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人格的理性与非理性统一

彭晓琳

(成都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健康人格的理性与非理性统一

彭晓琳

(成都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是健康人格发展中必须关注的问题。理性与非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存在，偏重任意一方都会将人的发展引向片面。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发展的特征及其所遇到的难题和困境，在西方文化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其发展的历程表明，健康人格是理性与非理性二者的统一。当今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理性与非理性的高度融合、协调发展，因此，培养健康的人格，注重人格心理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核心，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健康人格;理性;非理性;统一

当今社会的健康人格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一方面，人们紧紧追随科技、信息、财富和地位，物化的、工具性理性精神消蚀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自身固有特征;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工具理性的进一步扩张，排斥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们因内心无所遵循而感到行为无所适从，往往又以非理性的表达方式加以表达，这就不可避免地又带来了人的心理和精神的畸形发展。在社会发展滞后、社会矛盾尖锐、法制不健全的国家或地区，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尤其突出。就健康人格问题而言，任何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面积极因素的缺失，都将导致一个人完整人格的分裂甚至对抗。因此，关注人格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是健康人格教育与发展过程中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

一 关于理性与非理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依存，从而构成了事物的存在，促进了事物的发展。这种观点在认识上构成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考具体事物的思想方法。在人格问题上，理性与非理性是同时存在且相互联系的。

理性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在认识上指的是人们对自我、社会必然性的经验、知识和学说的体系。千百年来，人们靠理性知识，克服了迷信、权威及种种盲目性冲动，掌握了社会发展与个体自由的一般规律，通过科学的认知和文化的积累，不断提高了人的尊严和力量，显示了人格的无比威力。与之相应，人的非理性即人的思维和行为中的直觉、灵感、情感、意志、神思、兴趣、冲动等等一时的情感本能，一方面作为人的天赋与欲望，成为人类理性建构的巨大源泉和动力，是人的思维和社会活动中必要的成份和阶段，但另一方面，正是非理性倾向的一时性、片面性等，它在人的行为中却又起着创造性与破坏性的双向作用。

在我们今天的理性思维看来，理性与非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固有的两方面的存在(天赋、欲望或本能)。在人的认识和实践中，纯粹的理性尽管离不开非理性，然而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理性的指导下，常常可以驾驭非理性的欲望、热情，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文化创造等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理性常常是自觉行动的先导。但即使是自觉的活动，从对理性认识本身到实践活动，也往往都需要以一定的意志、热情、冲动等非理性作为中介。两者的辩证统一在学理上比较容易理解，问题是在社会实践中若仅仅偏重其中一方面，都容易将人的思维和实践活动引向片面。较典型的偏执状态是:当理性被规定为人格的唯一内涵时，个体同时也就被理解为一种概念化的存在或逻辑的化身，个体就成为工具理性的奴仆。相反，如果把情感、意志等因素作为人格的全部内容，则意味着将个体视为一种非理性的存在，在社会行为中就会出现极端自由主义的表现。因此，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与协调发展，在社会，是一个需要由信仰、理想、宗教、法制、教育等综合建构的重大问题，在个体，则是需要在不断的人格培养中全面认知与发展的重要问题。

二 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发展的历史

事实上，人类在其人格的历史发展上，一直是在理性与非理性交织中进行的。马克思早就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1］。马克思对于这种更替的特征及其于发展中所遇到的难题和矛盾的认识，源于他对西方社会人的文化发展史的理性归纳与感性认知。简单地说:自原始时代开始，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原始人通过运用符号——如图腾，产生和发展了理性能力，找到了“为人的准则”［2］。但由于这些符号是直观和朴素的，表达的并不是原始人对自然的自觉认识，所以在其狂热的对类似图腾这样的符号的崇拜中，仍带有浓厚的激情本能的痕迹和特征，仍滞留在感性的生活里。

到了古希腊罗马时代，古希腊罗马人“认识你自己”的命题，使人对自身的认识从直觉转向思辨的过程，将理性奉为人的最高本质，将人与自然决然分离，把人的问题首次建立在对真、善、美的探求上。首先，在“人是什么”的问题上，古希腊罗马人从理性和社会性上为人下定义，柏拉图认为，人的本性由欲望、理性和意志三部分组成，亚里士多德则指出，“人是理性的动物”，“是政治的动物，是天性就要和别人生活在一起的动物”［3］。其次，古希腊罗马人充分发挥人的理性优势，确立自己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他们还试图从科学的视角，特别是通过对颇具神秘色彩，但却能证明人的纯粹理性和抽象能力的数学的膜拜，来展示人的科学能力。尽管这一时期，人对自身的认识还有很多主观性，还具有猜测的性质和唯心的倾向。

