学》对此揭示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儒家、墨家都是当时的显学，他们都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取舍不同”，其他各家就更不用说了，结果就必然造成尧、舜、禹等“先贤”不断被神化，由本来的历史人物演变为传说的神话人物。

司马迁在搜集资料、考订分析资料和撰写《史记》时，对大禹资料的处理，显然与他处理三皇五帝相关资料时的心态和方式是有一定差异的。例如:

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大禹“家世”的资料开始逐渐丰富。在《国语·鲁语上》中有“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在这基础上，《世本·帝系》和《大戴礼·帝系》提出了黄帝到大禹同出一源的帝王家谱式的“世系”。《世本·帝系》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大戴礼·帝系》说:“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证明战国时期的著作均以传说中黄帝为鲧、禹的始祖。但同时也有不同的说法，例如古本《竹书纪年》就说“黄帝至禹为三十世”。而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明确说:“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大禹有显赫的“家世”。

由于古代材料的极度贫乏，司马迁运用晚出的材料证明传说中的黄帝为鲧、禹的始祖，显然并没有多少可信的成分，而只是为了说明大禹出身显赫。顾颉刚先生这样说过:“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域益大，民族日益合并，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始祖的传说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10］顾先生这一论断非常有说服力。裘锡圭先生结合新出土的先秦文献，充分肯定了顾先生当年的论断:“顾氏认为我国古代各族都出自黄帝的大一统帝王世系，是战国以来各族不断融合、各国逐渐趋于统一的大形势的产物。这显然是很有道理的。”［11］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的历史著作，基本上都采纳了司马迁关于黄帝为鲧、禹始祖的说法，而从历史真实性上分析，却显然是有问题的。

关于“禹葬会稽”，首先源《墨子》。《墨子·节葬下》说:“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韩非子·饰邪》说:“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斩之。”证明大禹葬于会稽的说法，是在战国时期才广为流传的。这一说法产生于战国时期是有原因的:春秋战国时期，越国都城的所在地就是会稽。越国国君“勾践，其先禹之苗裔”，不仅见于文献记载，同时还有考古学材料加以证明。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记载，夏族支裔应该是在少康之后才陆续进入今浙江境内，并和当地土著民族逐渐融合的。既然越为夏人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在越国都城会稽一带衍生“禹会会稽”和“禹葬会稽”的传说，就是很自然的，一点也不奇怪。这一出自越族的古老传说，经过长期流传，到汉代，内容必定更为丰富。

司马迁为著述《史记》，“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12］这表明，司马迁对今浙江境内与大禹有关的“禹迹”是进行过实地考察的。在《史记·夏本纪》中，司马迁依据汉代会稽一带的古老传说，虽然也说:“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但作为一位态度严谨的史学家，司马迁并没有将“禹葬会稽”的传说视为绝对真实可靠的信史，所以，他对浙江境内大禹文化的源头仅仅追溯至夏后帝少康之时。《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就是在《夏本纪》中，司马迁也用“太史公曰”的方式说:“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司马迁之所以坚持在少康以后夏人支裔才进入今浙江境内，又用“或言”指出“禹会会稽”和“禹葬会稽”只是若干种说法之一，显然表示了他的疑惑，甚至就是不赞成。这应该是司马迁大量实地考证、访问长者先辈和查阅文献资料后的思考结论。

司马迁在《夏本纪》中，用大量文字记载了大禹画九州、定贡赋和五服的情况，还基本照录了《禹贡》全文，说明司马迁对《禹贡》所记，颇为笃信。

《禹贡》很可能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古老和最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著作。战国秦汉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大禹本人或大禹时代关于大禹治水过程的一部记录，同时穿插说明了与治水有关的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情况以及把贡品送往当时的帝都所在地冀州的贡道。但是，从四千多年前的社会生产力和人类地理知识水平看，在大禹时代的人们要进行《禹贡》所述幅员广袤、工程浩大的治水工程，是难以想象的。经近人研究确认，《禹贡》大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即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魏国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基本上是依据孔子时期所了解的地理范围和地理知识编写而成的。

在《夏本纪》中，类似这样的问题远不仅是如上所举，那么，为什么司马迁在撰写有关大禹的事迹时，没有像“三皇五帝”的资料因为混乱和不严谨就不写或者少写呢?

