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派与土壤派的文学论争——以阿克萨科夫兄弟为视角

陆 尧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31)

1861年1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时代》(Время,1861—1863)第一期出版，同年10月15日，斯拉夫派报刊《日报》(День, 1861—1865)开始发行。因与斯拉夫派思想颇有渊源，陀思妥耶夫斯基(下文统称陀氏)对《日报》满心期待：“莫斯科将发行新的报刊《日报》，由阿克萨科夫编辑，请让我们拭目以待！”[1]53但第一期《日报》因刊载了主编伊万·阿克萨科夫(下文统称阿氏)的《以自我认知的方式回归民族生活》一文使陀氏颇为不满。在第11期的《时代》上作家以《最近的文学现象：〈日报〉》一文痛批了阿氏，称其“对当代现实一窍不通”[2]234，以此宣泄对斯拉夫派的不满。阿氏则在给索汉斯卡娅(Соханская Н. С., 1823—1884)的信中回击了批评者：“总之，这份以一种极端绝望的斯拉夫形象出现的杂志(指《时代》——作者注)一有时间便攻击我们，说我们斯拉夫主义已经过时了，说我们想创建一个关于俄国人民性的学说，这简直毫无信仰与法则！”[3]570由此，一场肇端于陀氏，长达两年的文学论战就此开始。长期以来，学术界往往聚焦于陀氏的相关论断，对于阿氏兄弟，尤其是阿氏本人则关注不多。21世纪以来，随着斯拉夫派的一些经典著作在俄罗斯再版，阿氏的观点也逐渐得到重视。在研究后不难发现，这场论战从表面上看是两位作家、两个思想流派的差别所致，其实却是如何看待俄国文学现状，进而构建理想俄国文学的一种思想探索。

一、对俄国文学现状的批评与辩护

阿氏的文学批评观基本与老斯拉夫派一致。在西方思潮冲击下，斯拉夫主义者看到了精神空虚与道德沦丧引发的社会震动。因此斯拉夫派对文学界其他势力，尤其是对西欧派的文学主张十分警惕，一系列违背其创作原则、揭露黑暗现实的文学思想皆被排斥。面对席卷俄国的批评现实主义浪潮，阿氏指责该派的作品与理论是对读者的欺骗和对自己良心的蒙蔽。

在《以自我认知的方式回归民族生活》一文中，阿氏称彼得改革后的社会为充满“谎言”的社会，其表现为盲目接纳西欧的一切而忽略民族良心。阿氏认为：“谎言在多么宽广的空间里传播……社会生活的全部，都像得了麻风病一样被它腐蚀。”[4]170文学领域也毫无二致，其存在的谎言有两种形式：其一是“谎言”的文学，这种文学是对民族生活的非真实写照，是别有用心者的工具；其二是“谎言”的理论，这种理论空洞无益、愚弄人民。

(一)“谎言”文学的定义及其成因

阿氏认为，“谎言”的文学，是无法真实反映民族理想状态甚至恶意歪曲民族形象的文学。这类俄国文学皆是对西欧文学的借鉴模仿，是披上俄罗斯历史外衣，却让人民倍感陌生的文学：“感染外国疾病的文学，对人民的痛苦无动于衷。”[4]170不同于谎言的文学，理想的文学是由斯拉夫派作家创作的文学。这些作家以彼得改革前的农村生活为切入点，描写了理想的乡居生活，力图反映正面、积极、理想的因素，这种创作倾向与热衷揭露社会弊病的西欧派截然相反。

从康·阿克萨科夫(Аксаков К. С., 1817—1860)对《死魂灵》的批评，可以发掘斯拉夫派的批评倾向。果戈理因《死魂灵》被西欧派推崇备至，别林斯基曾评价：“《死魂灵》使陷入麻木状态的现代俄国文学苏生了。”[5]440他肯定了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认为作者塑造的五个丑陋地主形象，是对农奴制的鞭挞和对惨淡农村生活图景的揭露。而康·阿克萨科夫则在地主身上看到了俄国宗法制的“正面因素”，看到了斯拉夫派理想中的人道主义。因此，康·阿克萨科夫认为《死魂灵》是当之无愧的史诗，是俄国的《伊利亚特》，“谈到这些‘老式地主’们，其他人只能在他们身上看到粗鄙与兽性，而果戈理看得更深更远，他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深刻的人道意义……”[6]147-148。

