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地区资源共享配置途径选择研究

郭 宝， 卓翔芝

(淮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共享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新模式，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解决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调、资源生态危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的有效方式[1]。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共享经济能够盘活存量资源，扩大就业渠道，巩固民生之本，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拓宽收入渠道，提升人们幸福指数[2]。因而，在共享经济驱动下，地区内任何一个资源拥有者都可能通过共享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与使用，地区内已流动的资源或沉睡的资源都能得到更好地使用，地区内组织或个人的价值创造能力可以突破本组织或个人的资源或能力限制，而真正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共享经济本身并不是一种完全自由的资源配置模式，一方面需要市场引导、刺激各经济主体自主、能动地开展资源共享配置，另一方面还需要地区政府进行宏观性的指导、引导与管理。当前，一些地区政府加强了共享经济的发展建设，有些发达城市也建立了共享园区、共享合作组织、共享企业等共享平台，而单个的经济主体也从实践上利用各种途径以及各种共享平台进行资源共享配置。这些共享配置都有力地挖掘了地区内资源的价值创造潜力，优化了资源配置，也取得了可观的共享配置效果。但问题是这些资源共享活动的效率能不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地区内本应能够发生并顺利发展的共享配置过程是否都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地区内的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被共享配置了？应该被有效配置的资源能否一定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因此，为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仍需要对资源共享配置的主要障碍以及如何配置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就需要对地区资源共享配置途径的选择进行探讨。

一、相关研究综述

共享经济是消费者通过合作的方式和他人共享产品和服务，而无需持有产品与服务的所有权的全新商业模式[3]。倪云华认为共享经济指人们通过一个第三方的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将闲置的或者盈余的商品、服务、经验等以有偿或者无偿的方式提供给需求者[4]。而共享经济存在三要素：闲置资源、共享平台、人人参与[5]，共享经济可分为消费型、生产型和发展型三类，是产权分离、分工细化、交易成本、网络外部性等经济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6]。刘根荣指出共享经济带来了对传统经济的一系列的颠覆性影响：促进企业职能转换、促进服务升级、促进行业竞争、引导生产变革、提升社会诚信、实现灵活就业，但也面临着法律困境、政府管制问题[7]。仲梦、樊一阳[8]，杨学成、杨阳[9]研究了典型企业的共享商业模式及面临的问题。高素英等指出企业共享商业模式中政府政策环境支持以及营销模式非常重要，建立平台与供给者之间良性的依存关系是关键问题[10]。但共享经济也面临着法律法规监管缺位，共享经济组织的身份地位界定不明确，共享经济组织与传统经济组织的竞争、行业冲突问题，个人的隐私权和财产权有被侵害的风险，共享经济产生新的技术垄断等问题[2]。张杰指出发展共享经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信问题[11]。为完善共享经济发展中的不足，亟需政府给予共享经营合法化支持，企业组织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积极参与，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共享平台交易的监管[12]。这些文献重点研究了共享经济的界定、构成要素及共享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得出了有益的结论与建议，但皆以产业发展、共享企业运营为研究视角，主要基于共享平台模式为途径来研究如何发展共享经济，而忽视了社会性组织或个人的参与对资源共享配置的影响。在地区资源共享研究上，徐琴平指出长三角地区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建设与管理还较落后，基本上靠仪器所有者自觉自愿，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效率低[13]。秦寒主要从政府管理理念、地区共享环境以及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内部运营管理上探讨了欠发达地区人才共享问题与对策[14]。朱宏伟、陈海滨指出应利用互联网搭建线上农技服务平台、农村人力资源共享平台、远程培训平台、土地流转共享经营平台，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对地区人财物资源进行共享[15]。赵春波、杜丙龙认为尽管政府加强了信息平台建设，但由于对信息共享重视不足，平台建设标准差异大，部门割据无法整合，缺少相应的法律政策引导与保护等原因导致大庆地区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问题达不到预期效果[16]。这些文献对地区资源的共享主要从较为宏观的视角考虑，认为应从完善共享平台、共享环境与条件的途径推动地区特定资源共享，而没有深究选择这些途径的内在原因且只针对地区特定资源共享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没有给出一个较为普适的地区资源共享途径分析框架。而实质上地区资源共享配置不仅需要共享企业或平台推动共享经济，而且也需要地区各个经济主体都能够以最方便、最快捷、最安全、最有效的途径进行资源共享配置。要达到这一共享目标，必然要研究选择不同途径的内在原因，因而本文尝试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研究决定地区资源共享配置途径选择的因素，这将有助于地区政府重视社会力量在资源共享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提升发展地区共享经济的有效性。

