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力量：《士师记》叙事模式探析

何 琛

（1.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2.石家庄铁道大学外语系，河北石家庄 050043）



女性的力量：《士师记》叙事模式探析

何 琛1，2

（1.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2.石家庄铁道大学外语系，河北石家庄 050043）

摘 要：“上帝订约—先知传达—百姓践行”这一叙事模式始终贯穿《士师记》之中，其中一系列事件通过类似的叙事结构实现其内部的关联。本文以“先知传达”环节的关键人物底波拉和“百姓践行”环节的实践者雅亿这两位杰出的女性为切入点，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探讨《士师记》中的女性力量在叙事中的展现，揭示潜藏在《士师记》文本下的性别政治。

关键词：《士师记》；女性主义叙事模式；底波拉；雅亿

本文信息：何琛.女性的力量：《士师记》叙事模式探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1）：62－65.

一、《士师记》结构模型

传统的叙事性作品通常都有比较连贯和完整的情节发展过程，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部分。《旧约》作为一种叙事或叙事的方式载体，与其他叙事性作品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引入了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即上帝。在《旧约》中，以上帝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包容万物、统纳世界的普遍规则，形成了以“上帝”为特性的叙事话语。这一特性与圣经叙事紧密相连，贯通在整个《旧约》之中，并呈现了“上帝订法或订约—先知传达—百姓践行”这一圣经叙事的基本模式。《旧约》中独立成卷的纪传性著作都由一串相对独立的中、小事件彼此衔接而成。这一系列事件有时通过类似的叙事结构实现其内部的关联，典型一例见于《士师记》。在《士师记》中提到了十二位士师的名字，这些士师作为类型化人物以群体形式出现，而《士师记》的叙事框架也大同小异：以色列人常常背弃其祖先与上帝的立约，远离耶和华去侍奉迦南的巴力神和亚舍拉女神，上帝恼怒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使他们遭致外族的欺压，在苦难中呼求上帝拯救，上帝在以色列中兴起士师，他们带领以色列人脱离苦难生活，国中太平几十年；而后以色列人再度背弃上帝，遭致惩罚，进入新一轮循环。士师在诸次重大战事中都为以色列民族建功立业，毫无例外的每次均以民族进入太平盛世为结局。几乎所有的士师故事都是在此框架中讲述的，以致其成为《士师记》的形式标志和结构模型，契合弗莱创立的U型模式，即背叛以后落入灾难与奴役，随之是悔悟，然后通过解救又上升到差不多相当于上一次开始下降时的高度［1］。下文以《士师记》中底波拉和雅亿的故事来分析这一结构模型的实现过程。

二、女先知底波拉和雅亿在叙事模式中的作用

《旧约》中有众多的女性人物出现，除了提到的有名有姓近两百位妇女之外，还提到了数百位妇女。她们或被称为某某人的女儿，或某某的妻子，或某某的母亲，另外还有一些无名氏［2］。虽然《旧约》中对她们的生平事迹所记不丰，但她们在书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士师记》中的底波拉和雅亿就是其中比较独特的两位。

底波拉是一位女先知，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作为一个女人，底波拉并不亲自披挂上阵参与军事行动，她只是遵照上帝的旨意在幕后策划布阵，因此她的女先知角色更为显著，先知的判断代表了上帝的旨意，所以非同一般，而是充满了强烈神性内涵。因此底波拉可以被认为是上帝在以色列中的帮手，她是“先知传达”这一环节的关键人物，正是她预言了上帝必将敌将西西拉交到一个妇人手里，在叙事模式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底波拉虽然做了士师，但是上帝最初还是拣选了一个男人来做底波拉的帮手，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反击由西西拉率领的耶宾王大军。底波拉找来了巴拉，并忠实的向他传达了上帝的旨意。

“她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低斯将亚比挪庵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泊山去”（士4：6）。