四 司马迁提升大禹形象的原因

很显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大禹的相关资料也进行过考订、访问，但是，他较大程度采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抬高、神化后的大禹资料。即是说，司马迁是有意要提升大禹形象的。这是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有关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是“百家争鸣”中影响最大的学派，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大兼并时期，孔子及其儒学的主张根本没有人接受，为宣传他的学说而四处碰壁的孔子被司马迁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犬”。［13］

而到了汉武帝时代，因为国家已经统一，封建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赤裸裸强调专制的法家和主张“无为”的黄老等思想都不能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统一政权，急需建立能够适应封建社会各方面需要的封建统治思想，于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用神学观点论证了皇权和封建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理论”应运而生。董仲舒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数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4］这个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自此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15］

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四处碰壁、被法家人物所深刻批判的孔孟儒学在此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热烈欢迎呢?这是因为，孔孟儒学及其主张对正在夺取政权的新兴封建势力来说是“迂远而阔于事情”［16］，自然没有人接受;但是，孔孟儒学及其主张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用处，西汉初人叔孙通就曾经评论说:“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17］汉武帝虽然在思想领域是把“博采诸家，自成一体”的“儒学”作为统治思想，但在实际政治上，是儒法并用。凡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措施，无不采用。诚如汉宣帝刘询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8］所谓“霸王道杂之”，实际上就是儒法并用，或者说是外儒内法。

司马迁处在儒学大盛的时代，他本人也是儒家的信徒。他之所以要撰写《史记》，一方面是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19］

儒家对大禹是非常推崇的。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春秋》，就多处赞扬大禹。例如:

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箫者。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

——《春秋左传·昭公元年》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春秋左传·哀公七年》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春秋左传·宣公三年》

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和继承者孟子，可以说是非常赞美大禹的，在他们看来，大禹就是儒家理想中的典范君主。他们对大禹有许多论述，例如:

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夏后，敏给克齐，其德不爽，其仁可亲，其吾其惠，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任皋繇伯益，以赞其治，兴六师以征不序，四极之民，莫敢不服。”

——《孔子家语·五帝德》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论语·泰伯》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论语·泰伯》

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孟子·滕文公上》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孟子·滕文公上》

……。

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理论，这样的氛围下，不用说，司马迁对大禹也是充满了崇拜和向往的。儒家学派既然是当时的“官学”，那么此前由道家学派或黄老学派等流传的大量上古传说史话，自然会被认为荒诞怪异而被冷淡乃致佚亡。因此，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可以说是情不自禁地采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资料尤其是儒家学派的资料，从而在客观上提升了大禹的形象。尽管这样的提升并非就不存在问题。但是，倘若我们以此责难司马迁，则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众所周知，不论是中国的古代史书，还是外国的古代史书，在叙述世界和民族的起源时无不夹杂些神话故事。神话不是历史真实，但是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解释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矛盾的变化，是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拟人化的产物。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神话。神话对民族的凝聚力，对世界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助推作用。

司马迁不是具有现代知识的史学家。他相信“契的母亲简狄见玄鸟堕其卵，取而吞之，因孕生契;周后稷之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悦践之，居期生子”之类的神话故事。他将这些神话写入《史记》无可厚非，不要苛求古人。《史记》中的少量神化，客观上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是使后人了解了古人的思想方法、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文化财富。

正是因为司马迁对大禹形象的提升，从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产生了大禹是伟大的治水英雄，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立国始祖，记载于史书和流传于民间的大禹的丰功伟绩，折射出大禹近乎完美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并因之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楷模。他在治水中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伟大品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同时也为他赢得了后世子孙的崇敬和传颂。大禹的杰出贡献，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正是《史记》的影响所致，也是司马迁对中国早期文化建设的贡献。

注释:

［1］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3］［4］(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5］(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6］(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7］(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

［9］李学勤:《论遂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

［10］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1］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19］(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13］(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14］(东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15］(东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序》，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16］(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17］(汉)司马迁:《史记·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18］(东汉)班固:《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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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342(2014)01－01－06

2012－12－02

李殿元(1951－)，男，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