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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盗》的童话叙事及其影像话语分析

时间:2024-08-31

孙红元

(广东韶关学院外语学院,广东,韶关 512005)



《加勒比海盗》的童话叙事及其影像话语分析

孙红元

(广东韶关学院外语学院,广东,韶关 512005)

摘 要:《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情节骨架是模式化的童话叙事结构。运用格雷马斯动素模型和语义方阵模型对《加勒比海盗4》的叙事结构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迪斯尼大片通过电影文本来构建叙事表层结构的艺术特征,探究了作品深层意义下经典童话在文化工业时代的内涵和寓意。虽然包裹着奇幻的外衣,但深层意蕴展现的仍是西方主流价值观,即人类善恶观的个体指征。《加勒比海盗》通过多媒介符号的视觉呈现激发受众的想象力,将艺术形象推向极致。

关键词:童话叙事;格雷马斯叙事理论;视觉呈现;西方主流价值观

本文信息:孙红元.《加勒比海盗》的童话叙事及其影像话语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 (1):57-61.

1907年第一部卡通片在美国诞生,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以其独具魅力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形态。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迪斯尼公司致力于卡通片的创作与革新,并成为行业的先锋与翘楚。迪斯尼公司创作的卡通形象“米老鼠”“白雪公主”“唐老鸭”等是风靡世界家喻户晓的角色。2003年始迪斯尼公司投资拍摄的《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以其绮丽的海岛风光、惊险跌宕的故事情节及其瑰丽绚烂的魔幻情节给“海盗”迷们奉献了一场场宏大的视觉体验和强大的心灵震撼。《加勒比海盗》是成人演绎的奇幻卡通影片,根据迪斯尼主题公园的传奇故事改编而成,它秉承了迪斯尼的一贯风格,幽默风趣、轻松愉快、画面精致。迪斯尼的作品多改编于经典童话,从某种意义上讲,卡通片是传统童话在文化工业时代的拓展与延伸,是经典童话的视觉艺术创新。因而,《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情节骨架是模式化的童话叙事结构。精心构筑的叙事结构和离奇的故事情节使《加勒比海盗》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本文试用格雷马斯动素模型和语义方阵模型分析《加勒比海盗4》的叙事结构,以此揭示迪斯尼大片如何通过电影文本来构建叙事表层结构,以及探究深层意义下经典童话在文化工业时代的影像话语。

一、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

图1 六个行动位的模型

格雷马斯在叙事学中采用了符号学的方法,其理论深受索绪尔二元对立原则影响,他认为所有的叙事文本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对立冲突,历经“平衡——打破平衡——再次平衡”的过程,推动着叙事的发展。他在《结构主义语义学》中提出了六个行动位的模型,即主体、客体、发出者、接受者、帮手和敌手,见图1。他们在具体事件中构成两个轴系,一个轴系以主体欲望中的客体为中心,另一个轴系以主体欲望反映于帮手和对手关系为模型[1]。发出者引发了主体的行动,主体的行动对象为客体,在实施行动的过程中,有帮手助其行动,又有敌手阻其行动。

按照格雷马斯的模型,《加勒比海盗4》中“发出者”我们可以定义为人类对生命的探索,对永生的追求。正是人类对青春永驻的追寻才召唤着人们去探索未知的世界,故事中的人物才有了一系列的行动。电影文本中“主体”很显然是杰克船长,四部海盗传奇故事都是围绕杰克船长的传奇故事展开的。“接受者”我们可以认定为安吉莉卡,她推动了主体(杰克)助其完成找寻不老泉的梦想。“客体”对象是寻找不老泉,它隐喻着人类长生不老的终极梦想。影片中“阻碍者(敌手)”这一角色显然是海盗头子黑胡子,黑胡子是一个不被大家喜欢的角色,充满了血腥和背叛,特立独行无视一切游戏规则,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的贪婪自私也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敌手”与“帮手”这一对立项上,同一个人物角色在不同的叙事情节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巴博萨和杰克船长既有合作又有对抗,在《加勒比海盗4》中第一个故事段落巴博萨为国王效命,也要求杰克帮他找寻不老泉,而且还抓住了杰克的老朋友吉比斯,杰克没有答应。这体现了他们之间的对抗,他们之间是“阻碍者(敌手)”的关系。但是在第二个叙事段落中,在寻找不老泉的过程中,巴博萨告诉杰克他寻找不老泉的目的不是为国王卖命,而是去寻找黑胡子复仇,因为黑胡子利用魔法抢走了巴博萨的“黑珍珠号”(“黑珍珠号”被黑胡子装进了瓶子,成为了黑胡子诸多珍藏品之一),巴博萨为此还失去了一条腿。他帮助杰克从西班牙人手中抢回了银杯,这体现了他们的合作关系,这时巴博萨扮演了“帮手”的角色。通过巴博萨亦“敌”亦“友”两种角色的转换,推动了电影角色的发展。吉比斯、传教士、美人鱼都扮演了“帮手”的角色。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加入了传教士与美人鱼的爱情,使《加勒比海盗4》更富于魔幻色彩。通过上述建构的叙事文本的动素模型,可以初步掌握《加勒比海盗4》的文本结构。