“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士4：7）。

从这里可以看出上帝最初明确应许要将敌军和敌将西西拉交到巴拉的手上，即叙事模式的第一步“上帝订约”；然而巴拉将军因为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巨大，他没有立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反倒转而要求底波拉同他一起去抗敌。此时两人的对话形成鲜明对比，透过巴拉的懦弱，衬托出底波拉的智勇双全。这是对传统男性英雄形象的颠覆，对男权至上观念的有力打击。巴拉坚持让底波拉和他同去战场并非仅仅因为底波拉是具有灵性的士师，他的坚持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底波拉女性权威的质疑：他不能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拿自己和一万士兵的性命做赌注。于是巴拉提出如果底波拉自己也置身其中那么就相信她的预言。这时形势发生了改变，底波拉又做出另外一番预言，“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低斯去了”（士4：8）。

因为底波拉也去了战场，有些读者期待底波拉所说的“妇人”即是指自己。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性人物，底波拉完全胜任击败西西拉这一重任，然而故事没有按照读者的推测发展。首先，请求底波拉陪伴自己到战场上时巴拉将军很清楚自己的下级身份。如果底波拉预言的意图是刻意向巴拉将军指出胜利的荣耀将不会归功于他，那么她的预言是完全多余的。其次，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制服敌人并且将荣耀带给上帝。而且，作为一个女先知，底波拉的任务就是完成“先知传达”这一环节，必定不会在意自己的功劳和荣耀。

另外一个女人在抵抗迦南人的胜利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雅亿。《士师记》第17至22节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雅亿用计谋杀死了逃到她帐篷避难的敌军将领西西拉，正是雅亿刺杀西西拉的行动印证了底波拉的预言，成为“百姓践行”这一最终环节的实践者，在叙事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事实上，雅亿在这个故事中的作用主要是印证底波拉这位女先知的预言，完成“百姓践行”这一叙事模式的最终环节。雅亿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底波拉的“帮手”——帮助底波拉实现了她的预言。Rasmussen在其文章中认为底波拉在第四章14节以后从故事中消失了［3］，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并不能因为底波拉没有从头到尾出现在故事中，就由此断定她并非主角或者仅仅因为雅亿的行为印证了底波拉的预言而认为她是主角。恰恰相反，如果雅亿的所作所为正是为了践行底波拉的预言，那么雅亿刺杀西西拉这一情景事实上就成为了底波拉这位女先知其预言特征的扩展和延伸。

三、女性的力量

在表面的男性权威压制下，《士师记》中隐藏着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其中的女性角色得到了充分肯定。首先，士师时代之初押撒就鼓励丈夫要刚强（士1：14）；巴拉时代，在男人未能担当之际，女子被迫担当了勇士的角色。先是雅亿杀了外邦入侵的西西拉，除掉以色列的外患；接着是不知名的妇女杀了亚比米勒，除掉以色列的内忧。《士师记》呈现了上帝的公义，成就了他透过约坦发出的预言（士9：56～57），但成就的途径不是男人，而是女性的力量［4］。

底波拉所做的预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士4：9）对于西西拉和巴拉将军都是一种打击，她如何实现“百姓践行”的过程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当战争的乌云开始密集时，引出了主要人物的出场。在雅亿出现的场景中，西西拉和巴拉与她的关系都颇具讽刺意味。西西拉大军和巴拉大军的敌对状态在故事中是显而易见的。两位将军集合军队的过程也十分相似：

“巴拉就聚集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低斯，跟他步行上去的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士4：10）。

“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九百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设出来，到了基顺河”（士4：13）。

战争开始前两军的实力对比显示巴拉将军的部队是步行到战场，而敌军首领西西拉拥有“铁车九百辆”更为强大。然而在战争开始后形势很快发生了转变，“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士4：15）。叙事过程在经历了敌我双方的冲突升级后慢慢进入高潮部分。巴拉将军有如神助，即将大获全胜之时叙事情节又发生突转：西西拉在以色列军队面前溃败之时，他步行逃到了基尼人希百之妻雅亿的帐篷前。雅亿的出现使得读者心生疑问：西西拉是否能求得一线生机保全性命，巴拉是否能擒获西西拉避免功亏一篑呢［5］？