斯拉夫派理论认为，自然主义创作手法是一种消极、被动反映现实的创作方式，它对环境与人进行了剖析式描写。在斯拉夫派看来，如果不能对生活进行有机整合式的描述，那么作者就会执着于对现实进行片段式描绘，因过度关注黑暗而走向谎言。斯拉夫派批评家伊万措夫-普拉东诺夫(Иванцов- Платонов А. М., 1835—1894)称：“自从作家们开始关注我们的民族生活……俄国人愚昧的、黑暗的一面便被他们理解、描述成民族生活，并称之为俄罗斯生活的负面现象。”[7]1批评家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无视俄国人民的情感，常因沉浸在消极情绪中而误解与扭曲了人民的精神面貌。尤里·萨马林(Самарин Ю.Ф.,1819—1876)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对现实的过分渴望伴随着对生活中灰暗、无趣的时刻关注，最终会导致对现实的诋毁，即过分夸大其黑暗面。”[8]85

阿氏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本民族有着非理性的恶意：“对我们民族的谴责，不是因为愤慨而热烈的爱，而是因为内心的不虔诚，因为对一切神圣荣誉和责任本能的敌视。”[4]170谎言的文学便是恶意的体现。虽说如此，但这并不代表斯拉夫派拒绝谴责，只是他们认为谴责应有度。伊万措夫-普拉东诺夫承认，目前俄国存在不足之处，但不能因此就对其肆意戏谑，因为“民族文学的至高目标和任务不在于诉说民族已知之恶，他们有什么病，没有什么病，而是以诗意的方式重建应赋予他们的东西，以此实现历史的目标”[7]2-3。

那么，“谎言”文学到底是如何表现的呢？康·阿克萨科夫以皮谢姆斯基(Писемский А. Ф.,1821—1881)的喜剧《疑病患者》(Ипохондрик)为例，阐释了谎言的文学表现形式。批评家认为，皮谢姆斯基在戏剧中以自然主义创作手法对人物的外貌及活动环境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写，力图还原逼真的生活图景。但随后批评家指出，《疑病患者》是对《死魂灵》的失败师法，刻鹄不成反类鹜，令读者生理不适，“喜剧中的肮脏面孔带着现实和偶然的污秽，毫无艺术感”[6]227。因此，康·阿克萨科夫得出结论：揭露“现实”的文学并不一定不是“谎言”的文学，相反，对“现实”的过度追求会走向机械的复制，失去文学性。“如果真实是一种艺术美德，那么排名第一的艺术家应该是达盖尔摄影法或速记员。”[6]229在康·阿克萨科夫看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就是一种对丑恶现实毫无艺术价值的复制，其所依赖的自然主义创作手法并非师承果戈理，仅是对其外在技法的模仿，并没有触及作者的思想实质，即东正教理想。因此批判现实主义的诞生“是对艺术天才的错误理解的结果，是因为吸收了外部技术，而非伟大艺术家的想法，当然也不是天赋”[6]218。

除皮谢姆斯基外，屠格涅夫的部分作品及早期陀氏的创作，都被斯拉夫派学者称为“谎言”文学，他们在作品中过度关注黑暗因而被斯拉夫派排斥。原因在于，斯拉夫派的创作与批评始终扎根于消极浪漫主义，其文学活动的宗旨是维护与美化宗法制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对现实的塑造客观上会激起社会普遍的反抗情绪，这与斯拉夫派温和改良的主张背道而驰。为维护自身利益，斯拉夫派对该类文学的打压与排斥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谎言”理论的定义与危害

阿氏认为，“谎言”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疯狂的学说”，“谎言在于疯狂学说的胜利，这些学说由厚颜无耻的无知所创造”[4]170。这种理论因包含了欧洲意识形态，本身也成为谎言：“谎言在于随便地追求进步与文明中的新事物。”[4]170因此，鼓吹“文明”“自由”的理论被阿氏视为文学领域的谎言的又一种表现。基列耶夫斯基(Киреевский И. В., 1806—1856)曾批评《祖国纪事》上过度泛滥的西欧理论：“他们不是向我们传递欧洲教育的成果，而是不断地被这种教育的某些特殊表现所迷惑，但却没能真正理解它，他们认为是新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早在俄罗斯就已经有了。”[9]197