二、交易成本对资源共享配置的影响：多样化的配置途径

任何形式的资源配置效率部分取决于技术的经济性、可行性，部分取决于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的高低。共享经济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利用、配置资源的一种模式，只不过共享经济是对传统经济的扬弃与升级，是在发达网络环境下以信用为核心的新的更高层次的经济资源配置模式。在当代发达的网络技术下，或者假定配置所需要的技术可行，那么资源共享配置效率将大部分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交易成本是共享经济发展的本质，通过共享信息服务平台可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交易的实施[6]。因此，从本质上讲，降低的交易成本才使得共享经济有了发生的可能，但这也仅是一种较为笼统的说法，问题的关键是交易成本对于资源共享配置有何具体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的静态性：共享配置的一般性

Matthews[17]提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和事后为监督、实施该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事前的签约、谈判、保障契约等成本以及事后的契约不适应所导致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建构及运营解决争端的治理成本、承诺的安全履行成本。在资源共享配置过程中，无论制定何种制度与措施，建立何种共享配置平台，资源共享配置最终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形式进行共享配置，而影响这种契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则是共享主体承受的交易成本。为了讨论方便，把交易成本可细分为三类：一是与共享配置信息相关的成本，主要指共享主体寻找、获取有关共享伙伴及可共享资源的信息所花费的时间与资金成本；二是各共享主体的共享配置决策成本，主要指在正常情况下处理各种共享配置问题所花费的时间与资金成本；三是应对交易双方机会主义的成本。静态的交易成本是指交易成本的量的绝对性，即强调了交易成本的一般性或者说从共享配置活动总体来看，交易成本越低越有助于共享配置过程发生，效率越高。但这种交易成本的静态观点忽视了地区内各经济主体、经济状况的差异性，也忽视了地区内单个共享配置过程的差异性。

(二)交易成本的动态性：共享配置的差异性

1.交易成本的降低有限性

降低有限性意味着交易成本在实践中无法无限制地降低。一方面，交易成本整体下降要涉及两方或多方的努力，单独一方的努力未必能降低总的交易成本。一方对共享配置信号比较灵敏、决策迅速，节省了交易成本，但如果另一方对合作者发出的共享配置信号反应迟钝、决策延误也都将浪费交易时间与花费，增加了交易成本，此时总的交易成本未必降低。另一方面，针对上述三类交易成本而采取的措施本身也要产生新的交易成本。如果所减少的交易成本小于产生的新的交易成本，那么总的交易成本也不会下降，比如，对于共享配置平台等组织而言，如果决策成本高，耗时过长，决策质量低，共享问题即使能解决仍将增加交易成本，降低共享配置效率。因此，一味不计方法地降低交易成本，并不必然会使总的交易成本降至理想程度，或者共享配置组织的存在并不完全绝对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反而可能使得共享配置过程不易进行。

2.交易成本的认知相对性

认知相对性意味着在相同的交易成本下，不同的共享配置主体对交易成本的压力感知程度具有差异性。对于相等的交易时间，从事紧迫性经济活动的共享主体相对于从事时间宽松限定性经济活动的主体而言，共享需求更为急迫，可能会不顾交易成本的大小，做出比较急促的决策，而以较方便的方式寻找共享配置主体与共享资源。对于相同的交易成本，小弱企业比大强企业，资源缺乏的共享个体比资源充足的共享个体更加敏感，较少的交易成本也可能成为阻碍小弱企业、资金贫乏的共享个体之间的资源共享配置。此外，对共享价值预期较大的主体比共享价值预期较小的主体要对同样的交易成本感知的压力要小一些，更有动力促进共享配置。