叙述者紧接着道出西西拉逃到雅亿帐篷前的原因：“因为夏琐王耶宾与基尼人希百家和好。”此时此刻西西拉是从父系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情境：如果希百是迦南人的盟友，那么他的妻子雅亿也毫不例外。而雅亿对西西拉充满同情的话语和温顺的行为进一步使他确信了自己的判断，“雅亿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她的帐棚。雅忆用被将他遮盖”（士4：18）。雅亿既不是西西拉的母亲也不是他的情人，而这样的话语和举动在叙事中是模棱两可的，她是在提供一个避难的场所还是给了西西拉一些暧昧的暗示呢？在《旧约》中，女性的帐篷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女性的身体。在进入帐篷后，西西拉躺下休息，而雅亿给他盖上被子；当西西拉请求喝水时，雅亿给他拿来牛奶；盖被子和拿牛奶常常是一位母亲安慰孩子的行为，所以西西拉充分相信了雅亿，放下了戒备之心并请求雅亿在他睡觉时替他放哨，反讽由此而生。“西西拉疲乏沉睡。希百的妻子雅亿取了帐棚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士4：21）。西西拉这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临死前也未曾料到自己会死在这个无比信任的手无寸铁的妇人手上。雅亿使用非传统的武器（帐篷的橛子和匠人的锤子，士5：26）刺杀西西拉这也体现了其女性的特质。女性被认为是弱势群体，在《旧约》中女性所能参与的战争是非常少见的，因此底波拉预言一个女人将杀死西西拉，这对于女性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而对雅亿刺杀敌将西西拉的描述则是对女性能力的赞赏和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肯定。

随着刺杀结束，叙事中的内在矛盾瞬间化解，故事随即进入尾声。然而，巴拉将军更微妙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出场应该引起读者的注意。巴拉在叙事角度的切换中登场了。巴拉将军进入帐篷后，亲眼看到了自己正在追捕的西西拉已经被刺死。第四章21节先是从叙事者的角度描写了雅亿刺杀西西拉这一事件，紧接着在第22节中西西拉的死又一次被提起，而第二次的叙事焦点突然转移到巴拉将军身上。叙事角度的转换使得刺杀被再一次强调，而这也将巴拉将军放到了一个略微尴尬的位置——猎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猎物已经被猎杀了。巴拉和雅亿这样略带讽刺的相逢也使得底波拉的预言成真。

雅亿帮助以色列人的动机在故事中并没有交代清楚。在一些情况下，主要人物的背景材料不见于开端处，而出现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摩西岳父（或作内兄）何巴的后裔，基尼人希百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低斯撒拿音的橡树旁支搭帐棚”（士4：11）。由此可以推断出，雅亿所属的基尼族和迦南人以及以色列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故事中一再强调基尼族的中立状态也解释了敌对的两位将军都信赖雅亿的原因。然而，这种中立状态使得雅亿的动机变得模糊不清。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一下：首先，如果雅亿是真心地款待西西拉，使他保住性命，那么当以色列大获全胜之时她必然要受到牵连，像其他杵逆上帝意旨的人一样遭受惩罚。其次，雅亿当时手无寸铁的独自在帐篷中，如果她试图拒绝全副武装的西西拉进入帐篷躲藏，那么也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最后，西西拉代表着压迫“上帝选民”以色列的暴君形象，如果他这次能死里逃生，日后再卷土重来杀害以色列民族的话，那么雅亿就是在助纣为虐。因此雅亿才欲擒故纵，假意逢迎后再痛下杀手，帮助以色列除了这个心腹之患。