在《知识分子与人民元素的脱离》一文中，阿氏痛斥了关于谎言的理论：“这是何种理论？首先，它是空洞的、赤裸的否定……其次，它是蛮横的、愚蠢的、毫无意义的力量……”[4]175阿氏否认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它不仅空洞无益，还具有迷惑性：“这些半真半假的东西连同所有精神上的幻觉，会无畏地潜伏在人的内心，如海市蜃楼般欺骗他。”[10]372任由谎言的理论横行会引起社会动荡，对未经世事的热血青年毒害则更为严重。阿氏提醒青年切勿盲从西欧理论：“由于意志不发达，在成年人身上可以合理克制的东西在青年身上就不那么容易克制了；他们的所为已经越过界限，急于用活生生的、往往是丑陋的形式去解决那些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矛盾。”[10]373而作为成人，更应该去积极抵抗西方理论，避免社会堕落，防止青年上行下效。

阿氏看到了充斥着谎言的俄国，但他坚信，谎言的理论无法触及民族精神实质，终将如同病毒一样被复苏的民族机体所排斥：“‘公开性’‘自由主义’‘人性’‘进步’‘红色’等已经被庸俗化了的词意味着什么？……他们在我们的生活和五千万俄罗斯人民的同情心中没有根基，是无力的，尤其这些全部参照西方的习惯，通过模仿得到的东西更是如此。”[10]372

虽然斯拉夫派排斥对西方理论的挪用，称其为“谎言”的理论、“过时的理论”，但这并不代表斯拉夫派排斥理论。相反，斯拉夫派知识分子一直号召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如基列耶夫斯基的文明对立学说、霍米亚科夫(Хомяков А. С.,1804—1860)的“聚合性”、阿氏的“国家—社会—人民”有机学说等，都是立足民族现状、整合东正教因素与古俄罗斯民间传统的、具有俄国特色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受到官方民粹派与西欧派的夹击，但影响深远——“斯拉夫派的美学思想和文学批评虽然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和保守复旧的性质，但在俄国美学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11]220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文学现状的辩护

阿氏的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陀氏的不满，他一改之前对《日报》的期待，称其为“安息了却不安分的《俄罗斯谈话》(1856—1860)”[2]231的诈尸。陀氏认为，斯拉夫派对当代文学的否定过于消极，是为否定而否定的文学观的表现。斯拉夫派眼中的理想俄国只是部分现实与彼得改革前历史幻象混合的产物。随后，《时代》刊登的对《康·谢·阿克萨科夫文集》的书评也印证了陀氏的观点，即斯拉夫派“不是为艺术而否定，是以俄罗斯人民过去的历史生活所赋予的理想为名”[12]50对现实的否定。

陀氏认为，“斯拉夫派批评家不愿意理解现代文学”[13]84。因为只有对现状加以谴责才能鞭策其前行，为此需要自我谴责的文学——“正是这个文学，激烈否定的文学，以任何文学都未曾有过的力量，实行讽刺和主动自我谴责的文学、高尚的文学，怀着激情径直奔向勇敢和正直的文学，得到了最极端西欧派的热情支持。”[2]235陀氏充分肯定文学谴责的作用，认为自我谴责能扯掉社会的遮羞布，反观斯拉夫派对现实的粉饰才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认为，陀氏意识到了俄国文学的实质，即俄国文学内部蕴含着发展与变革的动力。随着俄国文学回归“土壤”，它开始承担反对极端西方化的任务，“但它首先必须通过无情审视‘彼得大帝改革土崩瓦解’时期俄国的生命力来清理根基”[14]107，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斯特拉霍夫(Страхов Н. Н.,1828—1896)论证了自我谴责在俄国文学产生发展的必然性：“毫无疑问，俄国对自我判断、自我谴责甚至自我羞辱的要求极为迫切，这是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15]45但批评家认为，斯拉夫派拒绝现有文学情有可原：“我们现在的精神运动对斯拉夫主义者来说是浅薄的……他们认为，俄罗斯仍是强大的，仍然与古代因素共存，它以前的生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正是因为对过去的尊重，以及对赋予俄罗斯历史更大的意义和完整性的渴望，他们对新时代的现象持不信任的态度。”[15]48