3.交易成本的分布差异性

分布差异性指交易成本在不同的共享配置过程中并不是保持稳定不变而是呈现动态变化性。这种分布差异性可分为：第一，主体差异性。对于相同或相类似的经济活动而言，由于不同的共享主体的知识、信息、资金、能力、个性、价值观存在差异，其所采取的交易行为也有所差异，这将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幅度有所差异。当经济主体自身素质较强，专业知识较多，人脉较广，容易获取信息，那么交易成本相对较小，反之，拥有共享配置资源条件较差的主体的交易成本就会相对较高一些。第二，客体差异性。不同层次、规模、难度的经济活动所需求的资源的数量、质量、类别是不一样的，这也会导致不同的共享配置过程的交易成本有所差异。所需经济资源数量越多，质量要求越高，类别差异越大，交易成本一般也越大。第三，共享配置组织的差异性。当共享配置过程需要的共享配置组织越多，当共享配置组织的配置效率越低，那么这个共享配置过程所花费的交易成本就越大，越不利于资源共享配置，反之，交易成本越低，越有利于资源共享配置。因此，地区内不同共享配置过程中所涉及的共享配置组织的数量与质量的差异也将导致交易成本的差异。

三、资源共享配置途径多样化

(一)两种基本途径

1.正式共享途径

这种途径主要指共享主体通过正式共享平台进行资源共享配置。共享平台常表现为共享园区、共享企业、共享中介等共享机构或组织。在实际的共享配置实践中，这些共享平台具有决定性的共享配置决策权力，并提供相关必需的共享服务，共享配置过程主要依赖于共享平台来完成资源共享，共享活动是以共享平台的信誉与运营能力作为共享配置的保证，而共享主体只具有选择或不选择的权利。比如，共享单车企业是共享平台，用户一旦选择使用共享单车，必然要遵守共享单车企业的制度与运营安排，否则将受到共享单车企业的某种反制措施。

2.非正式共享途径

这种途径是基于个人的社会关系、个人的信誉、信仰、价值观以及地区的社会风俗传统、社会文化精神等因素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或者说是基于个人的社会资本进行的资源共享配置。在非正式途径中，共享主体可通过中间人或非正式组织等中间方间接联系，也可以不通过中间人或非正式组织等中间方而直接联系。在这两种共享条件下，一般情况下，共享各方没有任一方占有配置决策权，除中间方以外，共享主体只能通过协商来确定共享事宜。如果中间方利用自己的声望或某种优势而充当资源共享配置者，但也要在某种程度上的共同协商基础之上进行共享配置决策。

(二)两种共享途径相对优势

在地区资源共享配置过程中，共享资源需求具有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等特点，在紧迫性、重要性、时间压力、数量分布等方面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共享资源的供给在类别、质量、数量、效率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这将导致各交易过程中的共享交易成本绝对量、分布状态，各共享主体对交易成本的认知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地区资源共享配置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配置途径各具有相对优势。正式共享配置途径的优势在于：由共享平台按设计好的配置软件或配置机制进行共享配置而且共享平台为共享主体信誉担保可以更加明晰共享主体的信誉评价，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能够促进共享主体参与共享、完成共享，这样可以较广泛地整合散落于社会上的各类资源，能够充分挖掘地区共享资源供给能力，满足地区呈现出规模化、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的资源共享需求，使陌生共享主体之间的共享成为可能，使得少量且独特性较强的或专用性较强的资源得到共享。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弱势，即一些陌生的共享主体之间的信任度并不理想，具有一定程度的机会主义倾向，比如一些滴滴司机侵犯一些乘客的人身权利。非正式共享配置途径的优势在于：利用共享主体已有的声誉与相互深度认知，使得共享主体之间的机会主义倾向得到削弱，虽然共享需求与供给无法达到较强规模程度，但是共享双方更易产生信任，更易降低事后的协调成本。况且，基于现代网络环境下，共享主体通过网络社区进行联结、互动，可以最大程度上削弱规模劣势以及资源数量、类型较少的劣势而获得较高效率的配置。弱势在于非正式共享所需要共享主体有较强的社会资本资源，有较强的对共享伙伴与共享资源较强的个人判断能力与鉴别能力。因而在地区资源共享过程中，共享主体在综合考虑所拥有的知识、信息、资金、能力并结合对资源的需求而选择最方便、最合理、最有利的共享配置途径，而无论选择的是正式还是非正式共享配置途径。因此，在地区内所有的共享配置过程中并非某种共享配置途径一定占有绝对优势。比如，一些结婚新人如果有较广的人际关系，而朋友圈中又有合适的车子，则最大可能选择自己解决车的共享问题，而不是寻求婚庆公司。相反，对一些交际不广、朋友中鲜有名车的结婚新人来说，寻求婚庆公司是最佳选择。而事实上婚庆公司也不会拥有所有的名车，只是充当一个共享平台，把社会上的闲置的车临时共享而已。