格雷马斯将叙事文本分成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反映了故事的情节、人物关系。表层结构可以被感知,深层结构是隐藏在作品中的深层模式,必须用抽象的手段把它找出来。格雷马斯进一步简化了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的31种功能,归纳为三种组合形态:契约型组合、完成型组合、离合型组合。契约型组合指的是故事的中涉及某种契约的订立和撕毁,包括接受命令、禁令和违禁,表现于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调和等。完成型组合包括艰苦的求索、经历考验、斗争与任务的执行等,如《西游记》。离合型组合包括人际间的聚散邂逅迁徙流离等,很多言情小说都属此类。《加勒比海盗4》属于探险类电影,在叙事模式上与完成型组合相符,历经了艰苦的求索、经历考验、斗争与任务的执行[2]。《加勒比海盗4》讲述了找寻不老泉这一人类长生不老的梦想及其在找寻的过程中,所迸发出的正直与邪恶、慷慨与自私贪婪的人性较量。通过对叙事文本中每个人物不同的角色功能分析,能直观地发现影片纷繁的剧情下人物关系、结构逻辑。

二、格雷马斯语义方阵分析

格雷马斯文学符号学理论中最著名的是“语义方阵”,它源于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格雷马斯在此基础中进一步扩充,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文本的意义结构就呈现在这关系组合之中。从这些二元对立的关系组合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人物角色的对立关系,从而得出影片的深层内涵。格雷马斯指出:所有的叙事文本中一定包含着一个意义的深层结构,这一深层结构是一组核心的二项对立式(设定为A/B)及其他所推演出另一组相关且相对的二项对立式(-A/-B)所建构而成的。将这两组二项对立作为一个四方形的四个端点予以排列,便获得了一个意义的矩形,见图2。

图2 语义方阵

其中A与B、非B与非A之间是对抗性关系,A和非B,B和非A之间是互补性关系,A与非A、B与非B之间是矛盾性关系,文本的意义结构或曰深层,便呈现在这三组关系的变化组合之中[3]。每条线都标志着一个关系维度,这些关系维度生成了文本复杂的关联,电影的意义就呈现在此矩形图示之中。每个符码代表着各自的叙事内涵,二元对立冲突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当我们考察电影文本的结构时套用此模式,可以直观地表明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冲突,从而揭示出影片叙事的深层内涵。《加勒比海盗4》构成如下一个矩形,见图3:

图3 《加勒比海盗4》构成的矩形

在这一意义矩阵中,寻找不老泉成为双方阵营争夺的客体。杰克、吉比斯以团队的共同利益为重,而黑胡子则是为了个人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安吉莉卡纠结于爱情与亲情之间,在认清黑胡子不讲亲情的真正面目后,幡然悔悟。杰克和安吉莉卡是故事的主导因素,两大阵营围绕着二人若即若离的情感纠葛展开情节,并随着矛盾的化解而结束。通过语义方阵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影片的深层结构是人类善恶价值观的个体指征。是以杰克船长为代表的富于冒险和团队精神的正义化身与黑胡子为首的心狠手辣的邪恶化身的较量,最终正义战胜邪恶,矛盾得以化解。从公式化的叙事结构看,《加勒比海盗》属于最原始的一种英雄冒险型童话叙事,即首先让主人公承担“不可撤销的任务”,再次让主人公深陷磨难中,最后“决战时刻”,直至问题解决并且最终的正义战胜邪恶[4]。