可见，无论是陀氏还是斯特拉霍夫，他们对现存文学的态度都较为宽容，并肯定了自我谴责倾向的必要。自18世纪以来，俄国始终保留着谴责的传统，从诺维科夫到冯维辛再到果戈理，讽刺文学一直给社会敲响警钟。陀氏认为，现阶段的俄国社会仍需要文学的谴责与讽刺。因此，斯拉夫派对这种需求置若罔闻的态度令陀氏感到愤慨。

总之，对文学态度的差异是阿氏与陀氏观念的分野。前者立足斯拉夫派，看到了文学的不足：文学被西欧派功利化，成为攻击民族形象的工具；西欧理论同样毒害着青年人，造成社会动乱，这是持保守态度的阿氏不愿看到的。而陀氏相对温和，他肯定了谴责文学存在的必要性，认为社会的发展需要文学的鞭笞，这符合他一贯以来秉持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二、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与辩护

如阿氏所言：“民族的土壤外不存在根基；民族的土壤外亦不存在真正的、有生命力的东西。”[4]169在他看来，无论是谎言的文学还是理论，这种消极、否定文学环境的形成，都与知识分子弃绝俄国土壤、拒绝人民精神滋养的情况有关。因此，阿氏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的堕落才是造成俄国文学环境崩坏的主要原因。

(一)阿克萨科夫对知识分子的批评

知识分子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语，“noesis——意识，最高程度的理解”[16]838。19世纪60年代，该词逐渐指专职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阶层。“现代研究者指出，在俄国批评家中，正是阿克萨科夫在《知识分子与人民元素的脱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知识分子’一词。”[16]840阿氏所指的知识分子，是 “与人民疏远、与民族土壤和民族精神脱离的‘各种类型的学者和艺术家’”[4]175，他们通常是脱离土地的西欧派，而非仰视人民的斯拉夫主义者。康·阿克萨科夫曾探究俄国知识分子困境的成因，认为他们的悲剧源于背离人民：“目前，俄罗斯处于内部混乱的状态，被一个不合情理的谎言所掩盖。政府，以及随之而来的上层阶级，已经与人民疏远，成为他们的异类。”[17]71德米特里· 霍米亚科夫(Хомяков Д. С.,1841—1919)也批评知识分子盲目否定俄国的行为：“反对俄罗斯的一切是(现在仍然是)知识分子的口号，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仍弥漫着对彼得大帝的崇拜。知识分子认为，似乎只有他们知道生活在‘黑暗与阴影中的’俄罗斯人民需要什么。”[18]278可见，知识分子脱离民族土壤的现象早已成为斯拉夫派的共识，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亦构成斯拉夫派的理论。

阿氏将脱离民族土壤和民族精神的西欧派知识分子比作围绕在沉睡俄国旁喧嚣的侏儒，他们“不在意它，不理解也不想去了解它，了解它的生活奥秘、习俗、信仰以及法律……他们盲目地给它制定法规……以它的名义骗人和撒谎”[4]175。阿氏指出，知识分子的极度媚外迫使社会陷入模仿舶来糟粕的窘境：“无论在何处，到处都是对外国事物顺从的奴役态度，毫无意义的屈服和模仿，对人民精神的背叛，对俄罗斯人民性粗暴的外在模仿。”[4]175屈从外来文明的知识分子对俄国危害极大，他们干预了俄国的自我发展。因此真正对俄国有危害的不是法国人、德国人，而是“藏在每个‘受过教育的’俄国人灵魂中的德国人”①。