(三)不同共享途径的互补性与替代性

正是由于不同共享途径具有相对优势，适用于不同的共享需求、共享主体，不同的地区资源共享配置活动既可采用正式共享配置途径，也可采用非正式配置途径，同一共享活动也可采用不同的共享途径进行共享。这意味着：第一，当正式共享配置途径无法开展或以较低效率共享配置资源时，非正式共享配置途径可以作为替代选择，反之亦然。比如，一个社区内的年轻妈妈群利用地理接近，知根知底的优势，可以相互共享各自宝宝的书籍、玩具，这种共享行为并不需要利用正式共享平台。当然，要使这种共享行为效率更高，利用微信、QQ群等现代网络通讯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但显然，这种利用自身社会资本的非正式途径的共享活动，共享面较小，难以完全共享资源，因而一些相互陌生、地理位置较远的宝妈则可以通过专业的二手网站等共享平台，对一些宝宝的书籍、玩具，特别是对那些与身边人无法共享的书籍、玩具进行共享。第二，当某种配置途径无法充分满足共享配置主体需要时，正式与非正式途径可以相互补充。比如，老约翰图书馆的运营模式同共享单车的运营模式基本一致，老约翰图书馆提供宝妈所需要的绘本书籍，宝妈付款借书，借书后两周之内归还，损坏或丢失需要照原价赔偿。通过老约翰图书馆提供的网络借书平台，宝妈可以网上选书、荐书、定书，但这种正式的共享图书馆模式并不能完全满足宝妈的需求，因为老约翰图书馆无法提供所有宝妈需求的书籍，更无法提供其他可供宝宝使用的物品。因而为了吸引更多的宝妈成为消费者，老约翰图书馆也开辟线下阅读空间，提供安静、舒适的阅览室，供宝妈们带宝宝一起阅读，也供宝妈之间相互交流，此时，相识的宝妈在经过线上、线下的交流、了解后，既可以向老约翰图书馆提出阅读需求，也可以同其他宝妈进行老约翰图书馆暂时无法提供或无法及时提供的其他书籍或玩具的共享。而一些机构中的仪器设备的共享如果仅通过个人的社会资本进行共享，则无法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则可以同时通过设备共享网站实现共享，实现正式与非正式共享配置途径的互补。

(四)共享配置途径组合与选择

1.具体的共享配置途径组合选择

因为正式或非正式配置途径在不同的配置过程中各有优势，所以配置过程并不总是沿着单一的配置途径来开展的而呈现出多元微观共享途径组合状态，如图1所示。

图1 配置途径组合的选择

在图1中，共享主体A、B之间的实线表示他们之间有共享资源配置需求，虚线表示配置途径。沿着途径5-3，共享主体A、B通过正式配置途径共享，比如，通过共享单车企业进行共享；沿着途径1-4，共享主体A、B通过非正式配置途径共享，比如，企业家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将空闲或多余的企业设备共享给其他商业伙伴，供其一时之需，厨师在工作之余经朋友推荐为他人提供专业的食品加工服务等。这些非正式途径可以并不依靠专业的服务平台就可完成资源的共享；沿着途径1-2-3，共享主体A、B先通过非正式路径，主要依靠各自的社会资本，寻求可靠的信息、共享配置伙伴，进行初步的共享配置工作，然后将较复杂的或者超出个人社会资本所能解决的共享配置问题通过正式共享配置途径进行资源共享。比如，在旅游城市兴起的共享民宅模式中，旅游者可以利用朋友的推荐，先在线下选定民宅，再去线上下单。此时，共享主体利用非正式共享途径考察并认可了共享资源供给方的信誉，而将其他相关服务交于共享平台；沿着途径5-2-4，共享主体A、B事先无法确定双方的信用，彼此并不了解，因此先通过正式途径获取联系，并利用正式组织或制度带来的共享配置信用保证开展共享配置活动，其后再通过非正式途径进行下一步或其他相关的共享活动。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共享平台作用主要在于保证供需双方的信息的真实性、信誉的可靠性及协调解决问题的便利性，此时，共享平台既可以起着中介作用，也可以具备部分资源共享配置决策权、处置权。但总体来讲，共享供需双方其后的具体共享活动则由供需双方利用非正式共享途径解决，比如共享需求方利用厨师共享平台，根据平台评价，选择共享厨师，但是饭菜的口味问题、原材料购买等问题，因人而异，难以评价，此时需要共享双方最好利用非正式途径处理出现的一些并不需要共享平台或专业机构介入才能解决的共享配置问题。当然，用户也可依据平台信用，直接与厨师联系，在不影响平台业务的情况下，进行非正式共享配置。