三、文化工业时代的影像话语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巧妙植入

文化工业的商业化、平面化、类型化无处不在,各种各样经典童话的形象在卡通片中得以展现,各种声音元素在卡通片中自由地运用,带给观众奇妙的童话想象。卡通片往往以其影像的优势携大众文化的亲和性、形象性、趣味性推动经典童话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各种印刷精美的图片也敌不过活动的视听形象[5]。通过卡通片来塑造和表现经典童话已经成为迪斯尼公司创作的主要选题。《加勒比海盗》本身在内容选题上秉承了西方文化中的冒险题材,借助电影的特效技术,极为有效的整合了经典资源与后现代技术文化。运用格雷马斯叙述理论模型,通过对文本二元对立模式的分析,发现在表层文本之下还隐藏着深层的文化内涵:虽然包裹着奇幻的外衣,但仍然传播着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

(一)海盗传奇:糅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视觉童话艺术

海德格尔在《作为图像的世界》中说:新时代本质的特征就是世界变成了图像,世界在“人”面前成为了表征[6]。现代性的核心文化机制在于视觉成为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世界日益被图像所包围。传统的高雅与通俗、空间与媒体、机械复制与电子传媒的界限不复存在,各类媒介相互交叉引用,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和互文关系。在后现代视觉文化语境下,古典童话通过卡通片得以展现,其诗意的表达方式被大量可复制的视听元素所替代。童话不再通过文字表述,而是通过运动的视像和声音达到叙事的效果,可以说,卡通片是古典童话在文化工业时代的视听版本,是童话的艺术新形式。卡通片作为文化工业时代童话的延伸,它不但具备了传统童话的特质,并更具有现代气息。卡通片的各种极具创造力的动感形象体现了艺术形象的所有特点,换言之,卡通片将艺术形象推向极致。

随着受众对视觉形象的追求越来越高,迪斯尼公司对卡通片的制作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与转变,更加凸显视觉的冲击力。“加勒比海盗”原本只是迪斯尼乐园的一个主题公园,只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海盗故事。迪斯尼公司将海盗传奇拍摄成为卡通电影,通过多媒介的符号激发受众的想象力,通过直观的视觉符号,把一个可感的世界呈现在观众面前,其动态性和多维性远胜于文字的想象性韵味。《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蔚然成风,无论从故事背景、人物设置、还是情节安排、表演方式,都不同于以往海盗电影的腥风血雨和打斗杀戮,迪斯尼公司在影片中加入了许多奇幻色彩,这与好莱坞奇幻电影的风行不无关系。观众无不被里面那些叹为观止的精美特效所震撼,场面之宏大细致,角色形象之生动鲜活都是以往大制作电影中所不具备的。

《加勒比海盗》作为一部迪斯尼公司制作的系列成人卡通影片,带给了我们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震惊式”的体验。这种“震惊”是与本雅明所说的“韵味”相区别的。“韵味”带有理性的味道,一种沉思冥想的状态;而“震惊”则是当下的、即刻的、强烈的反应。好莱坞商业性电影的发展,这种“震惊”式的电影逐渐凸显出来,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叙事电影。这种电影完全是图像性的,是图像对话语的凌越,把视觉快感上升到了主导的地位。为了突显奇观,往往使得电影在结构上变得碎片化或者零散化。可能没有完整的情节,缺乏深刻的主题,未能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但却能给予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画面[7]。《加勒比海盗》以3D及IMAX3D形式呈现,采用布景实景拍摄,力求达到逼真的效果。月光下的枯骨、不死人、爬满章鱼腿的脸、浑身珊瑚贝壳的虾兵蟹将、巨型海怪等,通过具有声音和色彩的画面得以展现。这种高科技创造出来的奇观电影,带来了观影的快感,在轻松愉快中消费了高科技所成就的视听盛宴。