知识分子的媚外恶化了社会风气，由此阿氏判断他们缺乏人民性，“斯拉夫派否认俄国知识分子身上有人民性，否认现有的俄罗斯文学中存在人民性和民族性”[1]53。在批评家看来，唯有斯拉夫派珍重俄国人民性，其他派别探讨的“人民性”“民族性”都是对这一概念的曲解。为此，阿氏多次就人民性问题与其他流派论战。例如，他曾质疑《时代》对人民性的阐释权：“这份杂志没有很高的道德底线，也没有更高的诚信体系。它厚颜无耻地在其扉页上写道：‘它是第一个发现在俄罗斯文学中存在俄国人民性的杂志，它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个里程碑’……”[19]23

阿氏宣扬东正教外无俄国人民性。东正教是俄国人民性产生与发展的主导因素：“东正教是一种精神历史元素，在它的影响下，俄罗斯的人民性形成并趋于复杂，试图将人民性与东正教分开的所有尝试都是枉然的……”[10]748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件中，阿氏攻击土壤派对人民性的曲解：“《时代》总是犯这样的错误，在宗教之外，在东正教之外把握俄罗斯人民性的实质，谈论土壤却不了解土壤的特性。”[19]15指责土壤派所谓的“人民性”缺乏宗教性，缺乏通过东正教解决问题的勇气，是对俄国人民性的误读。

从阿氏立场上看，他对知识分子的指摘似乎无可厚非。斯拉夫派视道德品质与人民性两重因素为判断世相的标准。他们从农奴身上寻得高尚的道德品质，但却认为知识分子“道德败坏”。对人民性的苛刻定义使其向其他流派展开攻击，这显然失之偏颇。阿氏将西方思想与道德堕落画上了等号的行为，体现出斯拉夫派因循守旧的弊病。但应指出，在阿氏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中，亦包含了对后者的惋惜与期盼，这给他的批评观染上了一抹温情色彩。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知识分子的辩护

阿氏冰冷的态度令陀氏不满。后者反驳道，正是斯拉夫派对西方派先存成见，才会对自然主义创作进行抨击。而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都执着己方思想打压对方的理论，双方都对俄国现实全盘否定，陷入盲目的自我崇拜。斯拉夫派固守改革前的信仰，“不相信彼得的虚无主义改革”[15]48。认为历史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西欧派则被欧洲的新奇理论所迷惑，试图将俄国生活硬塞进欧洲理论中。斯拉夫派对人民性的偏执，使他们只承认理想中的民众生活而无视俄国现实，“否定在文学和社会中的任何实际情况”[20]472。而西欧派曾一度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中，否定既往俄国的一切，否认人民性而追求全人类性。

相较于阿氏对西欧派知识分子的全盘否定，陀氏更偏中庸，认为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知识分子各有优劣。他看到了斯拉夫派在维护人民性和地方区域自治的努力，也看到了西欧派为改变俄国直面现实的勇气。陀氏认为，前者钻进书斋，透过玫瑰色滤镜回望俄国古代历史，极力抗拒西方文明的一切，而后者曾一度陷入文化虚无主义，主张拥抱欧洲，摒弃俄国本身的一切，向全人类性和普遍性迈进，两者的行为本质皆是对俄国人民的离弃。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阿氏还是陀氏，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土壤派，西欧派知识分子背离人民已成双方共识。不同在于，阿氏认为知识分子主动离开人民，选择拥抱西方，而陀氏断定知识分子是被动的：“有一点是无疑的，彼得的改革使一部分人民脱离了另一部分，脱离了其主体部分……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从下而上。”[20]478因此，陀氏怜悯地看待知识分子，号召他们回归土壤。正如俄国学者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知识分子并不深怀憎恨，他只想通过回归土壤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1]53这种“回归土壤”的方式被陀氏称作俄国的第三条道路，也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三、批评的根源——阿克萨科夫论俄国的文化环境

(一)阿克萨科夫论文化真空与文化自卑

彼得改革造成社会断裂，破坏俄国本土民族文化的有机发展，这种观点已得到斯拉夫派与土壤派的公认。阿氏认为，文化断裂造成了贵族对原生文化的怀疑，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西欧派知识分子的文化自卑。

在继承了西方浪漫主义有机体理论及东正教生命有机论的基础上，斯拉夫派提出民族生命体的“有机性”美学思想。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曾是一个有机生命体。改革前，俄国有村社和地方区域自治，民风淳朴；改革后，“一切带有民族印记的东西都被出卖，被嘲笑、被责骂、被迫害；衣服、习俗、风俗、语言——一切都被扭曲、被肢解、被残害”[6]265。种种现象似乎都昭示着改革弥留的文化真空。