人类的非理性受制于理性桎梏的时期，莫过于欧洲中世纪的神权至上的年代。中世纪关于神秘和信仰构成了这个时代文化的主特征，它既是以宗教的理性学说为原教旨的非理性服膺，也是对原始人格发展中激情本能的某种追寻，又是通过神权崇拜对古希腊罗马理性主义的深刻反思。但它把人的主观意志导向超自然、神秘的观念，认为人是卑贱的、低能的，呼吁人抛弃理性，“听从上帝”［4］，用神性扼杀人性，扼杀人的判断力和创造性，造成人格向“神格”异化。这就恰好说明，中世纪的神权观念以及二十世纪后来的极端理论，虽在形式上是理性的，但在性质上却是非理性的。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为对以神为中心的封建主义文化的背叛和对抗，把人的意志自由、人的现世生活的要求提到第一位。它称颂人的价值、尊严和伟大，赞美世俗生活，提倡个性解放，将作为人的个性特征的人格提到了普遍关注的地位。它反对“人应当蔑视自己”的观点，认为人的本质不应从神的本质来了解，而应从人自身来决定，人应按自己的本性即人的感性要求和物质欲望来生活。佩脱拉克就大声疾呼:“我不想变成上帝，……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5］。蒙台涅认为，人的灵魂与肉体是不可分割的，肉体死了，灵魂也就消灭了，人生短促，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称心如意的尘世生活的权利，没有必要去追求什么死后的幸福，也没有必要向虚幻中的上帝、天国去祈求品格的恩赐，以普度来生。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享受尘世生活的幸福，是符合自然意向的。他说:“一个人在应该追求什么和应该避免什么这类问题上听从理性的吩咐，这就是追求自然的意向。”［6］人文主义所伸张的个性自由、人权独立和人生幸福的自然权利的主张及毫不掩饰的利己的人格原则，表现了它们对人格问题的一种新理解，是对人类自身价值的新发现和新觉醒。

人文主义在使人摆脱了外部世界的束缚，恢复人格本来面目的同时，重新反观自身以保证人的理性权利。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命题，以普遍怀疑为特征，确立了人的理性即是审思和判断的能力。他怀疑一切事物的真实性，但主张人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判断真假、善恶，用自己的理性、意志去指导行动、确立行为的目的。这些行为和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实实在在的幸福。他的这一命题，发现并提出了人格发展中，始终并存于人身上的两种基本因素:理智、思想、判断力与欲望、意志、情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引导了自然主义与主观主义在人的本性问题上，以绝对和统一的思维方式，通过自然的本性和思想的本性说明、探究人的理性的方向，但最终却是割裂了人的理性与感性生活的联系，并在黑格尔那里将人的理性推向极致。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认为包括人的本质就是“绝对和全部的真理”［7］，“理性是世界的主宰，”“是宇宙的实体”［8］。当他第一次从科学形态实现了对人的理性的全面、辩证的认识的同时，也以绝对形态的对理性解释，将活生生的人的全部情感和生活，置入抽象的精神运动轨道，压抑人的情感、排斥人的个性发展，束缚并统治着人的精神。

诚然，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理性主义对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而成为了西方人最崇尚的东西，也成为了近代西方人格发展的基本倾向。理性本来是应当肯定的人格的组成部分，但这种理性倾向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却被片面地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非理性在人格发展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世界进入现代社会后，很多事实已经证明，以理性为基础的飞跃发展的科学技术，已无法保障人的尊严和个性的发展，使人为物所支配、奴役。社会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尖锐冲突和惊人的不协调，使理性这个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基本精神，在现代西方的现实社会里遭到了挑战，从而促成了现代西方人格发展的非理性倾向。

三 西方人格发展非理性倾向的启示

现代西方人格发展继续沿着文艺复兴的传统和思路，寻求个性解放，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重新评估人的价值。由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传统，其立足于个人主义的倾向，决定了它所探讨的人格是相对的、孤立的个体的人格，并用现代主义文化中的荒诞、离奇、夸张非理性等手法，来倡导人应保持自我的特征和尊严，来反映人性的本真。它还从人的情绪的宣泄与表达上，将生存的意义不再仅仅视为人的本来欲望与享乐的展现，而是力图通过这些表层现象，努力表现人的顽强的生命驱力，以追寻更深层的、潜藏其背后的、真正的、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真我的“纯情绪性心理状态”的描述，以及对因生命的冲动创造的宇宙无限发展的赞颂;现代派音乐、美术、小说的一系列作品对人的心灵世界和主观情绪的强烈表达，特别是深深触入灵魂中的心理原因和情绪机制，都为现代西方人格的非理性发展做了生动的注脚。但由于这种非理性倾向只看重个人所独具的情感、意志、直觉、爱欲、潜能等，实际上割裂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将人的生命力的作用和人在各种情境中的一些思想感受无限夸大，从而否定了理性在人格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非理性极端与扭曲的发展状态，造成了现代西方社会人的精神的迷失。当西方传统的新教伦理精神遭遇当代享乐主义、物欲主义、感性主义时，西方一些人出现了怀疑人生、贬损人的价值、悲观厌世、无所适从的现象，表现为放纵自我，缺乏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丧失了目标和生活的激情，出现了病态的人格现象。