(二)亦盗亦侠:狂欢化语境下的童话叙事

《加勒比海盗》用狂欢化的手段塑造了一个罗宾汉式的船长杰克·斯帕洛,他不畏权贵,追求自由,尊重游戏规则,用一种全新的角度诠释了海盗传奇。在他的世界里,官方刻板的秩序被打破,种种等级被上下颠倒,平时高高在上的人物受到他的捉弄。迪斯尼的动画电影都展现出了狂欢化的艺术魅力,卡通电影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对权贵进行了深刻的讽喻,这彰显了后现代主义绚丽多姿的审美意蕴。“狂欢化”理论是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提出并作了细致分析,他认为中世纪的人们过着两种生活:一种刻板严谨,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和宗教清规;另一种则是恣意妄为、自由自在的狂欢节式的生活。狂欢化理论表现出强烈的反权威、反传统、反主流意识、争取平等自由的倾向,这与后现代的戏谑精神不谋而合。在后工业时代,人的精神需要解放和自由。颠覆既有的束缚和枷锁,追求世间的平等和欢愉,是狂欢化精神的投射方向。卡通电影秉承了这一模式,它可以看作是对后工业社会技术导致人类精神压力的治疗性宣泄[8]。《加勒比海盗》具有后现代的美学特征,它通过解构、戏仿等手段消解了经典和中心,呈现出无拘无束的狂欢景象。这种立体交错的视觉文本,运用后现代的狂欢化叙事,黑色幽默的穿插性应用,使视觉形象颠覆了各种经典的文化和美学标准,具有戏虐、游戏的后现代特征。在《加勒比海盗》中,受到降格化处理的是杰克冒充法官去营救他的朋友吉比斯,严肃的法庭被杰克搞得乱作一团。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乔治国王也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国王不过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贪吃狂。在街头抓捕杰克的过程中,更是上演了好莱坞的拿手好戏——街头追逐战,现代的汽车换成了飞驰的马车,平日里威风凛凛的英国皇家卫队受到了嘲弄。杰克船长和他的伙伴们的滑稽、夸张、残忍、善良、对大海的热爱和执著,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梦想中的世界。

(三)潜在意义:西方价值观的巧妙植入

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电影工业的迅速崛起,迪斯尼动画电影作为美国文化工业的一部分,既有商业利润的追逐,同时也在传递着主流文化的价值与意识形态。在电影艺术的语言形态中,文化价值取向是一种寄寓在影像、故事体系中的“潜在意义”,它更多的通过“含蓄意指”的方式表达,而不是通过抽象的说教实现的[9]。《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在狂欢化的外表下,西方主流的文化价值观得以传播,即在影片的表层意义下面还隐藏着深层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是以年轻观众为受众的,观众的年轻化也使得电影制片方必须要迎合目标观众的欣赏需求。青年文化属于亚文化群体,是以反抗主流意识形态为表征的。迪斯尼公司作为文化工业的代表,维护强势文化和现有权力体系,善于在公共空间内用一种隐形的权力符号去建构主体[10]。在《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中,以后现代的消解、戏仿、恶搞等狂欢化手段去迎合当代青年观众特有的心理状态和青年亚文化特征。《加勒比海盗》所关注的核心主题是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所具有的积极、进取和乐观的精神,这也是美国精神之所在。

《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是经典童话与视觉艺术结合的完美产物,从中我们看到了经典童话在文化工业时代的延伸。通过深层意蕴的发掘,影像所展现出的是对权贵深层的讽刺及其对自由的向往。《加勒比海盗》的魅力让我们期待下一部系列影片的来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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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35.

[3]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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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50.

[8]侯庚洋.后工业社会的童话:皮克斯动画电影研究[J].电影新作,2009(3):41-45.

[9]贾磊磊.中国电影表述的文化价值观[J].艺术评论,2012(10):6-10.

[10]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论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6.

The Fairy Tale Narrative and Image Discourse in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SUN Hong-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China)

Abstract:The plot and framework of the series of movies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are modeled fairy tale narration.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movi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ory of Greimas semiotic narratology and reveals that Disney construct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of superficial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explores connotation of classic tale in the industrial time.The conclusion could be made that the deep core of the movie is the western mainstream value concept that is the individual indication of good and evil in spite of the fantasy appearance.The movie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stimulates the audience's imagination by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of multi-media symbol which push the artistic image to the limit.

Key words:fairy tale narration;greimas semiotic narratology;visual presentation;western mainstream value concept

作者简介:孙红元(1978-),女,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3-25

文章编号:2095-0365(2016)01-0057-05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dxxbskb.2016.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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