2.共享配置途径多样化选择过程

首先交易成本的动态性使得正式或非正式共享配置途径都有相对配置优势，也影响共享主体对交易成本的认知与估计；其次，共享主体在考虑共享需求的差异性，主要包括共享主体自身条件、经济条件、经济活动、预期的收益以及所涉及外部的共享配置组织的数量与决策质量，预期比较在不同共享途径下各自产生的交易成本大小之后，综合正式或非正式共享配置途径的交易成本的变化而选择较安全、满意的途径而不是最优的途径进行资源共享配置，灵活选择而不总是固定选择某种共享配置途径；最后，不同的共享配置过程可以以不同的共享配置途径来完成，而同一共享配置过程在不同时间、不同共享配置阶段也会采取不同的共享配置类型组合来完成。这样，从地区整体来看，地区中具体的微观共享配置途径既有正式共享配置途径又有非正式共享配置途径，还可以是正式以及非正式的共享配置途径组合，因此，地区整体呈现出多种具体共享配置途径的组合状态，整体共享配置途径呈现多元化、动态化与复杂化。这种选择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共享配置途径多样化的选择过程

四、结论

虽然共享经济的应用范围与影响越来越扩大，但是现有的共享经济模式主要是由共享企业主导，比较活跃的共享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交通、住宅、金融等产业上，地区资源共享途径也主要是共享企业所主导的正式共享配置途径。而实际上，这些共享平台存在的合理性仍然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如果共享主体通过共享平台并没有使需求满足并降低交易成本，共享平台存在的合理性将受到质疑。但目前对于共享组织的效率评估、监管并没有得到重视，同时非正式资源共享配置途径被忽视了，因此，就整个地区共享经济发展而言，仍然会有相当部分的资源难以被高效共享或者被真正共享，共享经济的作用也难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而发达的共享经济的最终目标是使得地区内能被共享的资源都能被有效且高效的共享，无论是通过共享企业、共享中介、共享机构还是通过个人或非正式群体的共享途径。

首先，应动态性看待交易成本对资源共享配置的影响。交易成本是阻碍共享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一般性的角度上看，降低共享配置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中的交易成本总会对共享配置过程有益，总会对地区整体资源共享配置有利，但从动态性上讲，交易成本对不同的共享配置过程与共享主体的意义是不同的，会对不同共享状况下的资源共享配置产生不同的阻碍。

其次，正式或非正式共享配置途径具有互补性、替代性。由于交易成本具有认知相对性与分布差异性而且正式或非正式共享配置途径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差异，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从动态而非静态的交易成本角度来看，无论对个人或组织或地区而言，共享资源的配置方式应是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这使得在某些情况下，不同共享配置途径具有相互替代性，并不只是某种配置途径永久性占优势，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不同共享配置途径具有互补性，共享资源配置过程可能需要正式或非正式配置途径共同来完成。

最后，政府需要协调建设正式或非正式共享配置途径。为了更高效、更全面、更深入地对地区资源进行共享配置，政府与其他共享主体就需要考虑共享配置过程与交易成本的适宜性，需要同时采取正式、非正式的共享配置途径以及这些共享配置途径的组合进行资源共享配置，而不应完全交于共享企业。因此政府要协同企业、社会民间力量，建设由不同投资主体发起的，在不同层次上、不同规模上、不同领域或行业的范围内，以不同共享主体主导共享配置目标的适当数量的资源共享配置机构，并提高共享平台的共享配置效率与声誉；政府应当积极宣传共享经济理念，在特定产业、领域、产品或服务、人群、社区开展共享活动实践与宣传，开展以非正式共享配置途径为主导的共享配置，促进正式与非正式共享配置途径的相互协作，最大程度使得地区内差异的共享主体、经济价值、经济内容、经济条件与交易成本相匹配，使地区内各种共享资源都能充分地流动到最合理的地方中去；最为关键的工作是政府与相关法律与监察机构应当建立共享主体的信用名单制度，共享经济实质上就是信用经济，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共享配置途径，只有共享双方及共享平台的信用得到保证，共享途径才会真正实现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