霍米亚科夫曾这样描述这场文化危机：官僚体制取代宗法制，西方文化取代传统文化，“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形成和巩固，社会最初的、纯朴和宗法状态的痕迹便逐渐地被抹掉”[21]25。基列耶夫斯基亦抨击改革带来的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在给合理性带来的各种好处以应有评价的同时，我认为，在终有尽头的发展中它将痛楚而清楚地发现：原则(指构成西方文化核心的理性主义原则——作者注)是何等的片面、何等的具有欺骗性，多么富有诱惑力和多么阴险狡诈”[21]43。他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与俄国格格不入，唯有以东正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方能在俄国长存。理性主义无益于欧洲启蒙，同样无益于俄罗斯文化。

随后，阿氏进一步论述了改革带来的文化冲击。他提出，西方文化的入侵迫使俄国文化环境形成真空，文化真空表现为两点：在文学领域，教会斯拉夫语、民间俗语以及形态各异的外来语混杂变异，形成不伦不类的产物。在思想领域，俄国传统价值尺度失效，判断标准外国化并深受追捧。阿氏形容道：“这里和那里同样是对其他世界的顺从的奴性态度，是毫无意义的奴性的模仿，是对本土精神的背叛，是对俄罗斯人民性的粗暴的外在模仿。”[4]174在批评家看来，破除真空的关键在于复兴俄国有机的文化，“要还俄罗斯民间生活自由、完整、正确、丰硕的原始有机生长”[6]266。

文化真空进一步使知识分子产生文化自卑，他们不仅嘲弄原生文化的伤痕，还无视社会弊病的根源：“我们(指知识分子——作者注)庆祝自己的觉醒，欣赏镜中的自己……却借助显微镜无情地窥视、揭露社会的创伤和悲哀，然从未发现疾病的真正根源。”[10]389在追求“全人类性”的途中，知识分子失去民族精神和道德的供养，失去了人民性。“当我们感到自己开始异化、成为无力、无根的精神孤儿时，我们才把人民性作为我们研究和调查的主题。”[10]393对本土文化的自卑和对外来文化的崇拜，使他们主动脱离人民与土地，去拥抱西方，从精神上彻底异化为外国人，逐渐丧失人民性。

阿氏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切断俄国的有机发展，公职部门取代地方区域自治，行政关系取代宗法关系。俄国最终分裂为文明俄国与道德俄国，知识分子代表文明的俄国，掌握艺术与科学知识，但却道德败坏。他们热衷创作谎言的文学，研究空洞却极具煽动力的理论，毒害青年。而广大平民代表了道德的俄国，尽管缺乏文化素养，但却能在前彼得时代创造出灿烂的民间文化。他们与土地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君主之间维系着亲如父兄的宗法制关系，精神上被东正教引领，道德高尚，是所有知识分子理应膜拜的对象。从阿氏的论述来看，他常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俄国的社会问题：文明俄国与道德俄国对立，宗法制与行政制对立，东正教与西欧文化对立，以及知识分子与人民对立。对这些矛盾的批评与阐释构成了阿氏学说的重要内容。

总之，阿氏在古老罗斯的生活中看到了俄国重返伊甸园的可能。为此，他警告大众小心西方文化侵略，主张以东正教精神和民族精神教育知识分子，以恢复彼此的有机联系。为此他拒绝现有知识分子，这是他对未来的忧虑和对现实担忧的体现，足以证明他对这片土地及人民的关怀。也正是对斯拉夫民族深沉的爱，使他后期走向泛斯拉夫主义。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知识分子的同情

陀氏从根本上否定了阿氏的知识分子观。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不满情绪古已有之：“在临近彼得的时候，人民已经感到生活的贫瘠，表现出抗议当时的现状，试图走到空气清新的氛围之中……至少我们这样理解历史的事实——我们的分裂。”[20]479改革客观上加速了知识分子接受欧洲文化的进程，提高了俄国的文明程度，对俄国有利无害。彼得之错在于急功近利，以专制化的行政改革代替社会自我改革。人民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主体，本能地排斥外来的文化。