这其实是后工业化社会遭遇的一种普遍现象。二十世纪以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给人们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但由此引起的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核威胁以及人的社会主体意识的丧失，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困境与危机。当我们遵循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并享受它所带来的丰富的物欲快乐的同时，我们也成了工具的奴隶，自己放弃了精神，丧失了理想信念、丧失了人所应有的生存意义。西方社会素有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面对在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生活的非理性化，以及非理性造成的过度的非理性人格倾向对人和社会的严重危害，当代西方开始重新评估宗教伦理的价值，力图用回归人的本质的而非物化的人的理性、创造和奋斗的精神，试图以此来重构新的价值，培养健康的人格。

西方人格发展中对非理性的强调，对于我们长期以来强调社会主义的理性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而忽略个体人格的全面健康发展应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具体而言，对于我们认识非理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活动中的创新意义是有启发的。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存在，其人格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更多地表现为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主体意识活动在实践历史中的展开，并越来越以理性为主导，具有理性的色彩和精神。在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社会中，非理性不但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还对社会的理性起着促进、激发和调节等作用。当然，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并且必须同社会理性与人文理性相结合，才会形成全面的认识和健康的人格。

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来讲，现代化进程必然带来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层面的巨大变化。当市场经济观念、自由民主意识、个人功利主义、拜物化意识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各种复杂关系也将变得更加复杂，人格的发展将呈现多元的路径，社会的理性与非理性协调也向我们的传统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教育到底应培养什么样的人?学校教育的目标和宗旨应当怎样适应社会的变化?什么才是健康的人格?纵观当今我们的教育，在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各级教育机构对于青年们知识的增长、技艺的培养、智力的提高等倾注了最大的力度，对于我们社会的物质繁荣所需要的工具理性的培养格外重视，但却有意无意地、逐渐放弃了根植于人自身内在特质的、构成人格发展内在动力和保证的人文理性因素。

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和谐统一的社会。尽管理性的内容可能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但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视。试想，我们培养的人可能是一个有着丰富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造福人类，不懂得真诚与爱，不懂得感恩家庭、感恩社会、感恩他人，也不懂得如何做人，那么我们的社会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就会蕴藏着潜在的危机(药家鑫杀人案足以使我们教育工作者警醒)。我们不能造就了一批“学习机器”、“经济动物”，而导致了人格发展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和对抗，更不能由此造成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

社会的发展期待具有健康人格的人。在西方，一位在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学校校长，对每位新来的教师都会寄上一封信，信中写到:“我曾亲眼目睹如此非人的情景:毒气室由有造诣的工程师建造，儿童被有学问的医生毒死，婴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妇女和孩子被大学生或中学生枪杀、焚烧。因此，我怀疑教育……我的请求是:帮助你的学生成为有人性的人。……读、写、算只在能有利于培养更富有人性的孩子时才具有重要性。”［9］这样的怀疑与警示，对于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历史反复证明，理性与非理性的高度融合、协调发展和以培养健康人格为宗旨，是人类所追求的人格目标，也是教育的核心，是社会发展的根本。

人只有在理性与非理性和谐统一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体验到生活的幸福与自由。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3.

［2］［美］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M］.林方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04.

［3］［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34.

［4］［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6－18.

［5］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11.

［6］［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戴镏龄译.上海:三联书店，1957.83.

［7］［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21.

［8］［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83.

［9］国际教育基金会.培养心情与人格——人生基本目标教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注:

本文关于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传统人格论述转引自《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传统人格特征及其成因》(彭晓琳文)，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

Healthy Personality——The Unity of Rationality＆Irrationality

Peng Xiaolin

(Chengdu University，Chengdu 610106，China)

The Unity of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must be of concern in development of healthy personality.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are essentials that distinguish man from other animals，and any overemphasis on either side would produce one－sided human development.Those features of the intertwined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have been particularly sharp in the western culture.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shows that healthy personality is the unity of both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today calls for a close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therefore，it is the core of educa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stability in our society to develop a healthy personality by focusing on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and psychology.

G448

A

1004－342(2011)05－83－04

2011－06－29

彭晓琳(1967－)，女，成都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