底波拉、雅亿和巴拉的故事，是当时以色列人社会状况的一个写照。底波拉和巴拉的征战，也许是想冲破迦南城邦在北方加利利与示剑周围以色列居住区之间的阻碍。占据耶斯列大平原意义重大：所有主要贸易通道都从这里经过，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就等于控制了迦南的大部分。征战的结果是以色列取胜，迦南诸王虽未被根除，但他们的强势已经瓦解，以色列人彻底推翻耶宾王及其势力，只是时间的问题（士4：23～24）［6］。

四、结语

女性在《士师记》的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经文中共提到十九位妇女。但是这十九个女性角色只有四个是有名字的，即押撒、底波拉、雅亿、大利拉，而其他的则是由与男性所处的不同关系而定位的：一类是与男性的血缘关系比如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或是夫妻关系：耶弗他的女儿、参孙的母亲、利未人的妾等。另外一类是以独立身份定义：西西拉母亲的宫女、打死亚比米勒的夫人；最后一类以地名来命名：迦萨的妓女、基列雅比与示罗的女子等。这些女性角色是为了彰显《士师记》中的男性而存在，沦为男性权力或男性叙事的标签，揭示了以色列古代社会的父权结构本质，以及《士师记》叙事的男性主义立场［7］。

在《士师记》的文本叙述中，以上帝为中心的叙述模式重要特征就是上帝所行的神迹以及神谕。这些神迹以及神谕彰显了上帝的内在神性，也成为上帝之道的一种外化表征。因此，上帝对先知的“晓谕”，先知对此的传达成为《士师记》基本的叙述模式。在《士师记》第五章中，底波拉和巴拉高度赞许了雅亿。对雅亿刺杀西西拉的详细描述正是为了展示上帝预言的实现过程，并再次强调底波拉做为女先知的预言特性。底波拉的预言推动了雅亿的行动，而正是雅亿的行动使得故事的主旨更为突出。如果没有上帝的神性话语指引，女先知底波拉不会找到巴拉将军来统领大军对抗耶宾王，雅亿更不会原因不明地刺杀西西拉，以色列人便不会结束所遭受的苦难生活。雅亿和底波拉这两位幕前的英雄都是杰出的女性，她们在故事中扮演着“上帝之手”的角色，携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耶宾王的压迫，使得国中太平四十年。然而，无论神迹奇事的施行者是谁，最终还是要归入上帝之道的内在规则，并成为上帝之道的一种叙事表征。

参考文献：

［1］弗莱.伟大的代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0.

［2］埃迪斯·蒂恩.圣经中的妇女［M］.圣佛朗西斯科：哈帕科林斯出版社，1988：12－17.

［3］Rasmussen R C.“Deborah the woman Warrior”，M.Bal（ed.），Anti－Covenant：Counter－Reading Women’s Lives［M］.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1989：70－93.

［4］吴献章.从士师记的文学特征和神学蕴涵看女性角色［J］.圣经文学研究，2007（1）：228－250.

［5］何琛，钱晓燕.揭开“诱惑和欺骗”的面纱——《士师记》女性人物塑造阐释［J］.长城，2009（5）：120－122.

［6］约翰·德雷恩.旧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1.

［7］Athalya Brenner ed.A Feminist Companion to Judges ［M］.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1993：116－130.

The Power of Women：the Narrative Pattern of the Judeges

HE Chen1，2
（1.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2.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43，China）

Abstract：The narrative pattern"God contracting－Prophets convey－People practicing"runs through"Judges".A series of events achieve its interior association through a similar narrative structure.Through the two outstanding women Prophetess Deborah，the key figure in"the prophet convey"part，and Jael，practitioner of the final part"people practice"，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power of women in the narratives of Judges from the feminist narrative perspective，revealing the gender politics hidden under the texts.

Key words：Judges；Feminist Narrative Pattern；Deborah；Jael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HB15ZZ009；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SZ141285）

作者简介：何 琛（1982－），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古典学，英美文学，犹太宗教文化等。

收稿日期：2015－03－25

文章编号：2095－0365（2016）01－0062－04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dxxbskb.2016.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