而受启蒙影响的知识分子却早已迫不及待地“走到空气清新的氛围之中”，拉大与人民的鸿沟。当知识分子意识到应与人民联手改革俄国时，后者却由于知识分子的异化而选择拒绝：“正是由于人民不相信他们是真诚的。这里怪罪人民愚昧，不识好歹，以此责难人民自己，是最不公道的……应该说实话，我们不善于接近人民。”[20]481知识分子因与人民分离，脱离根基而被人民主动拒绝，又囿于理论而无法实践。他们看似掌握社会话语权，却一直被人民所边缘化。

然而，土壤派并未太过关注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对他们来说，历史已经无法改变，解决当下才是重中之重。就知识分子道路抉择的问题，土壤派批评家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Григорьев. Ап., 1822—1864)建议，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该主动给自己划分阵营，无论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首先应牢记自己的俄国身份。他在普希金身上看到答案：这位诗人是“唯一完整的人，是我们民族天性特质的唯一全面代表……他既不是西方人，也不是斯拉夫主义者，而是一个俄罗斯人……[22]201-203因此，唯有时刻保持民族身份的认知，才能在作品中表达出真正的民族意义。

诚如俄国学者所说：“土壤派能够发现当代俄国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并对彼得改革后的文学历史深感同情。”[13]15所以，陀氏选择谅解不幸的文学状况与知识分子，格里高利耶夫与斯特拉霍夫也做出相似的抉择：热爱俄国的现实。他们认为接受现状是改变俄国的首要条件，也是最好的出路。中国学者认为：“在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思想彷徨和紧张的道德探索 (在19世纪集中体现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半个多世纪的思想纷争) 之后，‘文明与人民根基(真理) 的和解’，即‘彼得大帝改革的追随者们与人民真理的和解便势在必行’，这也是每一个俄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23]111

《时代》本就对《日报》的态度不算友好，在后者发行之初，“几乎所有主流的新闻报刊都对其表达了同情，但陀氏兄弟的《时代》除外，他们认为阿氏的期刊是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产物，因此报刊需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倾向”[24]182。随着论战的结束，《日报》与《时代》的关系愈加不睦。1863年《时代》刊发了斯特拉霍夫的《致命问题》，该文因触及斯拉夫派利益从而引来阿氏的又一次炮轰，《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也参与了这场论战。可见，《日报》与《时代》的论战，不仅仅是两派之间简单的意见相左，更多的是面临同种危机下不同意识形态碰撞的体现。

三、结语

与小贵族出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阿氏兄弟出身古老的贵族世家。贵族的生活志趣，浓厚的宗教氛围以及民间传统节日，使他们往往透过一层玫瑰色滤镜来看待彼得改革前的历史。他们对改革前的历史充满美好想象，因此改革后的种种残酷现实令他们对当下采取了否定与拒绝的态度。他们否定自然主义文学，认为它是对俄国民族精神的亵渎与歪曲；他们也不承认彼得的追随者们在俄国的作用，将其视为彼得改革后畸形的产物，是主动背叛人民、陷入文化自卑情绪的精神异邦人。阿氏兄弟把希望寄托在过去，认为只有恢复古老的制度，使社会、国家与人民三者之间有机协调发展，才能彻底根除俄国社会的弊病。而陀氏坚定地走俄国的“第三条道路”，认为只有直面俄国社会，抛弃对现有文学的否定、抛弃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见、抛弃人民与知识分子、俄国与西欧之别，选择和解与热爱，才是俄国最需要走的道路。总而言之，无论是阿氏兄弟还是陀氏，两者都立足于俄国坚实的传统文化，旨在恢复俄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不同的是，阿氏兄弟选择回望历史，试图借用传统力量抵御舶来文化的侵袭；而陀氏选择立足当下，扎根土壤，对俄国的现状充满信心。当后人回溯历史才能发现，论战的背后既是不同派别思想主张的碰撞，也是社会困境下知识分子个人求索的具体表现。

注释：

①引自阿克萨科夫于1865年9月25日在《日报》上发表的社论题目《不是德国的德国人置我们于危险，真凶是藏在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心中的那个德国人》。